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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满清是怎么处理明朝皇室（王室）后裔及其他贵族的？

回答
满清入关后，对明朝皇室后裔及其他贵族的处理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过程，既有怀柔安抚的一面，也有防范打压的一面，具体策略随着时间推移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总的来说，满清的处理方式旨在巩固其统治，消除潜在的反抗力量，同时也要展示其宽厚仁慈的形象以争取人心。

以下将详细讲述满清对明朝皇室后裔及其他贵族的具体处理方式：

一、 对明朝皇室后裔的处理：

满清对明朝皇室后裔的处理，尤其是对直系后裔，是其政治合法性建设的重要一环。

1. 安抚与招降：
抚恤优待： 满清入关后，采取了相对怀柔的政策对待投降的明朝宗室。例如，对崇祯帝之子、被俘的朱慈焕等人，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封为亲王，食禄优厚，并允许他们保留一定的生活尊严。这既是出于政治考量，也是一种“以德服人”的策略，意在表明满清并非残暴，而是能够善待前朝宗室，从而赢得天下人的心。
政治招降： 满清皇帝会主动招降明朝宗室，并授予他们一些名义上的官职或爵位，但这些职位往往没有实权，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尊重和收编。

2. 监视与控制：
限制活动范围： 虽然给予优待，但满清对明朝宗室的活动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他们被安置在特定的地点，不允许自由行动，更不允许接触外界，以防止他们串联反抗。
严密监视： 满清会派遣专门的官员对明朝宗室进行监视，一旦发现有任何不轨企图或言行，就会立即进行严厉处置。
剥夺实权： 即使被封为亲王，也仅仅是象征性的待遇，其后裔的爵位和俸禄也会根据祖制进行调整，但最终的实权掌握在满清手中。

3. 区别对待与渐进式消灭：
针对不同分支： 满清对明朝皇室的不同分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于已经投降或被俘的直系宗室，以安抚和控制为主；对于一些旁支宗室，则可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甚至直接清除。
“化而除之”：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清对明朝宗室采取了“化而除之”的策略。通过通婚、赐姓、改籍等方式，逐渐稀释其明朝皇室的身份认同，并最终将其融入满清的统治体系中。例如，一些明朝宗室后裔被赐姓为“赵”或其他汉姓，并且要求他们效忠满清，逐渐淡化其历史身份。
政治清洗： 在某些时期，如果明朝宗室的后裔被认为有政治威胁，满清也会进行政治清洗。例如，在清朝早期，对于一些仍然具有影响力的明朝宗室，会对其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杀戮。

4. 利用与政治宣传：
展示宽容： 满清会利用对明朝宗室的“优待”来宣传其宽厚仁慈的统治，以此来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
避免树立政治偶像： 尽管如此，满清也会极力避免让明朝宗室的后裔成为某种反抗势力的象征或政治偶像。

二、 对其他贵族的具体处理：

这里的“其他贵族”主要指明朝的勋戚（功臣之后）、国公、藩王等拥有世袭爵位和土地的贵族，以及部分明朝官员。

1. 招降与保留部分地位：
保留世爵： 对于一些重要的、对满清表现出忠诚的明朝贵族，满清会招降并允许他们保留原有的世袭爵位，但爵位等级和俸禄可能会有所调整。这是一种拉拢策略，旨在瓦解明朝的统治基础，并将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收归己有。
任命官职： 一些有能力且愿意效忠的明朝官员和贵族，会被授予满清的官职，让他们在新政权中继续发挥作用。

2. 削夺与严厉打击：
抗拒者镇压： 对于拒绝投降、仍然抵抗明朝旧贵族，满清会进行严厉的镇压和打击。这包括将其爵位、财产予以剥夺，甚至将其处死或流放。
满清入关的“三大案”等事件，实际上也包含了对明朝一些旧权贵的政治清算。

3. 改编旗籍与身份转变：
八旗制度的整合： 满清将招降的明朝贵族及其家属，根据其政治立场、才能和身份，改编入满清的八旗制度中。其中，一些汉族贵族被编入汉军八旗，一部分则直接纳入满洲八旗或蒙古八旗，以示笼络和同化。
失去原有的独立性： 被改编入八旗后，这些贵族虽然保留了部分身份和地位，但其原有的独立性被大大削弱，必须服从满清的号令。

4. 财产与土地的处置：
没收与分赏： 对于反抗的贵族，其财产和土地会被没收，并分赏给满清的功臣或用于充实国库。
重新分配： 即使是投降的贵族，其土地和财产也可能会被重新评估和分配，以适应满清的经济政策和统治需求。

5. 监视与限制：
防范卷土重来： 满清同样会对这些被保留地位的明朝贵族进行监视，防止他们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对满清统治构成威胁。
禁止结党： 会禁止他们之间进行秘密的政治活动或结党。

总结起来，满清对明朝皇室后裔及其他贵族的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怀柔与拉拢并存： 政策上既有安抚优待，也有严厉打击，关键在于对方是否顺从。
政治合法性构建： 通过善待明朝宗室，试图证明自己是继承而非颠覆者。
消除潜在威胁： 对所有可能构成威胁的明朝旧势力进行分化瓦解、监视控制乃至清除。
制度融合与同化： 将收编的贵族纳入八旗制度，进行身份的转变和同化，以巩固满清的统治基础。
策略的动态调整： 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对明朝宗室和贵族的政策也从早期更侧重于清除和打压，逐渐转向更侧重于同化和控制。

总的来说，满清在处理明朝皇室后裔及其他贵族时，其核心目标始终是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统治。这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和现实考量的过程，既要展现王者气度，也要防止任何潜在的复辟势力出现。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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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逐渐取消前明皇室勋戚特权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1.顺治元年（1644）五月：刚刚迁都北京，多尔衮对明朝故旧的态度非常和气。

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清世祖实录》

清朝也愿意承担起赡养前明后宫的义务。比如前司礼监秉笔太监曹化淳就上奏，称明光宗的后宫定嫔郭氏因乱带着两个宫女出居外家，建议可以为前朝妃嫔择一空闲府邸，让她们聚居一处。

多尔衮后来也同意，让明朝其余宫妃和任贵妃同居，每人可以带一两个侍女伺候自己，日常所需由户部拨给。

2.顺治元年十二月：清廷开始部分没收前朝皇室贵戚庄田，赏赐给入关的宗亲功臣。

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槩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

3.顺治二年（1645）正月：为满足圈地的进一步需要，对前明皇族亲戚的庄田实施一网打尽式地处理。

至于故明赏赉勋戚庄地，及民间无主荒田，悉令输官，酌行分拨。《清世祖实录》

这里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荣昌公主。她是万历帝和王皇后的嫡长女。换句话说，如果她生作男儿身，那就没后来的国本之争了。

寿多必辱，荣昌公主前半辈子享尽荣华富贵，但到了62岁时，大明亡了。李自成入京大肆搜刮高官、宗室财产，荣昌公主的3个儿子都受了牵连被杀。到了大清入关，荣昌公主以及她剩下的1个儿子和13个孙子，外加眷属百余人，都得吃饭啊。于是，她向多尔衮请求赐还之前属于她的庄田。

挺有趣的是，荣昌公主的两份揭帖都留存了下来，算是明朝亡国皇室生活的第一手史料。

按照荣昌公主的自述，她在京城里的“大房十余所”都按大清的要求让给了“大兵”们。自己先搬去了“固安荒村族人之家”，又迁去了“县南之荆垡”。而这位公主在顺天、保定与河间三府本来有田地3700多顷，足以供给全家的生活。可又遇到“昨奉旨拨地”，她的自置田“有丈给官兵者”“有补给民间者”，自己“转眼则无盼矣”。

因此，荣昌希望清帝“敕下户部酌赐全分之半，或赐三分之一，或赐圈外之地”。总之就是求别一次性把自己的财产都没收，好歹二一添作五，互相留点。

大清这时候多少给了荣昌公主一点面子，允许她继续收部分田租。不过，你一个亡国公主，可就压不住下面的人了，于是顺治二年十二月，荣昌公主再次上书，说自己土地上的那些佃户，不仅不肯交租，还到户部告了自己一状。

“尧舜之世，岂容此魍魉横行乎？”她请求摄政王做主，惩办这些刁民。

可以想见，在圈地令之后，失去庄田的在京宗亲，生活过的很辛苦。所以难怪《萧史青门曲》里，吴梅村写了一段崇祯皇帝妹妹宁德公主夫妇在亡国后贫苦度日的经历：

扶携夫妇出兵间，改朔移朝至今活。
粉碓脂田县吏收，妆楼舞阁豪家夺。
曾见天街羡璧人，今朝破帽迎风雪。
卖珠易米返柴门，贵主凄凉向谁说。

按照《清实录》，顺治十四年（1657年），宁德公主的丈夫刘有福密谋反清复明，被判死刑。而宁德由于被查出是前明公主，所以顺治不仅特免她连坐入官，还交代礼部，让宁德与前明妃嫔们在一起赡养终老。

4.顺治二年闰六月：清朝开始清除官场队伍里的明朝宗室成员。

明朝宗室例不出仕，末季破例进用，遂致扰民，竟亡其国。今正欲平治天下，岂可复用此曹，以滋扰害？以后槩不准用。已用者，俱著解任。其考取举贡生员，永行停止，使为太平之民。《清世祖实录》

明朝本来是禁止宗室为官的，但经过后期改革，有不少宗室进入了官场。而清朝借口这是害民之政，下令再次禁止明朝宗室考科举及出仕，并让所有已经任官的朱家人退休。这一条算是断了多数朱氏子孙出人头地的可能，只能做普通的“太平之民”了。

说一个很经典的案例，李自成攻陷北京后，身为“庆藩奉国中尉”的香河知县朱xx（名字打不出来）跑去了山东避难，没多久就被当地豪门共同拥立为“济王”，一度收复了几十个州县。奉国中尉本来是明朝男性宗室爵位里最低的一级，他这下可谓一飞冲天。

但这货属实是个怂包，虽然刚称王的时候发檄文写的感天动地，说先帝尚存六尺之孤云云，但一听说大清入关，气势如虹。这位济王殿下立马就投了。

然后，济王就摇身一变做了大清的保定知府。不过，这个知府还没当满一年，就碰上了禁止明朝宗室为官这条规定出台。但清廷念在济王有投诚之功，赏了他一百两打发他走人。

5.顺治三年（1646）四月：削除明宗室的经济与法律特权。

各省前朝宗室禄田钱粮，与民田一体起科，造册报部。其宗室名色，概行革除。犯法者，与小民一体治罪。仍令各安故土，不必散处。《清世祖实录》

6.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借口在京居住的明朝诸王图谋不轨，对鲁王等人伸出屠刀。

壬戌，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清世祖实录》

7.顺治四年（1647）七月：没收明朝勋戚田地，取消经济特权。

户部奏言故明勋戚田地，赏赉及私佔者，俱应入官。自置者，仍给本人赡养，与民一体纳赋。从之。《清世祖实录》

换句话说，从顺治四年七月底开始，大清治下的前明皇室勋戚们，已经连最后徒有其表的特权也被取消，彻底变成新王朝的平民百姓。

《板桥杂记》就记载，徐达后人徐青君遭遇“乙酉鼎革，籍没田产”，就连自己的府邸都被没收成了兵道衙门。为了维持生计，徐青君干起了替犯人挨板子的活。

有一次，别人低价雇了他去挨了好几倍的板子。徐青君实在忍不了，便大喊“我是徐青君”。左右衙役起了同情心，将始末原委告知堂官林天擎。当知道自己用的衙门都是徐青君原来的家之后，林大人也哀其不幸，通过微操把以前徐青君自己造的一座园子还给了他。从此，徐青君便可以靠贩卖园中花石、柱础为生，不用再挨板子了。

从以上种种史实来看，女性皇族成员（公主、妃嫔）与较为低级的男性皇族成员（比如伪“济王”），往往能得到清廷的优容。毕竟这两者都很难对清朝的统治造成多大威胁，复国也轮不到他们。而且底层宗室中的穷困潦倒者基数很大，他们在明朝的境遇和百姓并不差的太大。只是如长平公主之类的人物，能成为彰显新朝仁厚的工具，因而在对前明宗室待遇日益紧缩之际，她还在清廷安排下风光出嫁。真正倒了血霉的大多是树大招风的亲王、郡王们。总之，让朝廷听到一个“王”字便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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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后，清朝开始了对明朝皇室的迫害，因此部分明朝宗室分别改姓为周姓、王姓、广姓、东姓、张姓、庄姓和严姓。清朝灭亡后，部分宗室后裔又改回了朱姓。

据白新良、赵秉忠《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一文统计，从顺治三年到顺治八年，先后擒斩的明朝宗室、其名号可稽者，仅郡王以上就有五十多人，对他们的家属，无论少长尽诛之，以此计算，总人数当在万人以上。

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对反抗者的镇压，因为这五十多人属于建号反清的“刺头”，“顺民”待遇又当如何呢？

顺治元年的《登极诏》中有如下宣示：“前朝宗室首倡投诚、先来投顺、赴京朝见者，仍给禄养，以昭朝廷兴继之意。”

仅仅一个月后，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误以为真，潜回外祖父嘉定伯周奎家，两天后即遭至亲告发。

清廷先是以内侍十人辨认，结果“十人一见齐跪曰，此真太子。”至此，太子真伪应以无疑，不料，清廷竟拉出在李自成入京时早已自杀的“袁贵妃”来辨认太子，结果就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刑部主事钱凤览、河南道御史赵开心等文官先后上疏指斥清廷无耻，反与真太子一同被下狱处死。

不仅如此，对于已经“先来投顺”的朱明亲藩，清廷也毫不吝惜用莫须有的手法肆行杀戮，如顺治三年五月，以“私匿印信”为借口，将鲁王、荆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处死；顺治五年，被俘的福王（弘光帝）和早已投降的周王、晋王、德王、潞王又一起被杀。

北京杀降人，地方也加紧搜捕，顺治四年四月，山西副使管按察使事娄惺伯就以“疏纵故明藩王”之罪弃市……

自此之后，“天潢贵胄，转徙流亡，无不改姓自晦”。

直到康熙四年，政权相对稳固后，方才晓谕全国，“如朱明宗族改易姓名隐藏逃避者，俱令回籍，各安生理，勿仍前疑惧。”

不过，对于崇祯的“朱三太子”、“朱四太子”，仍旧是有杀错无放过。

如康熙四十七年，崇祯第四子朱慈焕在山东汶上县被捕，时年七十五岁。

朱慈焕逃离北京后，为一前明王姓给事中收养，改名王士元，后来辗转浙江、山东以教授私塾为生。

被捕受审时，朱慈焕坦承身份，又说：

“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作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买军马，打造军器，吾曾有一此乎？”

清廷审结案件，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将朱慈焕与三子一孙一同处斩，家乡妻女六人闻讯自杀。

再看“圣君”康熙的理由：“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注意，他也认可此人是朱某，不是王某。

事实上，清廷对于明朝的藩王、皇子固然是杀之而后快，在政权相对稳固后，对于普通的朱明宗室则报之怀柔以至“满化”的策略。

如顺治十八年后，前来投诚的明奉国将军朱议滃、伪王朱璟涑、朱至濬、朱鼎瀇分别被授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乾隆元年定汉名“骑都尉”）或拖沙喇哈番（乾隆元年定汉名“云骑尉”）的八旗世爵，并赐给俸禄、人口、庄屯、器物，有得还会编入八旗，变成旗人。像朱怡镐并没有被杀，而是被清政府安置到了河南杞县。

到了雍正时期，为了表示清朝的仁政和大度。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清世宗命访求太祖支派后裔。次年（1724年）访得直隶正定府知府朱之琏，清政府宣称他是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朱桂后裔！不过这人似乎不是明朝皇室后裔，字辈与明朝皇室不符合，很可能是远支，但是是得到满清政府的官方认证。

满清政府加封朱之琏为一等侯，世袭，列五等之班，世世代代负责明陵的祭祀及管理事宜，其族内人丁也由镶白旗全部转入正白旗。不过他有祭祀明陵之命，但是清廷规定不服明服，不行明朔，不用明礼。每年春秋二祭，都有必须“呈明前往”，其实只相当于一个守墓人的身份，并不属于二王三恪。而且各代延恩侯每年支俸银610两，俸米305石，可见爵位极低。乾隆十四年（1749年），赠一等延恩侯，世袭。

他的子孙一直传承到清朝灭亡，第十二代一等延恩侯朱煜勋还在溥仪的流浪小朝廷里出没，自认大清忠臣。

到了袁世凯称帝时（1915年），还曾召见朱煜勋，并且邀请其参加揖让皇位之礼，以表示排满的意思。

在《世载堂杂忆》这本书当中，就记载：“第一次揖让对方，宜还政宣统。大总统接受政权，得之满清，由清廷直接让与，而非得之民国。今国民既不以共和为然，大总统宜还帝权于移交之人。但清室既废，天下决不谓然，是亦欲取姑与也。第二次揖让对方，宜择延恩侯朱煜勲，提出朱明后人，既合排满宗旨，又表大公无私态度。”

可没想到，这件事被朱煜勲一口回绝，严肃说到：我忠于大清，不干反清复明的勾当！

按照晚清规制，三品以下官员没有要紧事务，平日是不得面圣的。于是，溥仪压根就不想见朱煜勲。可在当时，一批外国人看热闹不嫌事大，就建议溥仪接见一下这位延恩侯，毕竟两个朝代的皇室坐在一起，还是很罕见的。

1924年9月7日，43岁的朱煜勋受到溥仪的传召，遵旨从东直门一条胡同的破宅子里，步行进入紫禁城与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见面。之所以步行，是因为他连坐黄包车的钱都没有。这个有2个孩子，房屋破烂，连官服都要向别人借的前朝后裔，给英国人庄士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礼貌、自尊。

1924年9月7日，大明王朝的最后子孙与大清王朝的最后继承人在紫禁城见面了。这一年延恩侯已经40多岁了，庄士敦记载他圆脸膛，身材魁梧，看上去憨厚老实，但显然文化程度不高。侯爷告诉庄士敦，他有两个小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四岁。因为溥仪小朝廷津贴发放不及时，延恩侯已经彻底失掉“侯爷”的架子了。现在生活已经十分困窘，甚至连官服也早就卖了：“我外面穿戴的这套官服，是为这次谒见特地借来的。”他掀起长袍让庄士敦看他里面的破烂衣服，“我这套衣服今晚就得还给人家”。几日后，庄士敦派仆人给延恩侯送了些礼物，仆人回来汇报，说延恩侯家确实已经非常穷困，几间房子已经东倒西歪了。

在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寓居天津租界后，这位延恩侯还四处凑钱买了车票去探望“主子”……

正是这个有自尊的人、忠于清皇室的人，对于自己的“祖宗”极缺敬意。

1907年，著名教育家张相文游十三陵时，发现陵园十分残破，无人管理。樵夫告诉他，说有一个延恩侯负责祭扫，但这个人很不负责任。“草草将事，若儿戏然，疑非朱氏血胤也。”

或许张相文自此留了心，他在《南园丛稿》的《记朱侯》中记录了1919年他和两位好友对这位侯爷的拜访。

这位侯爷“年可三十余，状貌粗肥，面带酒肉气”。见礼寒暄之后，朱煜勋以为他们是民国政府派来的官员，立刻和他们讨论能不能把十三陵土地出租，让政府开辟成公园，他可以拿钱养家……

1929年，这位侯爷以“生计奇窘，无法维持”为由，“呈请国民政府格外抚恤，委以末职，俾维生计”。民国政府内政部经研究决定，取消其爵位，委以明陵保管委员之职。月薪50大洋，列入财政部预算。

孰料朱煜勋不但白拿钱不干活，又被控参与盗挖雀山妃坟墓地等事，有监守自盗之嫌。1933年10月民国政府下令撤销其职务，将明十三陵交由昌平县管理，陵区内设护陵警察所，抽陵户为护陵警察。

至此，明陵香火断绝，清廷设立的一等承恩侯这个“御用大花瓶”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他们自始至终都未被允许服明服色、行明正朔，用明朝礼节，简言之，清朝对他们适用“臣礼”而非“宾礼”，而这些早已“奴才化”的人们也对此甘之如饴，实在可悲、可鄙。

当然，清廷对明朝宗室的处断，在不少今人眼中并不奇怪，民间自有“斩草要除根”的说法，并诬以传统文化之名，却是自以为是了。

中国古代一直有“三恪二王后”的礼法，属于“宾礼”之一，即封前二代后裔为“二王后”，封前三代后裔称“三恪”。

这些前朝后裔，多数被特许服前朝服色、奉前朝宗庙祭祀，这条政治传统，自西汉至于南宋、金朝一直延续，就连五代的乱世都未抛弃。

如曹魏代汉后，魏文帝封汉献帝为山阳公，食邑一万户，立都城于浊鹿（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东北），不称臣，受诏不拜，可以天子仪仗祭祀宗庙，仍行汉朝正朔。山阳国传汉献帝之孙刘康，之后跨曹魏、西晋两代，直到永嘉之乱才告断绝。

更奇葩的是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被晋武帝封为陈留王，58岁死后仍被谥为“元皇帝”，其封国曹姓后裔一直传承到南朝齐，传国214年。

跨越朝代最多的，则是隋朝的后裔，唐初废隋炀帝之孙杨侑为酅国公，行隋正朔，车骑服色，一依旧章，此后跨越唐代、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等六朝，一直身居“三恪二王后”之列。

就连女真人建立的金朝，金熙宗也封辽天祚帝为豫王、宋徽宗为天水郡王、宋钦宗为天水郡公，与齐刘豫合称三恪。

这个规矩，坏在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封宋恭帝为“瀛国公”，使居于大都、上都。后徙乌思藏萨迦寺（今西藏萨迦县）为僧，翻译了佛经《百法明门论》、《因明入正理论》，后死于甘州（甘肃张掖）。

如果仅以“宾礼”来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似乎也没什么错误，就连对前朝皇室的那点礼仪优容，胸怀气度都不见了，只剩下小家子气的“斩草除根”，又岂是真正的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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