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无法做到完全理性?

回答
绝大多数人在做决策时无法做到完全理性,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深刻的现象,其背后涉及到的原因错综复杂,可以从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以及生理学等多个角度来解读。以下我将尽量详细地阐述这些原因:

一、 有限的认知资源和信息处理能力(Cognitive Limitations)

人类的大脑虽然强大,但并非无限的处理器。我们在做决策时,总是面临着各种认知上的限制:

信息过载 (Information Overload): 现代社会信息爆炸,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量远超大脑的有效处理能力。试图处理所有相关信息、权衡所有可能的后果,会耗费巨大的认知能量,甚至导致“分析瘫痪”(Analysis Paralysis),使得我们难以做出决定。
有限的注意力 (Limited Attention): 我们的注意力资源是稀缺的,只能聚焦于少数信息。在决策过程中,重要的信息可能会被忽略,不重要的噪音反而占据了我们的认知空间。
认知负荷 (Cognitive Load): 决策本身,尤其是复杂的决策,会产生很高的认知负荷。大脑需要记忆信息、进行计算、评估风险、预测结果等,当认知负荷过大时,大脑会倾向于采取更简单、更快捷的路径,即使这些路径不完全理性。
记忆的不可靠性 (Unreliable Memory): 我们的记忆并非录音机,会受到遗忘、扭曲和重建的影响。我们对过去经验的回忆,可能与事实存在偏差,从而影响当前的决策。

二、 情感和情绪的影响(Emotional and Affective Influences)

情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在理性决策中往往扮演着“搅局者”的角色:

情绪的直接驱动作用: 喜悦、恐惧、愤怒、悲伤等情绪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选择。例如,恐惧可能让我们规避风险,但有时会过度规避;喜悦可能让我们冲动消费。
情绪启发式 (Affect Heuristic): 我们常常根据对某个选项的情感反应来判断其好坏。如果一个选项让我们感觉良好,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是个好选择,反之亦然,即使这种感觉缺乏充分的理性依据。
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 人们对损失的厌恶程度远大于对同等收益的喜爱程度。这种倾向导致我们在面对可能损失时,倾向于采取保守或规避风险的策略,即使从长远来看,冒险可能带来更大的回报。
情绪的传染性: 我们在做决策时,也可能受到他人的情绪影响,尤其是在团队决策或家庭决策中。

三、 认知偏差和启发式思维(Cognitive Biases and Heuristics)

为了应对复杂的世界和有限的认知资源,大脑发展出了一系列快速的、基于经验的“捷径”,即启发式思维。虽然这些捷径在很多情况下非常有效,但它们也常常导致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锚定效应 (Anchoring Bias): 在做判断时,人们倾向于过度依赖最先接收到的信息(锚点),即使这个信息可能并不相关。例如,商家设置的“原价”会影响我们对打折商品价值的判断。
可得性启发式 (Availability Heuristic): 我们倾向于高估那些容易在记忆中浮现的事件发生的概率。例如,由于媒体报道频率高,人们可能会高估飞机失事的概率,而低估汽车事故的概率。
代表性启发式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我们倾向于根据事物是否符合某种刻板印象来判断其可能性。例如,认为穿着像程序员的人更可能是一名程序员,即使他实际上是销售人员。
确认偏差 (Confirmation Bias): 人们倾向于寻找、解释和记忆那些支持自己已有信念的信息,而忽略或低估那些与之矛盾的信息。这使得我们难以客观地评估证据。
过度自信偏差 (Overconfidence Bias): 人们常常高估自己的知识、能力和预测的准确性。这种过度自信可能导致冒险决策和对潜在风险的忽视。
框架效应 (Framing Effect): 同样的信息,不同的表述方式(框架)会影响人们的决策。例如,一个医疗手术“90%的成功率”比“10%的失败率”更能让人们接受。
沉没成本谬误 (Sunk Cost Fallacy): 人们倾向于继续投入资源(金钱、时间、精力)于一个已经投入很多的项目或选择,即使这个项目或选择已经明显不再有利。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过去的投入是“沉没的”。
现状偏差 (Status Quo Bias): 人们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愿意改变。这可能是因为改变需要付出认知努力,也可能是因为对未知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惧。
幸存者偏差 (Survivorship Bias): 我们只看到那些成功了的案例,而忽略了那些失败的案例,从而对成功概率产生错误的评估。

四、 社会和文化因素(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我们的决策也深受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社会认同和从众心理 (Social Conformity): 人们常常受到群体的影响,倾向于做出与大多数人相同的选择,以获得归属感或避免被排斥。即使内心认为某个选择更理性,也可能屈服于社会压力。
社会规范 (Social Norms): 社会普遍接受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会影响我们的决策。例如,在某些文化中,储蓄被视为美德,而消费则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权威和专家的影响 (Authority and Expert Influence): 人们倾向于相信和遵循权威人物或专家的意见,有时甚至会盲从,而缺乏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文化价值观 (Cultural Values): 不同的文化对风险、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时间观念等有不同的解读,这些都会渗透到决策过程中。

五、 生理和进化因素(Physi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Factors)

生存和繁衍的驱动: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许多决策机制是为了最大化生存和繁衍的几率而设计的。例如,对危险的快速反应(恐惧)在过去是生存的关键,尽管在现代社会有时会过度反应。
即时满足偏好 (Hyperbolic Discounting): 人类普遍倾向于更看重眼前的奖励,而低估未来的奖励,即使未来的奖励更大。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拖延、难以坚持长期目标。
大脑的结构和化学物质: 大脑中的某些区域(如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思考,而杏仁核负责情绪反应)的相互作用,以及神经递质(如多巴胺)的水平,都会影响我们的决策。

总结

因此,大多数人在做决策时无法做到完全理性,是人类认知、情感、社会和生理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我们的大脑是在一个复杂、不确定且充满情感的世界中演化出来的,其设计目的是为了生存和适应,而不是一个纯粹的逻辑计算器。理解这些非理性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并在面对重要决策时,有意识地规避一些常见的认知陷阱,做出更符合自身长远利益的选择。然而,要达到“完全理性”的状态,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非理性”的情感和直觉反而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创新和更符合人性化的结果。关键在于如何平衡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并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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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暗涌 邀请,我先抛个砖,随便谈两点,插眼等 @司马懿 老师专业解读。

1、因为我们可能受到「心理账本」的影响

心理账本(Mental accounting)是行为经济学家塞勒提出的概念,指「个人和家庭用于组织、评估和跟踪财务活动的一系列认知行为」[1] 。这个概念不新奇,说白了就是记账,但新奇的是记账会如何导致我们作出不理性决定。

假如一个人的支出分为两类,买食物和买视频网站会员(为了简便,假设这就是他全部的开销了)。两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都遵循边际成本递减原则:从没肉吃到吃一斤肉很快乐,从吃五斤肉到吃六斤快乐增幅就没这么大;从没有会员到有一家会员很快乐,从有三家会员到有四家,那就没啥变化了,看不过来。

这位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并重的哥们,认为自己具有高度的理性:严格控制自己用 80% 的预算买食物,20% 的预算买会员,于是他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心理账本」,每个月都过着平凡、朴实无华且理性的生活。

有一天,大事不好,猪肉涨价、VVIP 火热上线、买的会员不够多,给「不配有精神生活」的中国人丢脸了。面对这些复杂因素,理性大哥给整懵了:这个月食品预算要超支了,是不是得少吃点?这可能就引导他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此时,多购买一些食物的边际收益并没有变化,继续购买食物是理性的选择;同时,由于会员服务被「注水」、「阉割」,边际收益在下降,可以考虑将部分会员预算用于食物。但因为过度关注心理账本、为了不在具体类别上超支,个人反而可能无法及时调整作出理性选择。

@王妈妈 也是心理账本的受害者。今年八月,她参加了一次「3000 元生活费挑战」,为了实现用 3000 块过一个月的目标,中午干啃水煮玉米,完全不顾我「从前玛雅人就只吃玉米,后来他们灭亡了」的劝说。结果就是,八月份支出的确控制在了 3000 以内,但九月份消费爆表,两个月一平均,其实花的钱更多了。因为过度看重一段时间内的支出上限,导致自己的消费欲受到压制,在下个月不受限制之后由额外花钱进行补偿,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2、其次,我们可能依赖过往路径

在面临新局面时过度依赖过往路径,导致无法作出新情况下的最优选择,不仅是个人可能会犯的错误。之前研究破产法的时候,就发现我国在移植域外破产制度的时候,在实践中容易依赖过往解决问题的路径,导致行政力量用不合理的方式介入商业决策。[2](放个注释就跑真刺激)

须明确一点:路径依赖未必是低效率或者不理性的,有的时候,形成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反而是在提升效率,依赖过往经验进行决策,有的时候恰恰是理性的体现。例如,一家公司在近几年的招聘中,都发现 T 大某专业学生在同等 GPA 的情况下比 P 大更有竞争力,考虑到仔细考察候选人能力的成本过高,闭眼选 T 大可能是一个资源具有客观局限时的「理性」策略。然而,如果 T 大突然把 GPA 制度改回去,GPA 缩水态势逆转,反而出现了虚高,那么再依赖过去这条决策方式,就不够理性了。

简言之,路径依赖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新的信息不敏感。

这个问题还可以有很多从行为经济学方面展开的角度,我作为民间爱好者不敢继续班门弄斧了,期待更好的解答。

参考

  1. ^ Thaler, R.H. (1999),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 J. Behav. Decis. Making, 12: 183-206.
  2. ^ Gao, Simin and Wang, Qianyu, The U.S. Reorganization Regime in the Chinese Mirror: Legal Transplantation and Obstructed Efficiency (December 25, 2016). American Bankruptcy Law Journal, Vol. 91, Issue 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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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前置和太长不看版:

为什么人无法做到完全理性?因为:情感和社会影响存在理性偏离作用,难以克服;信息的不完全和过载将影响理性决策;个人信息加工的动机和能力也有其影响存在。

内容、细节丰富版:

为什么无法做到完全理性?因为「拦路虎」太多。

也正是因为可说的点太多,所以选择由内到外,举例说说:

1、情感

先说说情感(太多了,随便举个例子):

有个理论叫做依恋理论,简单说就是一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上的联结和纽带[1]。后来被拓展到人与物的关系上,这种情感依恋被定义为[2-3]

用户通过曾经拥有或期望拥有的事物来支持自我概念的程度,即通过购买的商品,用户定义自我、认知自我,建立归属感,进而支持和增强自我概念。

这种情感依恋可见于消费者或用户的品牌忠诚、信任建立,也体现在可接受的产品溢价,会导致一些行为,如对价格的相对不敏感、漠视竞争品牌和原谅品牌过失。[3]

啥意思?

就是说A和B两个相似的产品摆在你面前,即使A价格更高,就因为你对A的企业或品牌或产品具有更高的情感依恋,你也会屁颠屁颠地选择A。

再说说情绪:

情绪很多,比如什么喜欢(liking)、恐惧(fear)啊...

大家追星买代言产品也不是为了实用吧?喜欢的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地震来了你下意识就是拔腿跑吧?看到蛇你第一时间是绕路跑吧?这就是恐惧。

喜欢是后天形成的,恐惧则是天生的(进化中残留下来的一种心理机制),你一个都克服不了。

以上,也是如今IS(Information Systems)领域部分学者比较偏向的一点,由纯粹理性解释人的行为(e.g.,消费者/用户行为)逐渐转向理性+情感进行解释。

2、信息处理过程

做决策之前要干什么?

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

你可能获取所有信息吗?会有冗余信息吗?有限理性起身拦路。

终于到了处理和加工信息阶段,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Dual-System Theory(双系统理论)等好些个理论、模型举手了...

如ELM有两条路径,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前者是经过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进行仔细思考、分析和归纳,后者就比较随意了,根据情感、情境等进行简单、直接推断/判断。[4]

决定走哪条路径,是由动机和分析信息的能力(e.g.,知识水平)决定的。

你收到推荐信息时,当你的动机和能力越高,你更可能偏向中心路径,对论据进行理性、客观地思考和判断。反之,则偏向边缘路径,通过信息源的可靠性、情感偏向等潦草决策。[4]

实际上,人的精力和知识是有限的,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够和值得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理性判断的。

双系统理论类似。

3、社会影响

实际上,人做决策可真不是那么简单的。

人的行为会受到他人或组织产生的影响,这也是经典的社会影响理论 (Social Influence Theory,SIT) 所表达的关键。

SIT包括顺从 (Compliance) , 认同 (Identification) 和内化 (Internalization) 。[5]

  • 顺从就是身边重要的人认为你应该要去做某事;
  • 认同是指你为了和他人和群体保持良好关系而去做某事;
  • 内化是指你接受影响是因为其引发的行为与自身价值观相符。

比如,某些人用微信是图它好用吗?不是,是他老师让他用,总在微信发通知;身边同学都在用;慢慢地你也就用了。

综上,情感和社会影响存在理性偏离作用,难以克服;信息的不完全和过载将影响理性决策;个人的信息加工动机和能力也有其影响存在。


参考:

1.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attachment. New York:Basic Books, 1969:177-234.

2.BALL A D, TASAKI L H. The role and measurement of attachment in consumer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1992, 1 (2) :155-172.

3.彭泽余;刘丛加;张倩茜;沈嘉莹.理性+情感:Apple Pay使用意愿的实证研究.管理科学.2018年(04):83-94

4.Petty R E,Cacioppo J T.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86( 19) : 123 -205.

5.Kelman H C.Complianc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three processes of attitude change[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8, 2 (1)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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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庆幸,幸亏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不是完全依靠理性!

请看图说话:

当你走在路边,突然面前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你会有什么反应?

决策1:不去打扰,立即躲避,绕道而行。

决策2:向前靠近,一探究竟。

我想,绝大多数情况下,你都会选择决策1.

然而,我要告诉你的是,这种蛇叫做玉米蛇,是无毒的。所以其实,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凑近瞧一瞧是完全可以的。

动物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近3000种蛇中,只有15%是有毒的。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蛇都是无毒的。

即便如此,当我们见到一条蛇的时候,我们最迅速的决策过程是“远离”“躲避”这条动物,而不是进一步探究它是否有毒。

决策的过程符合进化心理学的原理。

我们对外界的危险总是会“过于敏感”的——宁可错判,不能放松。因为错判,最多是躲起来;而一旦放松警惕,则很有可能付出生命代价。

卡尼曼老爷子和他的好基友特沃斯基就在研究这个问题。

有本书叫做《思考,快与慢》,是他们合作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轻松有趣且内容丰富。

我们的决策系统是分为快系统(系统1)和慢系统(系统2)的。

系统1的特点是,快速反应但思考不足。

系统2的特点是,理性思考但是反应缓慢。

卡尼曼指出,两个系统对人类的决策都至关重要。在很多场景下,就比如刚才的“蛇”,我们根本来不及也不允许坐下来好好理性思考一番。这个工夫足以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然而,全靠冲动决策,人类也必然活不到今天。

只是,我们有时候过分重视了理性决策的作用,却忽视了“非理性”也会带来决策,甚至产生重要的后果。注意,我特地没有使用严重,是因为有时候,后果也可能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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