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正确吗？

有一种说法叫绑在战车上，那么你如果想把它们拆开来看，总得设想解除这种绑定的办法和结果。

题主的问题，是语焉不详、描述不清的，大而化之的回答很容易变成情绪输出。我来抽丝剥茧拆解一下，这个问题实际上分为三个子问题：

1、军国主义和“民族”有没有必然关联？

剥去一切花里胡哨的形容词，归纳地说，军国主义是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下社会的组织形式被军事化，国家政策从根本上为强化军事力量服务。这一状态是否达成，取决于国家有没有迫切的军事需求和国内有没有稳定的军事勋贵集团。一般而言，只有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会诞生军国主义，同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的政治面貌可以截然不同，譬如秦汉和宋明的天壤之别。故军国主义和民族没有必然关联。

2、现今日本社会的军国主义意识强吗？

日本社会的现状是这样子的：人口老龄化严重；军队人数占比低于绝大多数大国；军队国家化彻底，政府内部不存在军事勋贵集团；政府和军队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和压制；社会低欲望明显，平民服役积极性低下，对参军持消极态度。现今日本无论从政治结构还是人民意识来说，军国主义指数都非常低。

3、实际操作上区分两者利大还是弊大？

这个问题更简单。舆论宣传是为了给实际行动做准备，把人民和军国主义视为一体即意味着将整个民族视为清算对象。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都不具备重走军国扩张道路的可能，中国也不具备对日军事征服并对其民族集体清洗奴役的可能，把军国主义的罪恶和人民绑定没有任何可期待的收益，相反只会激化矛盾，树敌过多，性价比很低。继续保持政府和人民两分的政治态度是现实理性的。

那么，既然军国主义和民族性关系不大，日本社会目前的军国思想很弱，中国也不会对日全民清算，那你主张军国主义和全体人民不可区分干嘛？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外宣，不是内宣。

我们自己信不信不重要，日本人相信很重要。希望日本底层觉醒，去打到日本法西斯政府。

所谓统战，是分化敌人，方便打败。

搞不清楚这个事，就是书呆子了。

是我注九经，不是九经注我。

先不说“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的观点和立场正不正确，即便从自私的角度，先看一下有没有必要这么做，是不是也比较好？

在国际上两国明确对立的时候，具体的人和其所在的国也是要区分开的，不存在简单的以国籍划分的“我们”和“他们”，以及“我们该怎看待和XX（国）之间的关系？”这种简单的问题。

站队到哪个“我们”，取决于“他们”是谁。

这个问题看《精武英雄》里陈真的“日本朋友圈”基本就能懂了。

作为陈真，如果你身边的日本人，都是山田光子和船越师父这种日本人，那么，这些日本人，其实也是“我们”。

此时的“他们”，是那些拿着武器喊着“爱国”口号想把中国留学生赶出教室的激进日本人，以及让中国积贫积弱，被外人瞧不起的无能军阀、财阀和买办们。

如果你身边的日本人，都是芥川龙一这种虽然好勇斗狠，但也讲武德的日本人，那么进行正常的公平“竞争”和“切磋”，也是可以实现的，这些日本人，虽然不是“我们”，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他们”。

此时的“他们”，是那些全副武装，喊着“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且不讲武德，想把中国吞并的“藤田刚”之流。

如果你身边的日本人，都是领事这种虽然立场和自己不同，但终究可以好好谈的日本人，那么和平共处，平等互利也是可以实现的。

此时的“他们”，是他身边那些全副武装，喊着“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且不讲武德，想为“藤田刚”之流“讨说法”的日本士兵。

如果你身边的日本人，都是藤田刚这种残忍、双标且狂妄霸道的帝国主义者，

那么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就不要想了，消灭他，或者有让他不敢冒犯自己的实力，才是最安全的。

国与国的关系瞬息万变，但人与人的羁绊，却能超越民族和国境线。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中日友好，各种“中日不再战”，学习借鉴。

九十年代末，中日关系开始恶化，各种“幺蛾子”不断出现。

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冷经热成为主基调，时而“一衣带水”，时而“不共戴天”。

就像一个八零后或九零后，在其小时候，既难以想象那个每天给自己提供很多快乐的日本，几十年前曾经血腥侵略过自己的国家，同样也很难想象未来某一天日本动画片会消失在放学后的电视机上。

但在这种不断变化的中日关系里，致力于维持和促进中日友好的人，始终存在，无论是出于个人理想和文化认同的，还是出于经贸利益、选票和政绩的。

“国与国”层面的外交，最重要的是给自己的国家搭建越来越大的舞台，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结识越来越多的朋友，给自己国家一个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

“我们要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

这个道理，不论是针对日本，还是美国、俄国、欧洲和亚非拉美其他国家都是同样生效的。并不存在简单的以国籍划分的“我们”和“他们”。

“军国主义”，从来不单单和某一个固定的国家或民族挂钩，它绝对不是某个国家和民族的“专利”，而是一种社会不正常发展的必然产物。

就像一个生活在昭和初年的日本人，如果真心希望日本繁荣富强、和平安宁，那么对于他/她来说，真正的“他们”，不是中国人、美国人，或者苏联人和英国人，而是那些高高在上驱使他们“效忠天皇”的日本人。而那些正和“效忠天皇”的蝗军血战的中国军人，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我们”。

对国人来说，重要的是让这样的日本人认识到这点，并与其有效联系，真正并肩作战。

实际上，二战时曾经生死相斗的两国军人，是绝对想不到未来自己的孙子孙女和重孙子重孙女们，甚至在80多年后会在一种叫做弹幕网站的东西上对同一部动画作品或音乐作品产生共鸣，为同一个声优、演员或虚拟歌姬打call，仿佛对方是自己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姐妹一样。

未来有各种各样不确定性，但能够确定的是，只有和平、平等和开放的沟通与交流，当更多的国家利益变成共同利益时，才会让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更好了解彼此，产生更真实、客观、牢固和真诚的感情。

人类的外交，根本利益也在于此。

就这样。

当然要分开，而且要旗帜鲜明的区分。

军国主义和其他独裁制度最无耻的地方就是通过强制力和暴力手段削平了国内所有反对的声音，达到了执行力上的统一。

在这种可怕的制度下，反对声音是不允许存在的，即使你心向进步，也会被强制扭曲成反动，否则就会迎来肉体上的毁灭。

面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化，日本人民不是没反抗过，知识分子美浓部达吉、中野重治，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基督教徒明石顺三，共产党员伊田助男，甚至身为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原敬等等很多人都为反对法西斯化斗争过甚至献出了生命。

但在强大的独裁强制力面前，这些理智的反对声音都被山呼海啸的狂热欢呼声掩盖了，而这些狂热的欢呼声也有很多言不由衷。

神风特攻队队员林伊夫在上战场的前躲在厕所里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为了防止被发现，他每读完一页，便把它撕碎吞下。他知道自己将死的毫无意义，也知道日本肯定会失败打败，就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笔记本上，悄悄寄给了哥哥。战争结束之后，他哥哥把他遗留下的书简和笔记，编辑成册出版，题为《命舍月明时》。

另一位神风特敢死队员，上原良治在遗书中写道，“明天，坚信民主的人将离开这个世界。他可能看上去很孤独，但是，他的内心很知足。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都被击败了。独裁，犹如用碎石盖起的房子。”

关东军士兵伊田助男在与中国军队作战时因不堪忍受军国主义的荼毒而自杀，临终前将一辆装有十万发子弹的军车发动机弄坏，留给了中国军队，并留下绝笔书：“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但这些人终究还是被罪恶的漩涡搅动吞噬并最终融在一起成了更大的漩涡。

他们也是被逼的。

很多人曲解伏尔泰的那句“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刷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明白，在强大的国家惯性面前，即便是不想雪崩的雪花也会被卷在一起，这根本不是某片雪花自己能够决定的。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严格来说，只有中国有人民这个概念。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分为贵族、公民、自由民。

日本接受欧洲社会制度概念，实际上也是分为贵族、公民、自由民。

贵族、公民的好理解。

自由民是什么？

自由民有古典含义，也就是奴隶制度下的上层自由民和下层自由民。也就是指的贵族和平民。

在近现代以后，自由民的含义出现了变化。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近现代自由民是指没有公民权利，但是要付出公民义务的人。

这个概念目前有争议，但是可以用于细分社会阶层。

比如说拿了绿卡的外国人，要纳税，要遵守法律，要为社会做出贡献。但是所在国的权利却不能享受，比如投票权，被选举权等等。

一些纯粹的社会底层，从来不参与政治，被人为故意剥夺一部分权利。比如相当部分底层美籍亚裔和美籍华人，这些人也被称为自由民。

日本一直是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日本普通公民和财团法人以及政客不能使用人民这个概念。

至于为什么会有日本人民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直接套用中国概念。并不符合日本的社会现状。

要记住，人民一词的所有源头都是来自中国。

然后再来搞清楚什么是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Militarism），即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两个重点：思想和政治制度。

这两个重点的载体是什么？

就是人。

是为人群服务和人类思想产物。

是意识形态的内在和外在的表现形式。

而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也为日本人带来了民族自豪感和实际利益。比如二战时期日本人到日本控制下的占领区生活经商工作，享受上等人待遇，拥有各种特权。

如果没有日本人作为思想载体，那么军国主义思想存放于哪里？

将思想和人分开这种说法，是不可思议的。

思想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不在日本人的头脑里，那么在哪里？

军国主义制度是一项社会管理制度，没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很难想象一项社会制度会持续下去。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了那么大的破坏，这必然有着主流民意支持。

那么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人是谁？

只能是日本人。

加入日本侵略军的也只能是日本人。宣誓效忠日本国的外国人军队，被称为伪军。

也就是说，一旦离开了日本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至于说到日本的少部分非主流人群反对军国主义，这里就要搞清楚一个事实，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日本人？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社会民主概念，还是应该顾及到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和意志，并以此作为参照物，认为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思想才有资格代表日本人的整体思想面貌。

因此，它们是一体的。无法分开。

日本民众也是参与军国主义中的一员

你不会真以为日本民众知道南京的细节后，会站出来遣责吧？

我们那个“武力至上”的邻居，对中华民族的偏见与鄙视，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是来自于土壤里的，而不是什么洗脑。

包括日本共产党，也是支持侵略的丑恶一员（下面会谈到）。

恩格斯那句名言“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伤天害理的事情”最适合形容日本。

公元早期，还处在国家雏形的日本就跨越大海，侵略朝鲜半岛，在3世纪到5世纪，仅仅围攻新罗的国都就达4次，侵略新罗多达19次。以至新罗控诉“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

明朝光是福建一个地方，就被倭奴屠了十几万。著名的兴化府（莆田）被陷，日本人屠杀了17个进士、53个举人、356个秀才，2万多百姓，杀人之多与满清嘉定三屠相敌。（此时王直已死，中国籍倭寇已式微，倭寇以日本人为主体）

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并未完全统一日本，就叫嚣要征服大明四百州，迁都北京，称霸世界，甚至想征服印度，至于什么朝鲜、中国台湾、琉球、西属菲律宾，统统要包吞。其狂妄不可一世，简直白日做梦，但它们却狂热的付诸了实际行动。朝鲜王京汉城，被倭奴屠了十多万人，明军收复时，满城尸骸。明将查大受，路过野外一片尸堆，偶然发现一个朝鲜婴儿正凄惨的含着死去母亲的乳头，这位粗鲁冷酷的武夫也心如刀割，愤慨没见过如此灭绝性的敌人。

日本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时代，风靡日本社会的舞台大戏是《国姓爷合战》，内容却是宣扬日本如何借着帮助日本血统的郑成功复明，而逞武斗勇，征服中国。诸如日本武士横扫千军，开进南京，在这里建立日本人的国家一类。

－－－－这不是什么日本政府的洗脑，而是日本民间文化！是日本民间自发地，对侵占邻国进行幻想，并探讨它的必要性、可能性。

就是这种17世纪日本民间创作的征服中华的“战争幻想剧”，令倭岛民众如痴如醉，大戏连续多年上演不衰，万人空巷，盛况空前。

明治维新刚开始，日本尚未摆脱列强的侵凌，就迫不及待叫着要“布国威于四方”、“以战争促进发展”。

日本无缘无故挑起对中国的甲午战争，那时候，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军国主义、军部文化、少壮派还远未形成，日本国民就已是从工人到农民，从老人到孩子，对侵略邻居，逞武扬威于外域而“个个兴高彩烈，人心欢腾”（藤村道生《日清战争》）。战争以倭奴得逞收场，大街小巷的孩子们，三五成群，向“清国留日学生”们挑衅，讥笑谩骂，嘲笑他们是窝囊无能的中国来的人。

就是从甲午起，日本民众对中华儿女的贱称，除了“支那人”之外，又多了一个新词：“呛括咯“（ちやんころ）。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日俄战争期间目睹日本民间狂热的送亲参军的旗帜上写着“祈战死”三字时，大受震动，“流连而不能去”。

其实受震动的何止是一个外人梁启超？日本政府自己也被一次次震撼了。重金打造的海军出击稍有不利，民众就包围海军将领的家邸，用石块倾泄狂怒。日本没能从沙俄勒索到巨额赔款，激起了全国性的民众暴动，数万百姓砸了日本内务大臣官邸，攻击首相的媒体报社，东京的15个警察局被烧了13个；还有141个警察派出所被打砸焚烧；连日本国民大会的主持人都落荒而逃，以至政府不得不动用近卫师团来镇压。

如此的种族性格的日本国民，是温和良善的向往和平，还是凶神恶煞的支持战争、推动侵略，难道还要问吗？！它们是绝对不屑于把中国人民、朝韩人民视为平等的生灵的。

更不要说九一八、七七事变等侵华战争阶段，日本劳动大众对于侵略、征服的支持，到了如痴如狂、举国头脑发热的巅峰。日寇攻陷南京，用野兽般的狂暴把中国人民屠得天地为之变色！而与此同时，是日本国内社会的提灯大游行，庆贺对中国的蹂躏。视之为“这是日清战争23年来从未有过的喜事！”（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

如果日本民众不支持战争，像汉族、朝韩这些大陆农耕民族的人民那样，大体上温和、友善的话，那几百万出自底层社会的日本士兵，完全可以在上级没有命令、或命令以外的地方，用自己的善念，去减轻中国民众被杀戮、侮辱、践踏的苦难。

但事实呢？ 日本民众在上级命令之外，最大限度的加剧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把中国百姓残虐和侮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灭绝人性之惨，反倒日军上层得用宪兵来适当约束！

从千千万万日本民众中走出的日军士兵，在残暴逞狂方面，自发、自觉、主动得很，以此为乐，以此为荣，乐此不疲！从中华关外到关内关内，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它们活剖孕妇，手撕婴儿，肢解人体，掏空内脏，挖人眼睛，生剜心肺，刺刀捅阴道、捅肛门。受害者撕心裂肺的惨叫，含着血泪恸问苍冥，无数中国百姓跪下来向它们百般乞饶，换来的，却仅仅是它们豺狼般的拍手狂笑，是拒绝怜悯，是为继续所欲为的开心与得意。

在东北的矿洞里，中国工人在日本普通人充当的监工手下被当成比牲口一般非人役使，留给今天的是无数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即使活着，即使给一点饭吃，日本人也要往饭里吐一口痰，再不屑的扔给中国工人。日本侨民的孩子们，放学时为寻开心，可以随意拦下中国孩子，放肆的抽大耳刮子寻乐，中国家长也不敢反抗。

日军底层士兵甚至以踏破人伦铁限为乐，逼迫中国民众母子、父女、兄妹、姐弟乱伦。不仅如此，日军还强迫中国人家庭举家观看，看着这残虐耻辱的一幕还不够，还逼迫受难者家人们做出拍手、喝彩、欢笑状，活活要把中国人逼疯。

日本民族，把毁灭中国人的个体尊严和民族尊严做到了极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日军行军还特意强捉大量中国老人为它们挑担子，其实往往担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日军故意在里边塞满砖头，然后再遮住，让中国老人们没日没夜的挑着沉重无比的担子跟它们走，把人活活压残压废，日本人就是纯心要这样折磨着玩。

至于什么轮奸中国女子还要强迫她们去喝日军自己拉的尿，蘸着中国人的鲜血，在墙上得意洋洋的写上“吃的牛肉鸡，睡的中国妻，杀的中国蠢东西…………”

这些不是日军士兵出于日本社会阴暗习性而干出来的，请问是遵从哪条命令干的？

二战中，日本本土的普通老百姓，有一次鲜活的对待中国受难者的实例：花冈惨案。

被虐得不成人样的中国劳工，为活命不得不作了反抗，打死几个日本监工，然后四散逃走，他们饥渴难奈的散落在花冈一带的日本乡村里。日本民众是怎么对待的呢？

一位日本左翼友好人士事后看到种种目不忍睹的历史记载，什么乡村里的日本小孩用棍子把出逃而落单的中国劳工活活打死、被军警捉住的中国劳工集体跪在撒满玻璃渣子的广场上，又被赶来的日本民众手持棍棒往死里打，不论中国人的嚎叫和乞饶声多么凄惨，日本民众仍死命挥舞棍棒，吼着“清国奴！”，百般施加非人的折磨－－－他不禁愤怒的质问，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吗？！

可笑的是，日本左翼都在斥责自己的民族，我们却在广泛宣传极个别中国劳工（刘某）被日本某户人家收留保护的事，用如同中了大彩一般的概率，拿来做为日本民众友好善良的见证。可悲！

正因为如此，日军士兵对中国男女犯下惨绝人寰的暴行，被日本民众视为津津乐道的趣事，是足以值得在国内炫耀的资本，什么强迫几十个“呛括咯”自己挖坑，等挖好后，再全部推下去活埋，这些杀人取乐的事，让日本民众听得哈哈大笑，甚至“十岁前后的少年都听得很痛快”（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视之为民族自豪和优越感的来源。

在日本国民眼里，这是胜利者对劣等种族天经地义该干的事。安冈章太郎在得知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后，说出了日本民众真实的看法，“不过是‘呛括咯’死了，也许就是想到这些”（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有个齐藤曹长，对本国人彬彬有礼，对中国人残暴无极，见到中国女人就强暴，后来它的部队打到独山，捉住一个女人正要行奸，却发现对方是日本横滨人！跟着中国丈夫逃难在独山。一听对方是日本人，立即就放手了。它们眼里，中国人哪配与日本人相提并论，值得平等对待？

而且，支持对外侵略，绝不是什么一小拔日本人，而是日本全社会、各界共同的顶力支持。日本工人阶级大搞产业报国会，500万人参加。妇女们搞“爱国妇女会”，900万人参加。这些日本女人叫着“无论如何也要取胜！”，勒紧裤腰带把一个个儿子送往战场，自身也以当慰安妇为荣。

日本宗教界对内是普渡众生的，对外侵略则一个比一个狂热，佛教界、基督教界，争着跳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助纣为虐，甚至恨不得比纣王还纣王的充当“圣战”先锋。

最讽刺的是日本共产党！再进步的人类意识形态，还是战胜不了日本人的民族本性！整个日共几乎整体变节，大部分自动“转向”，而且还是全面侵华开始前就迫不及待了。1933年6月，日共最高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这两个败类联名昭告全国，宣布“转向”，叫嚣要“积极参加”对外战争！这一通告之后，仅仅1个月内，被判刑的393名日共党员，立即有324人支持“转向”占总数的74%。仅仅只有114人坚持原有反战立场。在转向者中，绝大多数是付诸了实际行动，彻底的支持侵略的。（藤原彰：《日本民众的历史：战争与民众》）

可以说，在反人类的坚定、顽固、宁死不降方面，日本中下层做到了极致。但在反法西斯、反战的坚定性方面，日本人却倒数第一，日共远远不如德共，所以日本方面对日共的镇压与顾忌，也远远没到德国“国会纵火案”那个地步。希特勒镇压德共，还是非常忌惮引起德国的社会反响的。这背后，不就是人民的支持度的差别吗？

日本当时7000万人口，根本就没能建立反法西斯战线，因为它们对侵略、对逞武施虐的渴望，是举国一致的爱好。

一直以来，网上大把的人为了洗脱日本社会，似乎总把一些少数得不能再少数的日本人放大，拿来蒙骗善良的中国人。似乎绝大多数日本人不能代表日本了。 可见掩耳盗铃到何等地步，完完全全就是别有用心，包藏祸心！

近现代的军国主义，是日本民众的主动选择，这种选择是它强烈的民族习性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偶然。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能不再自欺欺人？

难道从古至今，4000万受难者的血还没把你浇醒？

日本人民下次只要有机会，可以放心再拥立一个军国政府，杀掉上亿的邻国人民，再强征上千万的慰安妇。日本人民可以放心大胆跟在日军的背后，耀武扬威的骑在邻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再一次无偿的占有邻国人民的土地和房产，占有他们的妻女，虐待几亿的邻国百姓，听着受害者的惨叫当悦耳娱乐，用玩乐式花样和变态虐待来回应受害者凄惨的乞饶。

就像南京大屠杀把中国人民屠得天地为之变色，男人被群体斩戮，女人被先奸再虐、再杀。不论怎么求饶也丝毫激不起恻隐之心，阶级感情？？？？越是日本低阶层的军人，对中国人民下手下刀越狠毒！

留在国内的日本人民，会像事实中发生的那样，几十万人扶老携幼喜气洋洋上街提灯大游行，欢庆征服，欢庆对邻国的欺凌和侮辱，邻国人民的血泪，从来是日本人民的民族自豪和不可一世的优越感来源。

欢庆之余，各个还会侥首以盼：让中国人民饱受三光和奴役之后，还要再逼中国赔上天价的赔款，让中国人民上一代人被杀，下一代还要还向日本人民付这笔阎王账，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还。 日本人民非常期望亲手把一套枷锁戴在中国人民脖子上

再说，日本战败、日本军国主义倒台后，日本民众对战争罪行的认识如何，各位还没看清楚？ 即使是日本政府想与韩国朴正熙政府和解，政府也只能在日本民意的刀尖上跳舞，给韩国一些补偿也要想尽办法在词藻上作文章，无它，日本民众对朝鲜民族蔑视是深固不可动摇的，日本民众也绝对不允许有“赔偿”二字出现！

不要说今天对侵华的态度，就是对丰臣秀吉野蛮蹂躏朝鲜的历史旧事，日本人民认错吗？

风靡全日本的战国人物丛书，战国故事，战国著作，里边对朝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破坏，有一丝愧疚吗？？翻开那些书，满目是以如何屠灭邻国的城市，杀害邻国军民为战功的！日本人民何尝有一丁点以此为耻？只看到反而以之为荣！

视加藤清正、小西行长这些屠夫将领为英雄豪杰！

2008年，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年，我们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并取得了金牌总数世界第一，大国地位，大国形像得到有力提升。

可谁知道，这场华彩盛典结束不久，就发生一件屈辱的事：上海虹口的外国语学园里，一群日本学生横行无忌，手持空心钢管，见到中国学生就打！直接几位中国学生被打住院！然后呢？然后全身而退，安然无恙

爱国反日、民族主义根本是受多方面压制，左右两派共同打击，分散的、单弱的根本形不成实体的微弱声音

直到现在，日本对中国的仇视情绪，远远超过中国对它的仇视

为什么我们却还在这里一厢情愿脑补日本民众于历史无知？

直到现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仍然是日本网友羞辱侮辱在日外中国网友的第一选择娱乐手段

如果二战前的日本人都不进学校接受教育，谁会去拥护天皇和大日本帝国？谁会去“爱”那种专断蛮横的国家？又有谁愿意为领袖卖命？这一切正是因为当权者将本应该培养具有道德情操的知识人才的学校，变成为了宣传军国主义教育和极端政治教育的地方，然后创造出了当权者所需要的一个个任凭宰割的“国民”。而这些“国民”会成为“士兵”和“军国主义者”，他们无条件服从国家所组织的安排，加入杀人组织，根据国家的计划进行侵略扩张，去仇恨，去杀害他们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然后按照上级的命令实施反人类的行为，这种行为又被专断蛮横的政府的领导者称作“爱国”，表彰为对领袖的忠诚。

推崇军国主义的政治家利用极具迷惑性的话术，将进入体制内的人变成“军国主义者”，而要进入体制内，就不得不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而宣传极端政治思想的政治家却将学校变成生产“杀人犯”的工厂。对于那些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的人，都会认为国家和领袖是英明伟大的。

认为国家是伟大的，也许只是单纯爱这个国家，但认为国家强大了就应该用武力征服其他国家的人，那就是军国主义者了，是全人类的敌人。

《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揭示了一个残酷的历史事实：现代国家以及权力机构，绝非善类，因为垄断了一切暴力的国家，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潜能，所谓的大屠杀，就是这种潜能的一次展示，哪怕我们一生都不会碰到这样事情的发生，但我们也无法否认这种潜能的存在。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息息相关的。

日本是东亚第一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德国也是当时欧陆大地中现代化程度最强盛的国家。虽然现代化的制度能给一个国家带来效率与财富，但不一定给全体国民带来自由与公正。

现代化的制度存在致命的缺陷，而这种缺陷一旦爆发将会具有可怕的力量，然后造成极为悲剧的后果。

马克思·韦伯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演讲《学术作为志业》中，他望着台下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德国年轻人，而年轻人则望着台上的韦伯，希望他能做一番能让德国人都高潮的演讲，但韦伯却选择了格外冷峻的演讲风格，他回避了感召人心的言辞，抑制听众的激情，因为韦伯看到了当时德国精神氛围的危险。

思想界弥漫着狂热与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善于编织迷人的幻觉，散布言之凿凿的谬误，鼓吹大国之梦，走称霸之路；或者传播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让年轻人陷入陷入无法自拔的悲观和绝望之中。

韦伯想要以“智性的诚实”抵抗政治的狂热和虚无的悲观，但他失败了，他也知道注定失败，所以他在演讲最后说“等待我们的将会是冰暗苛酷的寒夜”，而历史也应验了韦伯的担忧，此后的十年，正是纳粹势力从发端走向兴盛夺权的反动岁月。

日本著名学者胜海舟在日本经过了甲午战争之后，面对日本举国若狂的氛围，他有泼冷水之意的说道：“中国也有中国的长处，只是没有发挥出来而已，如果以二三次战争的胜利而对中国那以轻蔑的态度，那只能说明我们还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从古时候开始就是一个发达的民族，他们的政府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冰川清话》）

但和他们同处在一个时代下的人们，已经陷入了对侵略扩张这一极端的狂热理想之中，而这份狂热，给他们身边的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带来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痛。

“我们无法防止别人扭曲真相，也无法阻挡别人说谎，但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为警觉。”——徐贲

有些人真的是乖宝宝当久了，连混蛋都不会做了。这个问题本来走的就是混蛋逻辑，就得让正统的混蛋来回答。

“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你以为是什么意思？是给日本人脱罪吗？大错特错！这个“分开”的判定，等于是在声称拥有对日本“人民”进行审判的权力，是在暗示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该由外人进行甄别，只有被承认的才能算作“人民”，没经过或者没通过甄别的都算作“人民的敌人”。

打个比方就是罗马教廷的赎罪券，要害问题就是，如果你承认赎罪券的合法性，就等于承认罗马教廷拥有审判赦免罪孽的权力，而这个审判权引申一下就是近乎无限的世俗权力。

谁才是日本人民，日本人自己说了不算，外界的审判者说的才算，这就是“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的核心目的。

正确吗？

招核男儿和平成废宅是一个民族吗？基因上是一样的吗？如果是，这就说明，所谓的“民族性”，其实都是后天形成的。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主要责任，肯定是风的。当然，疾风知劲草，日本人民没能自己起来革命，推翻反动的军国主义分子从而解放自己，也是有不足的。

极端派为温和派争取生存空间。

温和派为极端派争取统战价值。

日本的昭和给日本人争取过去当狗而不得的地位，现在日本人为驻日美军服务，心里真的只有感恩（挺身队能伺候上驻日美军是日本最大的荣幸—by麦克阿瑟义子裕仁•阿瑟）

日本温和派给昭和派争取神厕牌位。

当然正确。

但区分方式也很重要。

比方说，我拎起一挺机枪，拉枪栓，高喊：军国主义站在枪口前面，麻烦日本人民站到我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