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语系的祖语来自哪里？

南亚语系，这支承载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语言家族，其根源深深植根于一个早已湮没于时光长河的古老文明。要探寻它们的祖语，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印度次大陆的深邃过去，那里曾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南亚语系，顾名思义，主要分布在南亚地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它们种类繁多，但共同的祖先，我们称之为原始南亚语（ProtoSouthAsian），才是我们探寻的核心。

那么，这个“原始南亚语”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这是一个古老且充满挑战的语言学谜题。目前，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原始南亚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 40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之间，或者更早，具体时间仍在不断的研究和辩论中。

关于其地理起源，语言学家们经过对现有南亚语言的比较分析，以及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证据进行交叉比对，倾向于认为原始南亚语的种子可能是在印度次大陆北部地区开始孕育和发展的。这一时期，正值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人类活动日益频繁，农业和畜牧业逐渐兴盛，为语言的传播和演变提供了温床。

想象一下，在那遥远的时代，一群生活在印度北部平原的古老居民，他们使用的语言，或许还带着一种质朴而原始的音韵。随着人口的增长、部落的迁徙以及与周边族群的交流，这种语言开始逐渐分化，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分裂出无数枝桠。

这些枝桠，在漫长的岁月中，又因为地理隔离、文化融合、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各自发展出了独特的特征，最终演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南亚语系下的各个语族。

南亚语系内部，最庞大、最广为人知的语族便是印欧语系（IndoAryan languages）。这个语族包括了印度北部的印地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马拉地语等，以及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等。印欧语系南亚语族，普遍认为其祖语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

原始印欧语，这个更为古老、更为宏大的语言家族的祖先，其起源地仍然是一个激烈讨论的议题。目前有几种主要的假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库尔干假说（Kurgan hypothesis），认为原始印欧语起源于公元前 4000 年左右的黑海里海草原地区（即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南部）。

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一些操持原始印欧语的部落（通常被称为“亚利安人”）开始向南迁徙，穿过中亚，最终进入印度次大陆。他们在那里与当地的原住民接触，并带来了他们的语言。经过长期的融合与演变，原始印欧语逐渐在印度北部扎根，并发展成了早期的原始印地语（ProtoIndoAryan）。

而原始印地语，正是我们所说的南亚语系中最主要的语族——印欧语系南亚语族——的直接祖先。从原始印地语开始，语言的分化加速，逐渐形成了梵语（Sanskrit），随后是普拉克里特语（Prakrits），再到今天的各种现代印地语系语言。

除了印欧语系南亚语族，南亚语系中还有其他重要的语族，它们的发展路径则与印欧语系的起源有所不同。

比如，达罗毗荼语系（Dravidian languages），主要分布在印度南部，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卡纳达语、马拉雅拉姆语等。达罗毗荼语系被认为是印度次大陆的土著语系（Indigenous languages）之一，它们并没有像印欧语系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被普遍接受的来自其他大陆的“祖语”。

达罗毗荼语系的祖语，我们称之为原始达罗毗荼语（ProtoDravidian）。它的起源时间同样古老，可能比原始南亚语的更早期，或者与原始南亚语同时期在印度次大陆独立发展。一些语言学家推测，达罗毗荼语系可能起源于印度半岛的南部或中部地区。

在古代，达罗毗荼语系的语言很可能在印度北部也有广泛的影响和分布。一些证据表明，梵语中存在许多来自达罗毗荼语系的词汇，这暗示着在早期，两种语言之间曾有过密切的接触和文化交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语族是奥斯特罗亚细亚语系（Austroasiatic languages）。这个语系在南亚地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印度东部和东北部，以及孟加拉国的部分地区，例如桑塔利语（Santali）、蒙达语（Munda）等。

奥斯特罗亚细亚语系的祖语，原始奥斯特罗亚细亚语（ProtoAustroasiatic），被认为是一个分布范围更为广泛的语系，在东南亚也有大量的分支。它的起源被认为可能是在印度东部或东南亚的某个地区，比印欧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更早出现，或者与之平行发展。

所以，总结来说，南亚语系并非只有一个单一的祖语。它是一个由多种古老语系在印度次大陆汇聚、融合、分化而成的复杂集合。

印欧语系南亚语族的直接祖语是原始印地语，而原始印地语的更深层根源可以追溯到原始印欧语，它起源于草原地带，随移民迁徙而来。
达罗毗荼语系的祖语是原始达罗毗荼语，被认为是印度次大陆的土著语系，其起源更早，可能在印度半岛本地独立发展。
奥斯特罗亚细亚语系的祖语是原始奥斯特罗亚细亚语，这个语系在南亚和东南亚都有广泛分布，其确切起源地仍在研究中，但可能比印欧语系更早或与达罗毗荼语系平行。

这三大语系，再加上一些数量较少但同样古老的语族，共同构成了南亚语系的壮丽画卷。它们的祖语，如同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闪光碎片，通过语言学家的细致梳理和考古证据的佐证，逐渐显露出它们神秘而辉煌的面貌。

理解南亚语系的祖语，不仅仅是探究语言的演变，更是穿越时空，触摸那些塑造了南亚次大陆辉煌文明的古老足迹。每一个音节，每一个词根，都可能蕴含着我们祖先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解读。

网友意见

正如题主所说，关于南亚语系的起源地(Urheimat)，目前历史语言学界的主流假说主要有以下两个：

1. 湄公河假说(Southeastern Riverine Hypothesis/Central Riverine Hypothesis)：该假说由Paul Sidwell和Roger Blench所提出^[1]，认为原始南亚语(Proto-Austroasiatic)的起源地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在此之后才从陆地东南亚传播到南亚次大陆。再往上追溯的话，Sidwell和Blench认为南亚语更早的起源地在华南，而沙加尔(Laurent Sagart)和Peter Bellwood则进一步猜测其起源和长江流域的农业人群有关。
2. 南亚起源假说：该假说认为南亚语系的起源地在今天的南亚次大陆，之后才传播到今天的陆地东南亚和华南。无我(George van Driem)之前支持过这一假说，不过他在较新的文章中似乎也更倾向于华南起源假说(?)。

关于语言起源地的假说，一般有以下三类证据可用于论证：(1) 语言谱系树；(2)原始语词汇的构拟；(3)与语言传播相关的文化传播与人群迁徙的证据，尤其是考古学和古DNA的证据。我们可以通过逐一梳理这三类证据来检验以上两种假说哪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语言谱系的证据

不论是进化生物学的谱系(phylogeny)还是历史语言学的谱系，如果最早分化的一系列支系都在同一个区域，而其他相互关系更近的支系都在其他一个或一些区域的话，那么最早分化的这些支系所在的这一区域是所有支系的起源地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相比于好几个(≥ 2)分化较早的支系独立地迁徙到同一区域，这一区域本身就是所有支系共祖的起源地更说得通一些。但是，现代的语言分布与通过文献材料所知的、有限的古代语言分布往往受到了更加晚近的语言扩散与语言同化的影响，而不能如实地反映该语系早期扩张的地理分布模式。因此，在近几年关于语言谱系计算的研究当中^[2][3]，往往更侧重于通过结合共祖时间估计(coalescence time estimation)与相关的考古文化，而不仅仅是语言谱系的拓扑结构，来确定语系的起源地。

对于南亚语系而言，不同研究给出的早期分化模式不尽相同(如图一至三)^[4]，且几个不同早期分支的现代地理分布往往并不一致。例如，在Diffloth 2009(图一)中，首先分化的蒙达(Munda)语族在印度，但之后分化的卡西(Khasi)-布赓(Pakan/Bugan)-德昂(Palaung)语族则从恒河口一直分布到了中国西南。

当然，也有两种弱化版的论证思路。一种是认为“最早分支”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语言的起源地，南亚语的南亚起源假说的主要立论即在此。然而，如果一个语系的最早分化是二叉的，那么这两个支系——而不只是其中那个后裔数量较少的支系——都应该同等地是“最古老的”(例如汉语族与藏缅语族，安纳托利亚语族与其他所有“核心”的印欧语，楚瓦什/保加尔语所属的Oguric与共同突厥语)。而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就会得出原始突厥语起源于现在的楚瓦什共和国这样的错误结论。另一种则是认为，语言多样性最高的地区是整个语言的起源地，这也是湄公河起源假说的立论依据之一。但同样地，语言多样性高也未必是因为保留了原始的语言分化模式，而也有可能是后期的语言接触与语言混合所导致的。

原始南亚语词汇的构拟

这一方法是通过构拟的原始语(proto-language)中的动植物名以及与生活方式(如狩猎采集、农业、游牧)相关的词汇，结合古气候学与考古学的证据，来反推出原始语所分布的大致地理区域。无我(2011)指出，原始南亚语中的动植物词汇表明了其分布分为在热带地区。但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全新世早期的华南气温是高于现在的，因此很难直接从古气候学的证据中排除华南、印度和东南亚当中任何一个选项。关于稻作农业的词汇则表明了原始南亚语的使用者应当是种水稻的农业人群。例如，*rəŋkoːʔ“糙米”一词是可以构拟到原始南亚语的：

不论是遗传学证据^[5]还是考古学证据^[6]，都支持了驯化水稻是从长江流域传播到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而不是相反的。这也提高了湄公河假说的可能性。

外部证据

古DNA的证据并不能直接地用来一一对应语言的传播。但是，不同的语言传播假说必然假设了不同人群迁徙模式，而古DNA可以通过直接证实或证否人群迁徙的方向和时间来间接验证或反驳与语言传播相关的不同假说。

Lipson et al. Science 2018 和McColl et al. Science 2018表明，东南亚最早的新石器人群(如图五B的Man Bac)中~75%的常染成分来自华南的东亚南部人群，而只有~25%来自于被同化了的本地的和平文化狩猎人群。现代东南亚的部分南亚语人群(如Mlabri)仍然保持了这一遗传连续性，而南亚的蒙达语人群(如Juang)则是这一波东南亚新石器农民和南亚本土人群进一步混合所形成的。通过Wang et al. Cell 2021中的结果(图六D)，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广西新石器时代的独山人和东南亚的新石器农业人群有着很强的遗传连续性。古DNA上的得到的人群传播路线也和考古学上农业文化（尤其是稻作技术）在东南亚的传播路线，以及植物遗传学上水稻从中国向东南亚和印度的传播是吻合的。

因此，和南亚语相关的文化和人群传播最有可能的传播方向也应当是华南->东南亚->印度，而非相反。这也和关于南亚语起源的华南-湄公河假说，而非印度/南亚起源假说是吻合的。

参考

1. ^The Austroasiatic Urheimat: the Southeastern Riverine Hypothesis http://rogerblench.info/Archaeology/SE%20Asia/SR09/Sidwell%20Blench%20offprint.pdf
2. ^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153-z
3. ^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6/21/10317.short
4. ^ https://www.eva.mpg.de/fileadmin/content_files/linguistics/conferences/2015-diversity-linguistics/Sidwell_slides.pdf
5. ^ https://scholar.google.com/scholar?hl=en&as_sdt=0%2C5&q=Gutaker+2020&btnG=
6. ^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284-011-9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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