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提高税收，是中国企业还是美国公民承担？
一、 直接影响：美国公民和在美国注册的企业
这是最直接、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当美国政府决定提高税收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身在美国的个人和企业。
对美国公民而言： 如果提高的是个人所得税、房产税、消费税（例如销售税）等，那么美国公民的税负会直接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或者购买力下降。这意味着，他们手上用于消费、储蓄或投资的钱少了。
对在美国注册的企业而言： 如果提高的是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或者特定行业的税收，那么这些在美国运营的企业利润会受到直接影响。
利润减少： 企业税前利润不变的情况下，税后利润直接减少。这会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流、再投资能力、以及向股东分红的能力。
运营成本增加： 除了所得税，有些税收的提高可能体现在运营成本上，比如与特定行业相关的附加税或环境税。
影响投资和就业： 当企业税负加重，可能导致企业减少在美国的投资，或者放缓扩张计划，甚至裁员。
二、 间接传导：中国企业如何被影响？
中国企业受美国税收政策调整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间接传导”的方式，这种影响的程度和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取决于企业的业务模式、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以及它们的产品和服务。
1. 在美国有业务的中国企业：
直接税负增加： 如果中国企业在美国设有分公司、子公司，或者在美国有重要的销售和生产基地，那么它们在美国产生的利润就需要按照新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就像任何在美国注册的企业一样，它们的税负会直接增加。
成本增加： 如果美国提高的是某些特定税种，例如与进口商品相关的关税，即使中国企业没有直接在美国运营，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也可能因为关税的增加而上涨。为了保持竞争力，它们可能需要承担一部分关税成本，或者选择将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投资决策调整： 如果美国的税收环境变得不那么有利，原本计划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可能会重新评估其投资计划，将投资转向其他税收环境更友好的国家或地区。
2. 与美国市场有紧密联系的中国企业：
需求减少： 美国公民的税负增加通常意味着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这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消费能力。如果中国企业的产品是美国消费者需求的主要来源，那么美国消费者消费能力的下降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市场需求会随之下降。例如，如果美国消费者减少购买非必需品，那么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中国服装、电子产品等就会销量下滑。
竞争压力加剧： 美国企业为了应对自身税负的增加，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降低成本，包括压缩供应链上的供应商的利润空间。如果中国企业是美国企业的供应商，它们可能会面临来自美国客户的降价压力。
3. 通过全球经济链条传导：
整体经济放缓： 如果美国提高税收导致其国内经济增长放缓，或者引发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这会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产生连锁反应。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也会受到间接影响，例如全球需求下降，导致中国出口减少。
汇率和资本流动： 税收政策的调整也可能影响到美元的价值以及国际资本的流向，这些变化会对中国的企业和投资产生间接影响。
三、 税收转嫁（Incidence of Taxation）的复杂性
需要强调的是，税收的“负担”最终由谁承担（即税收转嫁，tax incidence），不仅仅取决于税法是如何规定的（谁是法定纳税人），更取决于市场力量，特别是供给和需求的弹性。
供给弹性： 如果某个行业或商品供给的生产能力调整起来比较困难（弹性小），那么税收的负担可能更多地落在生产者身上（即中国企业）。
需求弹性： 如果某个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弹性大），那么税收的负担可能更多地落在消费者身上（即美国公民或在美国消费的群体），因为生产者难以将价格大幅推高而不会导致销量大幅下降。
总结来说：
美国提高税收，最直接的承担者是美国公民和在美国注册的企业。
然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影响是间接且多维度的。
在美国有实体运营的中国企业，会直接承担增加的企业所得税。
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可能会面临产品需求下降、利润空间被压缩的风险，因为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可能因税收增加而下降，或者美国企业为了应对税负而向供应商施压。
通过全球经济的联动效应，即使中国企业与美国市场的直接联系不那么紧密，美国经济的整体表现变化也可能对中国企业产生影响。
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中国企业”或“美国公民”是唯一的承担者。这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传导过程，具体影响的程度需要根据税收政策的具体内容、企业的具体情况以及宏观经济环境来综合判断。这就像一滴水滴入池塘，涟漪会扩散到整个池塘，影响是多方位的。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最典型的研究就是Fajgelbaum等人2019年NBER上的一篇论文，结论是几乎全部都是美国人承担。
昨天晚上做ppt的时候去搜了一下这个研究的引用情况，发现居然还有克鲁格曼，打开一看，是一个两页的ppt，他谈到了Fajgelbaum et al. (2019)的这篇文章，以及Amiti et al. (2019)一篇文章，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不过他着重提到了后者，因为前者他自己都没看懂。。。。
既然克鲁格曼都没有看懂，那么我们就来看看Amiti et al. (2019)是怎么用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模型来论述关税的承担和美国的福利损失的。
一提到关税承担的问题，经济学的人和法学、商科的人可能说的并不是一回事。我个人凭借粗浅的中学法律知识，感觉这可能类似一个“纳税人”和“实际负税人”的区别，我记得中学有一个非经典的说法，就是我们学生虽然不一定是纳税人，但是我们都是实际负税人，因为税已经包含在我们买的东西的价格里了。
从这个角度看，具体是谁去交这个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税收使得供给的价格和需求的价格出现偏离，只要这个税存在，无论是消费者去交，还是厂商去交，这个现象都可以用同一个公式描述——消费者面临的价格=生产者面临的价格+税。
那么我们再怎么衡量谁来承担税收呢？实际上经济学考虑了一个更深的问题。
假设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原来定价100元，现在特朗普加征了25%的关税，那么他最终卖给美国消费者的价格就一定是125美元吗？
显然不是的。因为厂商的定价需要考虑到是否吓跑了消费者。假设我定价125美元，消费者没有被吓跑，那我为啥不一开始就定价125美元？为啥非要等特朗普加税，然后我把这25美元白白送给政府？是因为一开始我定价125美元，会吓跑很多消费者，平均来说不划算。
既然加税之前我没有定125美元是怕吓跑消费者，那么加税之后我也没有道理一定定125美元。例如一个厂商可能定价120美元，这样相比于原来的100美元，消费者多花了20美元，但是且慢，你是要交25美元税的，所以厂商自己也要出5美元，这么我们就说，这25美元的关税，消费者承担了20美元，厂商承担了5美元。
这就是所谓的关税承担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弱的厂商，一加价消费者马上跑光，那么你会咬咬牙维持原来的100美元不变，这样你自己承担了全部25美元的关税；而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强的厂商，即使加到125美元消费者也不会跑，那么你就直接加到125美元，这样消费者承担了全部25美元的关税。
因此，关税承担的问题其实取决于厂商和消费者各自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我们把供求对价格的敏感程度较多弹性，这样，如果消费者的需求弹性较大，那么厂商就会承担更多关税，而如果厂商的供给弹性较大，那么消费者会承担更多关税。
把这个问题带入美国提高关税的语境，就是，如果美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较大，那么中国就会承担更多关税，如果出口到美国产品的供给弹性较大，那么美国就会承担更多关税。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供求模型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就如下图所示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情形，D是需求曲线，S是供给曲线，加税使得S向上移动，此时消费者面临的价格是 ,厂商得到的价格是 ，而原来的价格是 ，因此厂商多支付了 ，消费者多支付了 ，税收就这样分担了。
同时我们还可以进行福利分析。根据上图，消费者剩余减少的面积是A+B，政府的关税收入是A+C，虽然生产者也受到影响，但是我们是一个贸易的市场，生产者是外国人，对于美国而言，他们只关心美国的福利变化，可以知道这个变化取决于C-B，虽然B是无谓损失，但是只要C相对于B足够大，这个损失对美国来说并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税收完全转移到了美国身上，情况就不一样了。下图是一个国外出口到美国厂商的供给具有完全弹性的情形，此时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线。
按照同样的分析，此时厂商得到的价格是 ，而原来的价格是 ，二者相等，也就是厂商一分钱的税都没有承担，税收完全由消费者承担，因此加税没有改变出口厂商的价格。
这个时候，我们的C也就消失了，美国福利的变化就只有一个无谓损失B，这样美国福利的减少就很大了。
在搞明白了什么叫税收承担，以及什么影响了税收的承担，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简单的模型来估计一下美国的福利损失。
首先这是2018年美国贸易战历次waves的加税情况：
可以看到从洗衣机到钢铝，再到制裁中国，美国加权平均税率在不断上升，尤其是提高中国关税之后。
那么这些加税的实际影响如何，它首先肯定是直接传导到了价格上
这一图的黑线是未受贸易战影响的产品价格变化，其他线是历次的加税waves波及到产品的价格变化，时期0以后是加税政策实施之后，时期0以前（负号的）是加税政策实施之前。由上图可知，未受加税影响的进口品价格变化较为平缓，而受到加税政策影响的进出口在政策实施之后价格均有明显的提升。
这一对价格的影响随后显然会降低进口需求。
这张图表明加税政策实施之后，受加税影响的产品进口值明显下降，而未受影响的进出口产值甚至在上升。
那么这一进口品价格的上升究竟由美国人承担了还是由中国人承担了呢？
作者首先对关税的变动和价格的变动进行回归分析。正如同我们上文的简单模型所述，如果供给弹性较大，那么出口厂商的价格不会受加税影响，税收完全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上表第（1）列的被解释变量就是向美国出口的外国厂商的价格变化，此时的影响仅有-0.003，且并不显著，从而证明了加税没有影响出口厂商的价格，税收确实完全由美国人承担了。
第（2）（3）的被解释变量则换成了进口量，区别是，第（2）列没有考虑那些进口量直接变为0情形，而（3）考虑了。此时估计的系数就是贸易弹性，（3）意味着贸易弹性为6。
（第（4）（5）列的被解释变量则被替换为进口的金额）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估计美国的福利损失，我们知道，如果税收完全由美国承担，那么我们面临的供求模型就是这样的：
美国的净福利损失就是B的面积，如果需求曲线D没有弧度，这就是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该三角形的高就是税价 ，底就是进出量的变化 。
根据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它等于： ，同时乘以和除以一个 就变成：
其中 是进口金额我们知道， 是关税税率我们也知道，唯一不知道的就是
（进口的金额较为容易统计和加总，都是钱，但数量较为难统计和加总）。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办法估计它。
因为上述回归分析中，如果被解释变量是进口量的变化 ，那么我们有：
因此只要我们估计到了系数 ，就可以计算出，并最终得到三角形B的面积，这就是美国的福利损失。
经过他们的测算，这个损失有多大？这个损失每个月有14亿美元。
如何看待这个损失呢？作者给出了两个尺度，就是看相对于贸易战的成果，这个损失值得不值得。
如果说贸易战是为了挽回中国窃取的知识产权，那么2017年，中国支付给美国的知识产权费用占到了16%，我们假设贸易战使得中国支付的知识产权提升到25%，这需要中国以这么高的花费持续买美国的知识产权3年，才能弥补2018年贸易战对美国的损失。
如果说贸易战是为了挽回中国抢走的美国工作岗位，作者发现，过去十年钢铝部分丢失的工作，如果因为贸易战全部创造回来，那么这个成本平均到每个工作岗位上是195,000美元，而一个工人的平均工资为52,500，前者是后者的4倍。
因此，相对于贸易战目标达成所带来的收益，贸易战对美国的成本太大了——况且你这目标还没达成。
当然，这一福利的损失其实还漏掉了很多。
首先漏掉了产品种类的减少。上述模型假设完全竞争市场，同质产品，但是产品种类的多样性本身就可以带来福利的提高，贸易战使得产品种类缩小了，这一福利损失没有计算。
其次漏掉了国内厂商的markup，贸易的一大影响是提高了竞争程度，因此厂商的markup减少，带来消费者福利的提高，而上述模型没有考虑到由于加税带来国内厂商的提价行为。
即使如此，他所估计的贸易成本依然很大。
参考文献：
Amiti M, Redding S J, Weinstein D.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S Prices and Welfar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9.
Fajgelbaum P D, Goldberg P K, Kennedy P J, et al. The Return to Protectionism[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9.
Krugman P. TARIFFS, PRICES, AND THE TERMS OF TRADE: A MINOR CAVEAT[J].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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