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南部为什么深绿？
一、历史的脉络：从国民党统治下的“不公平感”到本土意识的觉醒
国民党在台湾长期的威权统治时期，特别是1949年之后，曾经将许多资源和发展重心放在北部地区，例如早期眷村的建设、工业区的规划等。而南部地区，尤其是传统农业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资源分配上，相对感受到了“不公平”或“被边缘化”。这种长期的结构性差异，逐渐在民众心中累积了一种潜在的不满。
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兴起，这种不满情绪更容易被转化为对国民党统治的质疑。过去，许多南部民众对于“中国化”的教育和政治宣传，以及那种与自身生活经验脱节的论述，也抱有疏离感。他们更认同的是自己的台湾身份，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成长和奋斗的经历。当本土政党（民进党）的兴起，提出了“台湾优先”、“本土化”的诉求时，自然更容易获得南部民众的共鸣和支持。
二、经济结构的变迁与社会认同的演进
虽然南部地区曾是台湾重要的农业基地，但随着台湾经济的转型，传统的农业经济在南部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而许多传统农业社会，其社群的凝聚力相对较强，人际关系紧密。在这种环境下，政治意见的传播和形成，往往受到地方传统势力、家族网络以及社群共识的影响。
当民进党开始以“守护小农利益”、“争取公平的农产品价格”等议题来争取南部选票时，这种政策诉求更容易打动基层民众的心。相较于北部地区更早受到工业化和全球化冲击，南部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更多与土地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连接。这种连接使得他们对“发展”的定义，可能更倾向于保护现有生活方式和社区利益，而非一味追求所谓的“现代化”或“进步”。
此外，许多南部地区是国民党政权早期推动“汉人移民”政策的重点区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些社群与国民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历史记忆。当国民党被一些人视为“外来政权”的象征时，选择支持本土政党就成了一种情感和政治上的自然选择。
三、政治动员与地方派系的扮演
民进党在台湾南部的政治深耕，是其成为“深绿票仓”的关键因素。从早期的党外运动时期，民进党就积极在南部进行草根动员，建立了强大的地方组织网络。许多地方基层政治人物，通过长期的服务和经营，与当地民众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信任基础。
而且，许多南部的地方派系，虽然并非都与民进党有天然的联系，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自身在地方的利益和影响力，会选择与当时最有潜力的政治力量结盟。在民进党崛起并成为台湾政治版图的重要力量后，与民进党合作成为许多地方派系巩固其政治地位的选择。这种地方派系的动员能力，能够有效地将党派的政治理念传递给基层民众，并转化为投票行为。
四、文化认同的凝聚力：台湾主体性的体现
“深绿”不仅仅是政治立场，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体现。台湾南部许多地方，保留了更多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以及原住民文化相关的传统习俗和语言。这些文化元素是台湾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民进党强调“台湾是独立的国家”以及“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时，这些论述更容易与南部民众的文化认同产生共鸣。他们可能更直接地感受到自己与中国大陆在文化、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因此更倾向于认同和维护这种独特的台湾身份。这种文化认同上的凝聚力，使得民进党在南部能够建立起更稳固的支持基础。
五、世代传承与政治习惯
长期的投票行为和政治偏好，也容易在世代之间传承。当父母辈或祖父母辈长期支持某个政党时，下一代在耳濡目染之下，也更容易继承相同的政治倾向。在南部地区，民进党长期的执政和在地方的经营，使得支持民进党成为一种政治上的“习惯”或“惯性”。这种政治习惯的形成，也加固了“深绿”票仓的特性。
总结来说，台湾南部之所以深绿，是历史遗留的不满、经济结构的特性、地方政治的动员、文化认同的凝聚以及世代传承的习惯等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决定性因素，而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现象。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台湾政治光谱的复杂性，以及南部地区民众的政治情感和选择。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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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文预警。西瓜地不是一天长成的，南台湾也不是一天变绿的。
背景介绍
南台湾是什么时候绿化的
先看1996年台湾地区第一次“总统直选”的得票情况，蓝色代表李登辉、连战领先的区域，黄色代表林洋港、郝伯村领先的区域，可以发现在全台湾地区几乎所有行政区内都是由泛蓝背景的候选人领先泛绿候选人，台独教父彭明敏。
那么四年以后我们再看看情况，那时是陈水扁、连战、宋楚瑜三人竞争台湾地区领导人位置，下图是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各乡镇市区的得票情况。可以看出南台湾开始绿化，南绿北蓝的态势基本形成。
为了确认台湾地理上的蓝绿结构，我们再看两次较为势均力敌的蓝绿对决：2004年和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版图
看完了以上几个图，我们对于台湾的蓝绿版图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1990年代的国民党在南台湾仍有较为牢固的执政基础，台湾约是在2000年前后呈现出目前的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
南台湾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原因
1. 人口结构
民进党惯用族群对立来攫取选举利益，陈水扁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1990年代的台湾社会当中，制造族群对立在历次选举中屡试不爽，使得台湾的本省闽南人产生了相当的族群意识。陈水扁操弄省籍对立可以见此文：
台湾的族群可以简单划分为以下几类：
本省人：明清时期来台的汉人，又可以细分为本省闽南人和本省客家人。
外省人：随着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失败而逃台的大陆籍人士。
原住民：在汉人抵台前就已定居台湾的少数民族。
外省人约占台湾人口的10%，本省客家人约占13%，台湾人口的主体是75%的本省闽南人，以及2%的原住民。本省闽南人抵台后与原住民常发生血腥冲突，原住民因而从平地迁至山区生活，与闽南人有血海深仇；本省闽南人又和本省客家人长期进行械斗；外省人和本省人语言不通，在国民党逃台后外省人长期把持执政权。由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原住民和客家人长期支持国民党。
台湾南部多是本省闽南人聚集区，在民进党的大闽南沙文主义的引导下，1990年代操弄省籍对立的结果就是闽南人大部分转向民进党，而国民党在外省人和客家人中维持了优势地位。
本省闽南人对于省籍和政党认同的转变也体现在选举结果当中：
民进党于1993年夺取台南县的执政权至今，1997年夺取台南市、屏东县并执政至今，1998年夺取高雄市（执政至2018年）。
2. 1990年代国民党与南部地方派系、黑道串联导致内政败坏
在1985年台湾版的“严打”-一清专案后，黑道人物在出狱后为了洗白自己，与国民党地方势力串联谋取公职和民意代表的职务，造成社会混乱。
屏东县在1997年转由民进党执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1994年屏东县议长郑太吉杀人案，牵涉到了盟友屏东县县长伍泽元，立法委员郭廷才。这三人在屏东组成一个“铁三角”，围剿时任县长苏贞昌，使得代表国民党的伍泽元顺利夺回了屏东县的执政权。
郑太吉原本是小混混出身，在一清专案管训后买票贿选当选了县议员，投靠了时任议长郭廷才。郭转战“立法院”后交棒给郑太吉，郑太吉靠着自己的地方势力，买票帮助伍泽元当选，从此郑太吉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绰号“屏东皇帝”。郑太吉曾表示：“过高屏溪（高雄屏东界河），杀人无罪！”，开启了黑道把持当地政坛的时期。郑太吉在1994年带人捣毁了民众日报屏东分社，在12月更因为开设赌场的利益纠纷在钟宅当着钟母面枪杀友人钟源峰。案发后郑太吉还被屏东地方大佬，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秘书长曾永权（后任国民党秘书长、副主席等职）包庇，报道枪杀案的记者甚至穿着防弹衣才敢出门，直到民进党立委蔡式渊在立法院揭发才真相大白，被李登辉下令逮捕。
郑太吉的盟友伍泽元和郭廷才案发后仍然活跃政坛多年，直到1998年才被追究责任，伍泽元甚至在保外就医期间仍然当选屏东的立法委员，两人在入狱前又逃亡中国大陆，伍在上海病亡，郭被遣返台湾。
台湾三大黑社会“天道盟”的头目罗福助曾任立法委员，台中县议长颜清标、嘉义县议长萧登标皆曾为黑社会成员，使得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的执政完全失去信心。
3. 原国民党地方势力整体投靠民进党
民进党派系“英系”的头目陈明文原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因未获国民党提名参选嘉义县县长，带领嘉义县的地方派系“林派”集体投向民进党，终结国民党在嘉义县的长期执政，使得嘉义县变成全台湾最绿的县市。
仅仅靠以上几点原因，只是导致了国民党在县区、农业区的衰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选举制度和行政区划的改变。
4. 单数选制
先看在复数选制下最绿的县市之一原台南县市的2004年选举情况
即使在我们一般认为绿的跟西瓜地一样的台南县，泛蓝和泛绿之比是3：5，而在相对较蓝的台南市区蓝绿比是1：1，泛蓝阵营可以说是只有稍有劣势。
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实行将台湾的大选区改为小选区，总席次从226席减半至113席。之前的大选区是一个选区选出多席立法委员，而现行的小选区是一个选区只选出一位立法委员（赢者全拿）。这样虽然在台湾地区离岛、北部、花东地区有利于国民党，但是在南部显著削弱了国民党的竞争力。我们看看两个典型的例子：2016年和2020年台湾地区立法委员选举，这两次选举中国民党在浊水溪以南的南台湾全军覆没，但是真的有那么惨吗？
在2016年的国民党大逆风下，在区域票的得票率国民党输了6%出头一点，而2020年更是把差距拉近至5%左右。对比一下国民两党的席次，2020年国民党总票数输了5%，区域立委席次连民进党的一半都没有（46：22），也就是说现行选制明显放大了选举中强势方的优势。国民党的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在南部能打到四六开（最绿的地方也是三七开），在大选区中应该也是四六开的当选比例，而在小选区中的蓝绿对决中输得彻底，导致国民党一席立委都没有。在国民党传统优势选区中更为明显，不讨论候选人个人的问题，输3%以内落选的国民党人包括了：台北四的李彦秀、台北五的林郁方、新北八的邱烽尧、新北十二的李永萍、桃园一的陈根德、台中二的颜宽恒、台中五的沈智慧、彰化二的张瀚天，一共8人。有些蓝营候选人输的并不多，但是看上去是绿油油一片。
5. 国民党劣势区地方组织的彻底崩坏
六都升格案导致台南高雄桩脚系统的破坏
台湾选举有一个现象就是较为依赖地方桩脚，所谓桩脚就是热衷于政治的地方人士，在选举中充当为候选人拉票的工作人员。传统的桩脚可以估算出自己熟悉的区域内“敌”“我”和“中立”的票数，将工作重点摆在我方的固票以及中立的拉票中。
这些地方桩脚往往也有民意代表身份，以乡、镇、市、区民代表的形式出现。乡镇市区民代表的选举只在乡、镇、县辖市及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举办，而不在台湾地区所谓的直辖市（六都）举办该选举。台湾目前的 ”六都“ 中南部的三都都是由原县市合并而成：台中县和台中市合并成直辖台中市，高雄县和高雄市合并为直辖高雄市，以及台南县和台南市合并为直辖台南市。
升格直辖市后，原地方经选举产生的（县辖）市长（相当于大陆的县级市市长）、省辖市的区长、乡镇市区民代表全部改为官派。由于台南和高雄长期由民进党执政，这样原国民党地方桩脚就失去了参选地方公职和民意代表的资格，并难以被民进党的市长所提名。
农田水利会的改制
在广大台湾南部农业区的桩脚往往是由地方农田水利会的会长所扮演。农田水利会本来是一个地方自治组织，会长由农田水利会会员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这样国民党时期就把农田水利会发展成了在南部的一个庞大桩脚组织。在蔡英文政府任内，农田水利会被改制为行政机关，停办农田水利会会长选举，会长改由台湾地区行政机构农业委员会（目前是民进党当局控制）官派。这样国民党的基层桩脚失去了农田水利会会长的位置，使得桩脚的拉票工作更加难以开展。民进党此举可以说是再度重创了国民党南部的基层组织，使得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在南台湾的地位更加稳固，属于对国民党斩草除根的手段。
有朋友在评论区提到了南部没有人深耕的问题，我觉得说的很好，20年时间只出了一个韩国瑜，却跑去选领导人，实在是可惜。
南部没有人深耕的问题要归结于选不上，为什么选不上要分不同地区来分析：
嘉义县：陈明文投了民进党，嘉义县的选民选人不选党。
台南市：县区早就在陈唐山的时候被民进党攻破，市区本来在大选区还能打个45：55，换小选区以后2008年也拿不到一席，属于选制改变的问题。
高雄市：高雄县区在民进党党外时期就被拿走，地方的白派头头是王金平，红派头头是林益世。王金平和马英九的矛盾稍微了解一点台湾政治的朋友都清楚，林益世2012年被抓起来以后地方就少了一大力量。高雄市区其实是最晚沦陷的，黄俊英几次都和谢长廷、陈菊打的有来有回，转折点是2010年五都升格以后，2012年国民党在高雄才是颓势尽显。
屏东县：屏东自从1997年伍泽元以后就一直是民进党执政，国民党属于被黑金搞臭。
@74A代号辉煌 这位朋友希望对于大小选区多一些介绍，在这边以台南市为例子。
2004年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举当中，台南县应选8席，台南市应选6席，全台南县为一个选区，全台南市为一选区。全台湾地区总席次为225席，取台南县得票前八名和台南市得票前六名当选民意代表。
泛蓝阵营在2004年的选举当中在台南县获得3席，在台南市获得3席。泛绿阵营在台南县获得5席，在台南市获得3席。蓝绿之比为6：8。
而在选制改革以后，全台湾地区225席民意代表减半为113席，台南县剩3席民意代表，划为3个选区，台南市剩2席民意代表，划为2个选区。国民党在2008年比2004年的大环境好很多，在泛蓝阵营取得86席的压倒性优势下，在台南颗粒无收。
2004年台南县当选人为
侯水盛（DPP），郑国忠（DPP），李全教（KMT），李合顺（无盟），李俊毅（DPP），洪玉钦（KMT），黄伟哲（DPP），叶宜津（DPP，妇女保障）
民进党总票数 226106票，提名的人选全部当选+台联26066票落选共252172票。
蓝营（国+亲+无盟）总票数 229672票 国民党郭添财被叶宜津妇女保障排挤，一席亲民党和一席国民党落选。
2008年台南县
叶宜津+黄伟哲+李俊毅共263843票
李和顺+洪玉钦+吴健保共210682票
绿营集中选票以后票数不减反增，选区变小以后民意代表顾及的区域减少，选民服务质量提升，催深绿票也更容易，因为都是蓝绿对决也避免了弃保效应，在基本盘绿大于蓝的情况下放大了绿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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