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没有提出和清朝结盟（或者反过来）？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和清朝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没有提出结盟”，不如说是根本没有结盟的土壤和可能性。这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双方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观念以及当时的国际格局之中。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核心层面来剖析：
一、 根本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隔阂：天壤之别的统治哲学
英国：自由主义的雏形与君主立宪制下的商业扩张。 这个时期，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上升期，其政治体制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逐渐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虽然权力仍有国王的部分，但议会的作用日益增强，商人的话语权也在提升。英国的国家目标很大程度上与商业扩张和海外贸易紧密相连。其对外政策也逐渐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更重要的是，英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相对开放的社会思想，虽然尚未完全普及，但“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显现，对王权和教会的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
清朝：皇权至上与天朝上国的保守自守。 清朝依然是典型的集权君主制国家，皇帝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其统治哲学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强调等级秩序、道德教化，并将国家置于“礼乐文明”的中心。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天朝上国”的观念，视其他国家为“藩属”或“贡国”，对外贸易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以“朝贡贸易”为主要形式，并实行严格的“一口通商”政策，将广州作为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唯一窗口。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追求的自由贸易和平等外交格格不入。
试想一下，英国人期望的是基于自由贸易协定、互设大使馆、保护本国商人的条约体系，而清朝提供的是皇帝恩赐的贸易许可和象征性的朝贡关系。 这种制度上的根本差异，使得双方在“结盟”——一个需要相互承认主权、平等互利的政治承诺——的层面上，连沟通的起点都难以找到。清朝无法理解为何要与一个“蛮夷”之国建立平等的政治联盟，而英国也看不到与一个封闭的、对外界充满戒备的帝国结盟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利益，反而可能被其落后的制度和保守的思想所拖累。
二、 经济利益的错位与视角差异：商人与官僚的对垒
英国：追求全球市场与原料供应。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对原材料的需求以及对制成品销售市场的渴望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驱动力。英国商人渴望在中国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中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并对清朝的贸易限制感到极度不满。他们希望的是更广泛的市场准入、更低的关税、以及对他们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
清朝：以控制为首要，而非扩张。 清朝当时的经济目标更多是维持内部的稳定和皇权的巩固，而非主动寻求全球经济的扩张。尽管对外贸易能带来一些白银，但它被视为一种“恩赐”或“管制下的交易”，而非国家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清朝官员对外国商人的态度更多是“防范”和“管理”，担心其商品和人员会扰乱国内秩序，甚至传播“异端”思想。他们对英国人提出的诸多商业诉求，如自由通商、降低关税等，普遍持抵触态度。
因此，英国人想要的是“开放的通商口岸”，而清朝人提供的是“严格管制的贸易窗口”。 双方在经济上的诉求是完全不对等的，英国希望通过条约体系来规范和保障其经济利益，而清朝则倾向于通过行政命令来控制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经济利益并非能够通过“结盟”来达成共识和增进。英国商人与其说是寻求与清朝的“政治联盟”，不如说是希望通过武力和外交压力，迫使清朝接受他们提出的贸易条件。
三、 文化与观念的鸿沟：文明等级的认知偏差
英国：在“文明使命”与“实用主义”之间摇摆。 尽管英国社会存在着对东方的好奇和想象，但其对中国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有限的接触和传教士的报告。对于大多数英国人而言，中国是一个遥远、神秘、但同时又充满“落后”和“愚昧”色彩的国度。然而，在实用主义的利益驱动下，他们仍然愿意与清朝进行贸易。但他们对清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并不认同，更谈不上将其视为可以平等结盟的文明伙伴。
清朝：固步自封与“中华中心论”。 清朝的文化观念根深蒂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中心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的文明中心，而其他国家无论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相对落后的“边陲”。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封闭性，使得他们难以理解和接受与外国建立平等互利的政治关系，更遑论结盟。
文化和观念上的这种巨大差异，导致双方在看待对方时，就带着一层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英国人认为清朝是一个需要被“教化”或至少是被“改造”的落后国家，而清朝人则认为英国是觊觎中国财富和图谋不轨的“异类”。这种基于文化优越感和不信任的认知，是结盟的巨大障碍。
四、 缺乏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外部威胁
清朝的视角：内部稳定压倒一切。 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朝虽然面临一些内部问题（如人口压力、吏治腐败等），但其仍然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军事力量相对可观的帝国。其主要的战略考量是维护国内的稳定，抵御来自边疆（如中亚、西伯利亚）的潜在威胁。从清朝的战略角度来看，与一个远离自身的、且对其内部秩序并不构成直接威胁的欧洲强国进行结盟，并没有明显的战略必要性。与英国结盟，反而可能被卷入欧洲的政治纠纷，增加不必要的风险。
英国的视角：利益驱动而非战略联盟。 英国当时的主要战略对手是法国，在欧洲大陆和海外殖民地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英国的对外政策更多是围绕着维护和扩张其全球贸易网络以及海上霸权。它与清朝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利益的互动，而非战略上的伙伴关系。英国无需与清朝结盟来共同对抗某个强大的敌人，因为它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已经足以让它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其利益。英国更希望的是通过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外交压力，迫使清朝开放市场，而不是将其纳入一个复杂的联盟体系。
简而言之，双方都看不到与对方结盟的“战略价值”。 清朝不需要英国的军事援助来对抗其主要威胁，英国也无需通过与清朝结盟来对抗其主要对手。双方的“敌我矛盾”和“战略利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五、 历史和现实的制约
“抱中国不抱者”的战略算计。 欧洲列强在与清朝打交道时，往往会相互忌惮，并利用清朝来制衡彼此。英国也深谙此道，它不会轻易地与清朝建立过于紧密的联盟，以免引起其他欧洲国家的警觉，或者被清朝内部的政治斗争所牵连。
信息不对称和沟通障碍。 即使有潜在的合作意愿，有限的沟通渠道、语言障碍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也会极大地阻碍双方建立互信和理解。双方对对方的真实意图和能力都缺乏深入的了解。
总结来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和清朝之所以没有提出结盟（或反过来），是因为：
1. 政治制度和统治理念的根本差异，使得双方无法在平等的政治承诺上达成共识。
2. 经济利益上的错位和对贸易模式的根本性分歧，导致双方难以找到共同的经济合作基础。
3. 文化和观念上的巨大鸿沟，造成了深刻的不信任和认知偏差。
4. 双方在战略层面缺乏共同的敌人或共同的利益点，结盟在彼此看来都没有实质性的战略价值。
5. 信息不对称和沟通障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隔阂。
在这个时期，英国对清朝的态度，更准确地说，是“通商”和“改变”的态度，而非“结盟”。英国希望通过改变清朝的封闭政策来增进其商业利益，而这种改变最终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来实现的，而非通过政治联盟的方式。清朝则由于其自身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对任何形式的平等外交和政治联盟都持排斥态度。因此，结盟的提议，在当时的双方看来，都显得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一、 根本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隔阂：天壤之别的统治哲学
英国：自由主义的雏形与君主立宪制下的商业扩张。 这个时期，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上升期，其政治体制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逐渐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虽然权力仍有国王的部分，但议会的作用日益增强，商人的话语权也在提升。英国的国家目标很大程度上与商业扩张和海外贸易紧密相连。其对外政策也逐渐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更重要的是，英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相对开放的社会思想，虽然尚未完全普及，但“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显现，对王权和教会的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
清朝：皇权至上与天朝上国的保守自守。 清朝依然是典型的集权君主制国家，皇帝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其统治哲学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强调等级秩序、道德教化，并将国家置于“礼乐文明”的中心。在外交上，长期奉行“天朝上国”的观念，视其他国家为“藩属”或“贡国”，对外贸易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以“朝贡贸易”为主要形式，并实行严格的“一口通商”政策，将广州作为与西方国家贸易的唯一窗口。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追求的自由贸易和平等外交格格不入。
试想一下，英国人期望的是基于自由贸易协定、互设大使馆、保护本国商人的条约体系，而清朝提供的是皇帝恩赐的贸易许可和象征性的朝贡关系。 这种制度上的根本差异，使得双方在“结盟”——一个需要相互承认主权、平等互利的政治承诺——的层面上，连沟通的起点都难以找到。清朝无法理解为何要与一个“蛮夷”之国建立平等的政治联盟，而英国也看不到与一个封闭的、对外界充满戒备的帝国结盟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利益，反而可能被其落后的制度和保守的思想所拖累。
二、 经济利益的错位与视角差异：商人与官僚的对垒
英国：追求全球市场与原料供应。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对原材料的需求以及对制成品销售市场的渴望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驱动力。英国商人渴望在中国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中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并对清朝的贸易限制感到极度不满。他们希望的是更广泛的市场准入、更低的关税、以及对他们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
清朝：以控制为首要，而非扩张。 清朝当时的经济目标更多是维持内部的稳定和皇权的巩固，而非主动寻求全球经济的扩张。尽管对外贸易能带来一些白银，但它被视为一种“恩赐”或“管制下的交易”，而非国家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清朝官员对外国商人的态度更多是“防范”和“管理”，担心其商品和人员会扰乱国内秩序，甚至传播“异端”思想。他们对英国人提出的诸多商业诉求，如自由通商、降低关税等，普遍持抵触态度。
因此，英国人想要的是“开放的通商口岸”，而清朝人提供的是“严格管制的贸易窗口”。 双方在经济上的诉求是完全不对等的，英国希望通过条约体系来规范和保障其经济利益，而清朝则倾向于通过行政命令来控制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经济利益并非能够通过“结盟”来达成共识和增进。英国商人与其说是寻求与清朝的“政治联盟”，不如说是希望通过武力和外交压力，迫使清朝接受他们提出的贸易条件。
三、 文化与观念的鸿沟：文明等级的认知偏差
英国：在“文明使命”与“实用主义”之间摇摆。 尽管英国社会存在着对东方的好奇和想象，但其对中国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有限的接触和传教士的报告。对于大多数英国人而言，中国是一个遥远、神秘、但同时又充满“落后”和“愚昧”色彩的国度。然而，在实用主义的利益驱动下，他们仍然愿意与清朝进行贸易。但他们对清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并不认同，更谈不上将其视为可以平等结盟的文明伙伴。
清朝：固步自封与“中华中心论”。 清朝的文化观念根深蒂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中心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的文明中心，而其他国家无论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相对落后的“边陲”。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封闭性，使得他们难以理解和接受与外国建立平等互利的政治关系，更遑论结盟。
文化和观念上的这种巨大差异，导致双方在看待对方时，就带着一层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英国人认为清朝是一个需要被“教化”或至少是被“改造”的落后国家，而清朝人则认为英国是觊觎中国财富和图谋不轨的“异类”。这种基于文化优越感和不信任的认知，是结盟的巨大障碍。
四、 缺乏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外部威胁
清朝的视角：内部稳定压倒一切。 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朝虽然面临一些内部问题（如人口压力、吏治腐败等），但其仍然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军事力量相对可观的帝国。其主要的战略考量是维护国内的稳定，抵御来自边疆（如中亚、西伯利亚）的潜在威胁。从清朝的战略角度来看，与一个远离自身的、且对其内部秩序并不构成直接威胁的欧洲强国进行结盟，并没有明显的战略必要性。与英国结盟，反而可能被卷入欧洲的政治纠纷，增加不必要的风险。
英国的视角：利益驱动而非战略联盟。 英国当时的主要战略对手是法国，在欧洲大陆和海外殖民地都存在激烈的竞争。英国的对外政策更多是围绕着维护和扩张其全球贸易网络以及海上霸权。它与清朝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利益的互动，而非战略上的伙伴关系。英国无需与清朝结盟来共同对抗某个强大的敌人，因为它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已经足以让它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其利益。英国更希望的是通过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外交压力，迫使清朝开放市场，而不是将其纳入一个复杂的联盟体系。
简而言之，双方都看不到与对方结盟的“战略价值”。 清朝不需要英国的军事援助来对抗其主要威胁，英国也无需通过与清朝结盟来对抗其主要对手。双方的“敌我矛盾”和“战略利益”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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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和沟通障碍。 即使有潜在的合作意愿，有限的沟通渠道、语言障碍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也会极大地阻碍双方建立互信和理解。双方对对方的真实意图和能力都缺乏深入的了解。
总结来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和清朝之所以没有提出结盟（或反过来），是因为：
1. 政治制度和统治理念的根本差异，使得双方无法在平等的政治承诺上达成共识。
2. 经济利益上的错位和对贸易模式的根本性分歧，导致双方难以找到共同的经济合作基础。
3. 文化和观念上的巨大鸿沟，造成了深刻的不信任和认知偏差。
4. 双方在战略层面缺乏共同的敌人或共同的利益点，结盟在彼此看来都没有实质性的战略价值。
5. 信息不对称和沟通障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隔阂。
在这个时期，英国对清朝的态度，更准确地说，是“通商”和“改变”的态度，而非“结盟”。英国希望通过改变清朝的封闭政策来增进其商业利益，而这种改变最终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来实现的，而非通过政治联盟的方式。清朝则由于其自身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对任何形式的平等外交和政治联盟都持排斥态度。因此，结盟的提议，在当时的双方看来，都显得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网友意见
你知道为什么英法联军进北京吗？因为无法有效的和清廷沟通，中国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北京之后，才成立了一个总理衙门，那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在此之前清政府对于列强的态度就是，能蒙就蒙，能骗就骗，能混就混，能拖就拖。谈什么结盟，你会和一个不能沟通的国家结盟吗？
英国真正想在远东找一个国家结盟限制俄国的时候，都到了甲午战争了，清廷败给了日本，英国后面的确和日本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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