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军印度，是否和欧美日当年在中国建厂的模式类似？
确实，眼下不少中国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印度，这股新趋势让很多人联想到上世纪欧美、日韩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的景象。乍一看，两者似乎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仔细深究，会发现其中既有共通的逻辑，也有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战略考量。
相似之处：追逐成本优势与市场潜力
最显而易见的相似点，在于两者都是在看到成本优势和市场潜力后，选择“走出去”进行本土化生产。
成本优势： 当年欧美日企业涌入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提供了廉价且充裕的劳动力。原材料、土地成本也相对较低。如今，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成本在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成本敏感的行业，如纺织、服装、玩具、部分电子产品组装等，发现印度似乎具备了当年中国所拥有的成本吸引力。印度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其中年轻劳动力众多，工资水平相较于中国仍有一定差距，这使得印度成为一个具有成本竞争力的选择。
市场潜力：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吸引了无数国外企业前来分羹。印度同样是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经济持续增长、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新兴市场。对于希望扩大全球业务的公司而言，印度市场提供的增长空间是巨大的诱惑。无论是消费品、电子产品还是汽车等领域，印度都有着广阔的消费群体，能够为企业带来可观的销售额。
不同之处：战略深度、技术含量与地缘政治
然而，将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模式与当年欧美日企业在中国的模式完全等同，则过于简单化了。时代变迁带来了许多显著的差异：
1. “中国制造”已非低端代名词，中国企业赴印投资的战略深度不同：
当年的欧美日韩： 他们来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利用中国的低成本优势进行“代工生产” (OEM)，将产品销往全球市场。技术和品牌依然牢牢掌握在母公司手中。他们的目标是“Made in China”，但“Created by Europe/America/Japan”。
如今的中国企业： 中国企业如今在印度设厂，虽然也有部分是出于成本考虑，但很多企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代工。他们更倾向于利用中国成熟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先进的制造技术（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通信设备等领域）以及对市场的深刻理解。一部分中国企业的目标是“Made in India”以服务印度本土市场，甚至辐射南亚及周边地区。而且，他们往往不是来“被代工”，而是来“自主生产”并占据市场份额，有时甚至会直接挑战当地原有巨头。其背后承载的不仅是成本优势，更是中国在特定领域的制造实力和品牌输出。
2. 技术含量和产业升级的维度不同：
当年： 欧美日韩企业将当时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中国，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初步发展和产业升级。
现在： 一些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的领域，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光伏、智能手机、5G通信设备等，本身就代表着当今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前沿。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线，更是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能力和成套解决方案。这与当年欧美日韩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组装为主的投资模式有所不同。中国企业在印度建厂，可能是在输出自身已经具备的先进产能和技术。
3. 地缘政治和供应链重塑的背景不同：
当年： 欧美日韩企业在中国投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抓住中国这个巨大的新兴市场，同时也为了分散生产风险。
现在：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供应链的“去风险化”趋势，促使许多跨国公司寻求多元化布局，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中国企业主动选择在印度设厂，除了经济因素，也可能是在响应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大背景下，利用印度这一潜在的替代性生产基地来服务自身全球化战略，同时分散地缘政治风险。这是一种更主动的战略调整，而非仅仅是被动地响应市场召唤。
4. 进入市场的策略和运营模式有所区别：
当年： 很多欧美日韩企业早期在中国市场会选择与当地企业合资，以规避政策限制、获取市场准入和了解本土情况。
现在： 虽然合资依然是选项，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倾向于直接投资、独资建厂，或者通过收购兼并来快速进入印度市场。他们更熟悉新兴市场的打法，也更愿意承担风险。同时，中国企业在电商、数字支付等互联网模式上的经验，也可能在印度市场中发挥作用。
5. 文化和品牌输出的侧重点不同：
当年： 欧美日韩企业在中国更注重输出品牌价值和产品质量，其品牌在全球范围内已经享有盛誉。
现在： 中国企业在印度，一方面也在努力打造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更侧重于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并通过适应印度本土消费习惯的营销方式来获取市场份额。小米、OPPO、vivo等手机品牌在印度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
举例说明：
纺织服装： 当年中国企业从欧美日韩企业那里学习技术，发展壮大。现在，一些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看到了印度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以及当地市场的需求，开始在印度设立工厂，生产出口到欧美市场的产品，这与当年模式有相似之处。
新能源汽车和电池：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现在，中国电池巨头如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考虑在印度设厂，这不仅仅是为了低成本，更是为了抢占印度这个未来潜力巨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并服务其全球化战略。这种投资的战略性和技术含量，远超当年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线。
手机和电子产品： 小米、OPPO、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早期通过在印度设厂进行本土化生产，迅速占领了市场份额。这既是利用了印度的人口红利和市场需求，也是将中国成熟的供应链管理和产品研发能力带到了印度。
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企业进军印度，确实与欧美日当年在中国建厂有着一些经济逻辑上的相似性，比如对成本和市场的双重追求。然而，时代背景的巨变，特别是中国自身制造业和科技实力的提升，全球供应链重塑的趋势，以及中国企业在战略眼光、技术输出和市场竞争方面的成熟度，都使得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模式呈现出更深层次、更多元化的特点。这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贴牌生产”，而更多地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延伸，并输出自身技术和品牌能力的体现。因此，与其说是简单的模仿，不如说是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球化逻辑进行的新的实践和探索。
相似之处：追逐成本优势与市场潜力
最显而易见的相似点，在于两者都是在看到成本优势和市场潜力后，选择“走出去”进行本土化生产。
成本优势： 当年欧美日企业涌入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提供了廉价且充裕的劳动力。原材料、土地成本也相对较低。如今，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成本在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成本敏感的行业，如纺织、服装、玩具、部分电子产品组装等，发现印度似乎具备了当年中国所拥有的成本吸引力。印度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其中年轻劳动力众多，工资水平相较于中国仍有一定差距，这使得印度成为一个具有成本竞争力的选择。
市场潜力：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展现出了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吸引了无数国外企业前来分羹。印度同样是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经济持续增长、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新兴市场。对于希望扩大全球业务的公司而言，印度市场提供的增长空间是巨大的诱惑。无论是消费品、电子产品还是汽车等领域，印度都有着广阔的消费群体，能够为企业带来可观的销售额。
不同之处：战略深度、技术含量与地缘政治
然而，将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模式与当年欧美日企业在中国的模式完全等同，则过于简单化了。时代变迁带来了许多显著的差异：
1. “中国制造”已非低端代名词，中国企业赴印投资的战略深度不同：
当年的欧美日韩： 他们来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利用中国的低成本优势进行“代工生产” (OEM)，将产品销往全球市场。技术和品牌依然牢牢掌握在母公司手中。他们的目标是“Made in China”，但“Created by Europe/America/Japan”。
如今的中国企业： 中国企业如今在印度设厂，虽然也有部分是出于成本考虑，但很多企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代工。他们更倾向于利用中国成熟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先进的制造技术（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通信设备等领域）以及对市场的深刻理解。一部分中国企业的目标是“Made in India”以服务印度本土市场，甚至辐射南亚及周边地区。而且，他们往往不是来“被代工”，而是来“自主生产”并占据市场份额，有时甚至会直接挑战当地原有巨头。其背后承载的不仅是成本优势，更是中国在特定领域的制造实力和品牌输出。
2. 技术含量和产业升级的维度不同：
当年： 欧美日韩企业将当时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中国，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初步发展和产业升级。
现在： 一些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的领域，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光伏、智能手机、5G通信设备等，本身就代表着当今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前沿。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线，更是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能力和成套解决方案。这与当年欧美日韩企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组装为主的投资模式有所不同。中国企业在印度建厂，可能是在输出自身已经具备的先进产能和技术。
3. 地缘政治和供应链重塑的背景不同：
当年： 欧美日韩企业在中国投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抓住中国这个巨大的新兴市场，同时也为了分散生产风险。
现在：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供应链的“去风险化”趋势，促使许多跨国公司寻求多元化布局，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中国企业主动选择在印度设厂，除了经济因素，也可能是在响应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大背景下，利用印度这一潜在的替代性生产基地来服务自身全球化战略，同时分散地缘政治风险。这是一种更主动的战略调整，而非仅仅是被动地响应市场召唤。
4. 进入市场的策略和运营模式有所区别：
当年： 很多欧美日韩企业早期在中国市场会选择与当地企业合资，以规避政策限制、获取市场准入和了解本土情况。
现在： 虽然合资依然是选项，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倾向于直接投资、独资建厂，或者通过收购兼并来快速进入印度市场。他们更熟悉新兴市场的打法，也更愿意承担风险。同时，中国企业在电商、数字支付等互联网模式上的经验，也可能在印度市场中发挥作用。
5. 文化和品牌输出的侧重点不同：
当年： 欧美日韩企业在中国更注重输出品牌价值和产品质量，其品牌在全球范围内已经享有盛誉。
现在： 中国企业在印度，一方面也在努力打造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更侧重于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并通过适应印度本土消费习惯的营销方式来获取市场份额。小米、OPPO、vivo等手机品牌在印度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
举例说明：
纺织服装： 当年中国企业从欧美日韩企业那里学习技术，发展壮大。现在，一些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看到了印度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以及当地市场的需求，开始在印度设立工厂，生产出口到欧美市场的产品，这与当年模式有相似之处。
新能源汽车和电池：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现在，中国电池巨头如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考虑在印度设厂，这不仅仅是为了低成本，更是为了抢占印度这个未来潜力巨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并服务其全球化战略。这种投资的战略性和技术含量，远超当年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线。
手机和电子产品： 小米、OPPO、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早期通过在印度设厂进行本土化生产，迅速占领了市场份额。这既是利用了印度的人口红利和市场需求，也是将中国成熟的供应链管理和产品研发能力带到了印度。
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企业进军印度，确实与欧美日当年在中国建厂有着一些经济逻辑上的相似性，比如对成本和市场的双重追求。然而，时代背景的巨变，特别是中国自身制造业和科技实力的提升，全球供应链重塑的趋势，以及中国企业在战略眼光、技术输出和市场竞争方面的成熟度，都使得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模式呈现出更深层次、更多元化的特点。这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贴牌生产”，而更多地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延伸，并输出自身技术和品牌能力的体现。因此，与其说是简单的模仿，不如说是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全球化逻辑进行的新的实践和探索。
网友意见
印度正在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上举足轻重的一环，吸引世界各地的资本不断涌入。
目前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任何跨国公司都无法忽视其影响力，再加上印度有大量廉价劳工，这些因素都促使无数产业资本在印度布局，开设工厂。
印度的经济改革，也打破了原本的枷锁。
以手机为例，印度手机产量从2017年起位居世界第二，几乎全部被本土消化。
一方面体现了印度的制造业水平提升，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印度市场的巨大潜力。
预计到2022年，印度将成为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其庞大的、正在成长的内需市场有极强的吸引力，投资印度是必然的。
当前的印度还是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国，他们拥有规模庞大的汽车产业链。
印度的人口足以支撑他们成为一个大国。
目前印度是全球第二大钢铁生产国(欧盟不是一个整体国家)。人均钢产量在2026年之前必然会超过英国，钢产量增长至少说明印度的基础工业水平在不断提升。
钢铁是制造业的根基，印度钢铁工业(以塔塔集团为首)的产能，年增速为5.7%，这在当前世界主要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莫迪总理提出的Made in India并非只是口号，而是真的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除了钢铁产量，另一个能反应工业的就是发电量，印度本身就是世界第三大发电国，而且依然在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
很多人没有注意2014年后印度的变化。
随着美ー中之间的对抗日趋激烈，整个西方集团迫切需要规避「红色供应链」。
因此，大量制造业开始迁往其他国家，除了东南亚吃的盆满钵满之外，南亚诸国也承接了不少的产业份额。比如，孟加拉国现在已经成了全球第三大成衣制造国。
过去三年，中国外流了1350万ー1700万个工作岗位，许多低端制造业正在被整条产业链的打包搬往东南亚与南亚国家。
国际劳工组织(ILO)认为，其中有27%都流向了印度，大量耗能工业迁往印度后，导致他们的工业用原油消耗明显上升。
2020年科罗娜大流行席卷全球，各国普遍陷入衰退，许多国家的境外投资都骤然减少，但印度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额(FDI)却超过了预期，反而逆势增长了13%。
全球陷入这场灾难后，各国资本一致认为投资印度是划算的，本就说明了问题。
这些手握巨资的资本家，通过专业团队精算得出的结果，肯定强于键盘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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