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对企业可以存在惩罚性判决？
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
1. 法理基础：惩罚和威慑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报应主义 (Retributivism) 的体现： 尽管惩罚性赔偿在现代法律中更常被理解为威慑，但其根源也与报应主义有关。当企业行为极其恶劣，例如故意欺骗、漠视安全导致严重后果，或者明知故犯地违反法律时，法律体系认为企业应该为此承担超越实际损失的代价，以示对这种行为的不满和谴责。这是一种对错误行为的“惩罚”。
威慑作用 (Deterrent Effect)： 这是惩罚性赔偿最核心的功能。如果企业仅仅承担因其不当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补偿性赔偿），那么对于那些能够从冒险或违规行为中获取巨大利润的企业来说，违规的成本可能仍然低于潜在的收益。惩罚性赔偿则大大提高了违规的风险成本，使得企业在决策时会更加审慎，权衡潜在的损失和收益时，会更倾向于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这种威慑既包括对该特定企业的威慑，也包括对整个行业内其他企业的普遍威慑。
补偿性赔偿的不足： 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受害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例如产品缺陷导致的重伤或死亡，实际的医疗费用、收入损失等补偿性赔偿，往往也难以完全反映出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精神创伤以及因此失去的生活质量。惩罚性赔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补偿不足”的情况，也反映了法律对严重侵权行为的重视程度。
2. 实际案例和背景：为什么需要这种“严厉”的手段？
不当行为的隐蔽性与规模性： 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其运营往往涉及复杂的流程和庞大的规模。某些不当行为，比如产品设计缺陷、隐藏的风险、污染环境，可能在早期不易被发现，或者其影响是渐进的。而且，一旦发生问题，其影响范围可能非常广泛，波及大量消费者或社会群体。因此，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来促使企业重视这些潜在问题。
信息不对称 (Information Asymmetry)： 在许多交易中，企业往往比消费者掌握更多的信息。例如，关于产品的安全性、潜在风险等。如果企业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来误导消费者或隐瞒真相，那么单纯的补偿性赔偿可能无法纠正这种不公平的权力关系。惩罚性赔偿可以作为一种“反击”手段，增加企业滥用信息优势的代价。
规避责任的动机： 有些企业可能会故意采取低成本但可能存在风险的生产方式，或者在产品召回、安全改进方面推诿拖延，以此来节省成本。如果仅仅承担预期的损失，它们可能仍然会选择这样做。惩罚性赔偿则会使得这种“成本节约”变得代价高昂，迫使企业从源头上改进其生产和经营方式。
“惩罚”而非“平均”： 惩罚性赔偿的金额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计算公式，而是由法院或陪审团根据具体案情来裁量的。这使得法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够根据行为的恶劣程度、企业的经济能力以及潜在的社会影响来量身定制惩罚。
3. 法律程序中的保障与限制
虽然惩罚性赔偿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惩罚和威慑，但美国法律体系也并非允许随意滥用。存在一些重要的程序和标准来限制其适用和金额：
证据标准： 证明企业行为具有“恶劣性” (malice)、“欺诈性” (fraud) 或“故意漠视” (willful misconduct) 是申请惩罚性赔偿的关键。仅仅过失 (negligence) 通常不足以支持惩罚性赔偿。
陪审团的作用： 在许多情况下，惩罚性赔偿的裁量权在于陪审团。陪审团会听取双方的证据，并根据他们对案情的判断来决定是否以及多少惩罚性赔偿。这使得惩罚性赔偿的决定过程与公众对公平和正义的看法紧密相连。
法律程序审查： 法院会对陪审团的裁决进行审查，以确保惩罚性赔偿的金额与企业的行为以及造成的后果相称。这包括一些法律准则，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在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案中确立的三项审查标准：(1) 行为的邪恶程度；(2) 实际损失与惩罚性赔偿之间的比例；(3) 与其他类似不当行为相比的制裁程度。过高的惩罚性赔偿可能会被视为违宪的，因为它们可能构成“不当的惩罚”。
合同法与侵权法的区别： 惩罚性赔偿主要适用于侵权法领域，即企业的不当行为直接损害了他人。在纯粹的合同违约案件中，惩罚性赔偿通常不被允许，因为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违约造成的损失，而不是惩罚违约方。
总结来说， 美国对企业存在惩罚性判决，是基于对企业不当行为的深刻认识，以及法律体系希望通过“严厉”的经济制裁来达到惩罚恶行和有效威慑的目的。这是一种在补偿性赔偿之外，为应对企业可能出现的故意、欺诈或极其鲁莽行为而设计的法律工具，旨在维护市场公平、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它既是对过去不当行为的“惩罚”，更是对未来潜在危险行为的“警告”。
网友意见
法院判决企业作出惩罚性赔偿，是为了避免企业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损失变成可以承担的经营成本。如果没有惩罚性赔偿，企业在明知产品可能会导致死伤，而进行技术改进的成本要比赔钱息事宁人更高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放任事故继续发生。
美国企业真的这么做过。
1972 年，Lily Gray 驾驶的福特 Pinto 汽车在路上熄火，被后面的车辆追尾导致油箱着火。Lily Gray 死于撞击，而车上的另一名乘客 Richard Grimshaw 被严重烧伤。Grimshaw 起诉了福特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浮现出了一个惊人事实：
在 Pinto车型投入市场之前，福特公司就已经发现了油箱存在的隐患。福特进行了 40 多次撞击测试，在每一次来自后方、车速达到每小时 25 英里的撞击中，都出现了油箱裂缝的现象，这无疑可能导致汽油泄露起火。
福特工程师分析认为，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安全风险，例如：
在油箱周围增加护垫，成本约 5-8 美元；
强化车体尾部的结构，成本约 4.2 美元；
在油箱和差速器之间加入塑料护圈，成本约 1 美元。
然而，福特公司出于节省成本和降低车重的考虑，并没有采取以上任何一种措施。另外，即便 Pinto 汽车在投入市场后已经暴露出了油箱起火问题，福特公司也拒绝进行召回：据评估，召回汽车重新加工的成本，要高于对死伤者进行赔偿安抚的成本。
简言之，如果没有惩罚性赔偿，福特的策略可以是「你只管死，我尽管赔」。
然而，法院的判决打破了福特的如意算盘。Grimshaw v. Ford Motor Co. 一案中，陪审团作出了 1.25 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判决。
这种惩罚性赔偿并不需要依托实际经济损失或者人身伤害，而可以基于对「遏止」（deter）未来此类行为的效果作出考量。这种惩罚性赔偿的依据，并不是为了补偿受害者，而是为了督促责任方改变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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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惩罚性判决是否可能导致消费者「碰瓷」，催生暴利的职业打假行业呢？美国法律对此也有预防机制：
法官有权削减陪审团作出的惩罚性赔偿额度，从而避免陪审团在同情心或者对大企业愤慨驱使下作出非理性决定。在上面的 Grimshaw v. Ford Motor Co. 一审法院的法官就的确将 1.25 亿的惩罚性赔偿额度削减到了 300 万美元（这在 70 年代也的确是一笔可观的数目，相当于 2019 年的 1800 万美元）。双方对判决均不满意，并分别进行了上诉，最终福特与原告和解，具体赔偿金额未披露。
简言之，惩罚性赔偿能够提升企业更好地审视产品风险，在合理使用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需要避免助长对诉权的滥用。
为了对功利主义的市场关系提供一个制衡因素。
功利主义模式下，将一切事物和事务进行价值化，并以价值来考虑生产和市场活动。这种哲学思维天然的与市场经济有良好的兼容性，因此可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起到主导作用。
然而，在哲学和法学理论上，并不支持将所有的事物和事务进行价值化，例如人的基本权利等。
为了避免企业将其价值化，法律系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
例如：某餐饮公司采购了一批可能存有缺陷的咖啡机，其缺陷概率是a%，缺陷机型会使人受伤的概率是b%，检查一台咖啡机的费用是c，赔偿一个受伤人的价格是d。企业的第一职能是为了股东赚钱。那么企业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企业会计算a% x b% x d，并与c做比较。如果前者更大，则公司会选择检查所有咖啡机；而如果后者较大，企业会默认缺陷存在，而准备承担所有伤害案件带来的赔偿。
如果在结果上是后者，那么不仅对受害者、对社会本身会带来伤害，对企业的管理者来说，也是一种艰难的选择（选择人性，还是选择自己的工作目标）。美国法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将d的价格进行动态的调整。当伤害明显时（例如排除掉只是烫一下你的嘴的情况），标准为使得这个选项永远处于前者较大的情况，从而避免这种道德窘境的发生。
这本质与三权分立关系不大，而是一种立法思维的选择——本质上认可有些事物和事务是无法被定价的，以及认为人生来是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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