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天津站(曾用名天津东站、老龙头火车站)附近上行线为何走线如此曲折?

回答
天津站,这座承载着历史变迁的百年老站,曾经的“老龙头火车站”,其上行线,也就是前往北京方向的线路,走线的曲折程度,确实是很多乘客在火车上会注意到的细节。这背后,并非是为了追求“艺术感”的曲线,而是深深烙印着天津这座城市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发展以及早期铁路建设的无奈与智慧。

要理解上行线为何如此曲折,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一、 历史的起点:海河的羁绊与租界的扩张

天津站,最初的名字叫做“老龙头火车站”,顾名思义,它就建在海河入海口的龙头位置。而海河,这条孕育了天津这座城市的母亲河,同时也是早期铁路选址的最大挑战。

1. 海河的阻隔: 当初修建京津铁路(天津到北京)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跨越海河。在那个年代,跨越如此宽阔的河流,技术难度和成本都非常高。直接在海河主航道上修建大型桥梁,对当时的工程技术而言是巨大的考验。因此,为了规避这一难题,铁路的起点和早期走向,就不得不绕避主河道,选择相对容易架设的河段。

2. 租界的瓜葛: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当时天津的特殊政治背景——租界时代。英、法、美、日、俄、德、意、比、奥等国在天津设立了租界,这些外国势力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在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

外国势力的干涉: 早期铁路的修建,无论是中国自行筹办还是引进外资,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租界势力的影响。各国都希望自己的租界能被铁路经过,方便其经济和军事上的活动,同时又不愿自己的地盘被铁路“穿透”得过于影响其原有规划。
利益的博弈: 铁路的走向,变成了各国利益博弈的焦点。要通过某个租界,可能需要付出高昂的租金或 concessions(特许经营权),或者需要绕开某些敏感区域。比如,京津铁路的早期规划,就曾因为涉及俄国租界而不得不调整走向。
土地的限制: 租界内的土地所有权和规划权都掌握在各国手中,中国的筑路方很难随意征用土地。即使是走向与租界不直接冲突的区域,也可能因为租界周边的环境影响,需要进行线路的迂回。

想象一下,一条现代化的铁路,要穿过一个由多个国家各自为政、规划混乱的“拼图”区域,这本身就充满了挑战。为了避免与某些租界发生直接冲突,或者为了能够更顺利地获得沿线土地的使用权,线路往往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和迂回。

二、 工程技术的局限与经济成本的考量

在那个工程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修建一条笔直的、跨越复杂地形的铁路,与今天我们拥有先进的盾构机、高强度钢材和精密的测量技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1. 坡度与曲率的限制: 早期的蒸汽机车,在爬坡能力上相对较弱,并且对线路的曲率也有一定的要求,不能过于陡峭。因此,在遇到略有起伏的地形时,线路设计师往往会选择通过增加长度来降低坡度,而不是采用挖山填谷的方式。同样的,为了保证列车运行的安全和舒适,线路也不能有过于急促的转弯,这使得在城市密集区域或者需要避让障碍物的区域,线路只能选择更加柔和、但也就更长的曲线。

2. 征地拆迁的难题: 尤其是在天津这样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的城市,早期修建铁路时,土地征用和拆迁是一项极其困难且昂贵的任务。任何一点的笔直,都可能意味着要拆除大量的民居、商铺,或者要花费巨额的补偿。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拆迁成本和对城市正常运作的影响,线路往往会选择避让人口稠密的区域,哪怕这意味着需要走一些弯路。

3. 早期铁路建设的“权宜之计”: 很多时候,早期铁路的修建,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完美设计”,而是结合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技术条件,以及对未来发展的一定预判,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虽然线路的某些部分可能不符合现代铁路设计标准,但由于牵一发而动全身,要进行大规模的改线工程成本过高,或者会影响到既有的车站和连接,所以很多历史遗留的走线就被保留了下来。

三、 上行线为何特别明显?

你提到的“上行线”之所以走线曲折,与它连接的区域和需要避让的障碍物有关。从天津站往北京方向(上行),早期铁路的建设需要穿越当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城市肌理,并且要跨越海河的支流或者其他水网地带,同时还要考虑避让租界的界限和城市建设的布局。

向西的迂回: 为了避开早年位于天津市中心区域的一些重要建筑、租界界限,或者为了找到更合适的跨河点,线路在离开天津站后,会向西有一个明显的迂回。这个迂回的幅度,直接导致了线路的“S”形或者说是“J”形走向。
对城市发展的适应: 随着天津城市的发展,新的建筑、新的道路不断涌现,使得原本的铁路走线在后来的城市规划中显得格格不入。而铁路本身又很难再进行大幅度的改线,所以只能在局部进行微调,从而在整体上保留了早期的曲折。

总结来说,天津站上行线的曲折,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产物。

它不像现代高铁那样追求直线和速度,而是包含了老一辈铁路建设者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为了能够顺利地将铁路铺设到北京,所付出的努力和智慧的体现。每一段弯曲的线路,都讲述着一段关于天津这座城市,关于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关于那个时代的故事。下次当你从天津站乘坐火车,感受那一段段的“拐弯抹抹”,不妨也回味一下这些背后的原因,它们同样是构成我们城市独特魅力的一部分。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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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自问自答:

说在论述之前:为什么要关注这两个弯道?契机是乘坐京津城际动车组列车时,在此消耗了近5分钟时间,占全程时间约17%,但旅行路程仅占全程1%不到,是京津高速铁路速度上最大的瓶颈。如果以天津北站为终点,则北京-天津全程运行时间仅25分钟左右,对于城际列车的运营而言,一个来回节省10分钟,一天就能多跑1-2个来回(目前列车一天跑7个来回左右),而城际高铁的线位沿用了老津山线,因此研究的必要性在此。

首先,要弄懂为什么有这么曲折的道路,需要了解:

1)这一段铁路的起点在哪里;

2)这一段铁路通向哪里;

3)这一段铁路上有什么重要的节点需要经过/躲避


查阅资料,不难得到:

1)起点为1892年建成的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站)

2)通向哪里,目前的史料显示其建设之初为津芦(北京卢沟桥)铁路的一段。津芦铁路1895年12月始建,1897年通车。也就是说,建津芦铁路之前,天津站就已经存在。

3)这一段粗略看有两个重要节点,就是天津站和天津北站。那么,铁路线位和天津北站的因果关系如何?不难查阅到,天津北站(新开河站)始建于1903年,当年完工,建设理由是袁世凯看不惯在老龙头车站出行还得看洋人脸色,另修新站。因此,现有津芦铁路,后有天津北站。换言之,天津北站并不是铁路走线的必经之路。

以上事实只回答了线位必须从现在的天津站引出,但要解释线位的曲折,仍需更多信息,包括末端或重要节点(阻碍点),以及天津站为何在此(紫竹林对岸)选址。

一:有没有可能是为了躲避租界?

清末1895这样的建设时间不难让人联想到1860-1902年九国密集在天津设立租界。是不是因为当时已经存在了租界而需要避让?

九国租界图,时间大约为1912-1921年间,@风凌吹雪判断为1912-1913年间

目前的资料排除了这种可能性。1897年,津芦铁路就已经贯通,1902年袁世凯已经在天津站乘车。而与此段铁路接壤的意、奥租界于1902年设立,俄租界于1900年设立,均在铁路建成之后。其中,俄租界的设立还因过度靠近天津站而阻断了英法租界(今津湾广场-小白楼一带)去往火车站的道路,因此被迫一分为二,可以说俄租界的选址是受到了火车站的制约的,而铁路选址和租界并无太大相关。

二、不是为了躲租界,其他为了躲什么吗?

仔细观察上图可以发现,当时铁路线位周围有大量沼泽、池塘,例如意租界所在地(今意大利风情区)当年为盐坨和洼地。铁路选线为躲避这些地势低洼之地,算是合理解释。另一方面,可以发现当时存在一条河流叫金钟河(今已被填平为金钟河大街),铁路为了垂直通过河流,而拐这两个弯,也算合理的解释。

天津城厢保甲全图,制于1899,图片来自网络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在拐过第一个弯后向北通过陈家沟、十字街等地(今北岸华庭小区-碧海路-金霞路,今中远里北侧金钟路为当年金钟河道)过河?这样拐的弯好歹少1-2个(图中红线)。查阅1899年地图发现,当时此处已有人烟,放大后发现,此处为庙宇和坟地…在当时民间认为铁路破坏风水的背景下,需要避开也不奇怪了,同时此处还地势低洼。

陈家沟地区当时为祠堂、坟地,图片来自网络

到这里,两个弯的解释似乎都比较充分了,之后顺着现在的津山线走下去就没有问题了。但上图民国初年地图显示,此处的坟地祠堂十多年后就拆了,建成了商业街,祠堂似乎也没有那么动弹不得,况且修建津芦铁路在甲午战争战败后的1895年,此时铁路建设为清廷重中之重,为国家大事迁个坟好像也没啥大不了的,这样一想,当时存在坟地而绕行这个理由好像又没有那么充分了。

那么还有什么关键点位影响到了津芦铁路的走向呢?

三、旁敲侧击—西沽支线

探究天津站周边地区未果,这里就必须提及我偶然读到的西沽支线—关于天津站早期延伸线的故事。该部分大量证据引自公众号@天津记忆,我会把公号文章放在文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

从津芦铁路规划似乎找不出来什么端倪,那我们就尝试返回到天津站的设立。难道建天津站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之后可能连北京,就仓促选了这么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吗?恰恰相反,早在津唐铁路通车3个月后(1888.8)李鸿章就上奏朝廷要求修建津通(北京通州)铁路,将唐山-塘沽-天津的铁路延伸到北京,可见建天津站时李鸿章就有连接北京的规划。

那他是计划怎么连到北京的呢?现在天津站继续前行的路那么别扭。看到了下面这张图,我有了醍醐灌顶的赶脚。

盟军时局图,制于1903年,借鉴更早的地图(很可能在1888-1895间),图引自@天津记忆-天津白工XP,侵删

竟然还有这种走法!很神奇,我后来才了解到,这样的终端掉头式车站在当时很常见,早期的塘沽站(当时叫大沽口站,今塘沽南站)也是这种需要掉头换向的车站。(这里bb一句:原来当年到处是换向站,今天的高铁动车连南京南都可以跨越了…)

说回图本身,列车经津唐铁路进天津站后,原计划掉头出天津站,再通过道岔北上。也就是说,一开始并没有规划俩大弯的别扭线路(原作者天津白工XP称为小树林线位),而是本来计划中就是天津站是终点。也就是说,天津站非此址不可,即便设计成倒车站也得把天津站放这。

第二个证据是,建成天津站后1年便建成了西沽支线铁路(天津站-今唐口-今荣都嘉园小区)以运盐。西沽支线当时就是上图天津站北上的线路,在图上标注为“Railway to Pekin”(至北京铁路)。此事的背景十分复杂,根据天津白工XP的分析,很可能此图反映的是当时西沽支线线位是东环线(卫育线位,大约为唐口-卫国道-育红路-盐坨桥张兴庄-西沽)而非今小树林线位,并且推测在张兴庄地区分岔提前修建了一部分津通铁路的地基,所以此图才会有“至北京铁路”的描述。因此,这里提出第三个关键节点:张兴庄岔口


图引自@天津记忆-天津白工XP,侵删

天津白工XP绘制了上图来说明原西沽支线和小树林线位的关系。张兴庄岔口就是上图第三幅图黄线、津山线、新开河北岸的交叉口,今天此处为志成桥。今天天津北站需要联络天津西站,也须经由原西沽支线的一部分,同时该线位也被作为津浦铁路联络津芦铁路的一段,现在统称为京沪铁路。

在张兴庄处引出津通铁路正线

XP分析指出,在1889-1895有津唐+西沽铁路而无津芦铁路的天窗期,就已经有了上图的铁路+“张兴庄-杨村”的路基,即原计划从此处分出至北京铁路。我们知道,津通铁路1888.8上奏,1889.2被张之洞上奏叫停,很可能这6个月里已经按照津通铁路的线位修到了杨村。之后改修津芦铁路,由于此处已有路基,便沿用下来成为津芦铁路的一段。因此,1895年津芦铁路中改修小树林线位时,张兴庄成为了必经之地(而不能垂直跨越西沽),这两个点的连线在当时只能用两(三)个大弯进行连接。

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这一段铁路和当年的对比:

引自@别嚣张,截于2017年底,可见西沽支线末端当时还没拆,现已拆除

张兴庄岔口即是现在铁东路地铁站延育红路往东南与新开河交叉点。其中后来的去北京铁路就延用了今天的铁路线位置。这里有个背景信息需交代一下,新开河是1893年开凿的,在此之前就已经有铁路了。但新开河开凿与原西沽线、津芦小树林线位的时空先后顺序,按照目前的资料仍不确凿。

至此,小树林别扭线位的设计似乎可以说得通了:1895年末修津芦铁路的这一段时,已经存在了老西沽支线+津通铁路的一些基础,而西沽支线和津通铁路的分岔点在张兴庄,因此从经济角度考虑,张兴庄是必经之地。在经过张兴庄前,需要垂直跨越新开河(1893开凿)、金钟河,因此出现了这么两(三)个别扭的大弯。下图再放一次,并标注关键点位:

关键点位(从上到下:张兴庄岔口、新开河桥、金钟河桥、天津站)

四、彩蛋:为何天津站非此地址不可?

在1888修筑天津站(当时是旺道庄站)时,已有英法两国租界。修建津沽铁路的钱已经向英国借了外债,同时勘测是英国人金达所主持,因此一大原则就是需要看英国人脸色,绝不会离英国租界很远;其次,需要选一个地势开阔、离海河较近之处,以便接驳漕运。综合考虑就是现在的天津站了。

民国时期天津站、可见货运十分发达

如上图所示,可以发现我们现在一到天津站出来站着的海河广场、邮政大楼等区域在那时都是铁路货场。

同时,可以发现近现代火车站离大江大河都不会太远。例如上海老北站在苏州河畔、上海老南站在黄浦江畔、南京老站在长江南岸下关、浦口站直对长江、杭州城站建成初期在钱塘江畔。这和铁路初期的功能主要为货运关系较大。

建国后,基于城市建设的需求、铁路客运需求的转化,火车站都往内陆移建。上海的河边只保留了老北站,老南站被拆除;南京站被南移至玄武湖和平门;杭州站北移至现城站;北京卢沟桥站更是没了踪影。而天津站则保留了它的枢纽地位,成为了天津最重要的车站。代价是每趟京津城际高铁列车、塘沽去北京的列车都要在两个大弯耗费5分钟时间。


参考文献:

《津沽铁路的历史记忆》

《天津-西沽初线:寻踪1888-1897》来自公众号天津记忆、作者:天津白工XP 链接:




注:答主并非铁道专业,用词可能不专业,例如“终端掉头车站”。所以此答案会继续修改。如果有专业朋友,也欢迎提出修改意见。

注2:此问题难点在于对于津芦铁路建设过程记载的不完全,导致该问题推论过程不甚严谨,尤其是西沽老线“推测证实”而非证伪。目前关于津芦铁路的资料,大部分都在描述北京段的规划建造过程,天津段则以“起点为天津”一笔带过。如果有朋友知道津芦铁路建造(以及西沽线改线)天津段的记载,请评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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