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世界格局会有什么变化？
一、全球化进程的重塑：挑战与韧性的再平衡
长久以来，全球化被视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商品、资本、信息和人员的跨国流动构成了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础。然而，疫情暴露了过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
供应链的重构与区域化： 各国开始反思对单一国家或地区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在医疗物资、关键技术和食品安全等领域。我们可能会看到更明显的供应链“回流”或“近岸转移”趋势，企业和政府会更注重建立更具韧性、分散化的供应网络。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会终结，而是会朝着更强调安全和可控的方向调整，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协定可能会更加活跃。
“脱钩”论的演变： 一些国家在疫情期间，尤其是中美之间，围绕关键技术和产业链的“脱钩”言论和行动有所加剧。疫情可能会巩固和加速这一趋势，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生物科技等战略性领域。但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很高，完全的“脱钩”成本巨大且不现实。因此，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选择性脱钩”或“去风险化”，在关键领域限制合作，但在其他领域继续保持交流。
数字全球化的加速： 尽管物理上的流动受限，但疫情却极大地推动了数字全球化。远程办公、在线教育、跨境电商、数字支付等需求井喷式增长，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作用被前所未有地凸显。未来，数字经济的边界将更加模糊，跨国数字治理和监管将成为新的重要议题。
二、大国博弈的深化与多极化趋势的显现
疫情的发生和应对方式，无疑加剧了大国之间的竞争和战略考量。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疫情进一步放大了中美之间在贸易、技术、意识形态和全球影响力方面的分歧。双方在疫情起源、信息透明度等问题上的交锋，加剧了互不信任。未来，中美关系将更加复杂，可能在某些领域继续竞争甚至对抗，但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等共同挑战上，又需要有限度的合作。这种“竞争性共存”将是常态。
欧洲的角色与自主性： 疫情初期，欧洲各国未能有效协调，各自为政的应对模式也暴露了欧盟在某些危机时刻的局限性。但随后，欧盟的团结性债券等举措显示了其整合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欧洲可能会更加强调战略自主，在与美中等大国的关系中寻求更独立和平衡的定位。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挑战： 许多新兴经济体在疫情中遭受了经济重创，但也可能在后疫情时代抓住机会调整发展模式。印度、东南亚国家、非洲一些国家等，它们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值得关注。然而，发展中国家在疫苗获取、债务危机等方面也面临严峻挑战，可能会加剧全球发展不平衡。
多边主义的考验与重塑： 疫情暴露了现有国际机构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的不足。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机构面临改革压力。未来，人们对多边主义的信心可能会动摇，但对加强全球合作的呼声也会更高。我们可能会看到现有国际机制的改革，或者出现新的、更具针对性的合作平台和框架，以应对未来的全球性挑战。
三、国内治理能力的凸显与社会结构的调整
疫情不仅是国际层面的事件，更是对各国国内治理能力和社会结构的严峻考验。
政府角色的再思考： 许多国家政府在疫情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从封锁措施到经济援助，国家干预的范围显著扩大。这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出现“大政府”倾向，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但同时，这也引发了关于个人自由、隐私保护与国家权力的讨论。
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暴露与加剧： 疫情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差异巨大。低收入人群、少数族裔、女性等弱势群体往往在疫情中承受更大的经济和健康压力，导致社会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凸显。这可能引发社会不满和动荡，要求政府采取更多措施解决结构性不公。
数字鸿沟的加剧与弥合： 在线学习、远程办公等对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那些缺乏这些条件的人群，其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受到更大限制，加剧了数字鸿沟。各国政府需要更加重视弥合这一鸿沟，以实现包容性增长。
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疫情促使人们反思生活节奏、工作方式、人际关系以及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人们可能会更倾向于本地化消费、关注身心健康、寻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可能影响消费模式和产业结构。
四、科技发展的加速与伦理挑战的涌现
疫情成为科技发展的强大催化剂，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伦理和社会挑战。
生物医药科技的突破： 疫苗和药物的快速研发能力，是疫情期间科技进步的突出体现。这无疑会推动基因编辑、mRNA技术等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针对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创新疗法。
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普及： 除了前面提到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疫情监测、药物研发、供应链管理、智能制造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将加速这些技术的渗透和应用，改变各行各业的运作模式。
数据隐私与监控的争议： 为了追踪和控制疫情，许多国家采用了大数据和数字追踪技术，这引发了对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担忧。如何在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与保护个人权利之间取得平衡，将是未来重要的议题。
人工智能与伦理边界： AI在医疗诊断、流行病预测等方面的应用前景广阔，但其潜在的偏见、决策透明度等问题，也需要谨慎对待。尤其是在涉及到生命健康和关键决策时，如何确保AI的公平性和可信度至关重要。
总结：
新冠肺炎疫情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全球现有趋势的放大器和加速器。它带来的变化是复杂而深远的，没有明确的“终点”。我们正处在一个由疫情引发的全球性转型之中。
未来世界的格局，将是一个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在韧性与效率之间、在进步与风险之间不断权衡和调整的过程。大国博弈将持续，但全球性挑战也呼唤更广泛的合作。供应链将更强调安全，数字经济将更加重要。社会结构将面临调整，不平等问题需要解决。科技的进步将带来机遇，但也伴随着新的伦理挑战。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以更开放、更具批判性的视角，去理解和适应这个正在被深刻改变的世界，为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贡献力量。这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每一个公民的共同努力和智慧。
网友意见
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
至少，现在的欧美，我没有看到任何”疫情结束“的可能。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这些国家在接下来几年里，注定要挣扎在lockdown与解封的循环中，和病毒共存。
如果疫情逐渐成为常态，那就会产生巨大的”疫情利益集团“。
ICU放不下病人，无非是lowlife们的死亡，只要有足够的荒岛，就起不了一点波澜；如果扩建了ICU，招了护工，却没有人去付费住它，则会导致医院的破产，形成系统性经济危机、医疗危机。
互联网公司们在疫情下，作为隔离者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赚的钵满体满，而这个增长势头则用来取悦股东，描绘出公司的美好前景。如果人们走出家们，他们的美好前景就会不再。
还有各种其他的疫情利益集团，在”自由民主“的招牌下，他们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疫情中已经到手的利益。他们想要更多，更多。
他们会怎么做呢？
待到”新冠疫情结束“，又会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都没意识到，疫情可能会永久性的改变我们的一切。
一、瘟疫的恐吓
我先举两个小例子，一个偶发的，一个必然的。
1：康熙皇帝得以当政的原因之一是他得过天花——这让他比起其他皇子，看起来没那么容易夭折，要知道历朝历代的皇帝平均寿命只有39岁，除了皇帝这个职业本身风险大以外，早夭的小皇帝占了不小比例。
所以当葛尔丹身死，他跪倒在黄河边上感激上天让平准事业落在自己头上的时候的时候，可能没想到更应该感激的部分是他熬过了那场恐怖的瘟疫。
《圣祖廷训格言》：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
2：大家都知道欧洲黑死病的反复流行杀灭了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疫情消退之后，德国画家丢勒画了一副挺有名的画，叫《天启四骑士》。
那段时间按照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叫“后疫情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这副画最有趣的一点在于，灾难的受害者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贫富贵贱——平民和主教一起“受难”。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人道主义的一种早期表达，也可以理解为教廷权威的终极衰落，主教不光不能庇护人民，甚至自身都难以幸免。
因此可以说黑死病做到了两件事。
一方面无主之地大量出现，地产价格暴跌的同时劳动力价值陡然提高，让老爷们不得不付出更多价格和急需劳动力补充的城镇竞争招揽人口，与此同时水利/机械和畜力劳作也因为劳动力减少而长足发展。
这让底层第一次了解到了“私产”是什么东西。
另一方面人们对教会的怀疑不断增长，这一切导致了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进而产生了三十年战争和我们之后熟悉的欧洲格局。
有声音甚至认为，东欧的落后来自人死的太少，内卷太厉害。
康熙皇帝和黑死病的例子让我们得知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瘟疫的恐吓大体上有两重概念，第一重是瘟疫本身对人类带来的伤害，另一重是在瘟疫之中人类价值观的重塑，这让原本懵懂者试着去怀疑和恐吓另一批人。
我多次提到这个鸟嘴面具的有趣意向。
为什么黑死病时代的代表形象会变成蒸汽朋克作品的标志性符号？因为它归根结底代表着不信任，上帝不在了，科学不信任疾病，我要自我防护。上帝不在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道德，所以我也不信任你，我一方面要威吓教会，另一方面也要威吓没有教会束缚的你。
所以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鸟嘴面具并非是中世纪出现的，而是来自17世纪的“后疫情时代”医生。
和威力巨大但极不稳定的蒸汽机一样，这是科学洪荒的最佳暗示，这也是蒸汽朋克和赛博朋克并列为“朋克”文学的思想根源所在——毕竟后者就是互联网洪荒。
二、小小的改变
当然，疫情带来的仅仅是改变，黑死病的欧洲的“好”结局并不总是发生。
《人类简史》的作者最近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比起被动的接受，我们现代社会中的疫情和人类社会的组织能力激烈的对抗了起来。
他认为应激性的政策会被延续下来，今天可以为了疫情而收集更多的私人数据（手机定位，体温测量），明天就会为了其他事情或至少是“防止新一轮疫情”而被延续下来，为此他举了以色列的一些战时法令被延续至今的例子——他们甚至连怎么做布丁都管。
这听起来是欧美自由派的老调重弹，最新的《西部世界》第三季里描述的人类世界就是连你的预期死亡时间都算好的世界，你的工作和未来都是被计算和推荐好的。
对他的反驳其实也很容易，911后，没人反对航空安检永久性的变得严格起来，毕竟生命权是最根本的人权。
所以阿甘本说类似的话时，因为表达更露骨而被嘲讽的很厉害。
但他确实说出了一些有趣的东西，齐泽克很早就提到过：一旦灾难变成了常态，它就不是灾难了。
比方说日本年轻人逐渐有了一些微妙的想法
在欧美，这些日本年轻人的同路人管新冠病毒叫Boomer Remover（老人消灭者）。他们不顾禁令，纵情狂欢，以传播病毒为己任。
当你确信一个东西必然对你的生活造成损害时，你会选择接受它，并且试着发掘这个坏事中“好”的部分，在惴惴不安的期待中发泄焦虑和苦闷。
在此时此刻，新冠病毒悄然无息的从一个需要被解决的突发事件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既然生活不能改变，那么被改变的就只能是生活着的人。
如果“群体免疫”之下有什么文化模因，相当部分欧美年轻人的心态就是其中最微妙的注脚。
所以就算有什么令人恐惧的社会组织形式转变，也来自他们自身的潜意识冰山。
三、大他者
拉康有一个概念是大他者(the big Other)，字面意思上似乎很容易被庸俗化的理解成老大哥的意思，但实际上它的内涵更为有趣。
大他者不是与“我”相对的“他人”(other people)，而是夹在个体之间的一个神秘的、无形但又无所不在的X。人与人并不直接地就“自然”在一起——— 根据霍布斯，那种“自然状态”会是人与人像狼和狼一样地无止境地互相争斗、厮杀，最后死在一起——— 人和人实际上总是通过这个神秘的X而彼此生活在一起，形成一个特定的秩序、一个“世界”。
人，正如尼采所说，需要一层“神秘的薄雾”，才能生活。《荀子》在谈到人与禽兽根本之别时尝言：“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在《群学肄言》译序中，严复则接着《荀子》声称：“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而人之所以能群，借用拉康的术语来说，便正是那神秘的大他者之功——— 正是大他者，使“人道”有别于“禽兽之行”。
也就是说，大他者并非是与人群对立的一个靶子，而恰好是人群的粘合剂——美国人通过仇恨苏联来维持自身的团结，我国的先贤通过辨别禽兽之行来锚定人性，不是禽兽的，就是人的。
诚如阿甘本所说：献祭一个不属于共同体的人来确定一个共同体。
今天我们先不讨论这种塑造共同体的方式是否合适，但就事论事的话，事情到了这里就很有趣了。人类的大他者理应是新冠病毒，我们和病毒的对抗中获得团结和进步，迈入印度左派所期待那样的打破藩篱的新世界。
但既然人类需要恐吓另外的群体来在蛮荒中生存，病毒又成了“科罗娜朋克”设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显而易见大他者就不能是病毒，只能是另外的人类。
比如中国。
如果中国赔偿了我们的损失，如果中国而非病毒来承担病毒带来的灾害，那么中国就可以替代婴儿潮一代，成为起西方社会团结的祭品。
否则他们会“像野兽一样互相厮杀”。
四、战时总统和小杂音
唐经常说自己是一个“战时总统”，这其实是个很有趣的词，因为它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喻。
在多轮刺激计划之后，美国（预期中）的债务比例第一次超过了1946年，超过了第二次大战的峰值。
这背后是我曾经在无数文章中分析过的基本事实：资本主义的逐利倾向天然造成资本的聚集，只要没有战争或者新的工业革命，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拉大并且反噬自身——没人消费的起你的产品之日，就是总崩盘之时。
而08年的金融危机为什么是唯一一次没有实质性复苏的危机？因为从贫富差距的角度看，它更像29年而非其他年份，市场没有足够的能力自我反弹。
上面那张图就是美国的选择，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拖延危机，直到一个导火索，一场危机，一次灾难。
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之前的另一个差点当上战时总统的宽脸老哥，他说过：我宁可让我的孩子做CCCP，也不希望他们死。
不过接下来就是长达20年的扼制计划，最终毁灭了一个脆弱而庞大的帝国。
只有吞吃另一个巨大市场和海量的廉价资产才能让美国起死回生，到此时资本家和人群的模因一拍即合。
之前是那个帝国坐在大他者的位置上，现在是我们，这就是我们需要面临的未来。
结尾、怎么办？
确实很难。
但在这场真实的“科罗娜朋克”设定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最关键的一点：这个故事唯一的漏洞是“病毒是不可被战胜的”。
如果中国能一直做好防控并且展现出全球领导力，向全球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就像维护被美国抛弃的全球化那样维护人类最基础的价值，一本小说不会遮蔽人们的双眼。
人们可以看到病毒是可以被战胜的，可以发现老人是不用被牺牲的，可以思考出电子烟肺炎和流感中的新冠病毒患者，看穿一些小小的文法上的阴谋。
只要他们首先从对比上看到故事的小破绽，那么他们就会看到更多。
直到识破“科罗娜朋克”只是无数洪荒创意中最糟糕的那一个。
大原则几千年来没有变
国力=工业产能+农业产能+动员能力
子曰：足兵，足食，民信……
子真的曾经曰过。。。。。。
新冠疫情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取决于疫情最终的传染人数和持续时间。而后者又涉及到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比如会不会和SARS一样因为季节原因突然消失，会不会有特效药和疫苗研发出来，会不会由于某些大国出现超级感染者造成整个国家的失守等等。
虽然有各种不确定因素，我在这里也尽量分析下。
对于超级传染病疫情，我毛估估分为以下几个级别。
- 普通季节流感，略过不提。
2. 大流感，比如2009年的H1N1，感染数千万人，死亡数万人
3. 超级大流感，比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流感，感染数千万人，死亡百万人。
4. 世纪大流感，比如一战末期的西班牙流感，感染数亿人，死亡五千万人以上（当然有战争造成的影响），造成一战结束的推动力之一。
5. 历史性瘟疫，最出名的大概就是英法百年时期的黑死病，成比例的消减人口，改变社会形态，极大程度影响历史进程。类似的还有美洲土著感染的天花，直接让欧洲殖民者不战而胜。
6. 启示录级瘟疫。目前尚未出现过，出现就是人类末日，参考各大游戏文学作品的想象。
这种级别的划分其实主要不是看感染人数，而是看致死的人口比例，看对社会意识的影响，看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属于我个人毛估估的划分，仅做参考。
从目前的情况，结合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基本可以确定，新冠疫情肯定是超过了2009年的H1N1甲流，直奔香港大流感这种超级大流感级别的瘟疫。中国虽然情况控制住了，但是目前的情况看，全世界的疫情极其不乐观，因为新冠病毒实在是太狡猾，把感染技能基本点满，再加上各种欺骗性的表现，正好指向很多民煮国家的死穴——由于疫情具有隐蔽性，老百姓在没有切肤之痛前，很难支持政府的强力抗疫举措。而政府也由于民意影响和各种内斗，一时之间难以凝聚出共识，更不要提有效的举措。
从目前对病毒的认识来看，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致死率都超过了西班牙大流感，中国看上去表现较好，是通过极其强力的举措和极大地牺牲精神做到的，其他国家想做到类似的措施基本不可能。最终疫情级别能否超过西班牙流感，直逼历史性瘟疫的层次，这种可能性是不小的。
如果疫情级别介于3,4之间，那么最终只会具有几年的短期影响。整体来说，会加速当前世界的历史进程，但是方向上不会有变化。千万人级别的死亡看似数目巨大，但是摊到各国头上，很可能某些不发达国家承担的是大头（比如中东非洲），而各大发达国家可能是几万到十几万人的死亡。这固然是影响力很大的悲剧，但是我觉得难以触动社会意识的深层次领域。影响最大的还是在生物医学、流行病学等专业领域，各国政府都会改革制度，增加投入。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表现相对其他国家比较亮眼，可能会引起一些国家的制度效仿，另外一方面又因为疫情大规模爆发是在中国，肯定会引起很多国家的排华甚至反华浪潮。至于钟南山先生的话，说通过基因分析发现疫情不一定发源于中国。由于西方媒体的影响力太大洗脑水平太高，而各国老百姓的科学素质堪忧，最终大概也只有各国科学家和中国人自己相信。
如果疫情级别达到乃至超过4的级别，那影响力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各国社会意识的触动也会大得多。以各国老百姓对中国的态度为Y轴，以疫情的影响力级别为X轴，那么大概可以画出一条U型曲线。一开始随着疫情在世界扩张，各国老百姓对中国怨言加大，仇华反华增多，这是人性劣根性，是免不了的。然而随着疫情影响力急剧扩张，而且各国政府无法控制，这时候平民百姓的态度反而会发生变化，各国老百姓会和WHO官员一样，逐渐意识到“中国怎么这么牛逼”“中国人开挂了，这种疫情都能防住”“我们的体制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很失败”，最终如同学渣对学神的仰望，这些思潮化为一个声音——我们也要向中国学习！当各国老百姓反思到这一层级的时候，必然会在很多国家的政治版图造成地震。正如同黑死病打破了欧洲世界对于天主教的迷信，开启了后面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假如新冠疫情超过了级别4，那它也会打破世界各国对美式民主的迷信，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
至于疫情级别达到或超过5，我觉得可能性很小。这种历史性瘟疫，都是按人口比例削减人数的，三成四成五成，这种恐怖的级别在当代人类医学这么发达的今天，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某种病毒集成了新冠肺炎的感染力，HIV病毒的超长潜伏期，狂犬病毒一样的致死率，否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了。
疫情让我国提前暴露了自己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让西方国家愈发警惕，但也同时扼杀了某国冒险主义者的战略，对我国和国际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此之前，还有国家幻想着通过武力让中国屈服，但是在2020年之后，世界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敢心存侥幸。
为什么？
你看像今年1月那样，封锁一个千万人口规模的超级大城市、封锁一个人口5000多万人的省份、让整整14亿人有序进入“战时状态”，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属于不可思议的奇迹。
国外很多专家感叹：中国的体制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他们能用最高效的方式调动最丰富的资源，随时随地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而这种级别的动员能力，恰恰就是西方国家羡慕却不曾拥有的。
10天建成“火神山”医院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的组织调配和基建生产能力，能在10天建医院，就有可能在短期内造导弹、造航母、造飞行器。
一年时间里生产了2000多亿只口罩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原材料充足的情况下，这个口罩能变成子弹和炮弹。
中国一个国家暴露的工业产能超过了全球50%，在今年各国因疫情停摆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额不断刷新历史记录，占比恐怕已经达到了非常恐怖的地步。
现代战争，只要打的是常规战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和这样的超级工业国发生正面冲突，你别看美国的航母在南海附近玩得挺开心的，你让他开炮试试看。
2020年的一场疫情，让西方国家看清了中国的真面目，这是一个：社会动员能力强大、工业生产能力强大、经济韧性极佳的东方大国。
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在经历了2020年疫情之后，有越来越多人觉醒了自我，开始放弃幻想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这将是我国几十年来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从外交态度的变化都能看出端倪，总而言之，这场疫情，让西方对我们的态度由傲慢变成了害怕，未来还需要一件大事，让他们由害怕变成接受，那一天的到来，就是中国真正的复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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