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上海三甲医院关闭普内门诊？
首先，我们得理解“普内门诊”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普内科，也就是普通内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医院的“万金油”。很多常见的疾病，比如感冒发烧、咳嗽、消化不良、头晕头痛、血压血糖有点小波动，甚至一些慢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的初期或者病情稳定的随访，都会先到普内科来看。它就像是疾病的“第一道关卡”，很多小毛病在这里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避免了资源浪费和过度医疗。如果小毛病也能直接去专科，那专科医生会非常忙碌，而很多真正需要专科医生精力和技术的病人反而要等待更久。
那么，为什么会有医院选择关闭普内门诊呢？ 我猜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资源优化和分级诊疗的推进： 这是最常被提及的原因。国家一直在提倡分级诊疗，就是说小病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疑难杂症才去大医院。三甲医院作为“金字塔尖”，应该把精力放在疑难杂症、急危重症以及一些需要多学科会诊的复杂病例上。如果大量的普通感冒、轻微不适都涌入三甲医院的普内科，那确实会挤占三甲医院宝贵的专家资源，也违背了分级诊疗的初衷。关闭普内门诊，可以理解为是医院在配合国家政策，把一些原本可以在基层解决的病人“推”回社区。
医疗流程的再造和效率提升： 有些医院可能觉得，传统的普内科模式效率不高。比如，一个普内科医生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工作量大且分散。通过关闭普内门诊，将一些常见的、流程化的诊疗任务转移到其他渠道（比如互联网医院、或者分流到社区），可以让三甲医院的内部资源更集中、更高效地运转，让专家们能更专注于自己的专长领域。
成本和效益的考量： 医院运营也是有成本的。开设一个普内门诊，需要配备医生、护士、药房、检验等一系列人员和设备。如果这些资源配置与实际的服务效益不成正比，或者说这些资源可以用于更“高附加值”的医疗服务（比如高端的检查、手术等），那么关停普内门诊也是一种“商业决策”。当然，医院毕竟是公共服务机构，不能完全用商业逻辑来衡量，但这背后的考量可能存在。
疫情后的反思和调整： 疫情期间，医院的管理模式和就诊流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医院可能在疫情期间发现了新的工作模式，比如远程医疗的普及，或者发现一些疾病确实可以通过分流得到更好的管理。关闭普内门诊，也可能是疫情后医院管理策略调整的一部分。
但这件事对老百姓来说，肯定有影响，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影响：
就医门槛提高，方便程度下降： 对于很多习惯了直接去三甲医院挂个普内号就能解决小毛病的居民来说，这无疑增加了就医的麻烦。以前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看完无效，可以直接去三甲，现在不行了。你可能得先去社区看，如果社区医生判断不了或者治疗无效，他再给你开转诊单，这个过程会多一道手续，也多了不确定性。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带小孩的家长来说，这无疑是增加了负担。
基层医疗能力是否匹配是关键： 分级诊疗能否顺利推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能力。如果社区医院的医生水平、设备、药物配置都跟不上，无法有效解决居民的常见病，那么把病人“推”回去只会适得其反。病人可能去了社区也看不好，最后还是得想办法去大医院，只是绕了远路。
疑虑和担忧： 有些人会担心，这会不会是医院变相“精简”服务，不愿意接诊“普通”病人，把重心放在那些更容易产生效益的专科疾病或检查上。也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导致大医院的专家更忙，而基层医生因为接诊的病例不够复杂，技能得不到很好的锻炼。
信息不对称和沟通问题： 很多时候，医院在做这样的调整时，对外的沟通可能不够充分，导致很多居民在临近就诊时才发现普内门诊关了，感到措手不及和不满。对政策的解释，对替代就医渠道的引导，如果做得不到位，很容易引发负面情绪。
怎么看？我觉得这事儿需要辩证地看，并且要看后续的配套措施：
从国家层面看， 分级诊疗是大方向，目标是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门可罗雀”的问题。如果三甲医院关停普内门诊是分级诊疗落地的具体举措，理论上是朝着“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
从医院层面看， 它们有优化的动力和压力。如何在政策框架内，实现自身运营效率和医疗质量的平衡，是医院需要做的功课。
但最关键的还是，居民的就医体验和实际获得的医疗服务质量不能因此打折扣。 如果关闭普内门诊是为了让居民享受到更高效、更专业的医疗服务，那么就必须确保：
1. 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显著提升： 社区医院的医生水平要够，能看好常见病，常用的药物要配备齐全。
2. 转诊流程顺畅便捷： 如果需要转诊，流程要简单明了，患者不会因为转诊而耽误病情。
3. 信息公开透明： 医院的调整政策要提前告知，并提供清晰的就医指引。
4. 其他就医渠道（如互联网医院）要真正可用且有效： 如果医院大力推广互联网医院，那么这个平台就要真正能解决问题，而不是流于形式。
总而言之， 上海三甲医院关闭普内门诊，本身是一个医疗体系“结构性调整”的信号。这个调整的方向（分级诊疗）是对的，但具体执行的效果好不好，全看配套措施是否到位，以及对老百姓“最后一公里”的就医便利性和获得感是否真正有所提升。如果只是“一关了之”，而没有解决好基层能力和转诊问题，那对很多居民来说，可能就是一次不愉快的就医体验。而如果能借此机会，真正推动基层医疗的进步，让分级诊疗落地生根，那对整个医疗体系的长远发展是件好事。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保障和评估这个过程。
网友意见
反对@刘品杰的回答。三甲关闭普通内科门诊非但不是让普通人和优质资源分离，恰恰是为了让公立医疗系统还能活久一点。
重建三级转诊制，三甲医院关闭普通门诊，优化初级医疗的利用是医改的老生常谈，也是被各国医疗实践证明最合理的方式。以上海为例，早在2015年就有官方组织协商会提出：上海市区三级医院和专科医院未来将不设门诊。
简单的说，没有转诊，随意看三甲的“不正常”现象，是违背分级诊疗建设初衷的，极大的增加专科、转诊医院的工作负担，而对一大批社区、二级医疗服务却是闲置浪费。
有些人认为这是普通人和优质资源的分离，然而公立三甲医院从来不会因为你是普通人而拒绝接诊，但是普通疾病的初诊不应该在三甲医院的“普通内科门诊”进行。按照三级医疗（医院等级划分标准_百度百科）的定位：大多数疾病在就诊之初需要进行一些初步的诊断和治疗，也需要一部分相关检查，这些本应该由家庭医生、社区医生或二级医院进行。只有专科疾病或者疑难杂症才需要三甲医院。
很多人是选择性遗忘，在过去，三甲医院也不是初诊的选择。大多数病人在厂医、校医、卫生所初诊后根据病情需要才会逐级转诊；没有下级或当地医院的介绍信，三甲作为转诊中心根本不接受患者的自由就诊挂号。
医改作为一个半市场化的改革，在原有社会福利系统和初级医疗解体的背景下，才催生出各大城市凡生病直接三甲的现象，以至于到如今人们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理所当然了！
我是悲观相信各国公立医疗终究会面临破产的。别说中国是僧多粥少，全世界的医疗都是一样僧多粥少。中国经济增长再快，也赶不上医疗需求的大爆发。过去十几年对类似仁济这样的医院来说是一个飞速跨越的增长期，对整个公立医疗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却是个灾难。以一个人均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去支撑“社会主义公平性”和“准发达国家先进性”的医疗系统，谁来买单？用人均缴付极为有限的医保，去支撑进口医疗器械、药品支撑下的现代医疗（肿瘤、心血管、ICU），那种种因为“没钱”引起的问题自然泛滥，引来医生、患者的双重不满和种种恶果：回扣、红包、医务人员态度、就医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保证三级诊疗、优化资源的合理应用，就是在保证公立医疗系统整体的可持续性，只要这个系统还在，普通人才有真正可及可负担的医疗资源。
至于所谓保留特需的奇谈怪论，你可以认为我是站在医生的屁股上说话，但是我希望大家在被情绪支配之前，先去冷静地思考一下，究竟是谁真正讨厌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恰恰是想开展高端私立医疗的资本和一部分医生、前医生。因为公立医院的特需对于真正的高需求高收入者来说恰恰是“太便宜”了，而且有公立医院专家教授背书，拥有最好的技术支援，那么相比之下，收费更贵，却没有那么多专家资源的私立医院竞争力究竟何在？而开展特需医疗带来的额外收入（更多是购买服务的附加值），反过来可以补贴低收入人群的就医成本，也有助于留住成熟的医疗人才。这是一种在保证基本公平性的前提下，增加医院自我造血能力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新加坡即是如此）。
我真的不止一次听到某些私立医疗从业者对三甲的特需部恨得咬牙切齿，鼓吹从三甲剥离特需医疗。因为果真如此，公立医疗的高年资医生在积累名气和资源后，因为收入待遇、工作量的种种问题，走向私立就成了他们的自然选择，那才是真正“普通人和优质资源分离”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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