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招工难，年轻人为何拒绝回归就业市场？与中国年群体就业市场相比，有哪些异同？
美国企业招工难，年轻人为何“隐身”就业市场？中美年轻人就业观的对比与思考
当下，美国企业正面临着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一方面，经济数据显示职位空缺居高不下，许多行业急需人手；另一方面，不少年轻人似乎对重返就业市场显得意兴阑珊，甚至选择“隐身”于劳动力大军之外。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心理和经济逻辑？与中国的年轻人相比，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异同？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些问题。
美国年轻人为何“不香”就业市场？
美国年轻人拒绝回归就业市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单一因素可以解释。
1. 新冠疫情的“催化剂”与思维转变：
新冠疫情无疑是这一现象的重要催化剂。疫情期间，许多企业被迫裁员或暂停招聘，导致大量年轻人失业。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段被迫放慢节奏的时光，却让一些年轻人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优先级。
重新评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 过去，美国社会普遍推崇“拼搏文化”，年轻人被鼓励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在工作上。但疫情居家办公的经历，让他们体验到了更灵活的工作方式，也让他们意识到陪伴家人、发展个人兴趣的重要性。他们开始质疑是否值得牺牲个人生活来换取一份可能并不那么令自己满意的工作。
对低薪、高压工作的反感： 许多入门级职位，尤其是服务业、零售业等，提供的薪资与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房租、学费、医疗等）严重不符。年轻人认为，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从事一份低薪、工作时间不固定、且缺乏晋升空间的工作，实在是不划算的买卖。他们更愿意等待一份能够提供合理回报和更好发展前景的岗位。
“大辞职潮”（Great Resignation）的延续效应： 疫情期间出现的“大辞职潮”表明，很多美国人对当前的工作环境和待遇表达了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并未完全消散，而是转化为一种更为审慎的就业态度。年轻人倾向于选择那些更能满足他们期望的公司和职位，而不是为了填补空缺而匆忙上岗。
2. 社会福利与安全网的支撑：
尽管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不容忽视，但美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年轻人提供了一定的缓冲。失业救济金、食物券、以及一些州提供的额外补助，虽然不能完全替代工作收入，但足以让他们在不立即工作的状况下维持基本生活。这使得一部分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底气去寻找更合适的工作，而不是为了生存而被迫接受任何一份工作。
3. 受教育程度与技能错配：
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很高，但同时也带来了学贷压力。一些年轻人即便拥有大学文凭，也面临着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导致他们难以找到与学历相匹配的工作。高昂的学费和毕业后的高额债务，使得他们对未来职业发展充满了焦虑，进而影响了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
4. “隐形失业”与个人发展优先：
一部分年轻人选择“隐形”，并非完全不工作，而是转向了其他形式的“就业”。
自由职业与零工经济（Gig Economy）： 一些年轻人更倾向于自由职业、兼职或参与零工经济，例如通过平台接单做设计、写作、编程，或者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这种模式提供了灵活性和自主性，虽然收入可能不稳定，但符合他们对自由生活的追求。
创业与自我价值实现： 也有部分年轻人选择创业，或者将精力投入到个人兴趣项目和内容创作（如社交媒体博主、播客等）上，他们更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创造性表达，而非传统的雇佣关系。
继续深造与技能提升： 一些年轻人选择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时候继续深造，学习新技能或攻读更高学位，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5. 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
通货膨胀、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也让一部分年轻人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他们担心一旦进入职场，可能会面临裁员的风险，或者经济下行导致薪资停滞，因此选择暂时观望。
与中国年轻人的就业市场：异同对比
将美国年轻人的就业状况与中国年轻人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异同点，折射出两国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文化价值观。
相同之处：
对高薪和发展前景的追求：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年轻人，都普遍期望获得一份薪资待遇好、有发展前景的工作。高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在大城市）使得经济回报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视： 尽管程度不同，但中国年轻人同样在经历从“内卷”到更注重生活质量的转变。尤其是在疫情之后，部分年轻人的工作观念发生了变化，开始反思过度加班和牺牲个人时间的模式是否值得。
对个人价值实现的渴望： 年轻人不再仅仅满足于一份“铁饭碗”，而是希望工作能够体现个人价值、发挥个人特长，甚至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和意义感。
学业与就业的压力： 两国都面临着高等教育普及带来的学历贬值问题。中国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庞大，竞争激烈；美国则面临学贷压力和专业不对口的问题。这些都给年轻人的就业选择带来了压力。
不同之处：
社会福利与安全网的支撑力度：
美国： 如前所述，美国的社会福利体系相对完善，为年轻人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保障，使他们有更多空间去选择。
中国：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在不断完善，但在年轻人失业时的直接经济援助方面，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大多数年轻人仍需依赖家庭支持或尽快找到工作来维持生活。这使得中国年轻人普遍更倾向于早日进入就业市场。
就业观念的文化差异：
美国： 强调个人主义、自由选择和权利。年轻人更倾向于独立自主地规划职业生涯，并且有更强的底气去拒绝不满意的工作。对“隐形”或灵活就业的接受度更高。
中国： 受到儒家文化等传统观念影响，集体主义和家庭责任感较强。年轻人普遍受到“学而优则仕”、“早就业早发展”的观念影响，更重视社会认可度和家人的期望。虽然情况在变化，但“先就业后择业”仍然是许多人的选择。
零工经济与创业模式的成熟度：
美国： 零工经济和自由职业在美国有着更长的发展历史和更成熟的平台支持，这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非传统就业的选择。
中国： 尽管中国零工经济发展迅速，但其稳定性和保障性仍是年轻人需要考虑的因素。创业门槛和风险也相对较高，大多数年轻人仍倾向于传统的全职工作。
“内卷”与“躺平”的语境：
中国： “内卷”和“躺平”是中国年轻人就业市场讨论的热词。“内卷”指的是过度竞争，逼迫个人付出超额努力才能获得普通回报；“躺平”则是一种消极抵抗，意味着放弃竞争，降低欲望。这反映了中国年轻人面对激烈竞争时的心态。
美国： 虽然也有类似的竞争压力，但美国年轻人更多地表现为对“不公平待遇”的抵制和对“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他们的“拒绝”更多源于主动选择，而非完全被动的“躺平”。
对稳定性的不同理解：
中国： 在传统观念中，稳定工作（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仍然受到青睐，因为它意味着较低的风险和较高的社会保障。
美国： 年轻人对稳定性的理解可能更侧重于工作的自主性、灵活性以及能否提供持续的学习和成长机会，而非仅仅是公司或行业的稳定性。
结论与启示
美国年轻人拒绝回归就业市场，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后疫情时代全球范围内年轻一代就业观的深刻变化。他们不再仅仅将工作视为谋生手段，而是更看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对自身权益的保障。
对比中国年轻人的就业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共同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也存在着由社会福利、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阶段带来的显著差异。中国年轻人可能面临着更直接的生存压力和更强烈的竞争意识，但也在逐渐觉醒对工作意义和个人幸福的思考。
对于美国企业而言，招工难并非意味着年轻人不愿意工作，而是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发生了变化。企业需要调整策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资福利、更灵活的工作方式以及更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才能重新吸引到这批年轻的劳动力。
而对于中国而言，了解和回应年轻人的就业诉求同样至关重要。在鼓励年轻人积极就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他们的职业发展、心理健康以及对工作意义的探寻，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人性化的就业环境。这场关于就业的讨论，无论在中美两国，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尊重个体的价值，创造更多元化的职业选择，让工作真正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而非仅仅是生存的负担。
当下，美国企业正面临着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一方面，经济数据显示职位空缺居高不下，许多行业急需人手；另一方面，不少年轻人似乎对重返就业市场显得意兴阑珊，甚至选择“隐身”于劳动力大军之外。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心理和经济逻辑？与中国的年轻人相比，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异同？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些问题。
美国年轻人为何“不香”就业市场？
美国年轻人拒绝回归就业市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单一因素可以解释。
1. 新冠疫情的“催化剂”与思维转变：
新冠疫情无疑是这一现象的重要催化剂。疫情期间，许多企业被迫裁员或暂停招聘，导致大量年轻人失业。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段被迫放慢节奏的时光，却让一些年轻人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优先级。
重新评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 过去，美国社会普遍推崇“拼搏文化”，年轻人被鼓励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在工作上。但疫情居家办公的经历，让他们体验到了更灵活的工作方式，也让他们意识到陪伴家人、发展个人兴趣的重要性。他们开始质疑是否值得牺牲个人生活来换取一份可能并不那么令自己满意的工作。
对低薪、高压工作的反感： 许多入门级职位，尤其是服务业、零售业等，提供的薪资与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房租、学费、医疗等）严重不符。年轻人认为，投入时间和精力去从事一份低薪、工作时间不固定、且缺乏晋升空间的工作，实在是不划算的买卖。他们更愿意等待一份能够提供合理回报和更好发展前景的岗位。
“大辞职潮”（Great Resignation）的延续效应： 疫情期间出现的“大辞职潮”表明，很多美国人对当前的工作环境和待遇表达了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并未完全消散，而是转化为一种更为审慎的就业态度。年轻人倾向于选择那些更能满足他们期望的公司和职位，而不是为了填补空缺而匆忙上岗。
2. 社会福利与安全网的支撑：
尽管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不容忽视，但美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年轻人提供了一定的缓冲。失业救济金、食物券、以及一些州提供的额外补助，虽然不能完全替代工作收入，但足以让他们在不立即工作的状况下维持基本生活。这使得一部分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底气去寻找更合适的工作，而不是为了生存而被迫接受任何一份工作。
3. 受教育程度与技能错配：
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很高，但同时也带来了学贷压力。一些年轻人即便拥有大学文凭，也面临着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导致他们难以找到与学历相匹配的工作。高昂的学费和毕业后的高额债务，使得他们对未来职业发展充满了焦虑，进而影响了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
4. “隐形失业”与个人发展优先：
一部分年轻人选择“隐形”，并非完全不工作，而是转向了其他形式的“就业”。
自由职业与零工经济（Gig Economy）： 一些年轻人更倾向于自由职业、兼职或参与零工经济，例如通过平台接单做设计、写作、编程，或者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这种模式提供了灵活性和自主性，虽然收入可能不稳定，但符合他们对自由生活的追求。
创业与自我价值实现： 也有部分年轻人选择创业，或者将精力投入到个人兴趣项目和内容创作（如社交媒体博主、播客等）上，他们更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创造性表达，而非传统的雇佣关系。
继续深造与技能提升： 一些年轻人选择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时候继续深造，学习新技能或攻读更高学位，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5. 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
通货膨胀、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也让一部分年轻人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他们担心一旦进入职场，可能会面临裁员的风险，或者经济下行导致薪资停滞，因此选择暂时观望。
与中国年轻人的就业市场：异同对比
将美国年轻人的就业状况与中国年轻人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异同点，折射出两国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文化价值观。
相同之处：
对高薪和发展前景的追求：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年轻人，都普遍期望获得一份薪资待遇好、有发展前景的工作。高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在大城市）使得经济回报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视： 尽管程度不同，但中国年轻人同样在经历从“内卷”到更注重生活质量的转变。尤其是在疫情之后，部分年轻人的工作观念发生了变化，开始反思过度加班和牺牲个人时间的模式是否值得。
对个人价值实现的渴望： 年轻人不再仅仅满足于一份“铁饭碗”，而是希望工作能够体现个人价值、发挥个人特长，甚至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和意义感。
学业与就业的压力： 两国都面临着高等教育普及带来的学历贬值问题。中国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庞大，竞争激烈；美国则面临学贷压力和专业不对口的问题。这些都给年轻人的就业选择带来了压力。
不同之处：
社会福利与安全网的支撑力度：
美国： 如前所述，美国的社会福利体系相对完善，为年轻人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保障，使他们有更多空间去选择。
中国：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在不断完善，但在年轻人失业时的直接经济援助方面，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大多数年轻人仍需依赖家庭支持或尽快找到工作来维持生活。这使得中国年轻人普遍更倾向于早日进入就业市场。
就业观念的文化差异：
美国： 强调个人主义、自由选择和权利。年轻人更倾向于独立自主地规划职业生涯，并且有更强的底气去拒绝不满意的工作。对“隐形”或灵活就业的接受度更高。
中国： 受到儒家文化等传统观念影响，集体主义和家庭责任感较强。年轻人普遍受到“学而优则仕”、“早就业早发展”的观念影响，更重视社会认可度和家人的期望。虽然情况在变化，但“先就业后择业”仍然是许多人的选择。
零工经济与创业模式的成熟度：
美国： 零工经济和自由职业在美国有着更长的发展历史和更成熟的平台支持，这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非传统就业的选择。
中国： 尽管中国零工经济发展迅速，但其稳定性和保障性仍是年轻人需要考虑的因素。创业门槛和风险也相对较高，大多数年轻人仍倾向于传统的全职工作。
“内卷”与“躺平”的语境：
中国： “内卷”和“躺平”是中国年轻人就业市场讨论的热词。“内卷”指的是过度竞争，逼迫个人付出超额努力才能获得普通回报；“躺平”则是一种消极抵抗，意味着放弃竞争，降低欲望。这反映了中国年轻人面对激烈竞争时的心态。
美国： 虽然也有类似的竞争压力，但美国年轻人更多地表现为对“不公平待遇”的抵制和对“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他们的“拒绝”更多源于主动选择，而非完全被动的“躺平”。
对稳定性的不同理解：
中国： 在传统观念中，稳定工作（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仍然受到青睐，因为它意味着较低的风险和较高的社会保障。
美国： 年轻人对稳定性的理解可能更侧重于工作的自主性、灵活性以及能否提供持续的学习和成长机会，而非仅仅是公司或行业的稳定性。
结论与启示
美国年轻人拒绝回归就业市场，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后疫情时代全球范围内年轻一代就业观的深刻变化。他们不再仅仅将工作视为谋生手段，而是更看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对自身权益的保障。
对比中国年轻人的就业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共同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也存在着由社会福利、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阶段带来的显著差异。中国年轻人可能面临着更直接的生存压力和更强烈的竞争意识，但也在逐渐觉醒对工作意义和个人幸福的思考。
对于美国企业而言，招工难并非意味着年轻人不愿意工作，而是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发生了变化。企业需要调整策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资福利、更灵活的工作方式以及更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才能重新吸引到这批年轻的劳动力。
而对于中国而言，了解和回应年轻人的就业诉求同样至关重要。在鼓励年轻人积极就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他们的职业发展、心理健康以及对工作意义的探寻，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和人性化的就业环境。这场关于就业的讨论，无论在中美两国，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尊重个体的价值，创造更多元化的职业选择，让工作真正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而非仅仅是生存的负担。
网友意见
你又不是罗马人，元老院可没有义务养你。
拜登政府追加的2万亿疫情救济法案中，关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失业救济部分的具体内容，是给每人每周的失业救济金增加300美元，并将领取救济的周期从通常的26周或更短时间，延长到最长可以达18个月。
意味着将这类福利延长到今年9月初才会到期，不过各州可以在此之前选择退出。那样的情况下，工人们将失去每周300美元的联邦补助，但可以继续获得州内的一些福利。
这个疫情救济法案通过后不久，美国3月份就业数据没达到预期，4月份的就业数据更是比专家预期少了73%。于是就有了开始那段的两党之争。
南卡州和蒙大拿州马上决定停发联邦政府的每月300美元的失业救济资助，随后，几乎所有红州加上1个蓝州，一共22个州陆续跟进了这个行动。而大部分民主党州继续执着地执行发钱、提高基本工资等政策。
2个月过去了，新的一些数据出炉，帮助人们直观地比较两种策略的效果。
劳工部数据显示，密苏里州和其他21个从5月开始陆续取消了失业救济金领取的州，失业率在以更快的速度下降，表明终止此类福利会促使更多人去找工作。
以密苏里州（简称密州）为例，该州的共和党州长从6月12日起停止联邦失业救助，成为三个第一批这样做的州之一。七个州紧随其后，于6月19日开始停发；这周末，又有10个州的联邦福利将到期；到7月10日，还有四个州将削减福利。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密苏里州5月份的失业率为4.2%，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8%。
经济学家们的一项分析显示，停止联邦疫情救助越早的州，政府福利支出下降的效果越明显，换句话说，有更多人开始出去工作而不再靠领取疫情失业救济过日子。数据为证：
州长宣布将在6月提前结束联邦失业救济的州，常规福利支出减少了13.8%；
宣布7月份结束此项福利的州，下降了10%；
维持原计划到9月份才结束福利的州，下降则为5.7%。
也就是本文开始的问题有了清楚的答案，雇主要跟政府丰厚的失业救济竞争雇员，而停掉这类失业补助，便能看到就业情况的明显改善。
以迈达斯酒店为例，这是一家在全美有40多个分店的连锁酒店。他们在密州圣路易斯（简称圣城）的分店，于2个月前已经提高了待遇，跟政府救济金竞争员工，结果不理想。但是，在密州开始停发联邦失业救济金之后，应聘人数显著增加。与之对比的，在那些继续发联邦救济的州，应答他们雇工广告的人依然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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