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自干五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公知及其支持者越来越少」的观点？
要评价这个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
一、 理解“自干五”与“公知”的定义与特征：
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 这个词语最初带有贬义，用来指代那些在网络上自觉、主动地为中国政府和执政党辩护，甚至在一些争议性话题上持支持态度的网民。
特征： 通常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西方国家和普世价值持怀疑或批判态度，倾向于相信官方叙事，乐于传播正能量，对批评政府或体制的声音容易产生抵触甚至攻击。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在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动机： 可能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对现有制度的认同、对西方价值观的警惕、对“中国威胁论”的反击、或是单纯地希望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
公知（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词语的含义也随着时间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但通常指的是那些具有一定知识背景、对社会议题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并愿意公开表达自己观点，对公共事务产生影响的知识分子。
特征： 倾向于关注社会公平、公民权利、法治精神、自由民主等议题，乐于提出不同于官方的观点，常常对社会问题进行尖锐的批评和反思。他们的言论有时会挑战既有权威和传统观念。
动机： 可能是出于对社会进步的追求、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不公现象的愤慨、对理性与独立的思考的坚持。
二、 评价“自干五队伍越来越壮大”的可能原因：
1. 中国国家实力和民族自信心的提升：
客观事实： 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普遍感受到国家越来越强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心理影响： 这种“国强民富”的现实，很容易激发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会自然而然地将对国家成就的认同转化为对现有体制和政府的支持，并对任何可能损害国家形象或稳定性的声音产生警惕。
叙事强化： 官方和媒体在传播国家成就、弘扬民族精神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不断强化“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叙事，这为“自干五”提供了情感和理论上的支撑。
2. 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化：
互联网的普及与演变： 虽然互联网提供了更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但同时也伴随着信息茧房、算法推荐等现象。那些倾向于支持官方叙事的平台和内容更容易被算法放大，形成正向循环。
舆论引导与管控加强： 随着网络舆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府在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一些敏感话题的讨论受到限制，批评性声音的传播空间被压缩，而支持性声音则更容易获得传播平台和资源。
“爱国”标签的泛化和工具化： 在某些语境下，“爱国”被高度强调，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立场和动机的唯一标准。这使得一些原本可能持有温和观点的人，为了避免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而选择更激进的“爱国”表达。
3. 社会心理与身份认同：
从众心理与群体归属感： 在网络空间，当一种观点被大量转发和点赞时，会产生从众效应，吸引更多人加入。成为“自干五”群体的一员，可以获得一种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感。
逆反心理与对“公知”的厌倦： 一部分网民对过去一些“公知”的言论感到厌倦，认为他们过于激进、脱离实际、甚至带有“崇洋媚外”的倾向。这种心理反弹促使他们转向支持官方或更保守的观点。
对社会问题的“简单化”解决方案： 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接受简单明了的解释和解决方案，而“自干五”的叙事往往能提供这种简单的框架——例如将问题归咎于外部势力或“不爱国者”。
4. 教育与宣传的影响：
爱国主义教育的持续强化： 学校教育和各类宣传活动都在强调爱国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使他们更容易认同国家官方的立场。
三、 评价“公知及其支持者越来越少”的可能原因：
1. “公知”群体本身的局限性与争议：
言论的激进性与片面性： 部分“公知”的言论确实存在过于偏激、缺乏证据支持、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情况，这容易引起反感。
“标签化”与“妖魔化”： 在舆论环境中，“公知”群体长期以来遭受污名化和妖魔化，一些负面标签如“汉奸”、“卖国贼”、“带路党”被广泛使用，导致其声誉受损。
脱离群众的嫌疑： 部分“公知”的言论和关注点，可能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关切存在脱节，使其难以获得广泛共鸣。
少数“公知”的失范行为： 少数“公知”个人的不当言论或行为，也可能被放大，影响整个群体的形象。
2. 舆论环境的变化：
批评空间压缩： 如前所述，政府对网络舆论的管控加强，使得“公知”进行独立和批判性发声的渠道受到限制，也增加了其风险。
“反公知”浪潮： 一种针对“公知”的舆论反弹和批判浪潮兴起，这使得持有“公知”观点的个体在公开场合发言时，需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和潜在的风险。
“沉默的大多数”： 很多曾经支持或认同“公知”观点的人，可能因为舆论环境的变化、担心被攻击、或者认为发声无效，而选择保持沉默，不再公开表达。
3. 社会现实的变化：
“公知”预测的落空： 某些“公知”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悲观预测，并未如期发生，反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使得一部分人对其分析和预判的可靠性产生质疑。
对西方模式的反思： 随着西方国家自身出现一些问题（如经济危机、社会分裂等），一部分曾经对西方模式无限向往的中国人，开始对其产生反思，认为中国的道路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
四、 对这个观点的综合评价：
可能存在事实依据，但并非绝对或全部真相：
从网络上观察到的公开表达来看，“自干五”的言论和群体活跃度在某些时期和某些议题上确实表现得更为突出，而曾经活跃在公共讨论中的一些“公知”及其支持者的声音则相对减弱或被边缘化。这使得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然而，“越来越壮大”和“越来越少”是程度上的判断，很难量化，并且存在主观感受和信息选择的偏差。
这是一个动态且复杂变化的社会现象：
社会思潮和群体力量是动态变化的。经济发展、政治环境、国际关系、信息技术等因素都在不断影响着公众的认知和行为。
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群体壮大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群体衰弱，两者可能是在同时发生变化，只是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不同。
“自干五”和“公知”群体内部也存在多样性：
并非所有“自干五”都思想一致，也并非所有“公知”都持相同的观点。这两个标签都过于概括化，内部存在不同程度和细微差别的声音。
许多中间派、温和派的意见在激烈的网络争论中可能被淹没。
需要警惕简单化的二元对立：
将社会思潮简单地划分为“自干五”和“公知”的对立，可能过于简化了复杂的社会现实，忽略了中间地带和更加多元的声音。
这种二元划分也可能加剧群体对立，阻碍建设性的社会对话。
评价背后隐含的价值判断：
评价这个观点本身，也可能带有某种价值倾向。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干五”的壮大是民族复兴的体现，是理性的选择；有些人则可能担忧批判性声音的减弱，认为这是社会活力的丧失。
总结：
“自干五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公知及其支持者越来越少”这个观点，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社会舆论场上一种显著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是国家实力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信息传播环境改变、社会心理演变以及“公知”群体自身局限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这个说法作为唯一的真相。这个观点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动力和价值判断。在评价时，我们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认识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避免过度简化和标签化，并警惕信息茧房和群体极化对我们认知的影响。深入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持续的观察、细致的分析和开放的讨论。
网友意见
国际环境在变，政治经济形势在变，舆论方式在变，民众关注方式及侧重点在变，这种情况下，谁还一成不变，谁就会越来越失去支持者。
先说一个错误的观点，即“自干五壮大是因为党和政府对公知的打压”。原因很简单，因为打压一直存在，为何情况就变了呢？宣传部门对舆论的监控一般都是紧紧松松（一直紧撑不住，且效果并不一定好，当然，松和紧都是相对的），今天大家觉得舆论有点紧，那是因为比两年前略紧，但是放眼近二十年的话，这根本是很普通的情况。当年删帖风潮怎样？多少论坛关门整顿（我记得当年连球迷论坛都被整顿多次）？谁还记得五毛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绿坝曾经多大震撼力？河蟹啥意思？维稳多用力？中国这二十年就是紧两年松两年过来的，过去公知影响力大不是因为政府仁慈宽松，今天自干五多了也不是政府更加严厉管控。
从另一个角度说，网络上的主力是年轻人。年轻人往往是叛逆精神最强的群体，打压太狠实际效果并不好，往往会导致反弹。这也是为何舆论管控看似严格实际空子并不少。年轻人只要有需求有想法，很难会被管控轻易吓住的。比如说，政府打压网络色情更用力更严格处罚也更狠，怎么没见人在这方面被管怕了。当年一个情色六月天，网站管理员硬是被判了个无期徒刑，后来也没见谁吓得不敢看了，到今天这些网站依旧春风吹又生。
回到最初问题，为何自干五多起来了？个人看到的原因如下：
一、党和政府舆论政策的调整。
宣传是我党一向注重的事业，但是所谓“船大调头难”，由于种种原因，宣传工作一直没有和时代变化相适应，几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建国时候的模式。这种模式到了新时期尤其网络时代就给人假大空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进入网络时代后，官方在舆论阵地节节败退的原因。但这一情况近些年是逐渐变化的。其一是新时期宣传应对需要的变化被各级官方所觉察和接受。经过十几年的折腾，官方自下而上的也摸索出了各种应对舆论的做法，这些方法最终经过汇总，逐步形成官方的舆论应对改革。比如说，五毛这个词一直被嘲笑，但是谁注意过宣传部为什么会让五毛出现？在原有的宣传模式下，根本不需要也没有这个一个人群，这就是对原有宣传方式的一个改革。当然，改革有成功有失败。但是，长期的摸索必然会向着找到方法的目标更进一步。其二本届政府上台后能够进行统一的舆论改造。本届政府的强势非上届可比。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来说，如果要真正统一的改革，尤其是面对以往如此多的历史传统和内部如此错综复杂的各利益方来说，要想真正改，只能是一个绝对强势的领导来改变。于是，这届政府在集中了近二十年的经验，又强力内部整合后，就在舆论方面进行了明显且有效的改变。这些改变能够更好突出民族主义、亲民、反腐等主题，自然为政府争取来了更多的支持。
二、公知的信用急剧下降。
公知这个词出现的不算早，但是从网络时代后，这么一类身份就开始活跃。一些共性就是：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底层人民，谴责政府行为，呼唤民主自由，强调法律建设等等。这些呼唤和诉求都很有道理，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话语属于网络媒体中绝对的主导声音，甚至影响到部分传统媒体。但是，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年左右后，逐渐发生改变，公知逐渐成了一个贬义词，随之也带来其所提的观点信用力度大幅下降。造成这种结果，有内因也有外因。
内因在于：
1.缺乏变化。公知型的宣传模式在十余年里变化真的不大。关心弱势群体永远都是悲悯型，指责社会上不当的地方永远归根体制问题，民主和自由永远是极高的信仰……等等话语，经过无数次重复之后，只能走向乏味。官方舆论所犯的改变不足的毛病，在公知中也同样具备。在网络时代，各种新型平台日新月异时候，如果十年时间还缺乏改变的话，只能被一步步走向被调侃被嘲讽的地步——就像网络时代开始的官媒一样。
2.不接地气。最初的公知阶层往往意味着高学历、高等教育。这部分人理论有余、实践不足，尤其对于中国这种国情复杂、各地区差异巨大的情况缺乏足够重视。后来，所谓的“公知”规模越来越大，素质参差不齐，但是，不接地气这个问题作为共性全部保持了下来。在无数次民主自由的呼唤后，当人们看不到具体的问题解决方式，自然对其信服力越来越低。
3.成分杂乱。公知队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杂，形形色色对政府有意见者都很容易的打起这个旗号。微薄上有公知大V，各论坛和网络群中有自己的公知小V。平均知识层次也愈发下降，许多人只是将一些口号性的话语不断重复。而与人多对应的是，关注的方面也越来越多，结果知识上的匮乏与关注面的增加更导致话语的幼稚。再加上许多公知们的观点矛盾，死抠字眼，演出闹剧不断。身份也一日日堕落，话语也更加不被信服。
4.为黑而黑。在评述政府行为时候，经常会强调其中不好一面，另一面带过甚至不说。对此，最初的解释是：知识分子天然就是批评的。但是后来时间久了，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许多时候遇到事不深究就先批判一通，甚至用文字游戏似的做法证明政府一切皆错，各种阴谋论当道，最终使得网络戾气越来越重。
5.不究己过。不少大小公知们在出现各种问题后，很少探究过自己有没有错，先做到嘴硬，然后种种推论，还是把错误导向党和政府的迫害。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双向论：我做得好，是我确实正确；我做的不好，是你害我了。自身无责，尽是他非。
外因在于：
1.网民扩大化：第一批网民，尤其是希望在网上探讨时事的网民，以青年大学生为绝对主力军。大学生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自由民主公平向往，把世事想的简单，且认为一腔热血就能办事。后来，随着近二十年网络的发展，如今网民的范围比当初急剧扩大，很多人已经不再是头脑冲动对自由无限向往的小伙子了。更多的人在经历更多世事后，对于许多事情有自己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这时候再简单的提一些口号化话语黑TG，他们并不一定太感兴趣。
2.网民类型增多：同样，网民数量增大后直接结果就是各行各业人员都不少，像早期公知那样一个体制问题概括全部社会问题的做法，必然会导致具体问题方面懂行人的鄙视，并将这一鄙视以网络方式再次发散出去。从而放大了公知流的问题一面。
注意，这里的外因我没有说政府打击问题。因为如前文所说，这个情况一直存在且并没有加深，并不是这两年事情变化的原因。
三、近年来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网络兴宇九十年代末，在这一时期到之后十年内，中国基本持续高速增产的发展情况。一方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也享受到一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在近似威权体制下，这种成果的分配并不公平，社会法制没有保障，公平正义无法有效维护。这是一切威权及类似威权体制下，快速发展时期会遇到的共同两面性。但是，在这十年中，由于中国已经持续发展了二十年，所以大家已经对发展习以为常，认为这已经是必然的事情了；对不公和不自由则愈发不满，觉得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这个时候更多人——尤其是网络上的年轻人，期待的是社会制度改进更快进行，让大家享受更多公平自由，祖国不要只急于发展，也该停下来等等她的人民。
但是，在2008之后，事情逐渐出现变化。次贷危机及一系列后遗症导致国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经济高速发展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相反，这种快速发展是很脆弱的，任何折腾都能导致他的中断甚至倒退。而一旦倒退，对个人利益的影响将远大于先前的想象。尤其众多已经走向社会有家有口的人，都会很容易理解财产贬值、失业之类的事情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再之后，时间进入2010年，阿拉伯之春到来了。阿拉伯之春的到来曾引起网上众多自由派的狂欢，当时在他们眼中，这是最好的“经济发展不可替代民主自由”例证。但不幸的是，在短暂的春天后，相关阿拉伯国家就进入了严冬。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动荡甚至内战，各派势力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经济一落千丈，人民深受其苦。这种结果可以说让很多曾经认为“宁可经济发展等一等也得尽快推动民主自由”的人转变了观点。阿拉伯相关国家的情况不可避免的让人与中国的北洋时期联系起来，许多人突然发现：原来民主自由对自己而言并不是先前想象的那么重要，“不自由毋宁死”不过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矫情罢了，安全和平的环境、安稳富裕的生活才真正能让自己觉得幸福和有尊严。这种思潮的转变，使得大家开始更加宽容政府的威权，也对所谓宁可流血换民主的说法彻底嗤之以鼻。甚至在这段时间后，连许多公知人物，也更多只是提”法制“而更少再提”民主自由“了。
而就网络舆论而言，这种转变带来的民意改变也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是所谓自干五显得大量增加的原因。
而且，至于以后，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因为以上说的各种情况都还将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无论是宣传部门的管控、公知们的情况、网民的情况还是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唯一可能有变化的就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方式了。但就目前来看，这个变化只会导致短时间内自干五更多。因为目前来看，现阶段我党真的对宣传方面的改进相当不错，抓住了大家在乎的民族主义和民生问题，有效对待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党的宣传是一个有组织的体系。所以，就算再策略上有种种问题，一旦上层统一思想，就能够逐渐把握调整。而与之相反，公知们并不是统一的群体，是没有组织性而言的，所以当对手转变时候，自己并不容易做到普遍有效的改变。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党和政府在宣传领域对公知们的优势会持续增加，自干五还会增加。
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改变？较短时间看，经济发展模式再有变化时候才会改变。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瓶颈，要突破瓶颈，必须实现产业升级。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简政放权是产业升级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是有一天，经济发展突破瓶颈，彼时也已经将足够多权力下放，那么人们看到在和平安稳个人经济利益不受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获得民主自由，自然更多网民就会再次右转。反过来说，若是政府改革不成功，今后再过若干年，经济依然无法转型，大家的还是逐步品尝经济下行的危机，那么对政府的不满映射在网络上，依然会显得右转。所以，下一步自干五什么时候会变少，取决于政府改革是否成功。若是成功，这个时间会来的晚；若不成功，就来的早。
但是，公知作为一个群体，重现昔日辉煌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以上几个问题，几乎全是这个群体无法克服的。一个无组织且实践严重不足的群体，是无法应对自身队伍扩大后的建设问题，更无力应对宣传群体的层次复杂数量扩大化。不过，在短时间的集体背锅后，以后应该会迅速分化，某些务实者重新在某些领域受到人们欢迎，某些夸夸其谈者会逐渐被更加摈弃。与官方作为集体不同，公知的集体的标签逐渐淡化，个人特点逐渐明晰。我觉得，这其实也是非组织性群体的最好路径。
ps：上文中的”公知“是泛指，包括政府异见者、自由派人士、民生关注者、人权斗士等众多群体的统称，因为事实上这些人在过去是被众多网民作为”公知“统一看待的。所以此处就用此词代指了，认为不当者没必要扣这个字眼了。
我都不知道现在微博上还有几个称得上“公知”的。
有哪个稍微有点影响力的“公知”还敢点评时政的？你告诉我我好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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