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意识到了资本的剥削，世界却还是原封不动？
这个问题触及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核心，也是许多人心中的一个巨大困惑。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剥削，但世界似乎依旧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这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绝非一两句话能说清。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资本的剥削”究竟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工厂、机器、土地等），雇佣工人，并支付低于工人创造的价值的工资，从而实现利润的增长。这部分被剥削的价值，就是资本家财富的来源。从这个角度看，剥削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逻辑，是它赖以生存和扩张的驱动力。
那么，既然大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改变如此困难？
1. 意识与行动的鸿沟：
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差异： 尽管“资本剥削”的概念在左翼思想界和学术界广为流传，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种认识可能并不清晰，或者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人们可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工资的涨幅、物价的波动，或者生活中的不公，但将其归结为“资本剥削”的系统性问题，需要一定的理论框架和思考深度。
“理性经济人”的视角： 在主流经济学和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更倾向于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们认为，自己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接受一份工作，是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他们或许也知道自己的付出可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但相比于“什么都不做”，这份工作至少能维持生计。这种“接受现状”的心态，虽然不代表认同剥削，却也削弱了反抗的动力。
生活压力与个体局限： 绝大多数人每天都需要为生计奔波。高昂的房租、生活费、教育费用，让人们疲于应付，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思考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更遑论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个体力量的渺小感，也让人觉得反抗徒劳无功。
2. 资本的强大适应性和自我调节能力：
“改良”而非“革命”： 资本主义并非僵化的制度。在面对社会压力和批判时，它展现出了惊人的“改良”能力。例如，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工人权益（工会、劳动法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剥削的程度，但并没有触及剥削的根源。这些改良措施，往往被宣传为制度的进步，从而消解了进一步革命的必要性。
转移矛盾： 当国内矛盾激化时，资本可以轻易地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监管更宽松的地区。这种全球化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得本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被分散，也让国内的剥削问题变得复杂化。
收买与分化： 资本可以收买一部分工人，比如通过利润分享、股权激励等方式，将他们纳入到资本增值的链条中，成为“小股东”或者“利益相关者”。这会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化，削弱其整体的团结性。
意识形态的控制： 资本主义通过媒体、教育、文化等多种渠道，不断传播符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例如，“努力就能成功”、“市场是公平的”、“消费是幸福”等观念，会深入人心，使人们认同现有的社会秩序，甚至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个人能力不足，而非系统性的问题。
3. 组织与动员的困难：
碎片化与原子化： 现代社会强调个体主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弱化。社交媒体虽然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但更多的是碎片化的信息和短暂的情感共鸣，难以形成真正的集体认同和组织。
反抗成本高昂： 组织和参与反抗，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失业、被压制、法律风险等。在一个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人会权衡利弊，选择规避风险，而非挺身而出。
革命的路径模糊： 即使意识到了剥削，如何有效地改变它，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多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但资本主义相对不那么成熟的国家。在当代，革命的路径和目标变得更加模糊和复杂。
4. “原封不动”的表象与深层的变化：
“原封不动”是一种相对说法： 尽管我们看到世界似乎“原封不动”，但很多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例如，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社会不公的日益加剧，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系统性风险的出现，都在不断地挑战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渐进式”的调整： 很多国家也通过法律、政策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进行约束和调节，试图在资本增殖与社会公平之间找到某种平衡。这些调整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剥削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运作的某些环节。
新的反抗形式： 除了传统的工人运动，也出现了新的反抗形式，例如数字占有、数据伦理、绿色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各种强调共享、互助、社区自治的实践。这些虽然力量有限，但代表着对现有模式的一种探索和挑战。
总结来说，大家都意识到了资本的剥削，世界却“原封不动”，是因为：
意识的传播和转化是缓慢且受阻的。
资本主义拥有强大的自我调节、适应和压制反抗的能力。
个体在强大的系统面前显得渺小，组织和动员困难重重。
即使表面“原封不动”，深层的不稳定和矛盾也在积累，新的挑战和反抗形式也在孕育。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而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博弈过程。认识到剥削是改变的第一步，但真正的改变需要长期的、艰苦的集体行动，以及对更公平、更合理社会模式的不断探索。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资本的剥削”究竟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工厂、机器、土地等），雇佣工人，并支付低于工人创造的价值的工资，从而实现利润的增长。这部分被剥削的价值，就是资本家财富的来源。从这个角度看，剥削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逻辑，是它赖以生存和扩张的驱动力。
那么，既然大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什么改变如此困难？
1. 意识与行动的鸿沟：
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差异： 尽管“资本剥削”的概念在左翼思想界和学术界广为流传，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种认识可能并不清晰，或者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人们可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工资的涨幅、物价的波动，或者生活中的不公，但将其归结为“资本剥削”的系统性问题，需要一定的理论框架和思考深度。
“理性经济人”的视角： 在主流经济学和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更倾向于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们认为，自己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接受一份工作，是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他们或许也知道自己的付出可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但相比于“什么都不做”，这份工作至少能维持生计。这种“接受现状”的心态，虽然不代表认同剥削，却也削弱了反抗的动力。
生活压力与个体局限： 绝大多数人每天都需要为生计奔波。高昂的房租、生活费、教育费用，让人们疲于应付，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思考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更遑论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个体力量的渺小感，也让人觉得反抗徒劳无功。
2. 资本的强大适应性和自我调节能力：
“改良”而非“革命”： 资本主义并非僵化的制度。在面对社会压力和批判时，它展现出了惊人的“改良”能力。例如，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工人权益（工会、劳动法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剥削的程度，但并没有触及剥削的根源。这些改良措施，往往被宣传为制度的进步，从而消解了进一步革命的必要性。
转移矛盾： 当国内矛盾激化时，资本可以轻易地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监管更宽松的地区。这种全球化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得本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被分散，也让国内的剥削问题变得复杂化。
收买与分化： 资本可以收买一部分工人，比如通过利润分享、股权激励等方式，将他们纳入到资本增值的链条中，成为“小股东”或者“利益相关者”。这会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化，削弱其整体的团结性。
意识形态的控制： 资本主义通过媒体、教育、文化等多种渠道，不断传播符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例如，“努力就能成功”、“市场是公平的”、“消费是幸福”等观念，会深入人心，使人们认同现有的社会秩序，甚至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个人能力不足，而非系统性的问题。
3. 组织与动员的困难：
碎片化与原子化： 现代社会强调个体主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弱化。社交媒体虽然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但更多的是碎片化的信息和短暂的情感共鸣，难以形成真正的集体认同和组织。
反抗成本高昂： 组织和参与反抗，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失业、被压制、法律风险等。在一个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人会权衡利弊，选择规避风险，而非挺身而出。
革命的路径模糊： 即使意识到了剥削，如何有效地改变它，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多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但资本主义相对不那么成熟的国家。在当代，革命的路径和目标变得更加模糊和复杂。
4. “原封不动”的表象与深层的变化：
“原封不动”是一种相对说法： 尽管我们看到世界似乎“原封不动”，但很多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例如，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社会不公的日益加剧，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系统性风险的出现，都在不断地挑战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渐进式”的调整： 很多国家也通过法律、政策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进行约束和调节，试图在资本增殖与社会公平之间找到某种平衡。这些调整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剥削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运作的某些环节。
新的反抗形式： 除了传统的工人运动，也出现了新的反抗形式，例如数字占有、数据伦理、绿色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各种强调共享、互助、社区自治的实践。这些虽然力量有限，但代表着对现有模式的一种探索和挑战。
总结来说，大家都意识到了资本的剥削，世界却“原封不动”，是因为：
意识的传播和转化是缓慢且受阻的。
资本主义拥有强大的自我调节、适应和压制反抗的能力。
个体在强大的系统面前显得渺小，组织和动员困难重重。
即使表面“原封不动”，深层的不稳定和矛盾也在积累，新的挑战和反抗形式也在孕育。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而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博弈过程。认识到剥削是改变的第一步，但真正的改变需要长期的、艰苦的集体行动，以及对更公平、更合理社会模式的不断探索。
网友意见
这里只谈中国的情况，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对中国社会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难有大的工人革命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归因于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由更细致的分工导致了社会分化，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分化。
需要注意到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工人内部的阶层分化开始产生，由原本单一的受雇于国企的产业工人转换为产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三大群体，这三大群体在利益上具备很大的分化，并且产业工人受惠于中国特有的单位制度，能享有远超其他工人阶级的福利。
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之后，又产生了新的分化，国企普遍开始采取外包的形式，将部分产业外包到下层级的私企，而这些私企的员工普遍是临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衰落，虚拟经济正在崛起，这导致灵活就业的工人阶级这样一个新的阶层正在产生，他们缺乏社会福利保障，劳工权益也受困。比如外卖小哥就没有三险一金。
这种基于社会分工产生的分化使得社会各群体之间，尤其是底层群体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他们受过的教育、职业习惯、以及工作环境都不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向团结起最广大的无产阶级进行一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并不符合实际。
就我对官方的公文阅读分析来看，目前官方倾向的最理想的状态是，社会各个利益团体之间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法团，这些法团会和政府以及个人以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进行沟通交流，一起进行社会有效治理。也就是西方新社会民主主义的参与式民主，或者更贴近一种新左派的思维。
但在这样的深化改革路径中，政府的功能部分分割到社会组织那里，大多数还是落到了企业的手里，因为在目前的中国来看，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人才发展不足，也缺乏源生动力，因此很多时候不得不让企业主来承担部分社会责任，这不是一件好事，无形当中扩大了资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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