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有异心，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另立献帝？
说起董卓，这位以残暴和野心著称的权臣，很多人都会疑惑：既然他已经掌握了大权，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废掉少帝另立献帝？这岂不是给自己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吗？
其实，董卓的这一举动，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考量，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找麻烦”。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董卓的政治策略以及他自身的局限性这几个方面来剖析。
一、 废少帝、立献帝：政治操弄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董卓废立皇帝，并不是因为他一时兴起，而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必然产物。
少帝刘辩的不可控性： 董卓最初辅佐少帝，但少帝毕竟是汉灵帝之子，名正言顺的继承人。然而，少帝年纪尚轻，却不谙世事，其行为举止常常让董卓难以掌控。尤其是在董卓进京后，少帝的态度和言论，并没有完全屈服于董卓的威势，甚至有流露出对董卓的不满。对于一个想要一手遮天的董卓来说，一个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且不听话的“傀儡”，自然是无法容忍的。
“奉迎”献帝的合法性与便利性： 相对而言，献帝刘协出身更为纯净。他的母亲王美人虽然失宠，但献帝本身并没有像少帝那样被卷入到宫廷政治的漩涡中。更重要的是，献帝当时身处董卓的控制之下，董卓可以轻易地“奉迎”他，并以此为由，展现自己的“忠心”和“大义”。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段，通过“迎立”新君，将自己的权力合法化，同时在名义上摆脱了“废黜皇帝”的恶名，转而成为“拥立有德”的英雄。
争取士族集团的支持： 汉朝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士族阶层。虽然董卓挟持朝政，但如果他只是一个粗鲁的武夫，很难长久维持统治。通过废立皇帝，扶持一个年幼的、易于操控的新君，董卓可以以此来塑造自己“拨乱反正”、“重振汉室”的形象，从而争取一部分对少帝不满、但又对汉室忠诚的士族集团的支持。毕竟，废立皇帝是大事，需要一个“理由”，而“少帝不明，唯贤可立”便是最好的理由。
巩固自身权力，清除潜在威胁： 废立皇帝，不仅仅是为了控制傀儡，更是为了清除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少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旧的政治秩序，如果他一旦获得喘息之机，就有可能联合朝臣反抗董卓。而新立的献帝，则完全掌握在董卓手中，他可以随意摆布，甚至在未来找个借口将其废黜，实现自己称帝的野心。
二、 董卓的“异心”与“找麻烦”：一把双刃剑
董卓确实有“异心”，但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野心家，他的野心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有着复杂的互动。
权力真空下的野心膨胀： 汉灵帝死后，朝政混乱，诸侯割据。在这样的权力真空下，董卓凭借手中的强大兵力，迅速崛起。他的野心，与其说是“找麻烦”，不如说是权力诱惑下的必然反应。他已经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自然想要将其最大化。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 废少帝、立献帝，正是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战略的重要一步。他深知，在名义上，皇帝仍然是天下之主。通过控制皇帝，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动全国的资源，号令诸侯。这远比他自己直接称帝来得更加有效和安全，至少在初期是这样。
“麻烦”与“机遇”并存： 没错，另立献帝确实给董卓带来了一些麻烦，例如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增加了政治上的不稳定性。但是，与他可能获得的权力、地位和合法性相比，这些“麻烦”在董卓看来是值得冒的风险。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压制这些反对声音，并利用新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三、 董卓的局限性：为何“找的麻烦”最终会反噬自己？
尽管董卓的决策有其政治逻辑，但他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他最终的悲剧。
过于残暴，不得人心： 董卓虽然政治手段不弱，但他为人残暴，焚烧洛阳，滥杀无辜，这使得他失去了民心和大部分士族的真心支持。这种残暴，让他的政治策略的很多优势大打折扣。
缺乏长远规划，眼光短浅： 董卓更多的是一个军阀，而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没有为自己的统治建立起稳固的政治基础，例如培植亲信、收拢人心。他更多依赖的是暴力和恐吓。
“挟天子”的虚幻： 董卓以为自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实际上，献帝虽然年幼，但却拥有皇帝的名号。一旦有人能从董卓手中夺走献帝，那么董卓所建立的一切合法性都将荡然无存，反而会成为众矢之的。而这，也正是后来曹操所做的。
总结一下：
董卓废少帝、立献帝，并非“自找麻烦”，而是他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权力的政治操作。他看中了“奉迎新君”的合法性、便利性和政治优势，希望以此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现自己更大的野心。
然而，他的残暴、短视和政治上的局限性，使得他虽然通过这一举动获得了暂时的权力，却也为自己埋下了更深的隐患。他以为是“找的麻烦”，实际上是为他人日后“夺取”合法性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董卓的这一步棋，看似精妙，却也为他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他所要的“麻烦”，最终成了压垮他的稻草。
其实，董卓的这一举动，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考量，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找麻烦”。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董卓的政治策略以及他自身的局限性这几个方面来剖析。
一、 废少帝、立献帝：政治操弄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董卓废立皇帝，并不是因为他一时兴起，而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必然产物。
少帝刘辩的不可控性： 董卓最初辅佐少帝，但少帝毕竟是汉灵帝之子，名正言顺的继承人。然而，少帝年纪尚轻，却不谙世事，其行为举止常常让董卓难以掌控。尤其是在董卓进京后，少帝的态度和言论，并没有完全屈服于董卓的威势，甚至有流露出对董卓的不满。对于一个想要一手遮天的董卓来说，一个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且不听话的“傀儡”，自然是无法容忍的。
“奉迎”献帝的合法性与便利性： 相对而言，献帝刘协出身更为纯净。他的母亲王美人虽然失宠，但献帝本身并没有像少帝那样被卷入到宫廷政治的漩涡中。更重要的是，献帝当时身处董卓的控制之下，董卓可以轻易地“奉迎”他，并以此为由，展现自己的“忠心”和“大义”。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政治手段，通过“迎立”新君，将自己的权力合法化，同时在名义上摆脱了“废黜皇帝”的恶名，转而成为“拥立有德”的英雄。
争取士族集团的支持： 汉朝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士族阶层。虽然董卓挟持朝政，但如果他只是一个粗鲁的武夫，很难长久维持统治。通过废立皇帝，扶持一个年幼的、易于操控的新君，董卓可以以此来塑造自己“拨乱反正”、“重振汉室”的形象，从而争取一部分对少帝不满、但又对汉室忠诚的士族集团的支持。毕竟，废立皇帝是大事，需要一个“理由”，而“少帝不明，唯贤可立”便是最好的理由。
巩固自身权力，清除潜在威胁： 废立皇帝，不仅仅是为了控制傀儡，更是为了清除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少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旧的政治秩序，如果他一旦获得喘息之机，就有可能联合朝臣反抗董卓。而新立的献帝，则完全掌握在董卓手中，他可以随意摆布，甚至在未来找个借口将其废黜，实现自己称帝的野心。
二、 董卓的“异心”与“找麻烦”：一把双刃剑
董卓确实有“异心”，但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野心家，他的野心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有着复杂的互动。
权力真空下的野心膨胀： 汉灵帝死后，朝政混乱，诸侯割据。在这样的权力真空下，董卓凭借手中的强大兵力，迅速崛起。他的野心，与其说是“找麻烦”，不如说是权力诱惑下的必然反应。他已经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自然想要将其最大化。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 废少帝、立献帝，正是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战略的重要一步。他深知，在名义上，皇帝仍然是天下之主。通过控制皇帝，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动全国的资源，号令诸侯。这远比他自己直接称帝来得更加有效和安全，至少在初期是这样。
“麻烦”与“机遇”并存： 没错，另立献帝确实给董卓带来了一些麻烦，例如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增加了政治上的不稳定性。但是，与他可能获得的权力、地位和合法性相比，这些“麻烦”在董卓看来是值得冒的风险。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压制这些反对声音，并利用新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三、 董卓的局限性：为何“找的麻烦”最终会反噬自己？
尽管董卓的决策有其政治逻辑，但他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他最终的悲剧。
过于残暴，不得人心： 董卓虽然政治手段不弱，但他为人残暴，焚烧洛阳，滥杀无辜，这使得他失去了民心和大部分士族的真心支持。这种残暴，让他的政治策略的很多优势大打折扣。
缺乏长远规划，眼光短浅： 董卓更多的是一个军阀，而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没有为自己的统治建立起稳固的政治基础，例如培植亲信、收拢人心。他更多依赖的是暴力和恐吓。
“挟天子”的虚幻： 董卓以为自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实际上，献帝虽然年幼，但却拥有皇帝的名号。一旦有人能从董卓手中夺走献帝，那么董卓所建立的一切合法性都将荡然无存，反而会成为众矢之的。而这，也正是后来曹操所做的。
总结一下：
董卓废少帝、立献帝，并非“自找麻烦”，而是他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权力的政治操作。他看中了“奉迎新君”的合法性、便利性和政治优势，希望以此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现自己更大的野心。
然而，他的残暴、短视和政治上的局限性，使得他虽然通过这一举动获得了暂时的权力，却也为自己埋下了更深的隐患。他以为是“找的麻烦”，实际上是为他人日后“夺取”合法性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董卓的这一步棋，看似精妙，却也为他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他所要的“麻烦”，最终成了压垮他的稻草。
网友意见
三国演义上说董卓见陈留王聪明。想另立他为皇帝。可是董卓本身有夺权之心。皇帝昏庸无能对他来说岂不是更有利？为什么还要立当时更加出色的陈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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