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的矿税是如何征收的，为什么导致朝野的反对？
是怎么收的？这事儿可不简单，得从头说起。
万历皇帝，年轻时候是个挺有抱负的皇帝，想干一番大事业，尤其是在经济上，想着把国库充实起来。当时的明朝，虽然表面上繁荣，但内里早就有了不少窟窿。边疆的军费、官僚的俸禄、皇室的开销，林林总总加起来，是个天文数字。万历皇帝就盯上了“矿税”。
为啥盯上矿税？因为矿产资源，那可是实打实的金银铜铁，是国家最硬的硬通货。但长久以来，采矿权要么被权贵垄断，要么就监管不力，税收流失严重。万历皇帝就觉得，这是个巨大的潜力股，要是能把这块儿抓起来，国库就能哗啦啦地充实。
于是，万历皇帝从万历十八年（159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设立“矿监”机构，派遣太监担任矿监，专门负责征收矿税。这些太监的权力极大，他们可以深入到各个产矿区，对私人和官营的矿山进行征税。
征收的方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普遍征收，无差别对待： 以前很多时候，矿税征收是有一定门槛的，或者只针对某些特定的大矿。但万历年间的矿税，是“颗粒归仓”，无论大小矿山，无论是个体采掘还是家族式经营，只要沾上“矿”字，就得乖乖交钱。铜、铁、煤、铅、锡、金、银、珍珠、玉石……只要能想到的矿产，都成了税源。
提成制，激励机制扭曲： 这点是导致矿税征收泛滥和滥捕的重要原因。朝廷给矿监设定了固定的征收任务，完成了有奖，完不成就得承担后果。更要命的是，矿监的收入很多是按比例从税款中抽成的。这意味着，他们征收得越多，自己赚得也越多。这种“多收多得”的激励机制，把矿监们变成了贪婪的“吸血鬼”，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搜刮。
指定税率，但实际执行弹性极大： 朝廷会规定一个大致的税率，但具体到地方，矿监们说了算。为了完成任务和增加个人收入，他们经常会擅自提高税率，或者随意加收“附加税”。有时候，甚至对那些曾经豁免的矿山也开始征收。
设立“专课”性质的征收： 除了常规的矿税，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专课”，比如“采금专课”、“采铅专课”等等，进一步增加了征收的种类和力度。
直接插手开采事务： 有些矿监甚至不满足于仅仅征税，他们还会强行干预矿山的开采过程，要求矿主按照他们的意愿来采矿，或者直接插手分红，把矿山变成他们的“私家财产”。
为什么会引起朝野的反对？这反对的声音，那是海啸一般，此起彼伏，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
普通百姓的哀嚎： 矿业，尤其是小规模采矿，很多是底层百姓赖以生存的生计。矿税的普遍征收，直接剥夺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一个小小的采铜人，辛辛苦苦挖点铜，还没来得及卖，就被矿监征收重税，甚至连本都收不回来。这不仅仅是经济损失，更是断了他们的活路。
“扰民”成为常态： 矿监们为了催缴税款，经常会采取各种粗暴手段，比如查抄财物、殴打甚至抓捕矿工。他们就像一股股旋风，刮过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鸡犬不宁。这种肆无忌惮的扰民行为，自然引起了广泛的民怨。
2. 破坏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传统：
侵蚀了地方的利益： 很多地方，矿产资源是当地的重要收入来源，也为当地官员和士绅提供了一定的利益。矿税的集中征收，意味着这些利益被国家财政，尤其是皇帝的小金库给攫取了。这让地方官员和士绅感到自己的权力被架空，经济利益被剥夺，自然心生不满。
打击了商业和生产积极性： 高额的税负和不确定的征收方式，极大地打击了人们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大家都不敢冒风险去投资采矿，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盯上，被榨干最后一滴油。
3. 动摇了士大夫阶层的权威和价值观念：
太监专权，有损朝纲： 派太监去征收矿税，这本身就触动了士大夫阶层敏感的神经。他们认为太监是宦官，不应干政，更不应掌握如此大的经济权力。这被看作是皇帝信任宦官，忽视了文臣的意见，有损朝纲，是“非君子之道”。
价值取向的冲突： 儒家思想强调“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矿监们的行为，往往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这与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他们认为这种竭泽而渔、涸泽而渔的做法，是短视的，是损耗国本的。
“万事皆可税”的荒谬感： 随着矿税的不断扩大化，从矿产到渔业，再到其他的商业活动，都可能被征收各种名目的税费。这种“万事皆可税”的态势，让很多士大夫感到荒谬和担忧，他们认为这是在“搜刮民脂民膏”，是在把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税吏统治”的机器。
4. 加剧了政治斗争的白热化：
以臣子身份为皇帝辩护的困境： 很多正直的官员虽然看到了矿税的弊端，但又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境地：皇帝要推行，自己身为臣子，如果公然对抗，轻则挨骂，重则可能被治罪。因此，很多人只能在奏章中委婉地表达，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抵制。
政治派别的攻防焦点： 矿税问题成为了朝廷内部不同政治派别攻防的焦点。以张居正改革派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加强中央财政是必要的；而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更强调民生和反对宦官干政，对矿税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双方围绕矿税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5. 证据确凿的滥捕和冤案：
“捕风捉影”的罪名： 矿监们为了完成征收任务，经常会罗织罪名，随意抓捕矿工，逼迫他们“承认”藏匿了矿产，然后强行征收。这样的冤案比比皆是。
对社会公平的破坏： 这种不顾事实的抓捕和审判，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破坏，让普通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举例说明一下其中的荒谬之处：
比如在一些地区，原本是百姓自己挖点煤炭取暖，这种行为根本算不上商业活动，但矿监们却将其视为“煤炭采掘”，也要征收高额的税款。甚至有人挖了几个土豆，也可能被当作“地下宝藏”来征收所谓的“地下宝税”。这种无厘头的征收，让人们啼笑皆非，更深感绝望。
所以，万历年间的矿税征收，与其说是一种有效的财政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激进的、不顾后果的搜刮。它在短时间内虽然可能充实了国库的某些部分，但却严重破坏了民生，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朝廷的权威，最终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重要的伏笔。这场围绕矿税的斗争，也成为明朝政治史上一段令人唏嘘的篇章。
网友意见
我先讲个历史小故事：
万历二十四年，神宗派遣内监陈增前往山东征收矿税。然而当时探明的山东矿产并不丰富，矿税名目实在难以设立。于是陈增脑筋一转，向神宗奏称：山东的矿不多，但店铺很多，陛下可以考虑逐店取税，为数定不在少。
皇帝派你来征收矿税，你却动起店税的脑筋了，一不合理，二也要跟地方有司起冲突的，岂不荒唐？皇帝岂能答应？地方官吏岂能坐视不管？
结果呢？
……神宗准奏了。
但地方有司自然要抗议啊，因为这是扰乱地方行政和秩序啊。
结果呢？
……福山县知县韦国贤、益都县知县吴宗尧遭陈增弹劾，先后被逮捕入京和下狱。山东巡抚尹应元上疏陈述陈增二十大罪，反倒落得个妄奏的罪名，被罚俸。
在真实的历史上，我所列举的陈增恶行，仅仅是开篇一隅，远未终结。而在矿税的征收过程中，类似陈增之流人物，却有无数。
开矿收税，并非不该。实际上，若是晚明矿税能够体系化制度化，于国应是大有裨益。但在实际操作中，完全是一副乌烟瘴气的腐坏场景。
简而言之，万历年间的矿税，不过是借矿税之名，行盘剥之实。矿税危害二十余年，主要问题也并非矿税本身，而是不务实际，名目繁多，肆意压榨，掠夺民财。
矿税由来，据《明史》如下：
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其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
矿税的开端是在万历二十四年，这一年宫中遭遇大火，乾清宫和坤宁宫先后毁于火灾，次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又再次焚烧殆尽，同时播州和朝鲜也是兵祸连结。宫殿需要修缮，军费支出庞大，而太仓国库空虚，户部束手无策，所以需要额外增加税源。开矿向国家缴纳税收，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但实际情况呢？
神宗委派的矿税负责人是内监。内监负责某些财政征收，在明朝并不新鲜，江南三织造就是由织造太监负责督管。但织造被控制在范围之内，矿监税使的权力却得以泛滥。被派遣到地方的矿监税使，以天子特使自居，无视地方行政机构，在地方任意横行，中饱私囊，祸国殃民。地方有司或叹然无奈，或沆瀣一气，或力争不过反遭打压，最终激起民变，例如万历二十八年，矿监陈奉恐吓地方官民，其党羽有恃无恐，私闯民居，奸淫妇女，掠夺民财，最终激起武昌民变。
二十余年的矿税征收，各地矿监前后上缴矿税不到600万两，而《明史》所记载的万历援朝战争就糜费700万余两，所以说矿税对晚明国家财政的纾缓并无显著作用，但实际危害却遍布史书。矿监贪污数量十分惊人，陈奉在湖广征收矿税不过两年，离开时所带走的私财却十分庞大，且为人作恶多端，当时的巡抚支可大怕他会在路上遭遇报复和抢劫，特地派遣大量士兵予以护送。
矿税为祸惨烈，当时已是天下皆知。无论上到朝堂重臣，包括内阁在内，还是地方官吏，请求神宗撤销矿税的疏文几乎无日不有。甚至神宗也深知矿税的危害，所以在万历三十年，神宗患病，召来内阁首辅沈一贯和诸臣，口授遗诏宣布废除矿税。但没过几个时辰，神宗身体好转，反悔废除矿税一事，前后派遣二十余名内侍索要遗诏，沈一贯无奈交出。另据记载，当时的司礼监太监田义曾极力劝阻神宗不要收回成命，神宗大怒，拔刀欲砍。后来田义曾当面埋怨沈一贯行事怯懦不能坚持。
所以说，万历年间的矿税本身并不十分过分，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极大问题，以致病国祸民，对财政补益也不显著，导致朝野一片反对之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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