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一生清廉没能挽救大明，张居正半生贪腐却主导了万历中兴，这说明了什么？

清廉有很多种：门好进，脸好看，事情绝对不给办。一身正气永不贪，两袖清风木头人。除了会吃饭拉屎以外，和商场导购机器人没有任何区别。只会说规定的话。

片面追求清廉，自然就会诞生这种行为艺术家。

呵呵，这年头，期待海瑞这种清官的大多是穷人，碰瓷张居正的基本就是某些为贪污腐败找理由的贪官。

可是有一个人，既清廉，又有能力，但也没法子挽救大清王朝。当一个体系出了问题时，哪怕海瑞和张居正合体，也救不了。

这个人就是左宗棠，左宗棠的清廉虽然比不上海瑞，但也是出了名的。就他的能力而言，应该也不下于张居正，甚至在1881年，左宗棠从西北挟大胜回朝，入主中枢，权力也一度达到顶峰，号称破天荒相公。可是，有用吗？大清朝还不是照样完蛋。

就清廉而言，左宗棠常年领兵，经手的军饷以亿万计。仅仅是1872年到1878年，6年间左宗棠所经手的军饷就高达6000万两银子，几乎相当于清朝政府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而且他当了二十多年总督，每年仅养廉银一项就有两万两之多，可他临终时的全部家产，只有两万五千两。与他地位相当的李鸿章，“绝世时有私财四千万两”，其间的差距之大令人瞠目。

左宗棠一生为官，最后只给每个儿子留下了五千两银子，他给长子左孝威的家书说：”我家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许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曹宜早自为谋。大约廉余拟作五分，以一为爵田，余作四分，均给尔曹，已与勋、同言之，每分不过五千两也。”

意思就是，在他那里，不给儿孙留下基本生活的钱财，实属不仁，但也没必要多留，一儿留五千两，足够过十年日月，要想有所富贵，自己努力谋求去。

当年李鸿章为与左宗棠争夺权势，暗中指示人弹劾左宗棠，诬告他从胡雪岩那里收取了大量贿赂。慈禧当时正全力支持左宗棠西北用兵，朝廷财力均倾斜在左宗棠那里，听到此说，不由地警惕担心起来，于是派人去西北查。

结果实在震惊，因为查到最后，原来不仅朝廷问左宗棠的钱到哪里去了，连左宗棠的夫人也在知道左宗棠一年俸禄有几万两银子，而家用才两百两后，就问过左宗棠，你的俸禄都到哪里去了？

左宗棠说，社稷艰难，都拿出来补贴国用了。所以最后朝廷调查的结果，已经不是左宗棠贪没贪的问题，而是朝廷欠了左宗棠多少的问题。

慈禧由此深为所动，最终下了一道懿旨，十年之内不准弹劾左宗棠。

左宗棠死后，嫡长孙左念谦，由世袭侯爵，官通政使司副使，在京城病亡，竟然贫困到不能收殓，最后还是同乡京官徐树铭、龙湛霖为之告帮，左家嫡长孙才归葬湘阴。

而左宗棠之子左孝宽、左孝勋，俱死，只余举人左孝同一人。至其庶子，尚不乏人。可是左宗棠子孙已无服官者。这是因为当时满清是可以拿钱捐官的，也可以相互保举，而左宗棠子孙没钱，又不屑于搞这种相互保举，所以没人做官了。

因此，左宗棠的清廉，虽然不比海瑞那种自苦到极点的清廉，但环顾当时满清诸臣，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比海瑞做的官大多了。

左宗棠一直在地方做官，但他也一度入主中枢，手握大权，也曾经想做张居正。

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从西北回朝的第三天，就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

这个职务意味着左被赋予直接参与和决策中枢的政治、外交、军事诸要务的权力，这可是满清立国以来的汉人前所未有的。（后来倒有一个，就是袁世凯，直接了结了大清朝。）

当时中兴三大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李虽先后在向被视为畿辅重地的直隶担任总督，且曾国藩以一等侯爵高出左，李鸿章晋封大学士早于左，但曾、李二人终其一生也未得到入值军机、主持总署和参戎兵部而集三权为一身的殊荣。由此被李鸿章称之为“破天荒相公”。

但破天荒也不成。左宗棠进入中枢，一心想要大有作为，愤于朝中纲纪废弛，有心整顿，但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从议政王奕到内阁军机都不合作。

而左宗棠生性耿介，对官场那些弯弯绕根本不屑去做，因此被人极尽嘲讽，甚至编成打油诗和对联流传。清流领袖，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李鸿藻就有这样一幅对联在京城传播：“细君爱听恭维语，独步京城豆腐干。”

这个对联意思，说是左宗棠有一个小妾，很会做豆腐干，左宗棠就拿这些豆腐干四处馈赠给京城的要人。这些人不是王爷，就是大学士，平时相互之间的馈赠不是名人书画，就是珍玩宝贝，忽然闯进来一个只送豆腐干的另类，自然觉得可笑，于是背地里都称左宗棠为“豆腐干中堂”。

左宗棠在京城的笑话层出不穷，而且他是不近人情出了名的。当日他收复新疆，返京叙职，两宫召见。太监依照惯例向左要陛见的关节费三千两银子，左是坚决不出，眼看就要闹僵，最后还是同行的李鸿章识大体，赶紧为他代出了。

后来陛见了两宫太后，奏对很合两位老太太的心意，慈安一高兴，听说他视力下降，就把先帝咸丰的遗物一副墨晶眼镜赏赐给他。谁知后来太监奉旨颁赐时，又找他勒索礼金数千两，左宗棠顿时大怒，转身就走，先帝的老花镜也懒得要了。还是李鸿章出面，好说歹说，还了个半价，才为左宗棠领到奖品。至于豆腐干中堂的笑话，早已传遍天下。

李鸿藻还有一首词，也是写左宗棠的，是这样写的：“军营弄惯入军机，饭罢中书日未西。坐久始知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

这是李鸿藻写左宗棠入中枢之后的神态言语，令人发噱。据说是由时任浙江按察使的陈宝箴传出来的，这位就是后来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祖父，有名的清流之一。他对郭嵩焘诵读之后，便流传开来。

李鸿藻可不是普通人，李鸿藻这人眼界极高，一向以清流自命，当年慈禧夺情，不让他给父亲守制，后来慈禧的母亲死了，他也不去参加丧礼，搞得慈禧也没办法。这位可是轻易不和人开玩笑的，他能拿左宗棠来打趣，实在是对他青眼有加，一般人他还不屑拿出来说呢。

这首词的第一句，“军营弄惯入军机”，是嘲讽左宗棠普通话说得不标准。左宗棠第一回朝见，皇帝问，能够早起不？他答：在军营弄惯。“弄惯”二字，是他湖南湘阴的土话。后来这事传出，就在朝中引为笑谈，说这左某实在是个土老帽。再加上他到处送豆腐干，更使得这一些文采风流，生活雅致的富贵中人都看不上他。

而后几句则是他在内阁被众人排挤之后的写照。左宗棠一向的秉直刚介，实在不喜欢朝中那种阳奉阴违、媚言诡诈，但这已经成为晚清政坛的痼疾。当时的内阁军机，两个字，一个因循，一个苟且。部堂寺院，也是两个字，一敷衍二颟顸。自朝中以至宫中，贪腐横行，流弊深重。人人都以豪奢富丽为荣，以清廉俭朴为耻。其弊之深，已经深入人心。

因此，左宗棠一心想“从新鼓铸”，可是面对着的只能是“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有所建白，亦为同僚所尼，多中缀”的局面。而他又总是与人发生冲突，口无遮拦，这位在大庭广众之下放言无忌，指斥满人大臣目不识丁，还说旗人权贵多半不学无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犯了众怒，令满蒙籍的官员都对他恨之入骨。

最后左宗棠被内阁集体排挤，有什么事都不找他，只把他当作一尊菩萨摆在那里，以至于他每天在内阁无事可做，所以才有“坐久始知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的感叹。李鸿藻这里虽然看上去只是打趣，其中也有嘲讽之意，而对于左则是无尽的无奈，和说不出的酸楚。

于是京城流言四起，都认为左宗棠只做得地方官，做不得京官。最后终于把他弄出京城，调任两江总督。

我原来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有一段论述，其实这也适合海瑞，适合张居正，适合左宗棠。

历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和商人都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结合成权贵集团。这个集团都会滚雪球一样，飞快的壮大和膨胀，他们会因为财富的马太效应，以及权力的马太效应，掠夺整个国家的财富，造成贫者越贫穷，富者越富的局面。

他们的财富扩张，基本都是通过不公平的分配手段获得，而不是借助技术提高，专业化协作的创造手段获得的，对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不但没有贡献，反而极其有害。王安石想阻止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这样的权贵集团一旦形成，他们是不会允许任何人阻挡他们的脚步的。范仲淹不行，王安石不行，张居正不行，甚至后来的雍正也不行。唯一能让他们停下来的，是只有当矛盾发展到顶点，由黄巢和李自成来解决。　

补充===================

评论里有同学提到士大夫的问题，好吧，就以我原来的一个帖子，是写袁崇焕的，粘贴在下面，讨论一下士大夫。

中国士大夫的毛病在于眼高手低，嘴炮无敌。更让人无语的这些家伙非常的固执，认准了的事谁也没法子让他们改变主意。

比如袁崇焕这样的，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他们读多了圣贤书，以为只要有圣贤书的加成，什么事对他们都是小菜一碟，所谓君子不器。

这些家伙自高身份，对工匠之类的物理化学的自然科学不屑一顾，认为那是贱人才做的事。

他们对与经济有关的商人更是鄙夷，认为商人就是利益之徒。尽管他们一点也不拒绝发财，但他们口里总是鄙视财富，认为钱是阿堵物。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经济学会是一门学问。

更让人无语的是，这些家伙从来没有觉得军事有什么难处，在他们眼里，大明的军将就是一群粗鲁无文的军汉，这些军汉用多年战争换来的经验，用血汗换来的专业技能完全不值一提，我是进士出身的高人，打仗这样的事根本不需要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是读书人天生就会的。所以他们完全看不起那些武官。

因此袁崇焕随手就把毛文龙杀了，估计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进士老爷随手杀了一个不听话的军汉而已，他从来不觉得，毛文龙死了，他会控制不了东江那些丘八。他也从来不觉得，他这样的进士老爷会打不过皇太极那样的蛮夷。

可是袁崇焕说白了，在军事上就是个业余选手，不仅袁崇焕，大明朝前前后后派去辽东的那些督师巡抚，除了熊廷弼，大都是一群业务军事爱好者，这些人基本就和军事论坛里的喷子差不多，而他们的对手，无论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是浸淫战争多年的专业统帅，甚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军事家之一。

因此这些士大夫的失败其实没什么稀奇的，不失败才是奇怪的。知识结构，思想认识决定了袁崇焕这样的士大夫就是一个悲剧，因为这些士大夫视为真正的知识的儒家学说，发展到宋朝，已经成为一种宗教，除了圣人之言，它下意识的压制和扼杀其他一切知识。工匠之学、经济学、算学、自然科学、农学、兵学等等，都成为儒学的附属，或者说是奴婢。当做官成为唯一的信仰，就会成为社会竞争最大的障碍。因为官僚成为了唯一的正确，其他各业得不到好的发展空间，专业化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无法形成真正的社会大分工。

没有分工，没有士农工商的平等，就不会有新一轮的社会大分工，没有分工，不尊重知识，自然就没有产业革命。没有产业革命，饼子无法做大，当人口增长突破土地的极限，就是新一轮历史周期率到来的时候。当然，在此之前，如果周边的游牧民族忽然壮大，也有可能打破这个周期，那就是契丹、女真、蒙古和清了。

我曾经有个帖子说袁崇焕的死是因为他的无能。其实不仅仅是袁崇焕一个人无能，这些士大夫在轻视一切专业性知识，物理、化学、数学、军事、经济、农学等等之时，他们的悲剧早就已经注定了。

他们注定无能。

袁崇焕这样的士大夫一直延续到晚清，这一次，他们遇到的不是政治结构和科技文化水平落后的八旗，而是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欧洲人，直到被打得一败涂地，他们才被迫正视其他的知识。

社会是发展的，只有科学技术的提高，分工协作的更加专业化，社会财富的总量才会出现爆发性增长。而财富越增长，社会越发达，专业化程度就越高，分工也就越细，其实所谓的高科技，就是高程度的专业化，而这种专业化程度越高，社会管理模式和手段也就越复杂，原本儒家文化之下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也就根本无法适应，但对于以儒家，或者以官僚管理为生的士大夫来说，专业化实际上让他们不能再以外行管理内行，压迫内行，高高在上。所以反对专业化是他们的本能。

无能也是他们的本能。

再补充-------------------------------------------------、

评论里很多人提到了左宗棠和胡雪岩的问题，所以在这里谈谈吧。

先就这位霍霍zzzz同学的评论说一下。

霍霍zzzz：左宗棠下面的买办胡惟庸，贪腐中的战斗机，左自己不贪腐，但是下面各个贪腐，能洁身自好不代表可以改变他人。

这位同学，首先纠正一个错误，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他肯定做不了左宗棠的手下。我想你肯定指的是胡雪岩，胡雪岩本名胡光墉，不叫胡惟庸。发表评论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不要张冠李戴。

再纠正一个错误，胡雪岩并不是左宗棠的下属，他们两个，要进行比较准确的描述的话，应该是战略同盟的关系，或者说是合作关系。

在了解胡雪岩和左宗棠的关系之前，这里先做一个简单的普及，他们之间的故事真的很有意思。（长文预警，觉得太长的最好不看）

结识王有龄起家

众所周知，胡雪岩是靠着王有龄起家的，过程是这样的。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钱庄伙计，26岁的胡雪岩结识“候补浙江盐大使”王有龄，挪借钱庄银票500两银钱，帮王有龄补实官位（此故事来自高阳小说，有专家指出历史上王有龄并非因胡雪岩的五百两白银的资助而起家，此为小说家杜撰而已，因此有待考证），事发，被赶出钱庄。

清咸丰元年（1851年），王有龄奉旨署理湖州知府一职，不久后调任杭州知府。在王有龄任湖州知府期间，胡雪岩开始代理湖州公库，在湖州办丝行，用湖州公库的现银扶助农民养蚕，再就地收购湖丝运往杭州、上海，脱手变现，再解交浙江省“藩库”，从中不需要付任何利息。接着说服浙江巡抚黄宗汉入股开办药店，在各路运粮人员中安排承接供药业务，将药店快速发展起来。

清咸丰十年（1860年），胡雪岩37岁时，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感恩图报，鼎力相助胡氏的“阜康钱庄”。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

庚申之变（火烧圆明园）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漕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政经济。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太平军攻打杭州时，胡雪岩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食接济清军。是年底，杭州城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胡氏顿失依靠。就在这个时候，左宗棠由曾国藩疏荐担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此时胡雪岩的处境是十分微妙的，也极其危险。要知道，左宗棠所属的湘军一系，与王有龄所属的两江何桂清一系，双方是有大仇的。胡雪岩则是王有龄的心腹和钱袋子，而且名声极大，当然就成为了新上任的浙江巡抚左宗棠必欲除之的目标。

这个世界很多事，如果不是处在那个位置，是很难了解当事人当时的处境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王有龄死后，胡雪岩的处境危急到什么程度，就需要了解左宗棠所属的湘军一系，与王有龄所属的两江何桂清一系，双方的仇恨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一句话，双方是水火不容，不死不休。

湘军与两江一系大争斗

双方的仇恨来自于湘军的领袖曾国藩和两江总督何桂清。

事实上自从太平天国起义建都南京，两江总督何桂清就和曾国藩不对付。说起来这二个人可谓前日无怨后日无仇，何况当时石达开由浙、闽、赣入湘，曾国藩率军从赣入皖，攻安庆。曾何二个人一个在湖广，一个在两江，隔着上千里，本来不应该有什么冲突，但两个人就这样斗了起来，最后更是斗得你死我活，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利益。因为曾国藩和何桂清都想控制浙江。早在何桂清还在担任浙江巡抚的时候，他的眼力独到，对于扫平太平天国，就有自己的战略计划，并且说：要是把将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兵勇归我一人调度，‘定能迅奏肤功’，攻克江宁（南京），消灭太平天国。

后来何桂清做了两江总督，都督两江，自然就更想要控握浙江，获得剿灭太平天国的大功。因为他有了浙江，就掌控了皖南，要知道当时太平天国西进，攻占了安庆，安徽巡抚只好移驻皖北，对皖南鞭长莫及。皖南便归浙江管辖。要是掌控住浙江，何桂清这个两江总督就能和江西声气相通，进而控赣，实力大增。

再则浙西的杭、嘉、湖之地都是财赋重地，与江苏接壤，是大营的饷源重地。何桂清也是有追求的，想要大展拳脚，一定要掌握浙江。而当时曾国藩的湘军都是各省协饷，他自己却没有根基之地，如果能够控制浙江富庶之地，那么他就活了，所以浙江曾国藩也一定要拿到手，曾国藩与何桂清就这么斗了起来。

咸丰九年，罗遵殿出任浙江巡抚，令何桂清大为不满，因为罗遵殿是湘军的人，（罗遵殿，字淡村，安徽宿松人，进士出身，长期在湖北做官，为胡林翼所激赏，拔擢为布政使，属于湘系官僚。）而何桂清一直想以王有龄做浙江巡抚，王有龄就是何桂清的心腹。

不过后来何桂清赢了，王有龄还是做到了浙江巡抚。但他那个浙江巡抚，就是拿罗遵殿的命换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咸丰十年，李秀成出人意表，忽然进攻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兵微将寡，所以向江南大营告急，大营派遣张玉良率军万余驰援。

当时张玉良经过常州，何桂清就叫他到苏州后，听王有龄的示下（王有龄其时任江苏布政使）。三月十五日，张至苏州，军情紧急之下，王有龄却请张玉良视察苏州城垣，在苏州莫名其妙停留了二天，然后又请张玉良赴援湖州后再去救援杭州。

三月十九日，李秀成军攻破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兵败自杀。张玉良才姗姗来迟，这时已经是在杭州城破之后的第三天。

后来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人循张玉良进兵的路线详细勘察，计算时间，张于三月十五日到苏州，从苏州到杭州最多不过三日路程，要不是何、王有意阻滞，三月十八日即李秀成军攻克杭州的前一天，张便可以抵达杭州，如此李秀成也难于十九日攻克杭州，且张军一到，李秀成必然撤兵，因为要防备腹背受敌。而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太平天国军虽然攻下了杭州，但张军一到，李秀成也立即撤兵了。如此可见，罗遵殿之死，是何桂清的借刀杀人之计。而罗遵殿死后不久，四月二日，王有龄就做了浙江巡抚。

当时湘军体系整个都要气炸，可是当时的情形，曾国藩左宗棠等都远在湘赣，又没有实实实在在的证据，鞭长莫及，只好忍气吞声。

而且何桂清做得非常绝，罗遵殿战死，朝廷一般循例要抚恤的，何、王却指使高延祜上奏，弹劾罗遵殿在太平军攻杭州时‘一筹莫展，贻误生民’。最后罗遵殿的家属连朝廷的抚恤也没有捞到。曾国藩当天气得险些吐血。只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在等机会。

机会很快到来，咸丰十一年九月，李秀成攻浙江。十月，李秀成围杭州。十一月二十日，朝廷命曾国藩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事，又以左宗棠赴浙‘剿办’，浙江提镇以下均归左宗棠节制。

当时杭州被围，李元度率安越军十五个营到了浙赣边，受左宗棠的节制调遣。王有龄在杭州被围，连连呼救。曾国藩授意左宗棠‘舍浙守江’，按兵不动，左宗棠便在浙赣边上徘徊不进，勒马观变。十二月二十九日，太平军攻破杭州，王有龄穷蹙自杀。

至于何桂清，咸丰十年，何桂清兵败，弃城而逃，先奔苏，再奔沪，为薛觐堂（薛焕，何桂清心腹，时任江苏巡抚，拥兵五六万在上海，洋枪队便是他组建的，可以说是洋务派的先锋人物，可惜站错了队，一直被曾国藩打压。）等庇护，薛焕意图令何桂清戴罪立功，帮他东山再起。

曾国藩除去王有龄后，便开始算计薛觐堂，以去何桂清的羽翼。他以奔沪的苏、常士绅请援为由，使李鸿章去援沪，同时上折子弹劾薛觐堂。再以李鸿章代薛，收其兵权，去其手足。

李鸿章率淮军到苏州，立马便把何桂清下狱解京。刑部会审，拟斩立决，但以大学士祁寯藻为首，上疏申救何桂清的朝臣有十七人之多，据说当天咸丰皇帝也为之意动。

但曾国藩何等精明，在何桂清解京之初，就日夜令人留意，见状随即上折，言，‘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何桂清遂被弃市。

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除掉何桂清？

为罗遵殿报仇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何桂清是曾国藩的最大竞争对手。

当时何桂清刑部会审之后，保他的人极多，这是因为何桂清一直支持江南大营的绿营兵，遏制湘系扩张，这个举动很合咸丰的心意，咸丰不是傻子，他要用曾国藩，又一直防着他，不然湘军为什么一直都是各省协饷，没有根基之地，就是用控制后勤的手段控制湘军团练。

这样的状况下，当时刑部虽然已经拟定了何桂清的罪名——“拟斩立决”，同时又经过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合议，对刑部的判决也没有疑义，这个情况下应该就是立马执行了。

但随即居然又由清廷出面，借口“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准允“各陈所见”。这摆明了就是有意拖延，要为何桂清网开一面。但曾国藩不依不饶，上的折子咄咄逼人，又狠辣刁钻，而这时候的咸丰不得不借重湘军，只好捏着鼻子忍下，挥泪斩马谡。因为薛觐堂的兵被李鸿章收了，想要对太平军用兵，只好借重湘军。

何桂清由此完蛋了，这个难度可是比令左宗棠勒马观变玩死王有龄高多了，是典型的杀人不见血。而湘军一系扫清何桂清集团，收获也极其丰厚，左宗棠得到浙江巡抚，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曾国藩拿到了两江总督。湘军终于有了自己的根基之地，不用到处化缘了。

由此可以看出，王有龄就是被湘军活生生的玩死的，而依靠王有龄起家的胡雪岩，可以说和左宗棠是仇敌，他当时有两个选择：一、和湘军一系对抗到底；二、举手投降，躺倒挨锤。

对抗到底肯定没好果子吃，何桂清、王有龄以及薛觐堂这些大佬都死的死散的散，他一个商人，要是敢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个时候，只能投降。

可是投降也是有技巧的，左宗棠麾下人才济济，他的湘军又刚刚从各省接济，到处化缘的流浪汉，变成了浙江一省的主人。而胡雪岩掌控浙江半省财赋，不折不扣的大财主，还是大家伙的仇人一系，这就是一块真正的大肥肉，所有人盯着他眼都是血红一片。他要是躺倒挨锤，那些饿狼还不一拥而上，把他彻底撕碎了。

所以，如何防止自己被这些饿狼一口撕碎，保住家业和性命，这是胡雪岩的当务之急。

也就是说，怎么投降？这是个问题。

投靠左宗棠

胡雪岩最大的靠山倒台，就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是原来靠山的仇敌，而浙江又是胡雪岩的根本之地，所以，这时候的胡雪岩只能向湘军一系投降，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何既在保住家业根基的前提下，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胡雪岩的当务之急。

因为胡雪岩最大的优势，就是拿着浙江公库的钱当无息贷款，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使得他基本掌控了浙江的公库，他帮着王有龄等人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食等物资，完全是买空卖空。基本操作就是从财政拿了钱，到上海、宁波买来军火、粮食，然后加价反手卖给清军。反正公库的钱就存放在他的钱庄里，既有担保，又有超额利润。

王有龄倒台，浙江的公库是不要想了，同时杭州是胡雪岩起家的地方，浙江一省是他的基本盘，但因为湘军和王有龄的关系，胡雪岩只能暂时离开杭州去上海，一边躲避锋芒，一边在上海经营钱庄，不过他的眼睛却时刻留意浙江的官场和战场形势，伺机再回浙江。

胡雪岩这时权衡了自己当时的优势，因为当初杭州被围时，胡雪岩与王有龄商量，由胡雪岩冒死出城，到上海采购大米，以救杭州粮绝之急。胡雪岩购得大米1万石，运往杭州，但无法进城，只得将米转道宁波。不久消息传来，杭州城破，王有龄死了，他也坐蜡了。但他也看到了机会。

这就是湘军转战千里，部队不断扩大，而且一直都是由各省协饷，和叫花子差不多，缺钱缺粮是肯定的，尤其是粮食，毕竟湘军刚刚进入浙江，那年头地域隔阂是很严重的，相对于浙江来说，湘军就是典型的客军。而且湘军军纪实在不敢恭维，本地人不待见是正常的，所以两眼一抹黑，银子还好说点，粮食就难了，省城杭州刚刚经历大战，大军久驻，必有灾荒。胡雪岩判断，军中必定缺粮。

所以，这就是个机会。但胡雪岩和左宗棠八杆子打不上关系，他是王有龄钱袋子的事，路人皆知，左宗棠不待见他是肯定的。怎么才能见到左宗棠呢？这是一省巡抚，又不是阿猫阿狗，随便可以见到的。

但胡雪岩却有个名头，因为他当时买的这一万石大米，是以为杭州守城之用，也就是说，他办的是公务，用的也是公款，如今上一任巡抚虽然死了，杭州也没了，可他公务没有办完，既然上一任巡抚死了，他找继任的巡抚办理交接公务是顺理成章。

不过这时的左宗棠不在杭州，主攻杭州的主将是浙江藩司蒋益澧，是左宗棠的亲信。胡雪岩打算先拉拢蒋益澧，于是，胡雪岩就借着这个名头求见蒋益澧，他见到蒋益澧，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将1万石大米运至杭州，且将当初购米款剩余的两万两银子，面交蒋益澧。这样他既回复了公事，又以此证明自己并非携款逃命。

蒋益澧正是缺钱缺粮的时候，早在左宗棠所部还在安徽的时候，就 "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湘军，令他苦恼无比。

结果蒋益澧缺什么来什么，自然乐的结交一番，但是胡雪岩自称仰慕左宗棠，想拜访一下以便接近更高一级的总督大人。此时左宗棠已是闽浙总督，辖福建浙江两地。

左宗棠这时已领兵追剿太平军，正驻扎在安溪，此时拜访危险重重。胡雪岩坚持拜访，蒋益澧派人保护胡雪岩一路去安溪面见左宗棠。胡雪岩一路了解左宗棠的为人和脾气，认为此番见面不同凡响，不敢马虎。

左宗棠对胡雪岩的到来并不热情，甚至有极深的戒备之心，不仅仅因为王有龄，因为左宗棠还听到一些关于胡雪岩与太平军私底下有勾连的传言，所以一见面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根本不给他让座，“凉”了他一把。

但胡雪岩也不着急，只是无偿捐给左宗棠1万石大米和10万两银子。这个就是为了博取好感了，但他的说法很令人信服，因为当时清军打仗为鼓舞士气，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攻城部队只要攻下一座城池，3日之内，可以不必遵守禁止抢劫、奸淫的军规。胡雪岩献出10万两银子，是要换取官军不得为祸地方。

那年头维护乡梓就是政治正确，无论是升斗小民，还是士大夫阶层，都深明此理。胡雪岩的这一番表现，称得上是于公尽职尽责，于私急公好义。这一套散手下来，自然获得了左宗棠的好感。

这也就是左宗棠，别的人胡雪岩这么做是肯定不行的。因为左宗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公务上尽心尽力，有始有终。在私德上也急公好义。胡雪岩这是对症下药，投其所好。有人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很多人只看外表，看不到本质，看不到曾国藩做事的坚韧不拔，尽心尽力，只看到一些权谋小道。也看不到胡雪岩的揣摩人心，因人各异的手段。

得到好感之后，左宗棠对胡雪岩的戒备之心和不待见就慢慢消失了。但这也就是双方消除了一些误会，建立了初步的好感，胡雪岩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所以他必须在这次短短的会见时，一举说服左宗棠，改换门庭，投身到左宗棠的麾下，并且获得左宗棠的信任。只有左宗棠信任他像当初王有龄信任他一样，胡雪岩才算成功。

如今的人看历史，总是雾里看花，因为像这样的说服，基本都是很简单的记载，什么相谈甚欢，相见恨晚之类的。可是要说服一个人真的那么简单？更何况这个人还是左宗棠，左宗棠的自傲和固执是出了名的，曾国藩他都不大放在眼里，唯一看得起的是诸葛亮，常以“今亮”、“老亮”（与被称为“新亮”的郭嵩焘相对）等自称，而且他这样的自称居然还没有人觉得狂妄。你胡雪岩一个商人，没点真本事，怎么去说服一个掌握了浙江一省军政大权的老大？

但左宗棠也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他左宗棠是湘军，在浙江两眼一抹黑，手下虽然说人才济济，可是大多是湖南人，这些年基本都在湖广江西等地混，和浙江士绅也挨不上边。那年头的地域黑比如今的地域黑可是要厉害得多的。而且左宗棠十几万兵马东征，镇压太平军，每月需要的饷银达26万两之巨，朝廷又没钱，用兵打仗采取的是“协饷”的办法，也就是由各省拿出钱，做军队粮饷之用，实际上，各支部队要自己想办法筹饷。

再加上此时杭州刚刚收复，善后是一件大事，要取得成效，首先要有粮食。当时，镇压太平军实际上是左宗棠与李鸿章协同进行，太平军败局已定，左宗棠当然想争头功，这个时候，粮草军饷也是当务之急。没有粮饷，就无法进一步展开攻势，一旦“闹饷”，部队无法约束，就会出大乱子。

所以，左宗棠亟需一个熟悉浙江，与浙江士绅有很深关系，并且人脉广阔的人，将浙江一省的财富动员起来，胡雪岩揣摩了此时左宗棠的心思，当即主动提出承担筹饷重任。

有了一开始的好感，又正为这事烦恼，更重要的是，胡雪岩就是杭州人，他是钱庄跑街的出身，一张嘴那是死的能说活，活的能说死。何况论到对浙江财政状况的了解，谁能比得上他。一番交谈下来，自然就相谈甚欢。

这个说服左宗棠的过程，历史的记载就极为简单，基本就是一笔带过。我们如今也只能从当时的背景和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去窥探，想要完全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只能揣测，甚至自己去脑补和演绎。

所以大家只要结果就行了，胡雪岩此举解决了令左宗棠头痛的难题，左宗棠哪里还有不赏识的道理。用左宗棠的话说，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不但杭州得救，肃清浙江全境，他也有把握。所以随后左宗棠就马上吩咐留饭了。

资本怪物

胡雪岩获得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信赖之后，被委以重任，主持杭州城解围后的善后事宜及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使阜康钱庄大获其利，也由此走上官商之路。

实际上胡雪岩的财富扩张有两条路，一条是依托官府进行扩张；还有一条是一种全新的资本运作，这种运作已经接近西方的金融运作模式了。

举个例子。浙江宁绍台道顾文彬。顾文彬同治九年（1870年）补授浙江宁绍台道，这个道管辖包括宁波府、绍兴府和台州府，同时还兼任浙海关监督，是代表清政府在通商口岸宁波行使主权的海关负责人。

顾文彬刚刚上任，正为着打点权贵手头拮据犯愁，胡雪岩的阜康银号马上就凑上来了，为他提供无息巨额贷款，以求日后得到照应，因为浙海关的关钞解京交库历来由阜康银号经手，自然要巴结浙海关监督。

这样的事顾文彬自然顺水推舟，不会拒绝。但他在宁绍台道任上，却过得提心吊胆，以至于几次上辞呈想辞职，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胡雪岩。因为顾文彬实在看不懂胡雪岩那样的资本运作手法，只觉这人就是一个怪物，一连几年都是提心吊胆的。

那年顾文彬刚就任宁绍台道，监管宁波海关。依照惯例，清朝海关的税收，一般六成留存各省使用，四成解往北京。当时海关关税的征收权，虽然被外籍税务司夺走，但税款的保管权仍掌握在海关监督手里，宁波海关税钞由浙海关监督监收，并缴入其指定的海关银号——阜康银号，这是历任浙海关监督的惯例，顾文彬上任后自然依例而行。

而票号和官场关系密切，官僚依靠特权，把公款免息或低息存入票号，票号则给官僚支付优厚的利息，在当时这是官僚的合法灰色收入，这也是顾文彬后来修怡园的资金来源之一。

这外快虽然不少，顾文彬却很是担忧，因为当时不仅海关的巨额官款存放在阜康银号，顾文彬自己私人的大量银两也存放在阜康银号，一旦崩盘，后果不堪设想，他因此萌生了辞去宁绍台道员的念头。

不过随即他又有些动摇，同治十年，顾文彬告诉儿子顾承说，胡雪岩又新添了三个典当行，加上以前的共有七个，那时一个典当行的投资，最少也要十万两银子，顾文彬据此断定胡雪岩财力雄厚，库款存在阜康银号大概没什么问题，所以稍稍放心。

同年十二月，顾文彬在家书中写道，“胡雪岩新替杨启堂家上海一典，计本约十万，今年此公在杭州已添一二典，兹又添一典，此皆非现物不办者，不知此公家赀何以如是之巨，真怪物也。但愿其果真殷寔，则公中存项稍可放心耳。”他觉得这个胡雪岩真是个怪物，因为他实在搞不清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办典当行。

同治十三年，顾文彬又密告顾承，浙海关又要往户部解十五万两关平银，因为关税亏空，只能东挪西借，因此没有多余的税钞存在阜康银号，反而没有了胡雪岩倒账之忧。所以顾文彬又松了口气，只是他总是看不懂胡雪岩，这看不懂的东西就难免恐惧，而他只要还在任上，日后还是免不了和阜康银号这样的怪物打交道，这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搅得顾文彬寝食难安。最后终于抽身而去。

其实不仅顾文彬不懂，左宗棠也弄不懂，因为胡雪岩的资本运作已经是典型的现代资本运作模式。

从一开始帮清军采买军械，到后来向外国银行举债筹措征西军费，胡雪岩对于西方资本的运作模式是越来越熟悉，随即开始熟练的运用到自己的商业扩张之中。

比如开办马尾船厂，当时左宗棠苦于没银子，一筹莫展，就写信给胡雪岩，胡雪岩就带着银子到福州开办阜康银号的分号，请左宗棠出席开张仪式，并请左宗棠亲自在那里存款，看到闽浙总督都在阜康钱庄存钱，福建的商家纷纷把银子存进阜康银号，一夜之间就积累了丰厚的资本，随后左宗棠就从银号借出巨款办起了马尾船厂，后来船厂多次财政拨款不到位都是靠阜康拆解才挺过来。

这个过程中左宗棠看得太清楚了，因为他根本没有把银子存进阜康，不是他不存，实在是他本来就没有钱。那些存进去的钱不过是胡雪岩拿给他装样子的。

但一个马尾船厂投资数百万两之巨，胡雪岩只靠一个小小的钱庄分号就解决了，前后投入只有几万两，这种借钱生钱的本事实在让左宗棠叹为观止。但作为旧式的文人，他也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他的思维实际上还局限在有多少本钱做多大事的农业经济模式之中，所以他和顾文彬一样，对这种无法理解的事物本能的感到不安全，总有一种空中楼阁的感觉，所以才隐隐担心。

不过这些士大夫的担忧丝毫不影响胡雪岩的商业扩张，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结交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化、绍兴等地。

清同治三年（1864年），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

赌丝的影响

胡雪岩最后赌丝失败大家应该都了解，那么说一下他赌丝的一些背景和少为人知的故事吧。

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工业品和奢侈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茶叶、瓷器和丝绸三大支柱产业源源不断的运往世界各地，而全世界的金银也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出超的，但短短的二三十年，对外贸易开始出现大量逆差。由此导致晚清1870——1873年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可以这么说，这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在军事上打垮之后，经济上开始整体崩溃，然后彻底走向沉沦。这个过程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胡雪岩在决定赌丝的时候，他的命运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为什么呢？因为一直以来，丝绸、瓷器以及茶叶是中国对外出口的支柱性产品，即使是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清朝一直以一个农业国其GDP仍然居于世界第一的关键，但是从一开始，以英国人为首的欧美国家就在处心积虑的要控制这三大产业。

首先是茶叶，当时英国人在全世界疯了一样到处试种茶叶，最后在印度等地成功大规模种植，由此开始利用其规模化和产品标准等打压中国茶叶，并在欧洲市场通过补贴等手段驱逐中国茶叶，事实上到胡雪岩囤积生丝的时候，中国茶叶已经没有优势可言。

瓷器也差不多，机器制造使得低廉的洋瓷器迅速驱逐了中国瓷器。最后剩下的只有丝绸，而欧美纺织印染机器的优势，使得中国丝绸的市场也散失了，只能依靠原材料即生丝的出口，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后的支柱产业，而胡雪岩赌生丝的失败，倒下的并不是胡雪岩这个人，而是整个中国生丝。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虽然江浙和广东是中国两大产丝区，但是“生丝的市场价格不是在上海和广州、而是在纽约和里昂决定的。”而日本人则借助生丝完成了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

从金融上来说，从1860年开始，外资银行就把低利率从社会上吸收来的存款借给中国的钱庄。这种短期拆借利率为7%，低于钱庄借款时10%的利率，由此钱庄纷纷向外资银行借贷。导致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日深。

晚清1872—1873年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后果可谓相当严重，这一时期，由于交通和通讯的进步，中国的进出口大增，但贸易逆差达300余万两白银，这就使金融市场银根吃紧。

1872年初，正是中国丝茶出口的旺季，外资银行只吸收存款而不肯放出，利率甚至高达50%。同时，外资银行抬高汇价，对出口丝茶的商人施加压力，出口陷于停顿状态。1873年出口减少210余万两白银，钱庄收不回贷款。外资银行只催收贷款而不放贷，商行破产五六十家。1874年初，国内有一半以上的钱庄破产。

通过晚清的第一次金融危机（1872—1873年），外国金融机构已经基本上摸清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规律。即在正常情况下，利率大体为每年8%，但如果外资银行收回贷款，市场银根吃紧时，年利率会高达33%。后来胡雪岩的倒台，事实上又触发了大清朝的第二次金融危机，本来由于当时股票投机全民疯狂买股票已经使得市场动荡，再加上各大钱庄的“贴票”投机，市场资金链相当脆弱，而胡氏的倒台，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1883年9月，外资银行看到了占领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虽然这时市场需要大量资金，外资银行却拒绝办理短期信用贷款，由此加剧了金融动荡。到冬天，上海的78家大钱庄最后只剩下了10家，受连累的金融机构更是达到三四百家。中国的金融机构由此在外资面前全面败退。

经过这两次金融危机，中国实际上已经完全散失了所有的优势产业，同时金融被外国基本完全控制。而这样的金融环境，胡雪岩哪怕有天大的本事，他也无力回天，因为他所面对的是，是西方成体系成规模的银行和财团，他一个人本事再强，也是白搭，何况还有一堆人给他扯后腿。比如李鸿章和盛宣怀。

当时西方对中国是从金融、科技、工业产业等等呈整体的压制，这还不包括军事。胡雪岩赌丝的背景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就是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从开战之初就在谈，其后更是打打谈谈，边打边谈。早在1882年12月，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天津签订了一个备忘录，即《李宝协议》。据此，法国轻而易举得到了越南北圻的南部地区利益。但不久茹费理上台，撕毁《李宝协议》，撤回宝海，改派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重新谈判，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中法由此争端升级。

而早在1881年，盛宣怀通过自己掌握的大清电报局，胡雪岩近年的投资动向都被他掌握在手中，在得知胡雪岩要高价囤积生丝时，他就开始了秘密布局，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桩生意，从来不会想到胡雪岩的举措一旦成功，取得生丝的定价权，江浙一带会有多少丝农跟着受益，对整个国家的出口贸易又会有多大的影响。他只是一门心思的要打倒胡雪岩，因此他一边大肆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联盟出售，一面却联络各地商人和洋人买办不买胡的生丝，导致胡库存日多，资金紧张。

但这时候左宗棠还是两江总督，政治上的机会还不成熟，所以他只能观望。直到1883年，左宗棠的目疾犯了，向朝廷请假几个月，随后法军又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忙的脚不着地。李鸿章就和盛宣怀开始釜底抽薪，在胡雪岩资金链最为脆弱的时候果断出手，挤兑胡雪岩的钱庄。

1883年5月到7月，李鸿章又在上海和脱利古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外交谈判，这是中法间第二次正式谈判。最后未能成功，正是这个时候盛宣怀在上海开始对胡雪岩釜底抽薪。这也是李鸿章和盛宣怀被人诟病的原因，大战在即，却为了党争搞垮国家的首富，更把整个国家的金融弄得一塌糊涂。这样的战争又怎么能打得赢？

道德和能力有什么必要的关系吗？

我是真心觉得张居正比海瑞伟大多了。

海瑞无论活着的时候还是死了之后，虽然人人都知道他不好惹，但是也人人都知道他没法黑。

张居正呢？

帮着老师斗倒了严嵩，徐阶紧接着就开始了放纵模式，还时不时的要通过老张插手内阁。老张这种理想主义者，背着不尊师道的名声强行拒绝了。

接着呢，他还活着呢，说要改革全世界都要弹劾他，包括他的学生们。他能怎么办？

他的学生们也有理由啊，“你挑的嘛，偶像。”

死了之后，他以为自己唯一留下的改革种子也直接变脸，文正都舍不得封，封了个文忠。李东阳这种菜鸡都有资格文正。张居正这种竟然封个文忠还被褫夺……

张居正肯定羡慕海瑞啊，海瑞走的是一条阳光明媚的独木桥，一生都可以光明正大的为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奋斗，并且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海瑞则根本不理解张居正，因为张居正选择的是一条真正的勇士才会选择的道路，一条真正孤独的，没有同行者的道路。

“在我的一生中，遇到过很多的岔路口，我从来都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但是我从来不会选择那条路，因为那条路太特么艰难了……”

你说海瑞耿直，钦佩他是海刚峰。我说他可耻的当了逃兵，选择了更轻松地那条路。

谢邀。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该首先对比下海瑞和张居正的历史功绩。

海瑞的历史功绩：一、锐意兴革，清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二、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三、“一条鞭法”改革先锋。

张居正的历史功绩：一、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二、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使边境太平；三、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政体为之肃然。

以上观之，这两人都作出过较大的历史功绩，海、张二人虽处同一时代，但官职、履历皆有很大差异，因此二人之间的功绩难以对比出一个子丑寅卯。

两人的相同点：十分明白大明王朝彼时的最大弊端在于”土地兼并“及其引起的”贫富分化“。

”海瑞一生清廉没能挽救大明“，这句话表述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海瑞不光是清廉，其实他身上的标签应该还有”改革先锋“、”GDP大将“、”海青天“、”第一诤臣“等。第二，海瑞的境界很高，用老子《道德经》中一句话可以形容之，”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一辈子做到了”利民“、”不自争“、”功成身遂“。第三，海瑞的官职最高也就做到正二品，能够做到”造福一方“堪称完美收官，至于”挽救大明“，他也尝试过，不然也不至于”死谏“、”与徐阶家族为敌“，但真正需要”挽救大明“应该是高拱、张居正这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们应该干的正事。

综上所述，后人不应该用张首辅的职责要求海刚峰，如果历史真有”如果“，那么”海首辅“干得也不一定比张首辅差，说不定大明将会开创一个更大的盛世也说不定。总之，清廉并不代表”无能“，贪腐也并不代表”能臣干吏“。

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在《大明1566》中明确指出了明朝的问题，外有倭寇，内有乱民，还有自然灾害，更严重的就是皇室宗亲，占着全国绝大多数土地，却不交税，只有百姓独担赋税，各级官员又都是雁过拔毛的主。无论海瑞，张居正都无法改变这个现状，大明王朝的气数到了。

历史上的人物是立体的，但是好多人的认识只是一个点，似乎海瑞只是清流之类的，其实他很有能力，就凭把嘉靖骂吐血还能继续做官，这就是超人的本事了。

题主小时候误食过粑粑，长大后考上了清北，题主隔壁邻居的发小二狗小时候没有误食过粑粑，长大后因为学习不好上了蓝翔，这说明了什么？

我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但是题主却坚定的认为就是因为自己小时候误食过粑粑，所以才能考上清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