大量外族人在唐，是导致安史之乱很久才平息的原因之一吗？

不是。

安史之乱并非五胡乱华那种胡人对汉人的战争。

安史叛军胡人多不假，唐军胡人也不少，契丹人李光弼、铁勒人仆固怀恩和浑瑊、高句丽人高仙芝……可能还有我没列举出来的唐军胡人将领。

如果没有这些优秀的胡人将领，唐军想平定安史之乱还要再高些难度。

总之安史之乱并非一场民族战争。

先说几点概论：

1.安禄山出身的幽州武士集团源自营州柳城胡人聚落，而该聚落是唐朝为了“以胡制蕃”而一手打造，跟什么“包容开放”没啥关系。

2、安禄山和史思明作为“杂胡”，其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有着鲜明的内亚文化色彩，其集团也多有粟特人武将。

3、安禄山自称为“光明之神”的化身，并亲自主持粟特聚落中群胡的祆教祭祀活动，使自己成为胡族百姓的宗教领袖。他利用宗教的力量来团聚辖境内外的粟特胡众，利用“光明之神”的身份来号召民众。大量蕃兵胡将追随安禄山起兵反叛，不能不考虑“光明之神”感召的精神力量。

4、安史之乱后唐朝确实出现了对胡化、胡人的反感与排斥。

5、“大量外族人在唐，导致叛乱很久才平息？”我个人不赞同，我觉得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等外族将领大大加快了局势的好转。

1、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唐朝之“胡”多指昭武九姓胡，也就是西域粟特人。本文如无特别说明，也均指粟特。

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高层核心，都是营州地区的“杂胡”，也就是突厥与粟特血统文化混合的族群。那么营州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杂胡”呢？

营州粟特，主要出自柳城粟特聚落。柳城粟特胡之来历，最早见于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夏，因契丹攻陷营州，则天武后“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营州”，表明大量六胡州等地的粟特人进入营州地区。以后，开元初（713年以后），安禄山等辗转来到柳城。天宝元年（742），康阿义又率部落到达。

众所周知，粟特人传统上并不是能征善战的民族，而是一个往来于东西方交通通道的商业民族。西北的沙州、西州等地也有陆续迁徙来的粟特人集团被唐朝编入乡里，在沙州为从化乡，在西州为崇化乡。然而营州粟特跟以上聚落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

一、这是唐朝通过行政手段经过几次较大的粟特部落的迁入而形成的。

二、这些粟特人都是从东突厥汗国内迁徙而来的，精于骑射，富有战斗力，无论血统还是文化上也呈现出粟特-突厥混合的倾向（即所谓“杂胡”）

唐朝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以胡制蕃，自从营州之乱后唐朝面对两蕃（契丹、奚）就越发力不从心，因此想要利用这些善战的粟特胡人，来对付两蕃。

也正是因为要保持粟特部落强大的战斗力，故而唐朝未将粟特部落打散而是只对这里保持松散控制，安禄山和史思明等人也正是在和东北两蕃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

营州胡人风貌，正如高适《营州歌》：

营州少年满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也正是这样的聚落，让安禄山得以积聚出许多粟特武将：

安忠臣，安禄山养子

安忠顺，后改名守忠，天宝十载时列安禄山将帅之首位；禄山攻占长安后，命其总兵以镇西京

何千年，天宝十载时列为安禄山将帅之一；十四载为禄山副将，入朝代禄山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禄山起兵后，先令其率壮士数千人伏兵于河阳

何思德，安禄山手下大将，相貌类似禄山。天宝十载秋讨契丹之先锋

史定方，平卢节度使安禄山手下骑将，天宝十载曾救禄山于契丹重围

安思义，安禄山部将，屯真定，后降于李光弼

安岱，安禄山派驻京师之亲信，天宝十四载五月为杨国忠捕杀

康杰，天宝八载所立《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撰者。

康阿义屈达干，安禄山之先锋使。天宝四载任范阳经略副使。五载为节度副使

康节，安禄山部下邢州刺史

曹闰国，安史部将，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后归降唐朝。

何元辿，天宝十三载二月任上谷郡修政府折冲，为安禄山造《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安神威，与孙孝哲一道奉安禄山命西攻长安。

安太清，原为安禄山部将；后助史思明杀安庆绪，为史思明手下主要大将，镇怀州，后为李光弼生擒

安武臣，安庆绪部将，至德二载（757）七月曾率众攻陷陕郡

安雄俊，安庆绪部将，曾与蔡希德、安太清等攻陷河北

史思明

史朝义，史思明长子

康没野波，史思明部将，为先锋攻平原郡，颜真卿弃郡渡河南走

康文景，史思明部将

曹将军，史思明贴身心腹

何数，史思明时任北平卢龙府别将。

何令璋，何数之子，史思明时任游击将军、行右卫上谷郡遂城府别将、轻车都尉、都知降户使判官

石帝廷，安史部将

康孝忠，史朝义之户部尚书

康某，安南都护康谦之婿，在安史叛军中，连累康谦被杀

......

2、

安禄山和史思明作为叛军两大核心，又均为“杂胡”，二人身上都表现出了复杂的文化认同杂糅现象。

安禄山母亲是突厥巫女，父亲大概为康姓粟特人，后又在安姓粟特家庭中成长，其与突厥-粟特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表现在其名字上：

安禄山自己的族群认同无疑就是粟特（也就是“胡”），这清楚地表现在他和哥舒翰的对话上：

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曰：“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安禄山试图以都是胡人与突厥的混血来拉拢哥舒翰（哥舒翰的母亲是西域于阗人，被安禄山认为同是胡人），被哥舒翰拒绝后便愤怒的破口大骂“突厥敢尔！”表现出其对突厥强烈的反感和不屑。

但是恐怕连安禄山自己也未必清楚的是，自己身处河朔也不知不觉间收到了突厥文化的影响——安禄山曾对唐玄宗称“蕃人先母后父”，然而粟特传统上实际更注重父系血统，如果安禄山真的认同“先母后父”，那恐怕更可能是突厥“先母后父”式的双亲称谓次序带来的文化传统。

相比之下，另一个核心人物史思明的认同显得格外有趣——他对胡人（粟特）的认同很成问题，以至于对着粟特曹将军大骂“胡误我！”。甚至史书对其长相的描写都与传统西域粟特人相差甚远，而更像是北亚人种。

3、

安禄山的族群认同是粟特，粟特人多信仰祆教。而老安一方面通过用编造自己的降生神话来神话自己，一方面动用祆教信仰以拉拢广大胡人群众。安禄山呈现出了多元文化下的多重面孔。

我们看安禄山的种种宗教活动：

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
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

安禄山搞的祭祀活动，出场的都是胡人，安禄山也穿着胡服，跟同时期唐朝其他对祆教的描写可知，此处安禄山即在祭祀祆神。

而我们再看安禄山的出生描写：

赤光傍照，群兽四鸣，妖星芒炽落穹庐
母阿史德……祷子于轧荦山，虏所谓斗战神者，即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望气者言其祥

安禄山为自己身世编造的“感生神话”并将其与出生时取下的“轧荦山”一名相联系，其中的缘由十分复杂。我们可以认为安禄山将自己打造为轧荦山神的感应化身，并自称为“轧荦山”或“禄山”，也就是“光明之神”的化身；也可以认为安禄山把自己的出生与突厥战神“轧荦山神”相联系，并借此加入北方民族自古流传的含有浓郁萨满教因素的“感光而妊”神话，以向其麾下各北亚游牧族群传播“君权神授”的信号。

从祆教的角度说，安禄山把自己打扮成“光明之神”，利用粟特人的祆教信仰来团聚他们，又通过粟特人的商业往来秘密传教，团结了营州幽州的粟特，又以“光明之神”的名义号召民众起兵，动员出了庞大的人力物力。

叛军中究竟那一股人最多？不好说，陈寅恪始终主张昭武九姓胡是主力；黄永年认为中坚力量则是契丹和奚族；宫崎市定认为安氏兵力大振乃是由于突厥降部的大批加入，荣新江认为叛军将领和士兵的主体都是胡人。

4、

安史之乱后唐朝确实出现了不少对于胡人的反感，乃至于将安史之乱的爆发归结于胡人入华导致的“胡化”

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兆矣。
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胡旋之义世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

歧视胡（广义）将如仆固怀恩，最终仆固怀恩在被陷害后被逼起兵造反。

张光晟对于九姓胡和回鹘一起大加杀戮，得到了朝廷的默许和庇护，这其中也不能不说没有朝廷对于胡人（广义），尤其是对和安禄山同种的粟特人的厌恶造成。

不过，粟特人在长安仍然继续存在，他们用改换姓氏、郡望等方法来转胡为汉。

另有不少粟特人辗转来到安史起家的河朔地区，逐渐和藩镇合流加强了当地力量，又有不少融入沙陀集团在五代扮演重要角色——只不过到了此时，这些“杂胡”中安禄山越来越少，像史思明那样的精神外族越来越多

（康）福世本夷狄，夷狄贵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种也……（僚佐）见其锦裘，相顾窃戏曰：‘锦裘烂焉。’福闻之，怒曰：‘我沙陀种也，安得谓我为奚？’闻者笑之。

最终逐渐随沙陀人一起完全融入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