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什么技术工人的进不了中产阶级？其根源在哪？
在中国，技术工人难以进入中产阶级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现象，其根源是多方面的，涉及经济结构、社会观念、教育体系以及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以下将从这些角度进行详细阐述：
一、 经济结构与产业升级的滞后：
产业结构以“世界工厂”为主，高附加值环节缺失：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承担的是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制造环节。这意味着大部分技术工人的工作内容是重复性的、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流水线操作或设备维护，而非掌握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创新或产品设计。这种“组装工”的角色决定了其价值创造能力和议价能力相对有限。
技术升级换代带来的“低技能化”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向更高附加值转型，智能制造、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日益广泛。这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部分传统技术工人的技能被淘汰或边缘化。如果这些工人无法及时学习新技能、适应新技术，他们的岗位就可能面临被机器人取代的风险，或者只能从事更低端、更易替代的工作，这与进入“掌握知识和技能、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的中产阶级画像相去甚远。
“微笑曲线”的低端锁定： 在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中，设计、研发、品牌、营销等环节位于两端，附加值高；而生产制造环节位于中间，附加值相对较低。大部分中国技术工人处于这条曲线的中间位置，即使技术娴熟，也难以触及高附加值的环节，其收入水平自然受到限制。
二、 社会观念与职业认知的固化：
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和“唯学历论”： 传统中国社会对知识和地位的认知高度集中在脑力劳动和知识型职业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影响深远。认为只有通过高等教育进入体制内单位、成为工程师、白领或者管理者，才算体面的职业，才能真正进入中产阶级。
技术工人职业的“低人一等”刻板印象： 尽管技术工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会观念中，他们常常被贴上“体力劳动者”、“脏活累活”的标签。这种刻板印象不仅影响社会对技术工人的评价，也打击了技术工人自身的职业认同感和自信心。
缺乏对高技能蓝领的尊重和认可： 与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瑞士）拥有受人尊敬的高技能蓝领阶层不同，中国社会普遍对高级技师、技术能工巧匠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重视不够。即使他们拥有精湛的技艺，也难以获得与工程师、科学家同等的社会尊重和发展空间。
三、 教育体系与技能培养的脱节：
职业教育体系的“弱势”地位： 中国的教育资源和舆论关注点长期以来更偏向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往往被视为“二流教育”，其投入、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和毕业生社会认可度都相对不高。这导致能够成为高技能技术工人的优秀人才，在教育阶段就选择了普通大学，而职业院校的学生往往面临就业难、薪资低、晋升空间有限的困境。
教育内容与产业需求的错配： 即使在职业教育领域，也存在教育内容更新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的问题。很多职业院校教授的技能仍然是相对落后的，难以培养出能够适应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等新需求的高级技术人才。
“技能”与“学历”的价值区分不清： 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更看重学历证书，而忽视了实际的技能水平和工作经验。一个拥有丰富实践经验、技艺精湛的技术工人，可能因为缺乏某个名牌大学的学历而被拒之门外，即使他能创造更高的价值。
四、 制度性障碍与发展路径的限制：
缺乏畅通的职业发展通道和上升机制： 对于技术工人而言，除了技术等级的提升，缺乏清晰的、能够带来显著经济和社会地位提升的职业发展通道。例如，能否从普通技术工人晋升为技术专家、团队负责人，甚至进入企业管理层，往往受到学历、人脉等非技能因素的影响。
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对技术工人的倾斜不足： 在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虽然近年来有所改善，但整体上可能仍未能完全惠及到所有辛勤付出的技术工人，尤其是在非户籍地就业的技术工人。
工会作用的局限性： 在一些发达国家，工会能够有效地为技术工人争取更高的薪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多的培训机会。在中国，工会的代表性和议价能力相对有限，未能充分发挥其在提升技术工人地位方面的作用。
户籍制度的限制： 对于在大城市就业但非本地户籍的技术工人来说，户籍制度可能成为他们在购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中产阶级同等待遇的障碍。
市场化改革中“资本”的优先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往往使得企业更愿意将资源倾斜于能直接带来利润的研发和销售环节，而非在基层技术工人身上进行长期、高投入的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
五、 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差距：
技能溢价不足： 即使是掌握了某些关键技能的技术工人，其技能溢价也可能不如掌握了稀缺知识的白领专业人士。这导致他们的收入难以与中产阶级相匹配。
职业不稳定性带来的财务压力： 随着技术更新换代，技术工人的职业稳定性相对较差，可能面临失业风险。这种不确定性也使得他们难以进行长期的财富积累和生活规划，从而难以跨入稳定的中产阶级行列。
生活成本的压力： 在中国一些发达城市，高昂的住房成本、教育成本和医疗成本，使得即使技术工人收入尚可，也很难拥有中产阶级所能享受的财务自由和生活品质。
总结根源：
综上所述，技术工人难以进入中产阶级的根源，是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与社会观念、教育体系和制度设计未能同步协调的综合体现。
经济层面： 经济增长模式未能有效实现从“制造”到“智造”和“创造”的根本性转变，高附加值环节依然被少数人掌握。
观念层面： 传统的社会评价体系过度偏向知识和脑力劳动，对技术工人的价值认识不足，职业天花板明显。
教育层面： 职业教育体系的薄弱和与产业需求的脱节，限制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制度层面： 缺乏支持技术工人职业发展、保障其权益的系统性制度设计，以及市场化改革中对基层的忽视。
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国家层面的战略引导和多方面的改革努力，包括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和质量，改革评价体系，畅通技术工人的职业发展通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文化层面提升对技术劳动者的尊重和认同，让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实现“技能报国”和体面的社会阶层跨越。
一、 经济结构与产业升级的滞后：
产业结构以“世界工厂”为主，高附加值环节缺失：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承担的是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制造环节。这意味着大部分技术工人的工作内容是重复性的、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流水线操作或设备维护，而非掌握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创新或产品设计。这种“组装工”的角色决定了其价值创造能力和议价能力相对有限。
技术升级换代带来的“低技能化”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向更高附加值转型，智能制造、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日益广泛。这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部分传统技术工人的技能被淘汰或边缘化。如果这些工人无法及时学习新技能、适应新技术，他们的岗位就可能面临被机器人取代的风险，或者只能从事更低端、更易替代的工作，这与进入“掌握知识和技能、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的中产阶级画像相去甚远。
“微笑曲线”的低端锁定： 在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中，设计、研发、品牌、营销等环节位于两端，附加值高；而生产制造环节位于中间，附加值相对较低。大部分中国技术工人处于这条曲线的中间位置，即使技术娴熟，也难以触及高附加值的环节，其收入水平自然受到限制。
二、 社会观念与职业认知的固化：
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和“唯学历论”： 传统中国社会对知识和地位的认知高度集中在脑力劳动和知识型职业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影响深远。认为只有通过高等教育进入体制内单位、成为工程师、白领或者管理者，才算体面的职业，才能真正进入中产阶级。
技术工人职业的“低人一等”刻板印象： 尽管技术工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社会观念中，他们常常被贴上“体力劳动者”、“脏活累活”的标签。这种刻板印象不仅影响社会对技术工人的评价，也打击了技术工人自身的职业认同感和自信心。
缺乏对高技能蓝领的尊重和认可： 与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瑞士）拥有受人尊敬的高技能蓝领阶层不同，中国社会普遍对高级技师、技术能工巧匠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重视不够。即使他们拥有精湛的技艺，也难以获得与工程师、科学家同等的社会尊重和发展空间。
三、 教育体系与技能培养的脱节：
职业教育体系的“弱势”地位： 中国的教育资源和舆论关注点长期以来更偏向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往往被视为“二流教育”，其投入、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和毕业生社会认可度都相对不高。这导致能够成为高技能技术工人的优秀人才，在教育阶段就选择了普通大学，而职业院校的学生往往面临就业难、薪资低、晋升空间有限的困境。
教育内容与产业需求的错配： 即使在职业教育领域，也存在教育内容更新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的问题。很多职业院校教授的技能仍然是相对落后的，难以培养出能够适应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等新需求的高级技术人才。
“技能”与“学历”的价值区分不清： 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更看重学历证书，而忽视了实际的技能水平和工作经验。一个拥有丰富实践经验、技艺精湛的技术工人，可能因为缺乏某个名牌大学的学历而被拒之门外，即使他能创造更高的价值。
四、 制度性障碍与发展路径的限制：
缺乏畅通的职业发展通道和上升机制： 对于技术工人而言，除了技术等级的提升，缺乏清晰的、能够带来显著经济和社会地位提升的职业发展通道。例如，能否从普通技术工人晋升为技术专家、团队负责人，甚至进入企业管理层，往往受到学历、人脉等非技能因素的影响。
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对技术工人的倾斜不足： 在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虽然近年来有所改善，但整体上可能仍未能完全惠及到所有辛勤付出的技术工人，尤其是在非户籍地就业的技术工人。
工会作用的局限性： 在一些发达国家，工会能够有效地为技术工人争取更高的薪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多的培训机会。在中国，工会的代表性和议价能力相对有限，未能充分发挥其在提升技术工人地位方面的作用。
户籍制度的限制： 对于在大城市就业但非本地户籍的技术工人来说，户籍制度可能成为他们在购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中产阶级同等待遇的障碍。
市场化改革中“资本”的优先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往往使得企业更愿意将资源倾斜于能直接带来利润的研发和销售环节，而非在基层技术工人身上进行长期、高投入的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
五、 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差距：
技能溢价不足： 即使是掌握了某些关键技能的技术工人，其技能溢价也可能不如掌握了稀缺知识的白领专业人士。这导致他们的收入难以与中产阶级相匹配。
职业不稳定性带来的财务压力： 随着技术更新换代，技术工人的职业稳定性相对较差，可能面临失业风险。这种不确定性也使得他们难以进行长期的财富积累和生活规划，从而难以跨入稳定的中产阶级行列。
生活成本的压力： 在中国一些发达城市，高昂的住房成本、教育成本和医疗成本，使得即使技术工人收入尚可，也很难拥有中产阶级所能享受的财务自由和生活品质。
总结根源：
综上所述，技术工人难以进入中产阶级的根源，是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与社会观念、教育体系和制度设计未能同步协调的综合体现。
经济层面： 经济增长模式未能有效实现从“制造”到“智造”和“创造”的根本性转变，高附加值环节依然被少数人掌握。
观念层面： 传统的社会评价体系过度偏向知识和脑力劳动，对技术工人的价值认识不足，职业天花板明显。
教育层面： 职业教育体系的薄弱和与产业需求的脱节，限制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制度层面： 缺乏支持技术工人职业发展、保障其权益的系统性制度设计，以及市场化改革中对基层的忽视。
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国家层面的战略引导和多方面的改革努力，包括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和质量，改革评价体系，畅通技术工人的职业发展通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文化层面提升对技术劳动者的尊重和认同，让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实现“技能报国”和体面的社会阶层跨越。
网友意见
推荐看一下《格调》。实际上在大部分国家，技术工人（蓝领）的上限基本就是中产阶级。中国技术工人很难进入中产阶级，是因为中国人本身都很难进入中产，中国的劳动力还不是那么稀缺，中国劳动力的产出也还不高。人均产出高，需要人均资本高，通俗的看就是每个人控制的机器（生产线）产量大。因此当中国技术工人普遍开始控制大流水线的时候，他们才会大量进入中产。（需要注意一下，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不一样，虽然很多化工类本科生真的下车间当技术工人了~）
因为技术路线改变了，不需要高级技术工人吧。
我思考了好一会儿，居然没想起来，现在什么普遍的职业，有高级技术工人。
最像高级技术工人的，我能想起来的居然是大手子画师……
分配问题。
中国现在经济制度基本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说按资本分配。工人作为劳动者，没有资本，属于无产阶级，分配的很少。社会主义社会，比如前苏联和70年底的中国，工人分配是很充分的，具有强大的购买力，甚至出现了长期的供给不足罕见的经济现象。那个时候工人是非常牛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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