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西北五马」是怎么确立其统治地位的,他们和北京或者南京的中央的关系怎么样?

回答
“西北五马”这个说法,严格来说,并非一开始就清晰界定的政治集团,而是随着历史的演变,逐渐形成的对统治中国西北地区一系列重要军阀力量的一种笼统概括。他们之所以能够确立统治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进程、军事较量、政治妥协以及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

首先,我们得把时间往前拉。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中国进入了一个军阀割据的时代。西北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偏远,民族复杂,以及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这里的控制力相对较弱,为地方军事实力派的崛起提供了温床。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的号令在西北地区往往难以有效推行,地方实力派在这种权力真空下,通过掌握兵权、土地和财政,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五马”的具体指代,历史上略有出入,但通常包括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家骥、马步勋等,这些马家军阀主要控制着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他们之所以能确立统治,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军事实力是根本。 这些马家军阀,尤其以马家兄弟为代表,拥有训练有素、忠诚度较高的军队。他们的部队通常是回族士兵为主,在传统的军事文化和信仰的凝聚下,战斗力不容小觑。他们通过长期的军事扩张和征伐,逐渐消灭或收编了其他地方势力,巩固了自己的地盘。例如,马步芳家族在青海的统治,就是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将当地的其他实力派铲除,一手遮天。

民族宗教纽带的强化。 马家军阀的领导者大多是回族。在民族成分复杂的西北地区,他们巧妙地利用了民族和宗教认同,将回族民众和伊斯兰教的号召力转化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这使得他们的统治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群众基础,也为他们吸引和凝聚力量提供了便利。

地理环境的利用。 西北地区地形复杂,山脉、戈壁、高原遍布,交通不便。这使得中央政府要有效地派遣军队进行清剿困难重重,而地方军阀则能更熟悉和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进行游击战和防御战,有效抵御外部的军事压力。

政治上的灵活与投机。 在与中央政府打交道时,这些军阀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技巧”。他们并非完全对抗中央,而是根据中央政府的强弱,采取灵活的策略。在北洋政府时期,他们会依附于当时最有实力的北洋军阀集团,例如冯国璋、曹锟等,以此获得中央政府的承认和支持,有时也会在不同军阀之间斡旋,坐收渔利。

那么,他们和北京(北洋政府时期)或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初期:依附与遥控。 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府的权威相对较弱,西北的“五马”更多的是一种“表面上的服从”。他们会在名义上接受中央的任命,例如担任地方督军、省主席等职务,但实际上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政府也乐于看到他们稳定地方,维持秩序,所以往往对他们的实际统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们不公开反叛,并且在名义上承认中央的领导即可。这种关系更像是一种“遥控”,中央希望通过委任来施加影响,但实际控制力非常有限。

国民政府时期:拉拢、利用与制约。 当国民政府于1928年统一全国后,南京中央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将这个庞大的国家真正整合起来,包括西北这个“消化不良”的地带。对于“五马”这类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采取了更为复杂的策略:

承认与分化拉拢。 南京政府承认了“五马”在西北的实际统治地位,并且继续给予他们重要的军政职务,如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这是为了避免直接的冲突,确保国家表面的统一。同时,他们也会在不同军阀之间进行分化拉拢,通过政治任命、财政拨款(虽然常常象征性居多)等手段,让他们相互牵制,削弱他们联合对抗中央的可能性。
有限的控制与制约。 南京政府也试图加强对西北的控制,例如派遣中央军进入西北,但由于地理距离遥远、交通不便以及“五马”对地方势力的深厚掌控,中央军的渗透往往效果不彰。不过,南京政府也会通过经济手段,例如在铁路建设、资源开发等方面,逐渐建立中央的利益和影响力,从而间接制约地方军阀。
军事上的戒备与试探。 虽然表面上维持着统一,但南京中央对“五马”的军事力量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一些关键时刻,中央也会采取军事行动进行试探或施压,但由于综合实力对比和西北的地理优势,往往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总的来说,“西北五马”的确立统治地位是一个由地方实力在中央权威真空下逐步膨胀的过程,是军事力量、民族宗教认同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经历了从北洋时期的“遥控”依附,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承认、拉拢、利用与制约”的复杂互动。他们既是中央政府维系国家统一的某种“工具”,又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地方自治的特性,成为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政治版图上一个独特而又难以完全掌控的存在。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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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西北五马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代表人。但梳理脉络,全都源自河州马占鳌集团。

左宗棠大军攻破金积堡,消灭回军中最强的一支马化龙后,进军河州。没想到被河州马占鳌集团设计,在太子寺战役中前锋全部被歼。更令他没想到的是,刚刚得胜的马占鳌集团居然立刻请降,还将十个首领人物的长子统统交出来当人质。

后来马占鳌集团就成为左宗棠手下最有力的武装之一,随即参加了镇压西宁、肃州等地回军,以及收复新疆等战役。

马占鳌的后代,后人称为甘马;手下大将马海宴(太子寺战役主将)这一支,后人称为青马;而投降清军的中间人马千龄这一支,后人称之宁马。

这个武装集团能够由小变大,最终成为西北数省最大的军阀,是与其数代领导人一次次在政治、军事变动中,不断调整立场,寻求时机分不开的。

左宗棠平定西北后,虽然手下将领,包括马占鳌集团,都得到了清廷封赏。但其军队,大多裁撤。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清廷命当时驻守新疆喀什的董福祥(也是左宗棠收伏的起义军),组织甘军,进京勤王。但因为战争结束的太快,这只军队没参加对日战役,却刚好赶上“河湟事变”。马安良(马占鳌子)等镇压了这次起义。

甲午战争结束后,清廷编练新军——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改编为武卫后军,拱卫京师。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甘军成为特别显眼的一个角色。从杀死日本外交官,到攻打东交民巷,到廊坊大捷,包括“血战正阳门”,出了个民族英雄马福禄(马千龄长子)。甘军成为抵抗八国联军最英勇的部队。

慈禧、光绪西狩,全程由甘军诸马护送,过黄河还是马安良亲自掌舵。因此,尽管战后八国联军点名要求裁撤甘军,处理相关将领。但最终还是撤职回家了事。不就又官复原职。

这里要感叹一下历史的变幻无常。十几年前还和清军厮杀的回军武装,居然成为清廷赖以保命的武装力量。对于诸马集团来说,庚子之役成为其历史转折点,决定了其后发展的总体布局。

1911年,辛亥革命。陕西宣布独立。陕甘总督(驻兰州)长庚、陕西巡抚升允拉拢马安良成立精锐西军,进攻陕西革命党。但不久清帝退位,马安良等摇身一变,拥护共和。

此后的几年,是马安良等地方实力派与满清遗留势力(赵唯熙)、革命党势力(李镜清)争权夺利(争夺甘肃督军职位)的几年。最终袁世凯派了个安徽人张广建做了甘肃督军。

张广建统治甘肃数年,出了名的贪腐。袁世凯死后,终于被“五马驱张”赶走。其后几年,甘肃八镇争权夺利,纷纷讨好中央徐世昌等人。跟随着北洋各军阀势力消涨而变化。直到1925年,冯玉祥派遣刘郁芬进入甘肃。

对冯玉祥西北军的态度,最终造成甘、宁、青三马的命运分野。简单的说吧(过程实在太复杂),甘马的态度是正面对抗,结果被击败,后来投蒋也没恢复过来。最终在各部军阀倾轧中失败。

刘郁芬进入甘肃之后,取消凉州镇(马廷勷,马安良三子,时马安良已死)。这个马廷勷做过袁世凯的侍从武官(当时很多军阀权贵的子弟干这个,一方面是见世面,扩大人脉,一方面又是袁世凯掌握的人质),上流社会的一套玩儿的熟练,但与下层官兵搞不到一起,临大事又犹豫不决。起兵反对刘郁芬迅速被击败,后来在蒋的支持下又复起,又被灭。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居然又去投奔冯玉祥,结果自寻死路被枪毙。残余队伍被四弟马廷贤继承,还是无力恢复,并一度沦落为匪。最终被陕西、四川军阀联合消灭。至此甘马这一支早早领了便当(大概1930年左右)。

甘马势力,从马占鳌开始,历马安良、马廷勷,一共传承三代。代表人物马安良。此人成功的将队伍从太平天国时代带到中原大战前戏。完成了从一支弱小的、招安的叛军,到一支相对强大的

青马的态度是与西北军合作,隐忍直到冯玉祥部收缩势力,获得青海省大权。顺便说下,冯玉祥原以为西北是自己稳定的地盘,力推青海、宁夏于1929年建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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