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初的俄罗斯是否如伏尔泰在《查理十二传》中描述的一般落后野蛮？
首先，让我们看看伏尔泰描绘中的俄罗斯。他笔下的彼得大帝，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但也正是通过他改革的“野蛮”和“强制性”，伏尔泰才凸显了俄罗斯的“落后”之处。例如，为了让俄国人接受欧洲的服饰和习俗，彼得大帝不惜动用武力，甚至强行剪掉贵族的胡须。这种“强制西化”的手段，在伏尔泰看来，确实是“野蛮”的，因为它违背了人们自由选择的原则。他还强调了俄国社会的等级森严，农奴制的普遍存在，以及文化教育的相对落后，比如识字率低，缺乏像西欧那样发达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传统。在伏尔泰眼中，这些都是俄罗斯文明程度较低的表现。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彼得大帝的改革手段激进，就断定整个俄罗斯社会都如他所描绘的那般“落后野蛮”。事实上，18世纪初的俄罗斯，正处于一个剧烈转型的时期。彼得大帝的改革，虽然以铁腕推行，但其目的是要将俄罗斯从一个相对封闭、保守的东方国家，改造成一个具有欧洲强国实力的国家。
从政治和军事层面来看：
彼得大帝的改革，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将俄罗斯打造成了一个军事强国。他废除了旧式的军队，建立了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通过与瑞典的北方战争，俄罗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获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并从中欧获得了重要的贸易通道。这标志着俄罗斯正式跻身欧洲列强的行列。在政治上，他削弱了教会和贵族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建立了新的行政和司法体系，虽然这些机构的运作可能还不够成熟，但也为日后的国家治理奠定了基础。
从经济和科技层面来看：
彼得大帝大力发展工商业，鼓励采矿、冶金、造船等产业。他引进了欧洲先进的技术和人才，建立了工厂，并鼓励对外贸易。虽然与西欧的发达国家相比，俄罗斯的经济基础仍然薄弱，工业化程度不高，但与改革前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教育和科学方面，他创办了各类学校，包括海军学校、炮兵学校、数学学校等，并派遣俄国青年到国外学习。他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虽然其影响在初期有限，但却是俄罗斯科学发展的开端。
从社会和文化层面来看：
伏尔泰着重于改革的“表面”和“强制性”，但他也必须承认，这些改革触及了俄罗斯社会深层的问题。农奴制固然存在，并且是西方批评俄国的重要论点，但彼得大帝本人并没有废除它，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加强了对农民的束缚。然而，他对贵族的义务和特权进行了重塑，要求他们接受军事或民事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在文化上，彼得大帝强制推行欧洲化的生活方式，例如要求人们穿西式服装，举行沙龙，学习外语。这些举措在当时无疑是激进的，甚至可以说是“野蛮”的，但它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为日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条件。
伏尔泰视角的局限性：
理解伏尔泰的描述，需要认识到他的立场和目的。他是一位推崇启蒙理性、反对愚昧和专制的思想家，他通过对比来突出改革的进步性，同时也可能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他赞赏彼得大帝的雄心壮志和改革魄力，但对改革中表现出的“强制”和“血腥”有所保留。他试图以一个“开明君主”的形象来展现彼得大帝，但同时也不回避其“东方专制”的痕迹。
更全面的看法：
18世纪初的俄罗斯，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正在经历“痛苦的成长”的国家。它既有“落后”和“野蛮”的遗迹，比如农奴制、文化教育的不足，也有着巨大的潜力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彼得大帝的改革，就像一把锋利的刀，既砍掉了旧有的羁绊，也带来了新的伤痛。说俄罗斯“如伏尔泰描述的一般落后野蛮”，是对当时复杂现实的简单化。俄罗斯已经开始学习欧洲，尽管是通过一种强制和粗暴的方式，但它已经迈出了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总而言之，伏尔泰的描述捕捉到了18世纪初俄罗斯改革中的一些真实侧面，特别是改革的激进性和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然而，将俄罗斯整体定性为“落后野蛮”则是一种片面的解读。那个时期的俄罗斯，正是在其“野蛮”的表象下，孕育着走向欧洲强国的希望与力量。它的进步并非平稳过渡，而是伴随着阵痛和冲突，这正是历史变革的常态。
网友意见
大致上没什么毛病。
先是这个问题，前彼得时代的莫斯科国家在欧洲的知名度怎样？
毫无疑问，17世纪中这个国家在由西、法等国组成的欧陆外交与商业体系中是无足轻重的，莫斯科国家的外交尝试，以西欧的标准来看就几乎不存在。《1800年前俄国外交概述》Обзор внешни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по 1800 г.这本档案中记载了16和17世纪的俄国外交情况，其中16世纪只有寥寥数语（整个16和17世纪俄国本土的书面史料都相当匮乏），17世纪的外交活动相对频繁但通常也只是局限在东欧和环波罗的海的范围内，交往较多就是瑞典、波兰和土耳其。英国和荷兰则因商业联系（白海航运、莫斯科瓦公司）也与俄国有一定交往，而俄国使节对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诸国的访问则极其稀少。
另外俄国也不设常驻使节，外交通常以专人专项的特使形式进行。俄国仅仅在1673-1676和1683-1700年间在华沙一处设有常驻使节；同时，沙皇也对外国向莫斯科派遣常驻使节一事非常抵触。甚至因为俄国外交人才的缺乏，这些特使很多压根儿就是由打道回府的外国人充任的，比如伊凡四世派给英国朝廷的特使Jerome Horsey就是英国莫斯科公司的驻俄员工。
后果就是西欧不了解俄国，俄国也不了解西欧；沙皇试图与法国建立共同对抗奥斯曼的同盟，当俄国使节于1687年抵达巴黎后他才知道，法国和奥斯曼已经是同盟了——而渎圣同盟是早在1536年的事情。还是那句话，莫斯科国家的外交以西欧标准来看，几乎就不存在。
上面提到过了，俄国在17世纪对外交往最多的国家就是瑞典、波兰和土耳其，然而这些国家对俄国的了解事实上也非常堪忧。17世纪中叶一名俄国外交官Г. К. Котошихин叛逃至了瑞典，改信新教，他于1660年代写了本《沙皇阿列克谢治下的俄罗斯》О России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Алексе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在斯德哥尔摩的贵族圈子中颇为流行——这本书包含了从宫廷到农村的俄国生活图景，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构成了瑞典知识阶层对俄国的几乎全部了解。
而俄国人对此事的认识是怎样的呢？事实上俄国闭塞到可能根本就没人知道这位仁兄在瑞典火了。这本书在斯德哥尔摩的贵族圈子中广为流行，在多个大学图书馆中都有收藏，古斯塔夫三世也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及了这本书，然而直到19世纪赫尔辛基大学的俄籍教授С.В.Соловьёв（去教俄语的）将其整理在俄国出版后，俄国史学界才挖掘出了这份“前彼得时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如果Котошихин没有叛逃至瑞典，没有写书，恐怕斯德哥尔摩的知识阶层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了解俄国的机会了。前彼得时代向西欧介绍俄国的著作非常有限，真的是用手都能数的过来：
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的《莫斯科记事》Rerum Moscoviticarum Commentarii，1549年出版。此时距金帐汗国被推翻已经过去了70年，然而此书依然是西欧最早的介绍俄国的著作之一，其英译版直接将其成为“对俄国的最早描述”；
Heinrich von Staden写给神罗皇帝鲁道夫二世的报告The Land and Government of Muscovy；
Jerome Horsey（上文中提到过的伊凡四世与英国朝廷间的特使）的游记Sir Jerome Horsey‘s travel；
Richard Chancellor的Account of the Russian tsar and Prince of Moscow Ivan IV
Samuel Collins的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
Anthony Jenkinson的Explorations on the Land Route to China
（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些，欢迎补充）
这些作者有的是去过俄国的外交特使，有的是莫斯科宫廷中的医生，还有不少是船长和探险家，加上上述来自俄国的叛逃者——这些“跑江湖的”就构成了16-17世纪西欧的俄罗斯研究的全部。这些真真假假的著作不仅数量很少，而且作者们大部分是英国人（因为英国在俄有商贸往来，英国的船队也对探索北方的新航线最为积极），少部分是神罗人，而法国做为一个和俄国几乎没有外交联系的国家，法国知识界难以接触这些本来就非常有限的信息并不奇怪。
另外，这些著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向西欧介绍俄罗斯，同时也是后世俄国史学界的重要史料——除了各种政令、法律、信件之外，16-17世纪有关俄国社会的著作大多都是上述那些外国人写的。在前彼得时代，别说外国人不了解俄罗斯，俄罗斯本国就没有几个能写书的文化人。说白了，不仅是西欧世界几乎只能在这些旅行者的著作中窥探俄罗斯，俄国史学界自身也需要靠这些材料去还原前彼得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而在西欧所流行的这些少数著作，往往都带有猎奇色彩，惯于将俄国描述为一个野蛮落后的异域世界。举一个现成的例子，Г. К. Котошихин的那本《沙皇阿列克谢治下的俄国》中处处凸显俄国的野蛮，在关于法律的描述中，他写道：
А смертные казни женскому полу бывают: за богохулство ж и за церковную татьбу, за содомское дело жгут живых, за чаровство и за убойство отсекают головы, за погубление детей и за иные такие ж злые дела живых закопывают в землю, по титки, с руками вместе и отоптывают ногами, и от того умирают того ж дни или на другой и на третей день, а за царское бесчестье указ бывает таков же что мужскому полу.
女性的死罪包括：渎神，偷盗教堂判处火刑；巫术、杀人判处斩首；堕胎和其他邪恶行为判处活埋。
（这段描述非常可能不是真实的，整个俄国1649年法典中就没有活埋这回事）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Rerum Moscoviticarum Commentarii英译：
Richard Chancellor：
伏尔泰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对一个这样的俄国表现出嫌恶是毫不奇怪的；然而与此同时，伏尔泰对后彼得时代的俄国是充满兴趣的，在18世纪，伏尔泰在内的西欧知识阶层和彼得堡宫廷都互相对对方有兴趣，俄国宫廷中忽然就塞满了西欧人，女皇也是伏尔泰著作的铁粉。举个例子：
在1787年的第六次俄土战争中，苏沃洛夫将军在伊兹梅尔要塞大胜土军，此役中俄军以两千人阵亡的代价消灭土军三万五千人。这场战役中俄军阵亡的最高级别将领Ивана Рибопьера（瑞士贵族），正是拿着伏尔泰的推荐信踏上前往俄罗斯的不归路（雾）的。他的曾孙是俄国奥林匹克之父Г.И.Рибопьер。
Рибопьер的家族故事绝非个例，帝俄贵族谱系中相当大比例的西欧外国人就是在彼得到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一时期来到俄罗斯的。这种交往反映出一件事，就是18世纪西欧的知识阶层对于俄国的认识，以彼得时代为界，是非常二分的：前彼得时代的军事封建君主和他的农奴们是落后且野蛮的，而后彼得时代的彼得堡宫廷则是可被接纳的，是欧洲的一份子。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界，俄国开始从野蛮进入文明，从亚洲进入欧洲；这也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上所学到的。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叙事是否全然正确，但至少18世纪俄国的改革给西欧知识界对俄国的认知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尽管伏尔泰并不认可专制君主的独断专行，但俄国专制权力主导下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正暗合了激进一派的启蒙主义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对前彼得时代俄国的否定本身就是启蒙叙事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话题是题主书中对俄国宗教的描写。
正教在俄国的生活中占据支配性的地位，而俄国正教的种种落后特征事实上并没有随着彼得对宗教机构的改革而改变太多——一直到十月革命，俄国正教中的大部分成分——圣徒、教士、最广泛的下层信众，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相比西欧的教会与神学变革，俄国正教会始终是（用ks的话来说）土狗。在俄国的正教史中，修道院往往只是教会和朝廷的财权冲突的关键词，修道院从来不像西欧一样是学问中心。修士和神职人员普遍缺乏学问，鄙视知识，前基督时代多神信仰的成分在俄国得到了比任何西欧国家都多的保留。
俄国正教会甚至长时间内没有自己的神学教育体系。按照Jan Plamper做的统计，即使在彼得改革后的1721-1810这段时间内，培养教士的神学教育机构70%都在基辅，剩下的30%（24所）只存在于彼得堡莫斯科两都。而基辅的神学教育体系还是波兰统治时期罗马海归Petru Movila按照天主教神学教育体系建设的。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俄国正教会也没有发展出任何研究世俗学问的机构，尽管这个过程在西欧完成已经有数百年了。连俄正教会对公共教育的介入，也是在政府部门的政令推动下进行的。
在西欧出现了加尔文、卫斯理的几百年后，俄国正教会的圣徒们依然难以理喻——最多的是墓穴中的苦修者，半疯的圣愚，拥有着尸体不腐和抚摸治病的神奇能力。在教会的”体制外“，А.С.Хомяков、В.С.Соловьёв、Н.А.Бердяев等一票受到过良好西欧教育的俄国贵族知识阶层在19世纪下半页发展出了俄国本土的宗教哲学，给出了关于俄国东正教教义和传统的一些新解释，然而直到20世纪俄国正教会最普遍的信徒们在宗教观念上，相比他们16世纪的祖辈，并没有什么改观。1903年Серафим Саровский（萨罗夫的塞拉芬）的封圣甚至要因为尸体有没有腐烂的问题得到皇权的亲自参与——这个时代的俄国无论文学、科学还是艺术已经是群星璀璨了，而人民和皇权依然需要一个半仙来做帝国的主保圣人。伏尔泰对俄国宗教的描述，在彼得改革的两百年后依然没有改变太多，整个帝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平民阶层处于相当割裂的状态。
在宗教与道德观念的问题上，德裔俄国神学家Julius F. Hecker在20世纪写给英美读者的、介绍俄国宗教的著作，依然和伏尔泰的说法高度相似。18世纪改革带来的剧烈变化似乎丝毫没能撼动俄国的底层生活，自己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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