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金朝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北魏？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第二个北魏”意味着什么。北魏以其鲜卑贵族主导，在占领北中国后，并没有一味地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是采取了更加灵活和富有远见的策略。特别是孝文帝改革，汉化措施的推行，将先进的汉族文化、制度、语言融入鲜卑统治阶层，为北方经济的恢复和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最终促成了南北朝的统一（虽然统一者是北周，但北魏的奠基作用不可忽视）。因此，成为“第二个北魏”很可能指的是：
1. 能够成功地在征服的汉族地区建立一个稳定、强大且具有长期生命力的政权。
2. 能够在民族融合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既保持自身民族特色，又能吸收汉族文化精髓，最终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长久繁荣。
3. 能够在制度、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进行创新和发展，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金朝的处境和北魏有着显著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金朝与北魏的相似之处：
来自北方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崛起： 北魏由鲜卑族建立，金朝由女真人建立。两者都发源于北方边疆，拥有强大的军事传统和骑兵优势，能够有效突破农耕文明的防线。
征服并统治了高度发达的汉族地区： 北魏最终统一了北中国，而金朝则灭亡了北宋，占领了黄河中下游的大片土地。这都意味着他们需要面对一个已经拥有成熟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社会。
面临民族融合的挑战： 无论鲜卑还是女真，都是人数相对较少的征服者，如何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和谐相处，并有效治理，是他们面临的共同难题。
金朝与北魏的关键差异，以及为何它未能成为“第二个北魏”：
1. 民族政策的差异与执行力度：
北魏： 孝文帝改革是北魏能否成为“第二个北魏”的关键。尽管改革触及了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甚至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和抵抗，但孝文帝以其坚定的决心和集权的政治力量，将汉化推行到底。例如，迁都洛阳、改汉姓、禁胡服、说胡语、推行均田制、三长制等，这些措施直接将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融合，培养了一批忠于新政权的汉化鲜卑官员。
金朝： 金朝在民族政策上，尤其是早期，表现得更为保守和谨慎，甚至可以说是分裂的。
“女真不满万，满万即为天下矣” 的心态，使得女真人对汉族采取了明显的防范和隔离政策。例如，实行“猛安谋克”制度，将女真人组织起来，与汉族保持一定的界限，并享受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待遇。
早期推行的“四等人制”将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汉人等民族区分对待，并以女真人为尊。虽然在后期有所缓和，但并未能像北魏那样，将少数民族精英深度融合到统治阶层中。
虽然金朝也进行了汉化，例如采用汉族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律法，学习汉族文化，但这种汉化更多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非一种深入的民族融合。女真贵族虽然学习汉文、阅读汉籍，但其民族认同和生活习惯与汉族仍有较大的距离。
2. 经济基础和治理方式的差异：
北魏： 孝文帝改革后，均田制的推行，促进了北方的农业生产，尤其是在迁都洛阳后，进一步刺激了中原地区经济的恢复。通过一套相对完善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帝国，虽然也存在地方豪强的挑战，但整体上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金朝： 金朝虽然获得了北宋先进的经济和技术，例如商业、手工业，但其统治重心和经济基础仍带有浓厚的游牧色彩。女真贵族对农耕经济的理解和依赖程度，远不如汉族地主阶级。他们更倾向于从农耕区榨取资源，但未能建立起一套能够充分激发和利用汉族地区生产力，并与之共同发展的经济体系。例如，对汉族地主的剥削相对较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反而有些压制。
3. 统治的合法性和长久性：
北魏： 尽管北魏也经历了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分裂，但孝文帝改革为政权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被统治汉族阶层的认同（至少是没有强烈的反抗）。北魏政权在北方维系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金朝： 金朝的建立本身带有“征服者”的色彩，虽然它征服的宋朝在军事上已经衰弱，但对大部分汉族士人和百姓而言，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始终存在疑问。同时，金朝在后期，面对日益强大的蒙古，其统治基础也显得不够牢固。女真贵族内部的腐化和汉族地主阶级的离心离德，都加速了其灭亡。
4. 文化融合的深度：
北魏： 孝文帝改革是主动、有意识、有步骤地吸收汉族文化，并将其改造为适合鲜卑族统治的文化。这种融合是双向的，虽然汉化为主，但也保留了鲜卑的一些特色。
金朝： 金朝的汉化更多是被动接受，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汉族地区，而非发自内心的民族融合。女真贵族虽然学习汉文、着汉服，但其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与被统治的汉族人民之间始终存在一道鸿沟。这种“貌合神离”的汉化，难以建立起强大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
总结：
金朝并非没有尝试过汉化，事实上，它在很多方面都学习了汉族王朝的制度和文化。然而，它未能像北魏的孝文帝那样，以一种彻底、深入、甚至是“颠覆性”的决心去推动民族融合。金朝统治者在民族政策上的犹豫、保留，以及对汉族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利用不足，都限制了它成为“第二个北魏”的可能性。
可以说，金朝更像一个成功的“征服者”，它能够在中原建立一个强大的王朝，但它缺乏北魏那种通过深刻的民族融合，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融为一体，从而建立起更具韧性和生命力的政权的远见和魄力。它在吸收汉族文化的同时，未能有效地弥合民族隔阂，最终，这种隔阂以及内部的腐化，成为其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尽管金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它与北魏在民族融合和国家发展模式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未能复制北魏那样成功的典范。
网友意见
扯淡，现在还有人说北朝不被承认。
唐初，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诏修前代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到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整整二十年间，通过设立史馆（包括借助史馆），修撰成八部纪传体前代“正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包括《五代史志》），以及《晋书》和《南史》、《北史》，同时开始编纂“实录”和修撰“国史”等本朝史。
唐朝是南朝，北朝都承认的。不承认的是十六国的君主。十六国的君主如刘渊，石勒，苻坚，慕容垂等的传记都放在《晋书.载记》里。
大概率不会，金国的汉化程度虽高于满清，但却远低于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金国即便是对于汉化执行的最彻底的金章宗执政时期，实行的汉化措施也远没有北魏孝文帝改革彻底，金章宗的汉化措施很多停留在浅层。而且金国的汉化政策比较反复，你无法确定金章宗之后的金国统治者是否依然能进行深入汉化。
而且自金国废除刘齐，直接统治北宋北方故地后，北宋故地的汉民胡化的其实很快。1170年南宋官员范成大出使金国，途中路过了包括汴梁在内的北宋故地，发现原北宋故地的汉民沾染胡俗胡习相当严重。而此时距离金国废除刘齐，直接统治北宋故地才过了33年。
范成大亲眼目睹了当时北宋故地普通百姓的衣冠胡化：“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间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蹋鸱，可支数月或几年......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
这还是有产之家的衣冠，都已然胡化，男子要每月剃头三到四次；而那些赤贫之人则是蓬头垢面，蓬辫如鬼，不用任何冠帽或者发巾，而且还觉得很方便。
而途中范成大看到开封集市，出售的货物变成了幔笠胡帽，胡琴，羔羊裘和狼皮帽等异族色彩的商品。
而且金国其实也搞过剃发，金国占领初期，强制的剃发令虽引发了诸多不快：“河东、河西不随顺番贼，虽强为剃头辫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几千万人”；虽然在受到民众激烈反抗后金国停止了对普通民众的剃发政策。但随着金朝统治的逐渐稳固，特别是对南宋收复失地不抱期待，北宋故地的很多汉人逐渐接受了金人的国俗，“今河东、河北之民，知朝廷不复顾念，已甘心左衽”，特别是金朝仿照宋朝开科取士之后，要求中官者髡发、左衽方可赴任，这就加速了民间习俗的变化，因此南宋会将一些归明或者归正的金国汉将也称为“胡人”。
不过北宋故地在范成大出使金国之时，依然有不少民众心怀故国，一些蓬头平民，看到南宋使者的轺车经过横跨汴河的天汉桥时，围上去哭着质问范成大：“官军何时来收复失地？父老年年在等着天子的鸾驾返回此地，天子还记得没番百姓吗？”
对此景，范成大写诗《州桥》描述：
“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后来在经过相州时，还有步履蹒跚的老妪指着南宋使者对其他人说：“此我家好官”，或者“此中华佛国人也”。然而他们永远都等不到他们眼中的大宋王师收复中原了，因为后来南宋把南方也丢给胡人政权了。
而范成大路过相州时发现当地婚礼也充满了女真习俗
“癸卯过羑河。上有羑里城，四垣俨然，居民林木满其中。过相州市，有秦楼、翠楼、康乐楼、月白风清楼，皆旗亭也。秦楼有胡妇，衣金缕鹅红大袖袍，金缕紫勒帛，褰帘旻语。”
而此时北宋故地的胡化程度，可能比范成大看到的更严重。因为金人担心范成大窃取到沿途的金国情报，所以对范成大进行了严密监控，尽量减少他接触到外面。甚至遮蔽范成大一行车架的车窗，尽量避免引导范成大一行走经济繁华的地区或者军事重镇，尽量防止范成大窥探到外部。因此范成大所接触和看到的都很有限。
虽然后来到了金章宗时期，金国的汉化开始大大加深，但跟孝文帝改革存在很大区别，汉化措施远没有孝文帝改革深刻。而且这个汉化是金国特色版的汉化。此时经过金国长期统治后的北方文人，因为他们出生在金国统治时期，对南宋已经是毫无认同感。而且此时金国正处于金世宗和金章宗先后两位有作为君主的治世时期，因此他们明显对金国更有认同感。
例如南宋发动的开禧北伐被金国挫败后，金章宗随即发动了针对南宋的泰和南征，反攻入南宋的江淮腹地。此时金国汉族士大夫刘昂专门写诗歌颂金章宗的泰和南征，并在诗歌里明确认为金国才是继承汉唐的华夏正统，斥责南宋背盟，歌颂金国吊打背盟的南宋。刘昂认为金国应该趁胜追击荡平江南，一统天下。而在金国末期，北方更是有大量汉族文人选择为金国死节。之后到了蒙元时期，依然有些北方士大夫以金国遗民自居，例如当时大名鼎鼎的北方文雄元好问。
刘昂：上平西·泰和南征作
趸锋摇，螳臂振，旧盟寒。
恃洞庭、彭蠡狂澜。
天兵小试，百蹄一饮楚江干。
捷书飞上九重天。
春满长安。
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
洗五州、妖气关山。
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
有人传喜，日边路、都护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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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这个问题里有人提到金章宗后期的河耗和官耗，简单说明下。官耗确实跟金章宗自身施政失误有很大关系。但河耗并不是金章宗导致的，而是两宋留下的锅，北宋的三易回河和南宋杜充决河导致的黄河改道，致使金章宗后期水灾频繁。金国为了治河更是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背上了严重的财政负担，而黄河改道导致的频繁水灾更是让沿途的金国农业受到毁灭性打击。黄河改道也是两宋给金国带来的最大打击，虽然除了金国受到打击之外，北方底层民众受水灾影响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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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日更新：关于金亡之时发生了一个插曲，出现个金国版“文天祥”值得说道下。当金国流亡朝廷的最后一个据点蔡州被蒙古攻陷后，金哀宗自杀，金末帝在战场上同蒙古人力战而亡。金国汉族官员张天纲被南宋俘虏，而南宋则搞出个临安审判，打算让张天纲配合他们演场归正，声讨金国的戏，彰显南宋正统。
结果没想到张天纲完全不配合，临安知府薛琼审问张天纲说： “你一个汉人，在金朝当官，现在金国灭亡，你有何面目为人？”张天纲反唇相讥说：“我生于金国，仕于金国，则忠于金国。国家的兴亡哪个年代都有，我金国之亡，皇帝自杀殉国，比汝二帝何如？
薛琼大怒，叱曰“拉下去打！”宋理宗听闻后想收服张天纲，宋理宗把张天纲押来问道：“张天纲你真不怕死吗？”张天纲说：“大丈夫怕死就是不忠臣节，我何畏之有，请立即杀我，使我得全臣节。”宋理宗壮其言，意欲收服为己用，让张天纲书写供状，命其在供状中把金国皇帝写为“虏主”。张天纲说：“要杀便杀，还写什么供状！”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南宋朝廷无法让张天纲屈服，就把他长期监禁起来。后来有人见到张天纲写的回忆录式的自述，其中对金国皇帝一直称为“故主”。读者均对张天纲的气节深为尊重。
“蔡城破，为宋将孟珙得之，槛车械至临安，备礼告庙。既而，命临安知府薛琼问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纲对曰：“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琼大叱曰：“曳去。”明日，遂奏其语，宋主召问曰：“天纲真不畏死耶？”对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尔，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听。初，有司令供状必欲书虏主，天纲曰：“杀即杀，焉用状为！”有司不能屈，听其所供，天纲但书故主而已。闻者怜之。后不知所终。”
此时北方很多汉族士大夫对金国的认同感已经高到这种程度，可见就算是金国没有亡于蒙古，对金国来说恐怕也没有多少需要进一步加深汉化的必要。
另外宋粉用金国末年的红袄军攻击金国是很容易被抓到把柄的，因为赵宋内部的人民起义次数比金国更多，两宋那恐怖的人民起义次数，还有不知道的？在五代乱世时都没有爆发大规模民乱的四川，在北宋初年都陆续爆发两次大规模人民起义。宋徽宗时，富裕的江南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人民起义。南宋初期江南地区反宋的人民起义军也很多。用这个攻击金国，很容易就会被黑回去。
抨击金国应该更多的使用，金国南下时的屠杀行径和金国初期中期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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