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有没有黑历史？
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细致地聊聊：
一、 政治立场与身份的摇摆与复杂性：
这是关于金庸先生“黑历史”中最常被提及也最敏感的一个点。金庸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早年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也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风云。
早年与国民党的关系： 在他年轻时，金庸先生曾在国民党政府的报刊工作过，例如《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相对普遍的职业选择，但也不可避免地被一些人解读为与国民党体制的关联。
对共产党早期政策的态度：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金庸先生的某些言论和文章，在特定语境下，曾流露出对共产党早期政策的一些质疑或保留。尤其是在他移居香港后，面对内地的社会变革，他的一些看法和描写，在一些读者眼中，显得不够“左倾”或者带有资产阶级色彩。
后来对内地的政策转变的态度： 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金庸先生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开始频繁地访问内地，与内地的官方和文化界人士交流，并对内地的发展表示肯定。例如，他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与内地政治体制的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这种转变，有人赞誉他与时俱进，拥抱发展；也有人批评他“变节”或“投靠”。然而，我们更应看到的是，这背后反映了那个时代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在政治选择和身份认同上的复杂性与挣扎。金庸先生并非一个简单的政治符号，他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思考的文化人，他的看法会随着时代发展而调整，这本身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轨迹。
二、 作品中的某些观念与价值观的争议：
金庸先生的作品虽然广受赞誉，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在当代看来可能存在争议的观念或情节：
大男子主义和女性刻画： 在许多读者眼中，金庸笔下的男性角色往往是阳刚、智慧、承担责任的，而女性角色虽然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但总体而言，在许多情节的处理上，仍然带有一定的传统大男子主义色彩。例如，有些女性角色的命运似乎更容易受到男性角色的影响，或者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男性的衬托上。当然，这也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理解，在创作那个年代，这并非罕见。
对于“侠”的理解的演变： 金庸先生笔下的“侠”有多种类型，从早期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到后来的“侠之小者，锄强扶弱”，以及更具个人色彩的“侠”。他的“侠”的定义也在不断演变和丰富。有些评论认为，他早期作品中更倾向于一种“家国情怀”式的侠义，而在后期，这种侠义的边界有所模糊，甚至出现了带有个人恩怨、门派之见的“江湖恩怨”。
某些情节的“巧合”与“降智”： 尽管金庸先生擅长布局，但有时为了推动情节发展，也会出现一些过于巧合的设计，或者让一些聪明绝顶的人物在关键时刻“降智”，做出不合常理的判断。这虽然是文学创作的常见手法，但有时也会让一些细致的读者感到不那么“真实”。
对某些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写：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常常与真实历史背景相结合，但他毕竟是文学创作者，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写，会带有一定的艺术加工和主观色彩。例如，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性格或动机的解读，可能与史学界的观点有所不同，这也会引发一些讨论。
三、 早期报刊工作的经历与“笔战”：
在成为纯粹的武侠小说作家之前，金庸先生曾长期在报刊界工作，并参与过一些“笔战”。
《明报》的立场与论争： 金庸先生创办的《明报》在香港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不同时期，《明报》的社论和报道，以及金庸先生本人撰写的评论文章，都曾引起过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有时也与当时的其他媒体或政治派别展开过激烈的“笔战”。这种论争，虽然是媒体监督和社会进步的一部分，但也难免会触碰到一些敏感话题，并在不同立场的人眼中留下不同的印象。
如何看待这些“黑历史”？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评价一位艺术家，尤其是像金庸先生这样经历过风云变幻时代的巨匠，不能简单地用单一的道德标准或当代的价值观去苛求。
历史的局限性： 很多在今天看来存在争议的观点或描写，在金庸先生创作的那个年代，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或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简单地否定过去。
成长的轨迹： 金庸先生并非一个静态的符号，他的人生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思考和成长的过程。他的政治观念、思想认识，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有所调整，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文学的独立性： 即使作品中存在一些争议，也应看到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领域的巨大贡献。他的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影响力，其文学成就并非因为这些“黑历史”而能够被全然抹杀。
总而言之，金庸先生的“黑历史”，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污点”，不如说是他人生轨迹中、以及那个时代社会背景下的一些侧面。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全面、更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去理解一个伟大人物在复杂时代中的选择与表达。正是这些复杂性，才使得他的人生和作品更加立体和引人深思。
网友意见
1943年金庸考入国民党专门培养高级公务员的中央政治学校。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起步就是科长、县长，外交系毕业去做随员秘书，可谓高级公务员培训学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这所学校不收学费，而且还向学生发放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和零花钱，同时还要上课之余还要进行军事训练，这一切都是抗战时期其他大学所没有的待遇。
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在日军侵华部队为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遭到巨大挫折，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责难。政府把军事失败的原因说成是兵员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太差，于是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喊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
金庸就读的中央政治学校积极相应，要求所有学生，不论哪个年级，也不管什么科系，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后审批。如果拒绝参军，学校也不勉强，但必须离开学校。全庸拒绝从军，于是，被迫离开了学校。
金庸有不从军的自由，毕竟上战场是要掉脑袋的，害怕是是正常的。只是当我知道了这段往事，再读到金庸中那些“为国为民”的大侠就觉得特别尴尬。金庸嘴里喊着“为国为民”，可当抗战到了关键时刻，需要上战场杀敌报国的时候，他却选择了逃避，未免太虚伪了。更虚伪的是金庸在谈的这件事时竟然宣称，自己是反对学校搞个人崇拜而被开除的。
金庸一直宣称“政府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以老百姓为重”，然而在六七暴动的过程中，金庸一直站在港英政府一边。在暴动前期，工人因为受到了残酷剥削，出来抗议，被港英政府打死打伤，金庸却站在港英政府一边摇旗呐喊，所谓以老百姓利益为重不过是放屁。
在六七暴动的时候，李黄瓜的塑胶花厂爆发劳资纠纷，罢工工人与军警爆发冲突，多名工人被打死打伤。金庸态度鲜明的站在港府一边，接连发表文章反对工潮，彻底激怒了香港左派。金庸被左派视为“十大汉奸”之一，被称为“豺狼镛”，当时盛传一张六人的暗杀名单，金庸排在第一位。金庸担心自身安危，带着家人到新加坡避难，将《天龙八部》委托给倪匡续写，这才出现倪匡将阿紫眼睛写瞎的轶事。
最开始全庸就读的是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的预备成员。在被学校开除后，他调转立场，投身左翼阵营，加入了《大公报》。 金庸在《大公报》工作了十年，而《大公报》本身就是党媒。《大公报》的工作人员不光思想左倾，还有马列主义读书小组，而金庸是读书小组的组长。不过因为出身问题，外交官的梦想破灭后，他很快离开了左翼阵营，创办了《明报》开始骑墙。不过骑墙没骑多久，他又倒向了右翼，对国内进行各种批判，甚至站到了港英政府一边。1963年，中国搞原子弹，陈老总说了句“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金庸立刻撰写的社论《宁要裤子，不要核弹》，而在中国原子弹实验成功后，金庸又发表了《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论》，表示“决不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光荣”。至此，金庸彻底与左翼决裂。
1972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认定香江和澳门是中国领土，香江、澳门问题属于中国主权问题。金庸意识到香江回归是历史必然，再次调转立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金庸对国内发生的一切大唱赞歌，简直就像多年的老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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