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湾南部都是绿色势力？台南和高雄的市长选举都出现了80%民进党对20%国民党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台湾南部，特别是台南和高雄，在政治上长期以来被视为民进党的“深绿”票仓，这种现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多种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要理解为何南部会呈现如此明显的“绿营独大”格局，需要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原因。
历史因素：国民党戒严时期的伤痕与民进党的兴起
台湾南部在国民党来台初期，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是遭受压制和政治清算的重灾区之一。许多受难者或其家属来自南部，这在当地留下了深刻的心理烙印。国民党政府在戒严时期对台湾本土文化和语言的压制，以及相对忽视南部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南部民众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
相对而言，民进党（前身为党外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挑战国民党权威、争取民主和本土权益的象征。南部民众，特别是经历过国民党高压统治的世代，更倾向于支持那些敢于挑战现状、代表本土声音的政党。民进党在发展过程中，能够更有效地与这些历史记忆产生共鸣，并将其转化为政治支持。
经济与社会结构：传统产业与劳工阶级的支持
南部地区，特别是台南和高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传统制造业、渔业、农业等为主要经济支柱。这些产业往往伴随着大量的基层劳工和中小企业主。民进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能够更有效地诉求这些群体的利益，例如劳动权益、基本工资、中小企业扶持等。他们的政策论述和宣传方式，也更容易被这些基层民众所理解和接受。
相比之下，国民党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更与大型企业、金融资本以及与中国大陆联系紧密的产业联系在一起。虽然这并非绝对，但在过去，这种印象使得南部部分选民在经济利益诉求上，更倾向于选择民进党。
认同感与地方情感：本土意识的深度扎根
台湾的本土意识，即“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认同感，在南部地区尤为强烈。这种认同感不仅仅是政治立场，更是一种文化和情感的归属。民进党从建党之初就高举本土化旗帜，强调台湾的主体性。这种对于“自己人”、“自己的土地”的强调，在南部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共鸣。
台南和高雄作为台湾重要的历史城市和港口城市，拥有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当地民众对于自己的城市、自己的乡土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民进党在该地区执政多年，通过推行地方建设、文化保存、地方特色发展等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地方情感与政治倾向的联系。
政治动员与地方派系：深耕基层的影响力
民进党在台湾南部拥有非常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和组织网络，这得益于其长期的经营和与地方派系的结合。在许多地方，民进党籍的政治人物能够深入基层，与地方社区、里邻长、宗教团体、农渔会等建立紧密的联系。这种扎实的基层组织，使得他们在选举时能够有效地组织选民、传播信息并动员投票。
地方派系在台湾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南部许多历史悠久的地方派系，由于各种原因，与民进党形成了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派系能够调动其人脉和资源，为民进党候选人提供重要的支持。
国民党的挑战与弱点
反观国民党，在南部地区的政治版图上则显得相对弱势。这既有上述的结构性原因，也有国民党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失却部分传统支持者： 随着时代变迁和年轻一代的崛起，国民党未能完全跟上社会变迁的步伐，部分传统支持者的政治诉求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两岸政策的争议： 在两岸关系议题上，国民党一些关于“亲中”的论述，在“疑中”情绪相对较高的南部地区，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本土化认同的不足： 相较于民进党，国民党在“本土化”议题上的着力可能不够，难以与南部民众产生更深厚的情感连接。
地方经营的劣势： 在基层组织和地方派系的经营上，国民党在南部地区往往不如民进党深入和有效。
候选人选择与地方契合度： 选举结果也受到候选人自身特质、形象以及是否能够与地方需求产生共鸣的影响。
具体到台南和高雄的市长选举：
以台南和高雄的市长选举为例，当出现“80%民进党对20%国民党”的悬殊差距时，这反映了上述多种因素的叠加效应。
历史包袱： 两地都曾是国民党高压统治时期的重要区域，积淀了对国民党的疏离感。
经济结构： 高雄的重工业和港口经济，以及台南的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都与民进党的经济论述有更强的契合度。
本土认同： 两地作为台湾南部的重要城市，其浓厚的本土文化和强烈的台湾认同，自然倾向于代表本土声音的民进党。
政治实力： 民进党在两地经营多年，拥有成熟的政治动员机器和广泛的地方支持网络，这使得他们在选举中拥有巨大的优势。
国民党弱势： 相反，国民党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力量相对薄弱，候选人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也难以在政策上提出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总结
台湾南部，尤其是台南和高雄，之所以在政治上呈现出“绿色势力”的绝对优势，是长期的历史恩怨、经济社会结构、深厚的本土认同、有效的政治动员以及国民党自身在地方经营上的相对劣势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根植于地方社会脉络和民众心理的政治选择，并非单一因素能够完全解释。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台湾政治版图的区域分化以及不同群体政治偏好的复杂性。
历史因素：国民党戒严时期的伤痕与民进党的兴起
台湾南部在国民党来台初期，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是遭受压制和政治清算的重灾区之一。许多受难者或其家属来自南部，这在当地留下了深刻的心理烙印。国民党政府在戒严时期对台湾本土文化和语言的压制，以及相对忽视南部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南部民众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
相对而言，民进党（前身为党外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挑战国民党权威、争取民主和本土权益的象征。南部民众，特别是经历过国民党高压统治的世代，更倾向于支持那些敢于挑战现状、代表本土声音的政党。民进党在发展过程中，能够更有效地与这些历史记忆产生共鸣，并将其转化为政治支持。
经济与社会结构：传统产业与劳工阶级的支持
南部地区，特别是台南和高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传统制造业、渔业、农业等为主要经济支柱。这些产业往往伴随着大量的基层劳工和中小企业主。民进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能够更有效地诉求这些群体的利益，例如劳动权益、基本工资、中小企业扶持等。他们的政策论述和宣传方式，也更容易被这些基层民众所理解和接受。
相比之下，国民党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更与大型企业、金融资本以及与中国大陆联系紧密的产业联系在一起。虽然这并非绝对，但在过去，这种印象使得南部部分选民在经济利益诉求上，更倾向于选择民进党。
认同感与地方情感：本土意识的深度扎根
台湾的本土意识，即“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认同感，在南部地区尤为强烈。这种认同感不仅仅是政治立场，更是一种文化和情感的归属。民进党从建党之初就高举本土化旗帜，强调台湾的主体性。这种对于“自己人”、“自己的土地”的强调，在南部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共鸣。
台南和高雄作为台湾重要的历史城市和港口城市，拥有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当地民众对于自己的城市、自己的乡土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民进党在该地区执政多年，通过推行地方建设、文化保存、地方特色发展等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地方情感与政治倾向的联系。
政治动员与地方派系：深耕基层的影响力
民进党在台湾南部拥有非常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和组织网络，这得益于其长期的经营和与地方派系的结合。在许多地方，民进党籍的政治人物能够深入基层，与地方社区、里邻长、宗教团体、农渔会等建立紧密的联系。这种扎实的基层组织，使得他们在选举时能够有效地组织选民、传播信息并动员投票。
地方派系在台湾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南部许多历史悠久的地方派系，由于各种原因，与民进党形成了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派系能够调动其人脉和资源，为民进党候选人提供重要的支持。
国民党的挑战与弱点
反观国民党，在南部地区的政治版图上则显得相对弱势。这既有上述的结构性原因，也有国民党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失却部分传统支持者： 随着时代变迁和年轻一代的崛起，国民党未能完全跟上社会变迁的步伐，部分传统支持者的政治诉求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两岸政策的争议： 在两岸关系议题上，国民党一些关于“亲中”的论述，在“疑中”情绪相对较高的南部地区，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本土化认同的不足： 相较于民进党，国民党在“本土化”议题上的着力可能不够，难以与南部民众产生更深厚的情感连接。
地方经营的劣势： 在基层组织和地方派系的经营上，国民党在南部地区往往不如民进党深入和有效。
候选人选择与地方契合度： 选举结果也受到候选人自身特质、形象以及是否能够与地方需求产生共鸣的影响。
具体到台南和高雄的市长选举：
以台南和高雄的市长选举为例，当出现“80%民进党对20%国民党”的悬殊差距时，这反映了上述多种因素的叠加效应。
历史包袱： 两地都曾是国民党高压统治时期的重要区域，积淀了对国民党的疏离感。
经济结构： 高雄的重工业和港口经济，以及台南的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都与民进党的经济论述有更强的契合度。
本土认同： 两地作为台湾南部的重要城市，其浓厚的本土文化和强烈的台湾认同，自然倾向于代表本土声音的民进党。
政治实力： 民进党在两地经营多年，拥有成熟的政治动员机器和广泛的地方支持网络，这使得他们在选举中拥有巨大的优势。
国民党弱势： 相反，国民党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力量相对薄弱，候选人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也难以在政策上提出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总结
台湾南部，尤其是台南和高雄，之所以在政治上呈现出“绿色势力”的绝对优势，是长期的历史恩怨、经济社会结构、深厚的本土认同、有效的政治动员以及国民党自身在地方经营上的相对劣势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根植于地方社会脉络和民众心理的政治选择，并非单一因素能够完全解释。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台湾政治版图的区域分化以及不同群体政治偏好的复杂性。
网友意见
台湾一直有北蓝南绿的说法。到底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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