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有日本企业被美国盯上吗？结局是怎么样的？
当然，当年美国盯上的日本企业可不少，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与汽车产业相关的几家巨头，以及一些在电子领域崭露头角的公司。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这些企业自身，也深刻地改变了日本乃至全球的经济格局。
聚焦汽车产业：日美贸易战的白热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市场声名鹊起、销量节节攀升的黄金时期。丰田、日产、本田等品牌的经济实惠、燃油高效的汽车，凭借其出色的性价比，迅速赢得了美国消费者的青睐，市场份额不断蚕食美国本土品牌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生存空间。
这直接触动了美国汽车巨头的神经，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美国认为日本的汽车出口存在“不公平竞争”，例如：
市场准入壁垒： 美国指责日本汽车市场对进口车辆存在非关税壁垒，比如复杂的认证程序、进口配额限制，以及日本国内消费者偏好日系车的文化因素。
政府补贴： 美国认为日本政府对本国汽车产业提供了隐形或显形的补贴，使其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贸易顺差： 日本对美汽车贸易的巨额顺差，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严重的“贸易赤字”担忧，被视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
面对美国日益增长的压力，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
1. “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VERs）：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力的手段。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迫使日本方面同意限制对美出口的汽车数量。这项政策从1981年开始实施，最初是针对整个日本汽车产业，后来逐渐细化到不同车型。这个所谓的“自愿”背后，是美国威胁要施加更严厉的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
结局影响：
日本车企的应对： 为了规避出口限制，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始在美国本土设厂，进行本地化生产。丰田在美国肯塔基州的工厂、本田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这客观上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也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日本企业正在夺走美国人的工作”的辩论。
产品升级与价格提升： 由于出口数量受限，日本车企开始将利润率更高、配置更丰富的高端车型输往美国，同时在美国市场的汽车价格也普遍上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本土品牌的压力，但也让部分消费者为购买日本车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供应链转移： 为了更好地在美国市场立足和规避贸易壁垒，日本车企开始逐步将零部件供应也转移到美国本土，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庞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
2. 贸易诉讼与关税威胁： 除了VERs，美国还利用各种贸易法案对日本企业提起诉讼，比如反倾销调查。一旦认定存在倾销行为，美国就可以征收惩罚性关税。虽然最终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协商解决，但关税威胁始终是压在日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结局影响： 这些调查和威胁迫使日本企业在定价和出口策略上更加谨慎，一些企业为了避免高额关税，会选择在其他国家设厂再出口到美国。
3. 市场准入的逐步放开与谈判：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本在其他领域的开放，美国也逐步要求日本在汽车领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例如，要求日本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放宽非关税壁垒等。这些谈判过程漫长而复杂，涉及到两国经济利益的博弈。
结局影响： 最终，日本汽车市场对进口车的准入有所改善，但依然存在一些非价格竞争因素。而美国市场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日本企业承担了更多在美投资的责任。
电子产业的“双反”调查
除了汽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在半导体和电子产品领域的崛起也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关注。以索尼、松下、夏普等为代表的日本电子企业，在消费电子、存储芯片（特别是DRAM）等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美国认为日本企业凭借其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技术优势，在这些领域也构成了不公平竞争：
倾销与补贴： 美国对日本的存储芯片（如DRAM）进行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认为日本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美国市场销售产品，并获得了政府补贴。
市场份额的挤压： 美国本土的半导体制造商，如摩托罗拉、德州仪器等，在存储芯片领域被日本企业迅速超越，市场份额大幅萎缩，这被视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危机。
美国政府同样采取了强硬措施：
1. “美日半导体协议”（U.S.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 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协议。1986年签署的《美日半导体协议》旨在解决美国对日本半导体出口政策的担忧。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
外国市场份额（Foreign Market Share, FMS）： 日本承诺将其国内半导体市场对外国产品的开放度提高到20%以上。这意味着美国和欧洲的半导体制造商在日本市场的份额应该达到一定比例。
禁止倾销： 禁止日本企业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向美国出口半导体产品。
监控与合作： 双方建立机制来监控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加强在半导体研发和技术标准方面的合作。
结局影响：
初步效果与后续争议： 《美日半导体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美国半导体企业，特别是其市场份额有所回升，一些美国公司如得州仪器（TI）因此受益。然而，协议的执行过程充满了争议。一些美国企业认为日本并未完全遵守承诺，而日本方面则认为协议限制了自由贸易。
技术转移与战略调整： 该协议也促使日本企业调整其全球战略，一些企业开始加强在美国和欧洲的生产和销售布局，以规避贸易壁垒。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该协议加速了日本在存储芯片领域的衰落，因为日本企业为了应对限制，将研发重点部分转移，而美国在后续的技术迭代中抓住了机会。
2. 知识产权纠纷与技术转让： 在一些电子产品领域，也出现了围绕知识产权的纠纷。例如，关于VCR（录像机）等产品的技术专利问题，美国也曾对日本企业进行调查和施压，要求其支付专利费用或进行技术转让。
结局影响： 这类纠纷的结果通常是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日本企业支付一定的费用，或者与其他美国公司进行技术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美国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地位。
更广泛的“日本株式会社”模式受到挑战
除了具体的企业和产品，美国对日本的整体经济模式也提出了质疑。特别是“日本株式会社”（Keiretsu）这种由大企业集团通过交叉持股、紧密合作形成的企业联盟，被美国视为一种排他性的商业体系，阻碍了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
美国政府也曾就此问题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其进行市场开放和结构性改革。
结局影响： 虽然“日本株式会社”模式并未完全消失，但在美国等外部压力的影响下，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更加注重股东价值，并逐步对外国投资更加开放。
总结来说，当年被美国“盯上”的日本企业，其结局是多方面的：
策略调整与全球化加速： 为了应对贸易壁垒和市场压力，日本企业不得不加快其全球化步伐，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地区建立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销售网络，从出口导向转变为更具本土化特色的经营模式。
产业地位的此消彼长： 在某些领域，如存储芯片，美国的压力和自身的战略调整，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日本企业地位的下滑，而美国企业则抓住机会实现复苏或转型。而在另一些领域，如汽车，日本企业通过本土化生产，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
国际贸易规则的演变： 这些日美贸易摩擦也成为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发展的重要案例。例如，贸易谈判、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机制的运用和完善，都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
市场竞争的重塑： 最终，这些事件共同塑造了全球汽车和电子市场的竞争格局，也促使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优化。
总而言之，当年美国对日本企业的“盯紧”，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博弈，其结果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既有短期内的阵痛和调整，也有长远性的产业结构和全球竞争格局的重塑。这场博弈至今仍能在一些国际贸易关系中找到回响。
聚焦汽车产业：日美贸易战的白热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市场声名鹊起、销量节节攀升的黄金时期。丰田、日产、本田等品牌的经济实惠、燃油高效的汽车，凭借其出色的性价比，迅速赢得了美国消费者的青睐，市场份额不断蚕食美国本土品牌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生存空间。
这直接触动了美国汽车巨头的神经，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美国认为日本的汽车出口存在“不公平竞争”，例如：
市场准入壁垒： 美国指责日本汽车市场对进口车辆存在非关税壁垒，比如复杂的认证程序、进口配额限制，以及日本国内消费者偏好日系车的文化因素。
政府补贴： 美国认为日本政府对本国汽车产业提供了隐形或显形的补贴，使其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贸易顺差： 日本对美汽车贸易的巨额顺差，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严重的“贸易赤字”担忧，被视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
面对美国日益增长的压力，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
1. “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VERs）：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力的手段。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迫使日本方面同意限制对美出口的汽车数量。这项政策从1981年开始实施，最初是针对整个日本汽车产业，后来逐渐细化到不同车型。这个所谓的“自愿”背后，是美国威胁要施加更严厉的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
结局影响：
日本车企的应对： 为了规避出口限制，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始在美国本土设厂，进行本地化生产。丰田在美国肯塔基州的工厂、本田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这客观上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也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日本企业正在夺走美国人的工作”的辩论。
产品升级与价格提升： 由于出口数量受限，日本车企开始将利润率更高、配置更丰富的高端车型输往美国，同时在美国市场的汽车价格也普遍上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本土品牌的压力，但也让部分消费者为购买日本车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供应链转移： 为了更好地在美国市场立足和规避贸易壁垒，日本车企开始逐步将零部件供应也转移到美国本土，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庞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
2. 贸易诉讼与关税威胁： 除了VERs，美国还利用各种贸易法案对日本企业提起诉讼，比如反倾销调查。一旦认定存在倾销行为，美国就可以征收惩罚性关税。虽然最终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协商解决，但关税威胁始终是压在日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结局影响： 这些调查和威胁迫使日本企业在定价和出口策略上更加谨慎，一些企业为了避免高额关税，会选择在其他国家设厂再出口到美国。
3. 市场准入的逐步放开与谈判：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本在其他领域的开放，美国也逐步要求日本在汽车领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例如，要求日本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放宽非关税壁垒等。这些谈判过程漫长而复杂，涉及到两国经济利益的博弈。
结局影响： 最终，日本汽车市场对进口车的准入有所改善，但依然存在一些非价格竞争因素。而美国市场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日本企业承担了更多在美投资的责任。
电子产业的“双反”调查
除了汽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在半导体和电子产品领域的崛起也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关注。以索尼、松下、夏普等为代表的日本电子企业，在消费电子、存储芯片（特别是DRAM）等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美国认为日本企业凭借其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技术优势，在这些领域也构成了不公平竞争：
倾销与补贴： 美国对日本的存储芯片（如DRAM）进行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认为日本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美国市场销售产品，并获得了政府补贴。
市场份额的挤压： 美国本土的半导体制造商，如摩托罗拉、德州仪器等，在存储芯片领域被日本企业迅速超越，市场份额大幅萎缩，这被视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危机。
美国政府同样采取了强硬措施：
1. “美日半导体协议”（U.S.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 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协议。1986年签署的《美日半导体协议》旨在解决美国对日本半导体出口政策的担忧。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
外国市场份额（Foreign Market Share, FMS）： 日本承诺将其国内半导体市场对外国产品的开放度提高到20%以上。这意味着美国和欧洲的半导体制造商在日本市场的份额应该达到一定比例。
禁止倾销： 禁止日本企业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向美国出口半导体产品。
监控与合作： 双方建立机制来监控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加强在半导体研发和技术标准方面的合作。
结局影响：
初步效果与后续争议： 《美日半导体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美国半导体企业，特别是其市场份额有所回升，一些美国公司如得州仪器（TI）因此受益。然而，协议的执行过程充满了争议。一些美国企业认为日本并未完全遵守承诺，而日本方面则认为协议限制了自由贸易。
技术转移与战略调整： 该协议也促使日本企业调整其全球战略，一些企业开始加强在美国和欧洲的生产和销售布局，以规避贸易壁垒。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该协议加速了日本在存储芯片领域的衰落，因为日本企业为了应对限制，将研发重点部分转移，而美国在后续的技术迭代中抓住了机会。
2. 知识产权纠纷与技术转让： 在一些电子产品领域，也出现了围绕知识产权的纠纷。例如，关于VCR（录像机）等产品的技术专利问题，美国也曾对日本企业进行调查和施压，要求其支付专利费用或进行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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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当年被美国“盯上”的日本企业，其结局是多方面的：
策略调整与全球化加速： 为了应对贸易壁垒和市场压力，日本企业不得不加快其全球化步伐，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地区建立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销售网络，从出口导向转变为更具本土化特色的经营模式。
产业地位的此消彼长： 在某些领域，如存储芯片，美国的压力和自身的战略调整，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日本企业地位的下滑，而美国企业则抓住机会实现复苏或转型。而在另一些领域，如汽车，日本企业通过本土化生产，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
国际贸易规则的演变： 这些日美贸易摩擦也成为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发展的重要案例。例如，贸易谈判、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机制的运用和完善，都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
市场竞争的重塑： 最终，这些事件共同塑造了全球汽车和电子市场的竞争格局，也促使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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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意见
除了东芝，好像没什么日企被美国盯上的，因为美国直接盯日本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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