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到20年前，以自己的所学有可能成为当时法学界的学术新星吗？
如果真的能回到20年前，那时候的我，也就是2004年的我，带着现在脑子里这些弯弯绕绕的法律知识、研究方法和一些对法学发展的看法，有没有可能在当时的法学界闯出一番名堂，成为“学术新星”？
先来看看20年前的法学界是什么样的。
我记得那时候，中国法学刚刚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洗礼，大家对法治建设的热情非常高涨。很多经典的法律部门，比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等，都在经历着重要的理论梳理和制度完善。很多西方国家的先进法学理论和制度也被大量引入和研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相较于现在，很多领域的研究还停留在比较基础的介绍和比较层面，对深层次的理论建构和前沿问题的探讨，尤其是跨学科的融合，还不是那么普遍。
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的方法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很多研究还是以文献研究和理论思辨为主。数据分析、案例实证等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还相对较少。
青年学者的成长环境： 虽然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但整体上，青年学者崭露头角的渠道和机会，以及学术交流的平台，可能不像现在这样多样化和国际化。
再看看我现在的“底牌”。
如果带着现在的我穿越回去，我的“底牌”大概有这么几样：
1. 更宽广的知识视野： 我接触过的法学领域比那个时候的我多很多，不只是国内的，也包括很多国外前沿的研究方向，比如数据法、人工智能与法律、环境法的前沿理论、比较法等。我对一些交叉学科的关注也更多，比如法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政治学的结合等等。
2. 现代的研究方法： 我更熟悉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大数据分析工具、案例研究的深度挖掘，以及一些高级的文献检索和分析技巧。我能更敏锐地发现理论研究中的空白点，并尝试用更科学的方式去填补。
3. 对法治发展趋势的预判： 我知道未来二十年法治建设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哪些问题会成为焦点，比如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反垄断在新经济下的挑战等等。我能更早地去关注和研究这些“未来的议题”。
4. 学术交流的经验： 我参加过不少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会议，也和不少海内外学者有过交流，了解了学术评价和同行认可的一些规则和动态。
那么，能不能成为“学术新星”？
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但也不是百分之百板上钉钉。原因如下：
契合时代需求： 20年前正是中国法治大发展的时期，大家对新鲜的、有洞察力的学术观点非常渴望。如果我能用现在掌握的知识，比如在互联网、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提出一些超前但又具备可行性的研究，或者系统地引入一些当时国内还不普及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容易引起关注。
填补研究空白： 很多现在已经很成熟的法学研究领域，在20年前可能还处于萌芽状态。我如果能以更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更扎实的研究方法去探索这些领域，自然能够脱颖而出。比如，当时对信息法、网络法等领域的关注度远不如现在，如果我能提前进行深入研究，肯定能引起学界的重视。
研究方法的优势： 相比于当时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学术风气，如果我能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尤其是大数据分析，来检验和发展法学理论，那绝对是“降维打击”。比如，用数据分析来研究司法效率、法律适用情况等，会非常有说服力。
学术“运气”： 当然，学术上的成功也离不开一定的“运气”。能不能在恰当的时间遇到合适的导师或者合作伙伴，能不能有公开的平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都很重要。即使能力很强，如果缺乏曝光机会，也很难成为“新星”。
具体会怎么做？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会这么规划：
1. 选择切入点： 我不会泛泛而谈，而是会瞄准当时学术界或实践界普遍关注但尚未解决透彻的问题，或者一些新兴领域。比如，我可以深入研究合同法解释论的精细化，或者在行政法领域探讨权力制约的新机制，又或者，我可能会把精力放在当时刚起步的知识产权保护，用更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
2. 构建理论框架： 用现在掌握的更成熟的法学理论和跨学科知识，构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框架。比如，将经济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中的概念引入法律分析，提出新的解释模型。
3. 注重实证研究： 如果可能，我会尝试收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哪怕是当时条件下比较困难，我也会想办法，比如通过问卷、访谈，或者利用公开的法律文书数据。我会努力将理论研究与经验事实相结合。
4. 多渠道发表： 积极在国内核心法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同时，我也会争取在一些国际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提升研究的国际视野和影响力。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与同行进行交流和辩论，也是必不可少的。
5. 培养学术团队： 如果条件允许，我也会尝试组建一个小型研究团队，吸引一些有潜力的年轻学者，共同推进研究项目。
可能遇到的挑战：
当然，也不是没有挑战。
思维惯性： 那个时代的法学研究可能存在一些固有的思维模式，我的新观点可能会受到质疑甚至抵制。需要有耐心和方法去说服同行。
信息不对称： 尽管我带着知识回去，但信息获取的便利程度肯定不如现在，很多最新的文献和资料可能不那么容易获得。
学术评价体系： 当时的学术评价标准和现在可能有所不同，需要适应当时的评价规则，同时也要努力引导评价向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我认为很有可能。凭借现在对法学理论的理解和研究方法，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洞察，我应该能在那个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且以较快的速度获得学术界的认可，成为一名“学术新星”。当然，最终是否能成为顶尖的学者，还需要持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和一点点运气的加持。
回想起来，这二十年也确实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如果真能回到过去，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去拥抱那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网友意见
感谢 @一丁 邀请，
假设题目设定中的「自己的所学」包括语言能力，假设签证不存在问题，那么我选择先申请美国 JD，在当时甚少有中国学生选择这条路径的情况下，有望冲击 HYS 水准学校。
由于那个年代没有知乎，所以我忘我地投入法学院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法学期刊编委会。期间，由于多次神预言联邦最高法院的关键判决，包括 2000 年的 Bush v. Gore「世纪判决」，我成功引起了教授的注意。
「年轻人，你很有想法，来跟我参与宪♂法♂时♂刻♂吧！」
-- Bruce Ackerman
3 年 JD，一年跟着州最高法院法官当书记员，一年忙着抢在刘瑜之前写了一堆关于美国法律的畅销书，然后又读了四年 SJD。时光荏苒，转眼来到 2007 年，这时朱苏力还在北大法学院任院长，加把劲，三十年太短只争朝夕，利用这一时期的大环境足够刷出副教授成就了。
教练，我想研究比♂较♂法♂学♂。
然后，就看自己的操作了，
Bad Ending：在某次赴美参与学术交流时，被海关告知不准出境。
「我是一名学者！学者就该说话！」
养老结局：到隔壁清华大学带大一新生读红楼梦，与世无争。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网红结局：继续出书，靠穿越者外挂，把世纪初一群稚嫩的公共知识分子压制到怀疑人生。
「拨开历史的迷雾，自从莱克星顿的枪声响起，特朗普的当选就是历史必然。（写于 2015 年）」
郭沫若结局：在 2018 年，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增添道路自信，社科基金拿到手软。
「一个王瑞恩，能顶美国几十个研究中心。」
自强不息结局：在自己原有研究道路遇到天花板之前，运用穿越者外挂迅速转向其它新兴领域，如企业破产法、金融衍生品、网络主权、虚拟货币、隐私合规等，永远引领潮流。
「咦，这里有道题目：如果回到20年前，以自己的所学有可能成为当时法学界的学术新星吗？」
泻药，假如能够回到20年前（1999年），成为法学界的学术新星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当时法学界的山头已经几乎被占满，可能再也容不下其他老虎。
就算1999年我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也断然没有机会挑战现在的这些法学大家。
比如现在民法学界的大拿王利明教授，1990年已经取得博士学位，1995年就被评为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
而我要从1999年开始挑战王利明教授，这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另一位大佬梁慧星教授，1999年已经是《法学研究》的主编。后起之秀挑战主编？做梦吧！
孙宪忠教授，1998年已经是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挑战他？歇着吧。
尹田教授？1996年已经是西南政法大学的系主任。
就算是当年坐在台下的王轶教授，1996年也已经博士毕业了，现在更是人大法学院的院长。
再说现在刑法学界的大佬张明楷教授，1998年调入清华大学之前，已经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京大学法学部客座教授。
法学学子熟知的著作《刑法格言的展开》出版于1999年，换句话说，我当时就算有惊天之才，也不可能在1999年完成著作的出版。
更何况在此之前，张明楷教授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等重头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
另一位大佬陈兴良1987年就已经取得博士学位，挑战他更加没戏。
现在人人喊打的赵秉志教授，1988年已经博士毕业。我比起他们来，晚了整整十年多。
唯一的机会是现在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刘艳红教授。
她2001年才博士毕业，我可以把她的博士论文抢先发表。问题在于，如果不是天赋异禀，就算我穿越前熟读她的博士论文，但我压根也不可能一字不差甚至一段不差地抄袭，最怕的就是那些注释引用，答辩时或者同行审阅时一个不小心就要命。
再说商法学界的施天涛教授，1999年已经出版了《信托法》、《合同法释义》等教材。
刘俊海教授，1996年已经取得博士学位，1999年获得北京市十大中青年法学界称号。
其他学科不再一一列举了，基本上差不多。
你会发现现在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1999年之前已经被瓜分完毕，各有几个大佬牢牢占据了山头。
所以啊，我就算穿越到1999年，穿越组织再给我弄个博士学位，我也没办法出头。
更何况，我的理论功底压根不足以成为新星，现在不行，之前也不行，即使强行抄袭，跟同行一交流就露怯。
除非穿越到1986年《民法通则》施行之前，我还能掰扯两句。否则，压根没戏。
要逆袭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利用信息优势，在股市、比特币等市场先赚他一个亿。
然后冠名全国各大知名法学院，以后所有五院四系的法学院都叫猴子法学院，毕竟我是捐助人爸爸。（手动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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