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地球上攻击力弱小的人类获得了智慧，而其它更强或繁殖更快的生物却没有？
这绝不是偶然，背后是一系列复杂且相互作用的因素，我们得从几个层面来解读：
一、 严酷的生存环境与“需求是发明之母”
首先，别把人类的“弱小”想当然。对比地球上许多生物，人类确实在某些方面显得“不如”。但正是这种“不如”，成为了我们进化的强大驱动力。
缺乏天生武器和防御： 狮子有锐利的爪牙，犀牛有厚实的铠甲，毒蛇有致命的毒液，很多动物有惊人的速度和伪装能力。人类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能靠蛮力捕猎，不能靠速度逃跑，也不能靠坚硬的外壳抵御捕食者。这种“赤裸裸”的劣势，迫使我们必须寻找替代方案。
低繁殖率与高死亡率： 相较于某些昆虫或啮齿类动物，人类的繁殖周期长，幼崽的抚养期也极长。这意味着我们每损失一个个体，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弥补。这种低效率的繁殖，意味着我们不能像兔子那样，通过数量优势来抵消个体的脆弱。每一次死亡，对种群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这进一步强调了学习、规避风险、保护同伴的重要性。
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要求： 人类早期生活在非洲草原，那里危机四伏，食物来源不稳定，气候变化也可能带来生存挑战。其他许多生物可能已经演化出了高度特化的生存策略，比如生活在特定生态位，依赖特定食物。而人类，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需要具备更广泛的适应性。这就需要我们能够“理解”环境，并据此调整行为，而不是仅仅依赖身体上的特定适应。
正是这些“弱点”，逼迫我们的大脑必须运转起来。为了捕猎，我们学会了如何制造工具，如何协同合作。为了躲避危险，我们学会了观察天气，识别地形，甚至预测捕食者的行为。为了获取食物，我们学会了种植，学会了储存。“需求是发明之母”，在人类身上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 漫长的童年与“社会性学习”的优势
这一点至关重要。人类婴儿的出生，可以说是生物界最“无能”的。出生时，我们几乎完全依赖父母，需要极长的时间才能独立。
漫长的学习期： 这种漫长的童年，虽然在个体生存的早期阶段看似是一种负担，但它为大脑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在漫长的童年里，我们可以吸收海量的信息，学习复杂的技能，掌握社会规则，并代代相传。
“社会性学习”的飞跃： 其他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也会学习。但它们更多的是模仿，是本能驱动的试探。而人类的“社会性学习”则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我们不仅模仿，我们还会“理解”，我们会“教导”，我们会“总结经验”，甚至会“创造新的知识”。这种技能的传递，不再是基因的“硬编码”，而是通过语言、符号、以及更复杂的交流方式，得以指数级地增长和迭代。
“协同”的智慧： 试想一下，一只狼群捕猎，它们有默契，有分工。但它们的配合更多是本能的协调。而人类的合作，是基于对彼此意图的理解，基于对复杂计划的共同执行。我们可以分工协作，甚至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牺牲个体的利益。这种深度的协同，极大地放大了我们的力量。
三、 “符号化思维”与“概念化语言”的解锁
人类智慧最独特的标志，莫过于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
抽象与符号化： 我们的大脑能够进行高度的抽象思维。我们能够给事物赋予意义，能够创造出符号来代表抽象的概念。语言就是最伟大的符号系统。
高效的沟通与知识传承： 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它更是知识传承的载体。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将复杂的经验、抽象的理论，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使得我们不必每次都从零开始，而是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其他动物的交流，更多是发出信号，表达情绪，指令行为，但缺乏这种能够承载复杂信息和抽象概念的“语言”。
“思想的火种”： 语言和符号化思维，使得“思想”可以独立于个体而存在。一个想法，一旦被记录或用语言表达，就可以被传播、被讨论、被修正、被发展，如同点燃的火种，可以燎原。而其他生物，其“知识”或者说“生存技能”，更多是刻在基因里，或者通过最直接的模仿传授，一旦个体消失，这些“知识”也随之消亡。
四、 进化路径的选择：神经元网络的“软实力”
回到最根本的进化选择。生物演化的过程，就像是在探索一个巨大的可能性空间。
“硬实力”的瓶颈： 那些强化体魄、速度、感官的生物，可能在某一特定环境下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但是，这些“硬实力”的进化，往往会遇到生理上的瓶颈，比如能量消耗、身体结构的限制。而且，一旦环境发生变化，这些高度特化的“硬实力”可能反而成为累赘。
“软实力”的无限可能： 而我们人类选择了“软实力”——大脑。大脑的进化，虽然在早期需要巨大的能量投入，且带来了漫长的发育期，但它带来的回报是无限的。大脑的可塑性，学习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工具制造、社会组织、文化创造等能力，能够让我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适应各种环境。我们不改变身体去适应环境，而是通过智慧和工具去改变环境来适应我们。
“非定向”的进化： 进化并非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过程。更像是无数个微小尝试在不同环境下的筛选。在某个特定时期，地球上某个区域，由于某些我们难以完全还原的因素（比如某些特定的地理环境、食物链压力、甚至一些随机的基因突变），导致了早期人类祖先的某些特质（比如更灵巧的手，更强的站立能力）与大脑容量和复杂性的初步增长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正向反馈，推动了智慧的快速发展。而其他生物，可能在其他方向上找到了更“容易”或更“稳定”的生存策略，并以此为终点，未曾踏上这条需要巨大“投入”的智慧之路。
总结一下，人类之所以能够获得智慧，并非是“攻击力弱小”直接导致了智慧，而是：
1. “弱小”带来的巨大生存压力，迫使我们发展出解决问题的能力。
2. 漫长的童年和高度的社会性，为学习和知识传承提供了温床。
3. 符号化思维和语言的发展，实现了知识的指数级积累和跨代传递。
4. 大脑这个“软实力”的进化，给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适应性和创造性，摆脱了对生理“硬实力”的过度依赖。
而其他生物，可能在不同的进化路径上获得了极高的适应性，它们在自己的生态位上已经非常成功，并不“需要”发展出人类这种复杂的、高耗能的智慧。它们是各自领域的“专家”，而人类，则成为了“通才”，通过智慧，成为了“万能的工具箱”。这并不是说人类就“更好”，而是说，在地球的演化长河中，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网友意见
（全文5318字，阅读20分钟）
说出来可能你不信，人类点出更高的智慧技能，正是因为在生物演化史上，我们其它方面太弱了。
接下来，先系统的分析“智慧”的演化过程。
30亿年前，单细胞动物依靠应激性应对外界刺激，尚未有神经系统。
8亿年以前，多细胞动物有着专门接受刺激的特殊细胞，这些细胞聚集起来，形成了原始的运动“器官”和感觉“器官”。随后最早的神经系统出现了，把这些细胞串联成了一个整体，演化出了腔肠动物（现已改称刺胞动物）。
它们具有丝状突起的神经细胞，构成原始的神经网络，只是单层（如水螅）或者两到三层。它们的神经十分的简单，没有高级神经元的突触连接，没有神经节，也没有神经中枢。
它们的信号传导是无定向的，刺激身上的任何一处地方，都能引起全身性的反应。
这样原始的神经系统，自然难以适应后面的物种大爆发时代。在后来的演化过程中，大量水母配备了毒素。例如箱水母，僧帽水母、狮鬃水母……大多数水母，具有复杂的综合性毒素，可造成内脏、神经系统、心血管等各方面的损伤。
利用毒素等等适应环境的策略，这些水母夸过数亿年的时空，如同活化石一般，依旧生存在海洋深处。
而在原始的海洋内，不能很好适应环境的腔肠动物，要生存下来则只能“改造”自己的神经系统。
原始腔肠动物，一支演化成了水母类，一支演化成了原始的两侧对称动物，分化成了原口动物和后口动物两个大门类。
原口动物演化成无脊索动物，后口动物演化成脊索动物。
蠕形动物是早期两侧对称动物，原始的三胚层。这类动物的神经开始往头部汇聚，形成了原始的“脑”，然后在“脑”后形成纵横的神经索，但比起高级神经系统来说，它们的神经细胞是分散在神经索中的。当纵神经索减少，则形成梯式神经系统，出现最早的神经中枢。
例如扁形动物：
虽然相比起原始腔肠动物，它们的运动能力显著提升，但比起后来的动物，依旧十分的原始。
原口动物中的一支演化出了链状神经系统，这便是后来的环节动物（例如蚯蚓），以及节肢动物（例如三叶虫、螃蟹、蝗虫等）。
发达的链状神经系统，是演化史上的一大飞跃，由此缔造了繁荣的寒武纪时代。
链状神经系统，分成中枢和外围两个部分。
脑和腹神经索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各节神经从脑延伸到身体各个部分形成外围神经系统。在神经系统中，神经细胞汇聚成神经节，神经纤维聚集成束。
和原始的蠕形动物相比，链状神经系统中，“大脑”已经处于优势地位，腹神经索受到“脑”的控制。为了足够快速的神经传导，节肢动物往往形成巨大的神经（巨神经纤维）。而且有研究证明，节肢动物的大脑已经能形成记忆。
正是因为链状神经系统前所未有的优越性，在寒武纪时代，发现出了诸如海蝎子之类的庞然大物。它们不断壮大自己的神经纤维，以支撑庞大的体魄。
另外一支原口动物则演化成了头足类，它们在后来的进化过程中，拥有了相当发达的神经。它们不仅是非脊椎动物中，具有最高智力的类型，甚至能碾压无数脊椎动物。房角石，无异于是原始海洋中的霸主。
而这个时候，我们的远祖只有原始的神经索，在早期海洋霸主的夹缝中生存，几乎没有任何的演化优势。
然而，随着早期节肢动物海洋霸主体魄越来越大，神经纤维臃肿，神经传到的速度，相对于庞大的身体来说，越来越慢。它们基本上，已经进化到了极限。
它们的后代想要存活，那就必须有更优于链状神经系统的神经。
于是，它们的后裔中，演化出了另外一种动物——皮卡虫。
这种动物一看就没有什么攻击力，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这一支动物，虽然同样是把神经汇聚在了头部，但形成的并不是索状，而是管状。这些管状神经系统，形成了原始的脊索，于是脊索动物出现了。
和节肢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节肢动物的腹神经系统在腹部，脊索动物的管状神经系统在背部。前者是实心的，后者是空心的。
空心的神经系统，令神经组织具有更大的空间和面积。
虽然在一开始，管状神经系统，相比起链状神经系统，优势并不十分明显。但对于未来的演化前景来说，管状神经系统是远远优于链状神经系统。
随着头部神经的进一步集中，演化出了昆明鱼，早起鱼类开始出现了。
但在海蝎子称霸海洋的时候，早期鱼类苟延残喘，由于输于体型和力量，大量早期鱼类灭绝于海蝎子的口中，唯有拥有更高级神经系统的鱼类，才得以繁衍生息下去。
在演化过程中，管状神经系统头部，渐渐形成了复杂的脑部。
而神经细胞轴突外面也形成了一层髓鞘，髓鞘具有绝缘性，保证了神经传导的高效性。髓鞘的神经传递速度高达100米每秒，髓鞘是发达神经系统的地基，而节肢动物的神经传导速度只有2米每秒。4.5亿年前的星甲鱼身上，第一次出现了髓鞘。
有了发动的神经系统，鱼类变得越来越灵活，为了保证运动的平衡，配套演化出了偶鳍，这便是高等脊椎动物四肢的原型。
而那些没有进化出髓鞘的脊索动物，便只能如同尾索动物一样，在海洋里猥琐生存。明明是动物，却犹如植物一样，营固着生活。哪怕在后来的数亿年中，种类繁多，进化得五花八门，但却永远在死胡同里打转而已。
不过我们的祖先，终究属于硬刚的那一派。
不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经历大浪淘沙般的磨砺，就没有后来的辉煌。
正因为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足以支撑更庞大的躯体，原始脊椎动物的体型，迅速大型化，并很快夺走了节肢动物海洋和陆地的霸主地位。
这得益于神经系统的先进性，才能演化出对环境更强的适应力（例如体型和力量更大，攻击力更强）。题主的问题，则明显是反过来，把攻击力的强大当成了神经系统发达的原因，属于典型的因果倒置。
随着进一步演化，我们的鱼类祖先形成了五个相对独立脑泡：即，前脑、间脑、中脑、延脑，以及小脑。
发达的大脑，配套着先进的血液体统，呼吸系统，令我们有了登陆的基础。
演化至两栖动物时，前脑形成了两个半球。
- 这是青蛙的大脑：
- 这是人类的脑干和小脑：
二者极其的相似。
在生物演化路上，往往只能做加法（犹如胚胎发育过程中，重走一遍生物演化之路）。
再演化成原始爬行动物时，大脑皮层出现了，神经系统演化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可以说，爬行动物的大脑，才是真正的有机一体的最高指挥者和调控者，它形成与3.5亿年前。
很快，其他动物都不足以和原始爬行动物竞争，于是内部竞争出现了。
它们的后裔，根据颞颥孔的数目，分成了合弓纲和蜥形纲。合弓纲动物又被称为单孔类，具有一个颞颥孔，而蜥形纲具有两个颞颥孔（双孔类），或者无孔。
双孔类动物，能够把下颌张得更大，并且附着发达的肌肉，在3亿年前的陆地上，比起单孔类更加的具有适应性。
主龙类动物迅速称霸，并最终演化出了恐龙，进入了蜥形纲称霸的时代。恐龙体型大型化之后，特化出了中空的骨骼，又为其一支后裔飞向天空留下一条后路。
虽然合弓纲动物，也演化出了诸如2吨的水龙兽这样的大型动物，但却被挤压在食物链的边缘，草食为生。
二叠纪大灭绝之后，合弓纲中的大型盘龙类（哺乳动物祖先）悉数灭绝。小型盘龙类动物，则被压迫在食物链的低端。
为了繁衍生息，提高后代的生存率，它们渐渐演化出了胎生能力。
确切的说，没有演化出哺乳能力的哺乳动物祖先，都灭绝了。
1.95亿年前的吴氏巨颅兽，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共同祖先。
但这个时候，它们的神经系统相比起恐龙也并没有多大的优势。但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它们的大脑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沟回，扩大了大脑皮层的表面积，大脑皮层渐渐演化成了高级指挥中心。
正是因为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哺乳动物必须斗智斗勇，才点出了大脑皮层沟回。
虽然6500万年前的天降陨石，给小型哺乳动物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即便恐龙没有灭绝，哺乳动物也会迎来辉煌，只不过这个时间，可能会更加的漫长。但既然恐龙能进化出鸟类，如果大型恐龙没有灭绝，他们的后裔又会是怎么样的，是否比人类更加的适应环境，也是未知的。
随着哺乳动物崛起，首先称霸陆地的是始祖象和蒙古安氏中兽，而人类的祖先，中华曙猿重量只有只有15克-50克，可谓是卑微到了极点。
不过由于生活在树上，远离天敌，在长达千万年的演化中，早期灵长类体型也逐渐大型化。
一直到2000万年前，哺乳动物进入全球海陆繁荣的时代，灵长类的体型，才有了当今灵长类的大小。不过，它们的智慧和其他哺乳动物，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然而这个时期，青藏高原开始隆起，改变大气环流，造成非洲环境遽变，人类祖先的生存环境，直接进入了地狱模式。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他们开始频繁下地。
哪怕1200万年前的森林古猿，依旧生活在森林里，但已经出现了茁壮的下肢。
随着环境进一步恶劣变化，它们走出森林，自然而然地解放了双手，一条崭新的进化之路由此展开。我们没有其它动物，在力量、速度甚至体型上的优势，那就只能点智力技能。
随着脑容量的增大，古猿人出现并很快繁荣。
但在冰河时代，物资缺乏，出现了残酷的内部竞争。
一场内部的竞争，让直立人演化成早期智人，让早期智人演化了现代人（晚期智人）。
表现在神经方面上，更是脑容量上的军备竞赛。
哪怕在强壮，速度再快，任何不能点出更高智慧的人种，全部在演化史上灭绝。
现代人脑容量1500ml左右，早起人种脑容量700-1000ml不等，而南方古猿只有量450-530ml，猴子的脑容量低到200ml。
生命史上的每一次进化（演化），就意味着没有出现此类性状的亲近的灭绝。从200ml的脑洞量到1500ml，多少人种的灭绝。
人类之所以不断演化，终究是因为不够适应环境，而不是因为太适应环境。
在寒武纪时代，无论适应环境的三叶虫，还是先后称霸海洋的奇虾、海蝎子，它们都不可能再进化成脊索动物。后来的恐龙以及鸟类，无论它们再适应环境，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进化成哺乳动物。
当一个动物过于适应环境，它们的演化，就会越发的特异化。当环境突然遽变时，首先灭绝的，就会是它们。反而那些有些不太适应环境，但又不至于灭绝，在自然大变动的过程中，则可能有着更多的演化可能。
演化过程中，有着坚硬的甲壳，意味着内部的脆弱。有着强大的体魄，意味着灵敏和反应的缺失。有着极快的速度，意味着身形、肌肉等相关的异化。登陆，意味着呼吸系统的改变。飞向天空，意味着骨骼的异化。
生物的演化，适应的是当时的环境，但每一次演化，都没有回头路。你可以登陆后，再回到海洋，但你已经是崭新的物种。
你永远不可能同时适应所有的环境。
你可以在一个地质时代，选择最强的攻击力。
诸如房角石、诸如海蝎子、诸如邓氏鱼、诸如水龙兽、诸如阿根廷龙、帝鳄、波塞东龙，诸如神龙翼龙、沧龙，诸如角龙和甲龙，以及霸王龙，也诸如梅氏利维坦鲸、巨齿鲨，诸如剑齿虎、短面熊、恐鸟……
但有着他们的能力，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轻微震动，就可能威胁到你的生存。成千上万的食草动物，才能支撑少量的超级掠食者生存。而每一次大灭绝，都会有超过70%的物种灭绝，食物链顶端的动物，首当其冲。
但无论人类的灵长类祖先，还是哺乳动物祖先，乃至于鱼类祖先，都只有小型化的身躯，乃至于它们生存下来的后裔，被迫在神经上点下技能，提高身体的综合素质。
所谓智慧的演化，都是被逼的。
至于人类创造工具之后，所具有非凡的“攻击力”，完全只是和大脑的开发配套而已。
没有如此发达的大脑，就没有灵活的胳膊和手指，以及足够强的心血管系统。
至于高速繁殖，这的确，一直都是生物繁衍的一大策略。
但智慧的演化，几乎和高速繁殖是背道而驰的。
高速繁殖，往往必须依靠水源。高等脊髓动物的进化过程，则是离开水源的过程，乃至于人类文明的真正大飞跃，则是学会挖井，离开河岸之后。
水是生命耐以生存的基础，但每一次生物大灭绝，灭绝最多的永远是海洋生物。
是谓生之亦水，灭之亦水。
真正强大的适应力，是尽量脱离对环境的依赖。这是一次次大灭绝中，残酷的教训。
在生物演化过程中，远离水源才有羊膜动物的出现，脊椎动物才有了征服高原和天空的条件。
远离水源，也同时意味着，必须保证个体的存活率，生殖相关的配套器官，自然而然出现了蜕变式的演化。
质和量，如同鱼和熊掌一样，在生物演化的大环境之下，永远不可兼得。
而剖腹产流行的现代社会，胎儿的头颅逐渐大型化。如果某一天，现代科技突然失效，将会有成千上万的妇女面临难产问题。在生物进化史上，容易生殖，永远不能成为向“高等”进化的动力。
我们的祖先没有顶尖的力量和速度，以及繁殖能力，总是在适当的时机，点一点智慧树，勉勉强强能够生存下来。等到智慧爆炸的时候，一跃成了众灵之长。特化能适应局部环境，或者一个时代的环境，而点开智慧树，才有无限的可能。
不是我们祖先演化成功了，而是它们恰好走上了这样的演化之路。
就像我们随机抛下10次硬币，让一万个人来猜测，最后大概率会有少数几个人全部猜中正反面。但这些人，不是因为思维逻辑有多强，而是因为他们正好猜中了。
而生物演化，则是无数个这样的过程所组成的。
如果把生物比喻成计算机（或者手机），每个地质时期强大的动物，都把性能发挥到了极致。但由于处理器和机器深度绑定，它们几乎没有对处理器更新换代的能力。
人类祖先则不同，性能并未发挥到极致，在残酷的竞争中，只能勉强能生存。但却能灵活的改进处理器，渡过了一次次技术革命（大灭绝+神经革命）。当处理器有了碾压性的差距之后，我们只需要随随便便拿出10%的性能，就能对无数机器进行降维打击了。
犹如当今随随便便一部智能机，碾压于十多年前的高端手机。
万物演化，时也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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