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二战前日本走向法西斯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回答
二战前日本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深渊,并非单一因素促成,而是多种内在与外在的矛盾相互激化、螺旋上升的结果。这就像一场精心导演却又失控的悲剧,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一、 严峻的社会经济困境:底层民众的绝望与军国主义的救赎幻想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二战前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困难。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完成了工业化,但这种发展模式带有明显的缺陷。

贫富差距的扩大: 工业化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少数财阀(如三井、三菱)和大地主手中,广大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日子却相当艰难。许多农民在土地改革后依然负担沉重,小农经济难以与大资本抗衡,破产和流离失所的现象屡见不鲜。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也十分恶劣,低工资、长工时、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常态。
资源匮乏的焦虑: 日本是个岛国,自然资源尤其是工业化所需的石油、铁矿石等严重不足。这使得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始终存在一种“卡脖子”的焦虑感,总觉得受制于人,难以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
经济危机的冲击: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出口贸易锐减,工厂倒闭,失业率飙升,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种环境下,民众普遍感到生活无望,对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

正是在这种经济困顿的背景下,军国主义者抓住了人们的心理。他们宣扬“以武力解决一切经济困难”,认为通过对外扩张,占领资源丰富的地区(如中国东北),就能解决日本的资源困境,带动经济发展,提升国民生活水平。这种“救世主”式的承诺,在绝望的民众中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于那些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军官而言,更是看到了实现个人价值和国家荣耀的途径。

二、 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情绪:天皇崇拜与“大和魂”的狂热

日本传统的文化土壤也为法西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天皇至上主义: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对天皇的绝对崇拜。明治维新后,通过《教育敕语》等官方宣传,天皇被塑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象征,甚至被认为是“现人神”。这种天皇崇拜,使得任何以天皇名义进行的行动,都能获得极高的合法性和民众认同。军国主义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对外扩张和战争的罪责都推卸给“天皇的旨意”,从而将民众的效忠对象转移到国家和军队身上。
“大和魂”与民族优越感: 日本民族有着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忠诚意识,传统上强调“忠君爱国”、“武士道精神”。军国主义者将这些传统元素进行扭曲和极端化,鼓吹日本民族的优越性,认为日本是“天照大神”的后代,肩负着统治亚洲、解放亚洲的“神圣使命”。这种民族主义的狂热,很容易被煽动起来,使民众对任何“异类”产生敌意,为对外侵略提供了思想武器。
“国体”的不可动摇: 在日本政治语境中,“国体”是一个非常敏感且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任何被认为是“动摇国体”的言论或行为,都会遭到严厉打击。军国主义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一切反对他们主张的政治力量(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都贴上“动摇国体”的标签,从而打压异己,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

三、 政治体制的僵化与军部势力的崛起:文官政府的软弱与军事冒险主义的膨胀

二战前的日本政治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为军国主义的扩张提供了便利。

政党政治的软弱: 尽管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议会民主,但政党政治始终未能真正成熟。政党之间争权夺利,缺乏统一的政治目标,难以形成有力的国家政策。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文官政府显得力不从心,失去了民心。
军部对内阁的控制: 宪法规定,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官担任。这意味着军部拥有直接干预内阁组建的权力。一旦军部拒绝提名大臣,内阁就无法成立。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军部对政治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左右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政策。
军部内部的派系斗争与对外扩张的勾结: 军部内部也存在着不同派系(如皇道派、统制派)的斗争,但他们在对外扩张的问题上却意外地达成了一致。为了实现军部的政治野心,他们不惜通过暗杀、政变等手段清除异己,最终将国家推向了战争的道路。例如,“二二六事件”就充分暴露了青年军官的极端倾向和对政治的野心,虽然事件最终被平息,但其影响却更加深远,使得政府对军部更加忌惮。
“天皇制”的工具化: 军部并非真正效忠于天皇本人,而是将“天皇”这个符号和“国家”的概念进行高度捆绑,作为自己对外扩张和推行极端政策的挡箭牌。通过宣传“为天皇献身”的口号,他们能够动员起民众的狂热支持,并合法化自己的军事行动。

四、 国际环境的推波助澜:西方列强的纵容与“门户开放”政策的局限

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对日本的法西斯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方列强的纵容与绥靖政策: 一战后,尽管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担忧,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未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阻止。尤其是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国际联盟的制裁显得软弱无力。这种纵容,让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是可以被挑战的,他们的冒险行为不会受到实质性的阻碍。
“门户开放”政策的虚无: 尽管美国等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意在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但在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面前,这一政策显得苍白无力。日本并不买账,反而将其视为一种对自身扩张的阻碍,更加坚定了其武力解决问题的决心。
一战后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 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本身就存在着许多不公平之处,埋下了新的冲突隐患。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日本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看到了挑战现有秩序、攫取更大利益的机会。

总结而言:

二战前日本走向法西斯化是一个复杂而多层面的过程。经济上的困顿催生了对外部扩张的渴望;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和天皇崇拜提供了思想上的土壤;僵化的政治体制和不受制约的军部势力是其得以实现的关键;而国际环境的纵容与变化,则为其提供了冒险的外部空间。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日本人民被蛊惑”的故事,而是一个民族在内外压力下,被一小撮掌握权力的极端势力裹挟,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军国主义者巧妙地利用了民众的苦难、传统的文化符号和政治制度的漏洞,一步步将国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这其中,没有哪个单一因素可以独立解释,而是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层层叠加的结果。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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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现在变成了一个帽子,反正我看你不爽就说你是法西斯。而中国民众根本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旧日本帝国的政权性质,你连对手的政权性质都能搞错?

日本从来没有什么法西斯,大日本帝国也不是什么法西斯政权。日本顶多算军国主义、绝对主义,跟纳粹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根本不沾边。大日本帝国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这种政权在欧洲历史上非常常见,最典型的就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兰西王国。而且波旁王朝的绝对主义走的比大日本帝国更远,如果大日本帝国算是法西斯政权,那么作为欧洲列强的法兰西王国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政权,不仅路易十四是法西斯头目,孔代亲王、杜伦尼、黎塞留等被法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人物都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分子。

其实像日本法国德国这种历史上有很强的封建骑士和武士的中世纪传统的国家,在走向中央集权的过渡阶段,也就是在绝对主义阶段,往往能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你不能因为近代日本强大就说他是法西斯,就好比你不能因为路易十四强大就说他是法西斯。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其实就处在相当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阶段。我们要注意的是,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的概念并不适用于秦始皇开始到明清为止的中国王朝。孟德斯鸠就认为中国历代王朝属于despotism(含强烈贬义的专制主义),而非比较中立的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什么是绝对君主制呢?直截了当说,绝对君主制就是【以诸侯贵族和封建领主为核心,国王政令不出巴黎,骑士之间动不动就决斗的中世纪状态】和【以巴黎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中间状态。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削弱了贵族诸侯的实权,但是贵族的力量并没有消失,路易十四理论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其实他仍然受到贵族和巴黎高等法院的制约,路易十四对孔代亲王、奥尔良公爵这些大贵族仍然是非常忌惮的。而despotism(专制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没有孔代亲王、奥尔良公爵等独立于王权的贵族的制约,他的权力是不受限的利维坦。俄罗斯沙皇为什么显得特别专制呢,因为俄罗斯历史上缺乏强大的西欧式的封建贵族,所以沙皇权力受到的制约比西欧国王小得多。因此俄国沙皇更像是中国皇帝,而不像欧洲国王。中国的王朝皇帝为什么显得特别残暴呢,像方孝儒坚持儒家忠义拒绝给篡位的朱棣写诏书,结果被朱棣诛九族几百人连坐被杀,这事放在欧洲根本就是莫名其妙,欧洲国王顶多杀贵族,而且还是偷偷摸摸的杀,没有哪个国王杀自己统治下的平民。像朱棣这样的,光明正大篡位,光明正大屠杀自己治理下的平民,在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罕见的。这当然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就是彻底平民化的社会,我们不要以为中国是革命后才消灭阶级的,而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没有明显的阶级分野。平民子弟通过寒窗苦读能身居高位,宰相富商也有可能得罪帝王而一无所有,所有人都是帝王的奴仆。欧洲社会恰好相反,国王贵族平民的阶级分野非常清晰,但是各阶级并没有什么从属关系,每个阶级都是相对独立的,并不是国王的命令贵族平民就必须无条件服从,或者贵族的命令平民就必须服从。有国王与平民结盟打击贵族,也有贵族与平民结盟反抗国王,而国王与贵族之间是永远处于争斗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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