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越南民族的母语怎么从汉语、侗台语变成南亚语?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复杂的问题,涉及到越南民族语言演变的历史进程。要详细解释越南民族的母语如何从当初可能受汉、侗台语影响,最终演变为今天具有南亚语系特征的语言,需要梳理一系列历史、文化和语言学因素。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越南民族的母语——越南语(Tiếng Việt),其核心是南亚语系(Austroasiatic languages)的一个分支,属于越语支(Vietic languages)。这个事实是语言学界的普遍共识。因此,“从汉语、侗台语变成南亚语”的表述,可能需要一些修正和更细致的理解。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探讨的是:

1. 越南语的南亚语系根源:越南语最初的母语基础就属于南亚语系,而非完全脱胎于汉语或侗台语。
2. 汉语和侗台语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越南语确实受到了来自汉语和侗台语(如早期与中国南部少数民族的接触,以及后来与泰国、老挝等地的文化交流)的显著影响,尤其是在词汇和某些语音特征上。

让我们一步步来剖析这个过程:

一、 越南语的南亚语系根源

越南语属于南亚语系,这个语系家族的语言广泛分布在东南亚和印度部分地区。南亚语系以其一些独特的语言特征而闻名,例如:

单音节倾向:许多南亚语系语言,包括越南语,倾向于使用单音节的词汇,尽管现代越南语中很多词汇已经是多音节的,但这很大程度上是早期语言结构加上外来词汇融合的结果。
声调:与汉语类似,越南语也是一种声调语言,这意味着词语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发音的元音和辅音,还取决于其声调。不过,声调的数量和具体音高模式与汉语不同。
不明显的屈折变化:南亚语系语言通常不像印欧语系那样有复杂的词形变化(如格、数、时态等),而是更多地依靠语序、助词或副词来表达语法关系。
前鼻音和后鼻音:一些南亚语系语言拥有更丰富的鼻音韵母,越南语在这方面也保留了一些南亚语系的特点。

语言学家通过对比不同南亚语系语言的词汇、语法结构和语音系统,发现越南语与南亚语系下的其他语言(如孟语、高棉语、苗族语等)存在着深层的同源关系。这意味着,越南语的祖先语言在遥远的过去就属于南亚语系,并以此为基础发展演变。

二、 历史背景与环境

要理解越南语的演变,就必须了解其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

早期迁徙与接触: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表明,南亚语系的使用者可能起源于中南半岛北部或中国的南部地区。随着民族的迁徙和发展,早期越人(Vietic peoples)在中南半岛北部(大致是今天的越南北部和中国南部)定居下来,并在此过程中与当地的其他民族,包括讲侗台语和其他南亚语系分支的民族产生了互动。

中国统治时期(公元前111年 公元938年):这是越南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越南北部长期处于中国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这一时期,大量的汉族官员、士兵、商人和移民进入越南。

汉语的强大影响:作为一个统治民族的语言,汉语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越南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语的深刻影响。
词汇借用:这是最显著的影响。大量汉语词汇被引入越南语,尤其是在官方、法律、行政、学术、技术以及宗教等领域。这些借词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完全保留汉语的原有发音,而是被越南语的语音系统所吸收和改造,形成了“汉越词”(HánViệt)。例如,越南语的“độc lập”(独立)就来自汉语的“独立”,“kinh tế”(经济)来自“经济”。
语音系统改造:为了适应越南语自身的发音习惯,许多汉越词在传入时进行了语音上的调整。例如,汉语中古音的入声(以p, t, k等辅音结尾的音节)在越南语中被保留下来,但融入了声调系统,形成了“t, c, p”等收尾的声调。同时,一些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也被越南语化。
书写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越南的官方和精英阶层使用汉字作为书写系统。虽然越南语本身是南亚语系语言,但汉字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汉语词汇在书面语中的传播和标准化。直到11世纪,才开始出现模仿汉字结构创制的越南喃字(Chữ Nôm),而现代的国语字(Chữ Quốc Ngữ)则是在17世纪传教士的帮助下,基于拉丁字母系统创制的。

与侗台语族的接触:在越南北部和中国南方,早期就存在着讲侗台语(TaiKadai languages)的民族。越人作为南亚语系使用者,与这些民族可能在历史早期就存在交流。这种交流可能体现在:
早期词汇交换:在语言形成初期,不同语系的接触往往会导致词汇的相互借用。虽然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更为宏观和系统,但早期与侗台语族群的接触也可能在某些方面留下了痕迹,例如一些基础词汇或特定概念的表达。
语音特征:一些学者认为,越南语的某些语音特征,例如声调系统的形成,可能也受到过邻近声调语言(包括侗台语系和汉语)的影响,但具体机制仍是语言学研究的课题。

三、 语言演变的机制

语言不是静止的,它们随着使用者社会、文化、政治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越南语的“变成”南亚语特征,更准确地说,是在其南亚语系基底上,吸收了大量外部影响,并完成了自身的结构整合。

1. 基础的保留与发展:尽管受到了汉语和侗台语的影响,但越南语最核心的语法结构、基础词汇(例如表示家庭关系、自然事物、身体部位的词汇)以及其作为南亚语系的根本属性(如单音节倾向、不屈折的特点)并没有被取代。这些核心特征随着越人自身的文化发展而代代相传,并被“汉越词”等外来元素所融合。

2. “汉越化”的吸收与创新:汉越词的引入并不是简单的堆叠,而是经过了越南语的“消化”过程。
语音调适:如前所述,汉越词被调整到符合越南语的音系规则。
语义区分:一些与越南语原有词汇意思相近的汉越词,可能会产生语义上的细微区分,或者用于更正式、更抽象的场合,而本民族语词汇则保留在日常口语中。
组合创新:越南语也利用汉越词构成新的词汇,有时会与本民族语词汇结合,形成独特的表达。

3. 语法的“越南语化”:虽然从汉语借用了大量词汇,但越南语的语法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了南亚语系的特点。例如,它的语序(主语谓语宾语)与汉语类似,但这并非完全因为汉语影响,而是南亚语系本身的普遍特征。而且,越南语在处理从句、修饰语等结构时,也显示出其南亚语系的传统。

总结来说,越南民族的母语并非“从汉语、侗台语变成南亚语”,而是:

越南语的根源始终是南亚语系。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中国统治的一千多年,越南语吸收了海量的汉语词汇,在发音、书写(早期)和词汇层面受到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与侗台语族群的早期接触,也可能在语言形成初期留下一些影响。
然而,越南语作为南亚语系语言的核心语法结构和基本特征得到了保留,并在此基础上,将吸收的外来元素(尤其是汉越词)进行“越南语化”的整合,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知的越南语。

所以,与其说是“变成”,不如说是“在南亚语系的基础之上,融合了来自汉语和其他邻近语系的深刻影响,并完成了自身的独特发展”。这个过程,是语言在历史长河中,与民族命运、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相互作用的生动写照。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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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在汉人进入前讲什么语言,也许已经很难说清。虽然说“百越”是上古时期汉人对与越人有类似文化面貌的民族的通称,并非语言学意义上的民族划分,比如缅甸古代民族“骠人”在史书里也被称作“僄越”,从骠人碑刻铭文看,骠语属于藏缅语,古滇国也叫“滇越”,语言不明,另外又有“外越”,不少人认为包括南岛语民族,确实仅凭“越”字无法断定骆越讲侗台语。

但考虑到越人主体讲侗台语,而骆越在秦汉时期又是越人的几大主体族群之一,绝非上述边缘越人之可比。秦汉时期把整个岭南叫交趾,而后来交趾专指越南,可见交州、交趾的核心区在今北越。《汉书》记载贾捐之弃海南岛时称岛民为“骆越之人”,现代黎族讲侗台语。又按秦汉时西瓯骆越的分界,何平引用明代《百越先贤志》总结“湘漓而南,故西瓯也,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也”,认为这既是秦汉桂林象郡的大致分界,也是现代壮语南北方言的大致分界,南朝时对这个区域土著的称呼是“俚”,当时的广东西部、广西南部、越南北部的主体少数民族文化面貌应当非常相似,古代骆越人讲侗台语的可能性确实非常大。不过,如果考虑骆越可能也是征服政权(秦汉征服以前,就已经有蜀王子泮迁徙北越),当时的底层语言情况可能非常复杂。

《后汉书》卷八十六“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重译”说明岭南土著的原始语言情况非常复杂,需要多重转译,但这里更重要的是,汉朝对岭南的汉化不是使其“稍识文字”,而是迁徙汉人杂居其间使其“稍知言语”,可见至少在城市地区,汉朝就已经开始推广汉语了。

南朝以降交州开发程度更高,交州士族应该都讲汉语。南梁时李贲起兵,《通鉴》载“交趾李贲世为豪右,仕不得志。有并韶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广阳门郎;韶耻之。贲与韶还乡里,谋作乱”,作为交州的下层士族,梁书称为的“交州土民”,被梁朝吏部认为能在首都建康当城门小官,可见没有语言障碍。到唐代,越南地区甚至出了个宰相姜公辅,与其弟姜公复均中进士,传为佳话。

甚至直到北宋,交州上层跟中原王朝都依然没有语言障碍,静海军的通用语言应该是中古汉语交州方言,当时跟全国性的汉语共通语还没有太大隔阂。北宋派宋镐出使交州见到黎桓,《长编》及《宋史》都有记载两人对话,场景较生动,似乎没有翻译在场的迹象,特别宋镐报告说黎桓宴饮时“或自歌劝酒,莫能晓其词”,可能黎桓日常对话用汉语,酒酣之际唱歌才是后来的越南语。又《宋会要辑稿》还记载黎桓“执蜑人不晓华言者二十七人送转运使”,可以反过来证明交州跟宋人交流讲的是“华言”。作为对比可以看高丽,《宋史》高丽传明确写高丽人“不迩华言”,《长编》作“不通华言”,又《长编》熙宁九年记载高丽人漂流至宋朝,“语难辨问,令书字”,只能笔谈(而现有史料的中越笔谈记录均见于明清时期)。又《宋朝事实》仪注记“西北蕃部及契丹、高丽、东南蛮、西南夷及诸外蕃国来贡者……皆通事传译”,由于下文即有交趾,显然这里交趾不包括在西南夷或外蕃里,这可能是因为宋朝视交趾为藩镇,但也可能说明交趾使臣与北宋朝廷交谈不需要传译。又《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黎桓的心腹洪献即是“北人”,“常从征伐为军师“,黎桓子卧朝帝纳“宋女萧氏”为宫人,重用“宋优人廖守心”等,黎桓父子手下有不少宋人,或许也可以作为当时中越语言依然互通的旁证。

而到元明之时,中越交流已经明确记载需要翻译。元代《岛夷志略》记交趾“皆与中国同,惟言语差异”,《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元使至,必使通语者传译”,而陈朝太宗之子陈日燏语言天赋强会多国语言,跟元使交谈,元使以为他是真定人在越南为官,元军攻越时,“昭文王日燏军有宋人,衣宋衣执弓矢以战。上皇恐诸军或不能辨,使人谕之曰:‘此昭文鞑也,当审识之。’盖宋与鞑声音衣服相似,元人见之,皆惊曰:‘有宋人来助!’”可见南宋灭亡时,投靠越南的士兵所讲的语言与元军相似,而跟越南人已有明显差异。永乐占领交趾后,按《明实录》洪熙元年交趾布政使司奏“各府州县儒学,自永乐十三年开设以来并无朝除教官,多是土人训诲,通经者少。诸生颇知读书,然皆言语侏离,礼法疏旷,虽务学业,未习华风”,可见当时越南的读书音跟明朝官话已有很大差别(虽然这点从汉越语与现代官话对比也可得知)。又《明史》载洪武三十年遣使安南“议论往复,久而不决。以译者言不达意,复为书晓之”,又《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黎利“令通事……示东都城”,又其手下刘伯恭曾为“成山侯王通通事”等等,可见明初中越交往也必须依赖翻译。对应的是,此时越南喃字文学也已蔚为大观,比如《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胡季嫠“编《无逸篇》,译为国语,以教官家”,后来阮廌采录“胡氏手诏及诗文……得国语诗文数十篇”,这里国语均指喃字。晚明《殊域周咨录》把“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的喃字化历史上溯到汉末的士燮,明显是附会(因为与早期史料不符),但反映的其实正是元明时期的越南情况。这一时期越南上下均已通行越芒语,此时中古汉语交州方言已经变成汉越语,只停留在越南人的高级词汇和书面语层面上,现代越南语最终形成。

对于中古时期的越芒语,最早的可信的喃字证据见于唐代,《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唐代宗时“交州唐林人”冯兴“豪富有勇力”起兵,子安尊其为“布盖”大王。可见唐林通行越芒语,而唐林距离河内并不远。值得注意的是,吴权也是唐林人,而且“世为贵族,父旻为本州牧”,吴权作为世袭贵族也许母语是中古汉语,但其底层部曲必定讲越芒语。吴权统治交州以后,或许越芒语就进入大城市,再往后,吴昌岌讨伐丁部领,“时有华闾洞人丁部领,负溪山险固,不修臣职”,丁部领是典型的溪洞酋豪,手下应该有大量越芒语群体。再后来丁部领统一交州,更是迁都华闾,直到李公蕴才重新迁回升龙(河内)。很可能就是这样,在交州上层形成双语双方言的格局,中古汉语与越芒语并行。因此黎桓跟宋使能自由交谈,而酒酣之时唱越芒语歌谣,宋使就听不懂了。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交州地区有两个唐林。《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福禄郡,总章二年,智州刺史谢法成招慰生獠昆明北楼等七千余落,以故唐林州地置”,这段记载虽疑似有误(南蛮传作矩州刺史,而且招抚的是昆明蛮,在贵州的可能性更大,史官误系于安南),但地名、沿革不会错,可见唐林、福禄原地名在今越南中部(《元和郡县图志》“唐林州,北至府约一千里”),为羁縻蛮族部落而置。而冯兴、吴权所在之唐林,按《越史通鉴纲目》“唐林,古社号,旧史注在福禄县,福禄今改福寿,属山西省,考山西省册,福寿甘霖社古号唐林,冯兴吴权皆其社人,今有祠在焉”,距离河内不远。从吴权世袭的状况看(十二使君的吴日庆仍据唐林),唐林应属羁縻,而且两处地名一样,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人口迁徙造成的,或许唐朝政府正是为推动其汉化而将南方的羁縻部落迁往汉化程度高的红河三角洲居住。这样的话,似乎我们又不能据此低估唐代红河三角洲的汉语化水平了。

此后的黎桓、李公蕴政权均是在丁部领政权基础上,依靠静海军将校政变而上台,因此社会基础没有太大的改变。李陈朝是越南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初步完成了民族融合,现代越南语应该就是在这个时期正式形成。《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到13世纪陈朝的阮诠“能国语赋诗,我国赋诗多用国语,实自此始”,士大夫阶层的口语也已经是越芒语,并且开始尝试使用越芒语进行文学创作了。黎利依托芒族地区发动蓝山起义建立后黎朝,可以算是为中古时期越南地区的语言变化划下句号。即使李陈朝依然保持越芒语与中古汉语交州方言并行的可能,而到后黎朝以后,这种可能性也最终消失了。

另外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古时期越南人讲中古汉语,但不代表他们习俗上也完全汉化。比如越南长期有披发的习俗(当然也一直有束发),香港古装剧估计就是受越南影响,把古代中国人全拍成半披发的椎髻了,进而影响了全国人的审美。南宋《岭外代答》说交趾“其国人乌衣、黑齿、椎髻、徒跣,无贵贱皆然”,但下文又说“足加鞵韈,游于衢路,与吾人无异,但其巾可辨耳”,说明其实是交州底层习俗跟汉人有较大差异,而正式场合差异很小。《诸蕃志》“服色饮食略与中国同,但男女皆跣足差异耳”,也当如此理解。汉书颜师古注“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黑鞑事略》记蒙古人“被发而椎髻”,可见披发跟椎髻不矛盾,强调的是“一撮之髻”,古装剧那种半束发发型在古人眼里估计都算“椎髻”。

总结就是,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我的推测是,秦汉以前越南应该是讲骆越语(上层侗台语,底层可能是南亚语),汉朝以后,北属时期的越南上层被高度汉化,直到北宋,越南上层的口语还是汉语(中古汉语交州方言、或中古汉语共通语),下层通行越芒语,南宋时逐渐完成民族融合。北宋以前中越交流不需要翻译,元代以后,中古汉语在越南成为死语,现代越南语最终形成,中越交流才开始需要翻译或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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