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海参、冬虫夏草和人参等被东亚民族视为珍宝药材？

以下是方舟子的科普文章《冬虫夏草的神话》：

　　2005年我去青藏高原考察，一路上看到有人手里拿着棍子在草地上拨拉，寻找着什么。问地陪，说那是在找冬虫夏草。那时候冬虫夏草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一千克上万元，刺激了许多外地人和本地人都去找冬虫夏草，给当地的植被造成严重的破坏。此后冬虫夏草的价格仍然一路飙升，按克计价，最高的时候是黄金价格的数倍。今年冬虫夏草的价格有所下降，但散装冬虫夏草的价格每克在500元左右，仍比黄金还贵很多，更有在媒体上大作广告的所谓“极草”，每克售价高达千元。

　　中国人迷信补品，自然有其传统文化因素，总以为古人认为是好东西的，就一定好。不过冬虫夏草被国人消费的历史却比较短暂，被许多人奉为圣典的《本草纲目》中甚至找不到它的身影。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出的《本草从新》一书，才有关于冬虫夏草的首次记载，对其功效的说法只是：“保肺，益肾，止血，化痰，已劳嗽。”主要用来治咳嗽（是否真有效是另一回事），与今天冬虫夏草被当成了抗菌、抗炎、抗癌、抗疲劳、抗衰老、调节免疫等等的万能滋补品、保健品相比，显得很不上档次。

　　古人之所以把冬虫夏草当成灵丹妙药，是因为觉得这东西冬天是虫，夏天变草，很神奇，神奇的东西那就一定有神奇的作用。《本草从新》是这么说的：“冬在土中，身活如老蚕，有毛能动。至夏则毛出土上，连身俱化为草。若不取，至冬则复化为虫。”我们今天知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冬虫夏草一点都不神奇，不过是一种叫蝙蝠蛾的鳞翅目昆虫的幼虫身上寄生了一种真菌，而且被寄生以后幼虫是不可能再复活的。蝙蝠蛾幼虫在土里过冬，被真菌感染，真菌在幼虫身体里生长，导致幼虫死亡。当气温回升时，真菌菌丝从虫的头部长出来，冒出地面，其子座看上去像草一样。蝙蝠蛾幼虫的尸体和寄生真菌合起来，就成了中药里的“冬虫夏草”。

　　这种寄生现象在自然界很普遍，光是这类被称为虫草属的寄生真菌就有500多种，但是中医认为只有其中一种才真正具有神奇的功效，那一种就是冬虫夏草。但是冬虫夏草说白了，就是毛毛虫尸体再加上真菌，吃它能有什么神奇的功效？但是就有人坚信冬虫夏草含有神奇的活性成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冬虫夏草里究竟都有什么成分。

　　其实冬虫夏草的成分和别的虫子、真菌没有什么区别，主要都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这些东西在几乎所有的食物里都有，没什么神奇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有人发现冬虫夏草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其含量大约占7%，将它命名为虫草酸，认为它就是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后来发现把虫草酸的化学结构测错了，更精确的测定发现它就是甘露醇，这是非常普通、非常便宜的化工产品，一千克也就是几十元。甘露醇被广泛用于食品、药物当中，比如口香糖里就有甘露醇，治便秘的开塞露有的就用甘露醇。如果虫草酸就是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就相当于在吃冬虫夏草了？

　　后来有人从蛹虫草里发现了一种很微量的成分，称为虫草素，认为这才是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其实冬虫夏草里是不是真的含有虫草素还是有争议的，有人检测不出来，有人检测出来了，但含量也是极低，只占0.1%左右。虫草素也不是什么神奇的物质，它的化学名称叫3'-脱氧腺苷，有的霉菌也含有这种物质，现在也可以通过化学方法合成了。3'-脱氧腺苷能够抑制核酸的合成，所以在理论上可以抑制肿瘤的生长。有人认为，冬虫夏草能抗癌，就是因为有虫草素。的确也有不少离体和动物实验表明虫草素能够抑制肿瘤。例如，日本科研人员发现，如果给患黑素瘤的小鼠喂食虫草素，连续喂14天，肿瘤的重量减少了36%。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吃冬虫夏草真的能抑制肿瘤呢？我们就来算算。那个实验的虫草素用量是每天每千克体重15毫克。就算小鼠实验的结果能够推广到人，那就意味着一个65千克体重的癌症病人每天要吃1克的虫草素，按冬虫夏草含0.1%虫草素计算，每天要吃1千克冬虫夏草，一个疗程吃14天就是吃14千克冬虫夏草，按现在的价格，要花700万元，其结果只是让肿瘤缩小了36%。这种治疗即使真的有作用，也是最昂贵而又效果甚小的癌症治疗了。就算你是亿万富翁吃得起，每天要吃1千克冬虫夏草，相当于把冬虫夏草当饭吃了，能受得了吗？

　　所以虫草素如果就是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由于其含量极低，靠每天吃那么点冬虫夏草，也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虫草素既然可以人工合成了，也许以后可以直接用它，把它作为化疗药物。实际上现在也的确有类似作用的化疗药物。但是虫草素的抗癌原理是抑制核酸的合成，那么就和许多化疗药物一样，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也能杀死正常细胞，对身体造成伤害。明白了这个道理，如果你真的相信吃冬虫夏草能够抗癌的话，你还敢吃它吗？

　　还有人认为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是其多糖或别的成分。这些都只有非常初步的离体或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并不能算确证。实际上，目前也没有可靠的临床试验证明了吃冬虫夏草能够有任何保健或治疗效果。那些寻找其有效成分的研究人员（主要是中国、日本的研究人员），都是先入为主假定了冬虫夏草的确有传说中的那些功效，然后找到某种新的成分，就认为其有这些功效。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些研究结果，那么我们就得相信，冬虫夏草里发现的任何一种微量成分，都具有抗癌等神奇功效，这种研究结果本身就够神奇了。

　　有人觉得吃了冬虫夏草有保健作用，不过是心理作用。吃了那么贵的东西，不感到有点作用，总觉得过意不去吧。冬虫夏草如此昂贵，就难免有人造假，掺杂一些铅、汞之类的重金属进去，既不容易被发现，又能多卖很多钱。据报道，有一位落马高官的妻子被发现得了慢性重金属中毒，检验发现她平时用来滋补身体的冬虫夏草里含有重金属，怀疑是有人下毒要害她，从此得了被迫害妄想，疑神疑鬼，引发了一系列重大风波，最终导致该高官落马。其实她吃的冬虫夏草里的重金属，很可能不是有人要对她下毒，而是商贩为了增加冬虫夏草的份量加进去的，无非是要多卖钱。要不是她迷信中医狂吃冬虫夏草，不就没有后面那些事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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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方舟子的科普文章《人参与西洋参：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事实》：

　　有人说中国人服用人参（Panax ginseng）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先秦文献和西汉史书中并无关于人参的记载。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两汉期间大量出现的用神学附会儒家教义的纬书这类荒诞不经的迷信著作中，如“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春秋纬》）、“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礼纬·斗威仪》），这显然是由于人参像人形而引起神秘的联想，把它当成神草。稍后，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人参当成药物收入。此书托名“神农”，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中期（公元100年左右），在唐朝时候已失传，现存版本是后人从其他著作的转载中收集起来的所谓辑佚本。在《神农本草经》中，人参被列为“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君”药之一，其药理则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颇类似于现在的“保健品”广告，但也不算突出，因为这类被认为久服轻身延年的上品药在书中列举了120种之多。《神农本草经》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服用人参。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记载了113个药方，其中有21个用到人参。这是首次对人参药用的记载。

　　此后的一千年间，人参虽也充当药用，但其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一种供送礼、进贡的土特产，也和现在的“保健品”作用差不多。例如，唐末并称“皮陆”的著名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都有以感谢友人惠赠人参为题的诗。皮日休的诗最后说“从今汤剂如相续，不用金山焙上茶”，似乎也只是把人参当成好茶的代用品。宋时的风气仍然如此，苏轼有一封向友人讨土特产的信称：“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人参的地位，也不过和干枣一样属于解馋的食品。直到晚明，人参才突然获得了“百草之王”、“众药之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录了其父李言闻撰写的《人参传》，首次对人参做了详细论述，按其说法，人参几乎就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能治男女一切虚症”。人参由此身价百倍，在中原地带很快就被挖得绝种，只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中还可找到，以致现在人们一提起人参，就以为是东北长白山特产，不知道在古代，山西上党的人参才被视为佳品。中医认为药草生长地点对药性影响极大，根据“相生相克”，寒带药草性温，热带药草性凉或寒，而人参的药性从古代被认为“微寒”，到近代被认为“性温”，也正反应了人参产地从南往北的迁移趋势。

　　明末汉人对人参的狂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东北女真族的兴起，人参采集成了女真族的一大经济来源。女真人自己并不消费人参，而是通过马市出售给中原汉人，以致万历三十五年明廷暂停辽东马市，导致女真人参积压，两年之内竟腐烂了十余万斤，逼迫他们改进制作方法以长期保存，待价而沽。到了清朝，国人对人参的狂热有增无减，每年有数万人到长白山采参，东北人参也面临着灭绝的命运。为了制止这股滥采之风，保护满人发祥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廷下令实行放票采参，严禁私采。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冒死私采。人参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还印了参票1万张，实发6千张，近百年后，咸丰二年（1852年）所印参票已减少到753张，实发632张，野生人参在清末已难得一见。到现在，野生人参被国家定为一级保护植物，已濒于灭绝。中国市场上见到的价格惊人的“野山参”，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据估计，按现在的采挖速度，再过几年，野生人参也将在俄罗斯灭绝。

　　正是在人参就要绝迹，中国人在寻找其替代品时，西洋参开始上场。1701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杜德美（P. Jartoux，1668－1720）来华传教，也受到中国人参热的感染，认为人参的确是一种灵丹妙药。1708年，杜德美受清廷之命绘制中国地图，去东北考察，在距离高丽边界的一个村子里见到了当地人采集的新鲜人参，依原样大小画图。1711年4月12日，他给传教会会长写信，附上了他绘制的人参图，详细介绍了人参产地、形态、生长状况和采集方法，并且推测在地理相似的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发现人参：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它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使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国家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国家恐怕是加拿大。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的颇为相似。”

　　这是人参第一次被详细介绍给西方世界。这封信发表后，影响很大。另一位法国耶稣会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cois Lafitau）在加拿大魁北克传教，1716年他读了杜德美的信后，意识到他所在的魁北克正是杜德美预言可能发现人参的地方。拉菲托拿了人参绘图给当地印第安人看，他们立即认出是一种他们叫做“嘎兰特区恩”（garantoquen）的草药。大多数北美印第安部落很早就已把它当药用，不过用法各不相同，用于治疗头疼、创伤、不孕等等，也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它当成灵丹妙药。实际上美洲人参和中国人参虽然属于同一个科、属，但并非同一个物种，学名后来被瑞典植物学家林耐定为Panax Quinquefolium，传入中国后叫做西洋参，也称做花旗参、广东人参。

　　拉菲托向法国报告了西洋参的“发现”后，精明的法国商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有了一种可以从中国人手中牟取暴利的宝贝。北美各地的法国商人在和印第安人做交易时，除了收购毛皮，也开始大量地收购西洋参——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现在美国许多皮货商也同时担任西洋参贩。1718年，一家法国皮货公司试着把西洋参出口到中国，大受中国人欢迎，从此开始了西洋参的国际贸易。北美大地出现了一股“挖参热”，华盛顿在其日记中甚至提到他曾遭遇挖参者。费城的一份文件记载说，在1788年，有一位叫丹尼尔·布恩（DanielBoone）的著名探险家在那里卖出了15吨西洋参。

　　西洋参和皮货一起成了新大陆最早的出口商品。起初这些西洋参贸易都是间接的，西洋参先从北美运到法国或英国，然后转运到中国，以致当时的中医著作误以为西洋参“出西洋佛兰西（即法国），一名佛兰参”（《本草备要》）。第一次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也是一次西洋参贸易，发生于1784年2月，“中国女皇”号从纽约出发，满载着242箱约30吨西洋参开往中国，于8月30日抵达广州，换了200吨茶叶以及丝绸、瓷器返航。在18世纪后期，每年有大约70吨西洋参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运往中国。主要地由于西洋参贸易，在1800年这一年，美国与广州港的贸易额，超过了在1925年与全中国的贸易额。据统计，在1820年到1903年之间，美国共向中国出口了1700万磅西洋参，平均价格大约每磅2.5美元。

　　这些几乎都是野生参。在当时，西洋参在美国北方各州的森林中随处可见，但是再多的西洋参也禁不住这种毫无节制的狂挖滥采。在1870年代开始，有些美国人开始试验西洋参的人工栽培。西洋参栽培之父一般认为是乔治·斯坦顿（George Stanton）。1885年，他成功地在纽约州种植了150英亩的西洋参。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野生西洋参的供应实际上也已结束，人工栽培已被广泛采用。从1906年到1970年，美国平均每年出口21万5千磅西洋参，其中只有1951年出口量显著下降，大概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但是即使那一年，出口量仍然达到7万7千磅。

　　 从1960年代中叶开始，美国农业部开始统计西洋参的出口状况。从1967年到1982年，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长大约9％。到1983年，出口量开始大幅度上升，西洋参再次成为美国的一种主要出口产品，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长超过25％，到1994年时达到顶峰，一年出口西洋参237万磅，按金额算，最高的是1992年，达到了1亿4百万美元。但是从1994年起，一方面由于中国引种西洋参获得成功，大约可满足20％的中国市场需要，对西洋参的需求已不完全依赖于进口，另一方面亚洲出现金融危机，美国西洋参的出口也受到重大影响，以平均每年减少大约10％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农业部不久前发布的资料，在2001年，美国西洋参出口金额为2514万美元（包括栽培参1441万，野生参1073万），90％以上出口到东亚，特别是香港。

　　野生西洋参和栽培西洋参的价格可相差数十倍。目前市场上野山参（野生参）价格大约每磅500－600美元，移山参（森林栽培参）价格每磅200－300美元，园参（田地栽培参）价格则仅每磅20－30美元。为了避免野生西洋参也像野生人参那样濒临灭绝，美国政府对野生西洋参的采集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每年由渔业及野生生物管理局宣布哪些州可以采集野生参。

　　美国是西洋参的最大产量国，有25个州出产西洋参，野生参以肯塔基州产量最高，栽培参以威斯康辛州产量最高，绝大部分的西洋参产自威斯康辛。这些西洋参基本上都供出口，留在国内销售的也以卖给华人为主。近年来由于出口不景气，西洋参商人们也试图开拓美国本地市场，开始宣传西洋参的神奇作用，主要是声称它能增强人的精力，是“能量刺激剂”。在药店、超级市场也可发现西洋参制剂，但销量很小。由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至今未认可西洋参（以及人参）有任何医疗作用，因此这些西洋参制剂都是做为保健食品销售的。

　　西方医学界对西洋参和人参是否有医学价值以及有什么样的医疗作用仍然充满了争议。许多研究者只是简单地把中医关于参的疗效的说法视为神话或迷信，另外有些人则试图研究这些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如果参真的有药理作用的话，那么是因为其中含有某种活性物质。参根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约占干根的70％，这些构成了参的甜味），与胡萝卜根差不多。从参中提取出来的人参炔醇与从胡萝卜中提取出来的胡萝卜毒素（一种神经毒素）完全相同。民间说人参服用不当，就跟吃萝卜差不多，看来并非没有道理。参根还含有其他多种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在提取、浓缩后表现出药性，但其含量极低，不太可能有重要的作用。参根的化学成分中，有一小部分（不到5％）属于皂甙类，构成了参的苦味。这类化学物质在多种草药、食物（例如橄榄、金瓜、大豆）中也能找到，有药理活性。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已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分离和鉴定出各种人参皂甙，目前已从中国人参中鉴定出了34种。其中一些人参皂甙在单独使用时，似乎和服用整个参根的作用相似，因此现在一般认为参的独特活性物质是其中的皂甙类物质。

　　人参皂甙主要集中在参根的外层，根须中的含量又比主根高得多，是其数倍，这与传统上认为参根内部比外层、主根比根须药性强的看法恰好相反。而且，参叶、花蕾、果肉中人参皂甙的含量比根部高得多，如果人参皂甙真的是人参的活性物质的话，传统上只用参根入药真的可说是舍本逐末了。传统上认为参越老越好，但是根据测定结果，4－5年的参根的人参皂甙含量最高。传统上还认为中国人参的药性强于西洋参，二者当然又都胜于与参同属的三七，但是人参皂甙的含量却倒了过来，以三七最高，西洋参其次，人参最低。整个都乱了套。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传统的说法未必有可靠根据，甚至可能是由于错误的根据。例如，中医关于人参性温、西洋参性凉的说法就是源于对二者产地的误会。西洋参最早是从广州进口的，因此被当时的中医误认为是西洋南方特产，将其定为性凉药物。实际上西洋参主要产于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纬度与人参产地相当。

　　有趣的是，国内外对人参皂甙含量的测定差异很大，中国研究者把人参主根中的人参皂甙含量测定为2.2-5％，而欧美研究者的测定结果则大约只是其一半。不知这种差异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外研究者对参的药性的信心的差异。就像以前人参被认为能包治百病一样，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声称发现了人参、西洋参有多种药理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都有影响，能提高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降低疲劳度，防治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癌症、糖尿病等等现代世界的种种头号疾病。有一些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支持这些说法，另外的一些研究则未能加以证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参、西洋参绝对不是完全无害的补品。几年前美国医学机构曾发出警告，不可在手术期间为了“补气”而服用人参、西洋参，否则可能引起手术时大出血。

　　现代医学界对人参、西洋参是否有药效已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美国药典》（U.S. Pharmacopoeia）一度列入参，但在1880年将其删去。《美国国家药典》（U.S. National Formulary）也在1937年删去参，认为其医疗、保健价值只不过是中国人的想像。目前西洋参原产地的医学权威机构美国医学联合会和加拿大医学联合会都不承认参的医学价值。对参是否有医学价值，世界医学界在以后很可能还会一直争论下去。一种被认为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最大的可能是其实一种病都治不了。中国人对参的崇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造成的。这种神秘感对于种参业来说，却正是其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卖点。如果参能够被证实的确有某种疗效，如果参的活性物质能够被真正鉴定并合成，那么种参业可能就要完成其历史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