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关于王在晋和孙承宗的争论,谁的主张更得当?

回答
王在晋与孙承宗的争论,围绕着明末辽东战局的关键战略,两位重臣的观点各有千秋,也都切中了当时辽东问题的要害。要判断谁的主张更得当,需要我们深入分析他们各自的立论基础、时代背景以及对局势的判断。

王在晋的主张:巩固辽西,步步为营

王在晋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固守辽西,以静制动”。他认为,辽东局势的关键在于能否守住关宁锦防线,特别是锦州和宁远这两座重镇。

立论基础: 王在晋的经验主要来自于他早年在辽东的任职,对辽东的地形、防御以及关宁锦防线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明朝的优势在于其坚固的关隘和充足的兵力,劣势在于后勤补给的困难和辽东气候的严酷。因此,他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的战略,依靠现有防御工事,消耗敌人的锐气,等待时机再做反击。
具体主张:
坚守锦州、宁远: 他将锦州和宁远视为辽东的生命线,认为一旦这两个地方失守,整个辽东乃至山海关将门户洞开。因此,他主张集中兵力,加强这两个城市的防御,筑城修墙,储备粮草,将其打造成坚不可摧的堡垒。
“屯田养兵”与“以民养兵”: 他提倡在辽西地区推行屯田,增加粮食自给能力,减轻后勤压力。同时,他也倾向于利用当地人口充实军队,形成区域性的防御力量。
“缓兵之计”: 在与后金的对峙中,他更倾向于采取一种消耗战的策略,通过坚守来消耗后金的兵力、财力和士气。他不主张轻易出关作战,担心劳师远征,得不偿失。
“分兵驻守”: 王在晋也曾提出分兵驻守,即在辽河以东的一些重要地点,如广宁、辽阳等地,设置少量兵力,作为警戒和观察哨,以获取情报,但主要兵力仍集中于辽西。

孙承宗的主张:主动出击,收复失地

孙承宗则是一位更具进取精神的战略家,他认为明朝不应被动挨打,而是要抓住时机,主动出击,收复失去的土地,从而改变辽东的战略态势。

立论基础: 孙承宗在督师辽东期间,敏锐地观察到后金虽然势力强盛,但内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兵力不足、后勤补给线长等。他认为明朝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和相对稳定的后方,如果能够有效组织和运用,完全有机会扭转颓势。他更注重战略的主动性和进攻性,认为只有通过主动出击,才能瓦解敌人的士气,收复战略要地。
具体主张:
“复辽”战略: 孙承宗的核心目标是“复辽”,即收复被后金占领的辽河以东地区,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他认为,仅仅依靠辽西的坚守,只能是饮鸩止渴,长期来看对明朝不利。
“分兵进剿”与“先东后西”: 他提出要分兵进剿,在辽河以东地区,例如熊廷弼失守的辽阳、沈阳等地,设立前哨,逐步推进,收复失地。他主张“先东后西”,先收复辽河东岸的战略要地,然后再逐步收缩战线,巩固辽西。
“筑城募兵”与“屯田”结合: 他也重视屯田,但在其战略中,屯田更多是为了支撑其主动进攻的军事行动,为出击部队提供粮草保障。同时,他也主张在收复的地区筑城设卫,建立新的防御据点。
强调士气和军队建设: 孙承宗对军队的建设和士气非常重视。他认为明朝军队存在纪律松弛、训练不足的问题,因此他着力于整顿军备,提高士兵的战斗力。

争论的焦点与评价

两位主张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战略的进攻性与防御性: 王在晋偏向防御,孙承宗偏向进攻。
2. 收复失地的时机与可能性: 王在晋认为时机不成熟,孙承宗认为可以抓住机会。
3. 对后金实力的评估: 王在晋更强调后金的凶悍和明朝的劣势,孙承宗则看到了后金的弱点和明朝的潜力。
4. 资源分配的侧重点: 王在晋倾向于将资源集中于辽西防御,孙承宗则希望将资源用于前线进攻。

谁的主张更得当?

从长远来看,孙承宗的主张,其战略方向和目标更为得当,更具前瞻性。

战略的有效性: 仅仅依靠被动的坚守,并不能根本上解决辽东问题。后金的骑兵优势在于机动性,而辽西的坚固城池虽然能够抵挡其攻势,但一旦被消耗,明朝的兵力优势也难以发挥。孙承宗提出的“复辽”战略,如果能够成功实施,将能从根本上改变辽东的战略格局,将战线推到更利于明朝作战的区域。
抓住历史机遇: 孙承宗提出“复辽”并非空穴来风,在当时确实存在一些机会。例如,后金内部有时也存在矛盾,其军队也面临兵力不足、粮草供应的压力。明朝如果能抓住这些机会,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是有可能取得战略性的胜利的。
避免战略僵局: 王在晋的“以静制动”虽然稳妥,但很容易陷入战略僵局。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即使能够守住辽西,也无法恢复明朝在辽东的影响力,反而会不断消耗国力。
军事改革的必要性: 孙承宗对军队建设和士气的重视,也抓住了明朝军队的根本问题。一个强大的军队是任何战略成功的基石。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王在晋主张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风险的规避: 王在晋的主张更注重规避风险,他的策略是基于明朝当时的国力状况和辽东战场上反复出现的惨痛教训。贸然进攻,一旦失败,可能导致比坚守更糟糕的后果。
底线的坚守: 在明朝军队士气低落、装备落后、指挥混乱的情况下,守住辽西确实是当时最现实的底线。如果连辽西都守不住,那将是灾难性的。
战略的循序渐进: 孙承宗的“复辽”战略是宏大的,但其前提是能够有效地组织和实施。如果缺乏充分的准备和精密的计划,这种进攻性战略可能会成为纸上谈兵。

为什么孙承宗的主张更得当,但实践中困难重重?

尽管孙承宗的主张在战略方向上更为正确,但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下,其推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朝廷的阻力: 明朝朝廷内部党争激烈,宦官专权,文臣武将之间相互掣肘。孙承宗的改革和进取措施,往往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招致阻挠。
军队的素质: 即使孙承宗努力整顿军队,但明军的积弊深重,战斗力普遍不强。缺乏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军队,再好的战略也难以有效执行。
后勤的瓶颈: 辽东地区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后勤补给始终是明朝军队面临的巨大难题。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后勤的要求极高,一旦后勤跟不上,整个战役都会功亏一篑。
情报的准确性: 对后金实力的准确判断和对战场情况的及时了解,是制定有效战略的前提。当时明朝的情报系统并不健全,对后金的动向和实力常常出现误判。

结论:

从战略的整体性和长远目标来看,孙承宗的主张更为得当。 他提出的“复辽”战略,抓住了辽东问题的核心,即主动出击以收复失地,改变不利的战略态势。这种进取性的战略,虽然风险更大,但更有可能带来根本性的转机。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王在晋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现实的。 他的策略是一种更为稳妥的“止损”和“消耗”策略,在未能充分准备和获得朝廷支持的情况下,守住辽西的底线,避免更大损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可以说,两位主张的争论,反映了明末在战略选择上的两难。是选择冒风险主动出击,还是选择稳扎稳打被动防御?历史的经验表明,过于保守的防御最终难以挽救颓势,而缺乏充分准备的冒进则可能导致灭顶之灾。真正有效的战略,往往是能够在保持防御底线的同时,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审慎而有力的反击。在这一点上,孙承宗的战略思路更为可取,只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未能完全实现。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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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晋认为辽左险阻就在于辽沈,辽沈失守后辽东成了残局,广宁是最后底线,广宁失守后,辽东没有险阻可以凭据,布置再多兵马,也是送经验包,因此全师退入山海关比较合适。他称山海关是退无可退,并且认为辽沈、开铁等地都是重镇况且失陷,山海关薄弱,怎能抵挡。

因此认为退入山海关后,京师到关城之间都要布置兵垒,再无宁日。所以他并不是一心软弱的撤入山海关,而是觉得熊、王失去广宁,明朝已经被迫走这最后一步棋。

孙承宗认为广宁以后退入山海关,不如在山海关外苟延残喘,今天抠一点、明天抠一点,总不至于全部丢失。并且索性把关外文武权力统统交给武将,让他们世家门阀化,做一个边陲的诸侯群体。

我感觉孙承宗比较对,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明明白白的看到了天启以后崇祯的危局,如果撤回关内以后便不可能再度收复辽西走廊,因此能撑一会是一会总是好的。

在关外要面对清兵,在关内同样也要面对。连王在晋都承认山海关无险可守,不可能做长久之计。何况辽西仍然有大量辽民,台面上来说不能保境安民,要天子何用呢?私下来说,辽民中能够征兵、屯田,又是一个助益,何必丢给清军。

而且王在晋的说法太过悲观,广宁失守以后清朝刚刚开始降服蒙古,明朝仍然有搅屎的机会,矗在关外做个二愣子,未必清朝不怕。

辽东军费过高也不是孙承宗的问题,明朝军费是屯田粮食不够吃就用民运,民运不够就用盐粮,盐粮不够就从京城调派,而万历二十一年时就从京城调派了六十万两银子。辽东米价是飞涨的,成化十二年一两银子四石,万历十九年一两银子一石,天启元年八两银子一石,天启二年涨到十二两。孙承宗用的军费按照米价涨的速度来看,已经足够克制了。当时明朝岁入二百万两,出支五百万两,如果都是孙承宗用的,那他也只不过是根据万历二十一年的标准在领工资而已。

米价涨了十二倍,军费如果涨了12倍就是720万两,据传说孙承宗最夸张的军费数额就是这个数。

王在晋没有提出太好的解决办法,只是悲观的认为明军已败,应该退入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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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督骆思恭大谈史料信度,却引用了《孙承宗集》页一三○六《明史》〈孙承宗传〉中的“在晋无以难”,然后说“王在晋对可能出现的战局形势根本毫无预案,被孙承宗几句话问得哑口无言。”


《孙承宗集》明明就有孙承宗于天启二年七月十八日奏的〈以守修战疏〉,页七六二他自己写的则是“臣无以应”。全文為:

經臣曰:「於山建山寨三,以為退守計,而三道關俱可入。」蓋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經臣言:「邊兵之善走也,即殺,不能止,況大勢散,誰復為殺者,故為兩城,以固其心,而實置之死,以厲其必死之氣。」臣無以應。

这部《孙承宗集》收了孙承宗的《阅关奏稿》、《督师奏疏》等稀见史料,非常珍贵,书本身也不算常见。但卫督骆思恭不引用孙承宗的奏疏,却引用了里头收录的明史说法,或者是刻意鱼目混珠,或者是没有仔细看书。


4/14新增:这是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页三三-三四。全文為:

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之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

除了“厉”字改为“励”,以及“臣遂无以应”多一个“遂”字之外,和孙承宗的〈以守修战疏〉内容完全相同。


记载“在晋无以难”的《明史》卷二五○〈孙承宗传〉全文为:

曰:“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曰:“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曰:“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曰:“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籓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在晋无以难。


《明史》〈孙承宗传〉该段是抄自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七的〈孙公行状〉,除了添加孙承宗〈以守修战疏〉没有的内容,还又把王在晋对于“边兵善走”的说明删掉了。全文为:

曰:“关外有三道关可入。”公曰:“若是则虏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曰:“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公曰:“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若是,则又安用重关?且败兵入三道关,虏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溃,不又为全辽之续乎?”曰:“将于八里内南负山,北抵海,掘沟二十里,以限胡马。”公曰:“徐中山之经度斯地也,左山右海,砂少土多,故扼要为关。今将践砂凿石,火烧水激而成河,不亦难乎?成祖弃大宁诸城,而独守辽东,以大宁退有蓟门天险,辽西非辽东不可守也。今不为恢复大计,切切然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闹堂奥,畿东有宁宇乎?”关门诸辽佐俱从,在晋数目之,颇倚以为助。公出袖中揭帖视之,曰:“诸君皆以为不可,今日何默默也?”在晋语塞而止。

4/15新增:这是关于〈以守修战疏〉和〈孙承宗传〉、〈孙公行状〉的内容比较。


《三朝辽事实录》与〈以守修战疏〉的文字内容是一致的,而〈以守修战疏〉是收在孙承宗的《阅关奏稿》,《阅关奏稿》内容只收孙承宗巡视山海关期间的奏疏,很可能是于天启年间即付梓。《三朝辽事实录》成书于崇祯年间,应该比《阅关奏稿》晚。

〈以守修战疏〉是孙承宗自己的奏疏,王在晋收录在《三朝辽事实录》中。我们以前只能看到《三朝辽事实录》,现在有了《孙承宗集》,因此可以确定这是孙承宗自己对于该次问答的叙述,并不是王在晋写的。


孙承宗说他当时抱持偏见“臣时执边见”询问王在晋的城守策略。

  • 王在晋回答会为溃兵留下退路“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
  • 孙承宗询问兵法不是说置之死地而生吗?
  • 王在晋回答,边兵太会跑了,溃退时需要留下表面上的退路,才能让他们进入死地死战“边兵之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
  • 孙承宗没有回答,结束讨论“臣无以应。”


上述均是引自〈以守修战疏〉,孙承宗自己叙述了与王在晋的讨论,王在晋告诉他因为边兵善走,因此要设置山寨等退路让溃兵进入死地死战。

孙承宗巡关之后,上奏称赞王在晋策略谨慎而且安排有后手“……此经臣老成之见,臣未之敢易者。且经臣已遣将经营觉华岛,则其微意更令人服耳。”(《孙承宗集》页792,天启二年八月十二日,〈录呈同行代拟之辞疏〉,该疏为鹿善继代拟,見《鹿忠节公集》卷二)


但是到了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的〈孙公行状〉,两人讨论的内容和顺序就不一样了,〈孙公行状〉的说法是孙承宗问城守策略。

  • 王在晋回答设有重关“关外有三道关可入”
  • 孙承宗反驳若敌军一来我军就跑,何必设关“若是则虏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
  • 王在晋回答设有山寨“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 孙承宗反驳这岂不是鼓励我军逃跑,更用不着设关,况且留下退路反而会让敌兵尾随而入“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若是,则又安用重关?且败兵入三道关,虏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溃,不又为全辽之续乎?”
  • 王在晋回答可以挖掘壕沟阻挡敌军“将于八里内南负山,北抵海,掘沟二十里,以限胡马。”
  • 孙承宗反驳该地土质难以挖掘,而且这些策略光是想防守山海关,不想收复失土“徐中山之经度斯地也,左山右海,砂少土多,故扼要为关。今将践砂凿石,火烧水激而成河,不亦难乎?成祖弃大宁诸城,而独守辽东,以大宁退有蓟门天险,辽西非辽东不可守也。今不为恢复大计,切切然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闹堂奥,畿东有宁宇乎?”
  • 在场的辽东官员们,没有人说话,孙承宗拿出揭帖,让王在晋说不出话来“关门诸辽佐俱从……在晋语塞而止。”


钱谦益〈孙公行状〉的描述和孙承宗自己的〈以守修战疏〉差别非常大,变成孙承宗不断质问王在晋防守策略,逐一反驳,然后指责他只想防守,让王在晋说不出话来。可以看到钱谦益删掉了王在晋回答“边兵之善走也”的设置退路原因,添加了王在晋又想挖壕沟,让孙承宗指责王在晋不懂地理土质,并且龟缩防守“今不为恢复大计,切切然画关而守”,把王在晋骂得说不出话来。

在钱谦益的描述中,孙承宗在大局观、战术观都完胜王在晋,而王在晋除了只想畏惧退缩之外,连地理土质都不懂,真是废柴一枚,而且孙承宗是当着辽东官员的面驳倒了王在晋。

这个描述加油添醋很精彩喔,可是和孙承宗本人的叙述差别非常大。《明史》〈孙承宗传〉节录了钱谦益〈孙公行状〉,再把故事结尾改成“在晋无以难”。


在这两则冲突的史料之中,你认为孙承宗〈以守修战疏〉的叙述正确?或是钱谦益〈孙公行状〉的描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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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一点,没有所谓的“关宁铁骑”这支听起来成建制的军队,这个词出现在清代野史,纯属后人附会。明代有载的辽东称得上铁骑的军队只有两支,一支是杨嗣昌成立的“关门铁骑”,驻守山海关,听名字就知道,是守关门的,只有两千人,后调入关内平叛被农民军所灭,存在时间很短,跟孙承宗、袁崇焕及辽东将领没有关系。另一支是祖大寿的私兵“缘边铁骑”,人数亦不足两千,后来估计跟着降清了。

辽东明与清的历次战役中,参战明军的成分比较复杂,总体来看各军头私兵+卫所军(关外堡垒驻屯军)+关内客军,共同构成辽东军防守关宁锦防线,其中进攻性的战役辽东军头的战意不足,逃跑很擅长,尾随敌人也是专家(己巳之变),但防守个城堡还凑活(废话,守不住自家田亩就归满人了)。辽东军的军阀化倾向从李成梁时代就埋下了种子,李成梁和同时期的戚继光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子,戚帅把练出来的精兵变成忠诚的朝廷军队,纪律严明,从不畏战,有死无降;李成梁则完全倚仗自己私兵,为后来开了一个恶例。军阀化的是辽东将门世家及其私兵,这帮人能打但往往待价而沽,出不出死力全看是什么仗。至于有人说辽东军两头玩猫腻,从历史的结果看其实证据不足,因为祖大寿和吴三桂两个最大的辽东军头反而是最后才降清的,且都是在形势极为无奈之时,祖大寿还曾诈降又跑了,松锦之战死守锦州那也拼了老命。降清后的祖大寿郁郁而终。这帮人虽然不那么让皇帝放心,但也是不想轻易就降清的。

回到孙王之争。我认为在天启时期孙承宗的战略更为妥当,或者说努尔哈赤时期这个战略是很有效的,那时财力尚能支持,努尔哈赤战略头脑并不好,他晚年时期的后金经济被明朝堡垒战术和经济封锁挤压得几近崩溃,又杀戮太重,基本到了眼看撑不住的地步。但这时他死了,皇太极救了后金。随着明朝财力的恶化,加之皇太极的应对极为高明,对明军坚定地围点打援,对内则聚拢人心,很有弹性。孙承宗和袁崇焕主导的修堡推进战略这时就等于自投死路,而王在晋回收防线、把第一条防线放到山海关外的想法此时就是正确的了。脱离接触,坚壁清野,关内练兵,辅以不停地骚扰,伺机而动,吸引清军来攻,消耗其后勤。因为清当时的经济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根本经不起一场大军出动几百里去攻山海关这样的坚城的旷日持久的大战。即便攻下了,关内是早有准备的收缩回来的明军,又是一场严重的消耗,且要冒着被明军抄后路关门打狗的巨大危险,满人死得起吗,耗得起吗?反对这一策略的人看不到这一点。皇太极不是傻子,他最想看到的是明军不断修堡推进,正好实施他的伐大树战略,围点打援,以逸待劳地消耗明军粮饷和精锐战兵,让明朝慢慢失血。

王在晋的思路这时从军事、后勤角度是对的,但让皇帝做出这个决策也极其为难——辽东将门及其私兵怎么安排?这些人彪悍能战(打自己人厉害得很),在关外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他们想放弃吗?放弃之后,至少几十万人入关,如何在关内安置他们?利益如何协调?土地如何分配?恐怕这是朝堂之上无法通过的主要原因之一。

放弃关外的决策一直到了1644年闯军直逼京师时才做出,吴三桂军之所以行动迟缓,并非有意耽误行程,实是崇祯命令下得太晚,因为放弃关外牵涉到的不止是军队入关救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世代在关外打仗的军人尤其是将领们的私兵拖家带口(能打的还就是这几千私兵),还有那么多的军属、财物,要全数随军撤入关内,就是刀架脖子上,也快不起来。军队从理论上当然可以抛下一切不管不顾,急行军去救皇帝,但实际上你让他们扔下自己家业,冒着让清军在后边拣便宜的风险,他们是不会干的,估计当时就反了。

从所谓的“辽人守辽土”这一错误战略提出来,辽东问题就成了一个死结。还是对辽东基层认识深刻的熊廷弼看得清楚,辽东问题必须用客军解决,辽兵只能用于防守,不能作为进攻的主力。在一段时间内,关外适当收缩防线以守为主,省出钱来关内抓紧练兵,等待变化,伺机收复,才是最正确的策略。可惜了熊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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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答主偷偷地把原文里的九十七万两改成了九十三万两却不对其他的谬误进行回应和订正真是令人不齿啊 @墨在朱之上

分割线……………………………………………………………

某些答主也甚是讨厌,自己说的史料要辩证着看转头自己就把这条给忘了。

他引用王在晋奏疏中所谓的筑城八里铺我没在图书馆没有翻,不过他的错误也实在是太明显了。他说王在晋拿了朝廷九十七万两白银却只是干了一点点水活,完全的贪墨公帑,还要在书里为自己洗白,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在《明熹宗实录》里找到关于这一段的记录:

“在晋又再申筑城,前议于关外,由八里铺绕角山而东,傍三道关起脚,逶迤至海,计长三十七里,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厅,共估九十三万,请发帑金。上许发帑金二十万,仍谕令酌节省,毋致虚糜。”

看到没有? @墨在朱之上 皇上批复了王在晋的八里铺,还先行拨了二十万两银子开工并且还嘱咐王在晋勤俭持家,不要浪费了。紧接着王在晋就拿着这二十万两银子欢天喜地地开工了,但是这时蹦出个袁崇焕,一状把王在晋告到首辅叶向高那里,叶向高马上就派孙承宗前往山海关考察八里铺新城,之后就爆发了那次著名的争论,孙承宗回京之后又在皇帝面前告了王在晋一状,然后王在晋失势被送到南京兵部养老,八里铺也就黄了。

见《明史 孙承宗传》

“……其他制置军事又十余疏。帝嘉纳。无何,御讲筵,承宗面奏在晋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书,并斥逃臣慎言等,而八里筑城之议遂熄。 ”

前前后后就是王在晋提了个九十三万两的预算,就等于王拿着这么多银子施工了?天底下有这么好当的乙方?

您还说我扯着您小错误不放,可是您连这都错了就太说不过去了吧。您如果连实录这样重要的书都不看的话妄谈治史是不是给人一种大话的感觉?

除了经费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他引用史料时犯的另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全然不理解史料的本意,也许是初中文言文基础没打好还是故意使坏误导读者就不得而知了。

根据他列举的三朝辽事实录原文能得出他的结论吗?结果显然是不能的。

王在晋题:『臣因严关墙低土薄,旧边止三丈二三尺,今加高至四丈,土帮止八九尺,今填阔至二丈二三尺。墙则砖灰坚砌,土则夯杵并加,虽南北二部尚有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錾濠,濠外掘品字沟,沟中下暗签,沟外间一摆空营,众工毕举,窃意计期可成,又于八里铺筑新边,已完土墙二百余丈,臣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 ————《三朝辽事实录》

我们看到王在晋在报告时提到他拿着天启皇帝批的二十万两白银既修了八里铺还重修了旧城,并且提到重修的旧城“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然而某答主却说这是王在晋形容修的新城,我就很纳闷了王在晋自己都承认八里铺修的是土墙了,你还让他在奏表里这么形容,你当他和皇帝的智商都和您一样吗?)对比某黑洞一样的著名防线,这难道不是一种省钱的好方法吗?

至于他说什么山海关一共二十里我是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来的,他难道不知道什么叫长城,罗城,翼城,瓮城吗?更何况山海关城的城墙也不到二十里啊?

ps.您的文言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真的需要提高,还有别把所有指出你低级错误的人都叫杠精,这样很耻辱的。

。。。分割线。。。分割线。。。分割线。。。

最高赞回答黑王在晋和三朝辽事实录还把谢国祯老爷子拉出来站台说谢老爷子认为三朝辽事实录一文不名。 @墨在朱之上 然而实际上呢?

谢老爷子在《 万历至崇祯上 第三节记万历朝史事之书的 王在晋所著 越镌二十一卷这一小节中写到“……经略辽东,著有三朝辽事实录十七卷,已著录于清开国史料考中。”

很明显嘛,老爷子是把他放在《清开国史料考》中的,而不是某答主所谓的老爷子认为该书不具有史学价值balabalabala………某答主脑补的够可以的。

看来答主是书都没看仔细读过,看着目录没有就脑补谢老爷子的想法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清开国史料考》中怎么说三朝辽事实录的。

卷三 明代之记载上

“唯是书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下迄天启丁卯十二月,十余年之事,记载綦详,裒然巨帙,为治辽事者所必参考之书也。”

你看看你看看,谢老爷子都说了研究明末辽东史必须要参考这本书,极大地肯定了这本书的史学价值,某些答主自娱自乐,读书不精,治史不精,还需要再学习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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