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湾直到明朝末年才被大陆开发？
首先，我们得明白中国大陆本身在明朝之前的开发程度。数千年来，中华文明主要集中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这里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孕育了早期农业社会的繁荣。每一次朝代的更迭、经济的重心的转移，都更倾向于在已经开发的区域内进行深化和扩张，而不是贸然向陌生的海域进军。古代交通工具的限制也是一个巨大的瓶颈。虽然中国人很早就有了航海技术，但远洋航行始终是充满风险的活动，需要强大的国家支持、成熟的技术积累以及可靠的贸易需求作为驱动。
再来看台湾岛本身。在明朝末年之前，台湾的环境与大陆是截然不同的。它更像是一片未经驯服的土地，森林茂密，山高谷深，河流湍急。岛上居住着原住民各族群，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以渔猎和简单的农耕为生，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从大陆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开发难度是显而易见的。缺乏耕地、原始的生存条件以及未知的自然环境，对于习惯了大陆相对稳定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迁徙到台湾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决心。更何况，那个时代的“开发”更多的是指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和城镇建设，这在台湾复杂的地形条件下并非易事。
此外，地理位置和海洋因素扮演了关键角色。台湾海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水沟”，在古代一直是海上的险阻。洋流湍急，风浪莫测，对于当时缺乏先进导航设备和大型船舶的航海者来说，穿越海峡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这种天然的地理屏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陆人口向台湾的迁移和经济活动的开展。
那么，为什么直到明朝末年才发生转变呢？这要归功于明朝末年一系列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驱动力：
一、政治动荡与人口压力：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李自成起义的爆发，导致中原地区生灵涂炭，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同时，清朝在东北的崛起，也对明朝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一部分失去土地和生计的人们，或者为了躲避战乱，或者为了寻求新的生存机会，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而与大陆仅一水之隔的台湾，自然成为了一个相对可行的选择。
二、海禁政策的松动与海商的活跃： 在明朝中前期，为了防止海盗和倭寇的侵扰，朝廷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民间与海外的正常交往，包括向台湾的移民和开发。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海上贸易的日益活跃，以及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加，海禁政策开始出现松动。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商，尤其是以郑芝龙为代表的势力，他们拥有强大的船队和海外贸易网络，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资源相对丰富的台湾。他们将台湾视为重要的贸易据点和发展基地，积极招募移民，组织垦荒，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三、郑氏集团的崛起与经营： 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是台湾开发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郑成功及其后继者，将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军队和人口，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鼓励汉族移民入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建立政治体制，将台湾从一个相对原始的边缘地带，逐步建设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这标志着台湾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零星的迁徙和垦荒，转变为有计划、大规模的建设和经营。
四、世界贸易体系的连接：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欧洲人也开始涉足台湾。荷兰人、西班牙人相继在台湾建立据点，进行殖民统治和贸易活动。这虽然是外来的力量，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台湾与世界的联系，带来了新的物种、技术和贸易模式。尽管郑成功将荷兰人驱逐出去，但这段历史也让更多人意识到台湾的战略和经济价值。
总而言之，台湾直到明朝末年才被大陆开发，是大陆自身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是多重历史合力的产物。它不是一项突兀的事件，而是经过漫长孕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从大陆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到海上贸易的兴起，再到政治动荡带来的人口压力，以及郑氏集团的推动，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才最终将这块沉睡的土地唤醒，并将其纳入到中华文明的版图之中，开启了台湾大规模开发的新篇章。
网友意见
原因很简单，台湾海峡看着不宽，但实际上从福建出发渡海前往台湾比前往琉球或吕宋要难得多。
地理问题一图胜千言。
台湾海峡呈两头宽中间窄的形状，在地形影响下季风风速比东海和南海更快。加上台湾海峡在冬季吹东北季风，夏季吹西南季风。从闽南出发的话航路和季风为直角，不适合航行。
加上台湾本岛和澎湖之间的澎湖水道海底地形复杂，海流加上强风使得这里古代船难频发，被称为黑水沟。到澎湖就已经不易，想到台湾本岛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虽然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汉人开发澎湖的记录，而台湾本岛则直到明朝汉人才得以踏足。
也因此在清朝渡台悲歌中形容移民台湾是六死三留一回头，可想而知以古代的航海技术，从福建沿海渡台是一件多么有风险的事情。与其冒这个不确定的险，为何不选择路途虽远但相对容易，且已经确认有较大岛屿存在的吕宋呢。
实际上在古代从东亚大陆渡海前往台湾最保险的方法是从长江口一带走直线南下，如图左下。这是一条比较风平浪静的路线。（也是官方主张的孙吴发现夷洲的路线图，但迄今没有考古证据证明夷洲就是台湾，也有人认为可能是琉球）
然而你在不能确定长途航行之后一定可以到达一个较大岛屿的话，会贸然选择这条路线吗？
所以直到明末，福建人对台湾一无所知却对遥远的吕宋了如指掌也是可以理解了。
另外有必要纠正一下题主的一个误解。嘉南平原面积虽大，但是一点都不肥美。相反，由于盐碱问题和缺乏水源，嘉南平原曾长期是台湾生产力最低的农业区，远不如台北盆地和台中彰化一带。直到日本人在1930年代修建嘉南大圳情况才得以好转。也因此台湾北部在鸦片战争后茶叶贸易发展导致人口增加和高地被用来种植茶树之后粮食不足，需要从福建购买大米。如果南部的大米就已经足够的话，也没有必要从岛外进口大米了。
谢邀。
那么我就发表一点小小的意见：
在古典时代-近现代这个区间内，海上交通的重要驱动因素是政商交往和宗教交流。当然了，掠夺人口和财富也是不可忽视的，统治者个人愿望也是需要考虑的（如秦始皇：我到胶东郡来，俺来就是为了延续大秦王朝，徐福你出海出海的！）但这往往是暂时性的。有了繁荣的海上交通，相对于先进地区，相对偏远的海外地区发展的就要快些。
具体到中国，具体到秦汉-明清这个区间，我们把这个海上交通叫做海上丝绸之路。
既然是海上丝绸之路，就有重要的对外开放港口，这样才能起到文明和经济繁荣的辐射作用。题中所说的台湾，在这个时间段内要被辐射到，首先就要靠对面的福建出现重要的对外港口，其次这个港口向外辐射（航路）要照到台湾。
从成建制设置来说，这更需要政府下决心。
那么好，我们就按照时间轴的顺序来说说，什么时候“明月才能照弯弯”。
————————————————我到河北省来————————————————————
一、两汉：
这两个时代中，中国海外交往的特色是商业和政治。
1.商业的目标是和印度交换特产，销售中国丝绸，印度作为中转站又卖中国珍珠、珊瑚，反过来又卖罗马人（罗马人为了突破帕提亚人的封锁，走红海，因此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黑叔叔就要发达，而且不用金坷垃！这是题外话）丝绸，赚罗马人铸造的金币。
作为离南海最近的交州（越南），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时候，中国对外经贸的始发港是广西合浦，对外经贸最繁荣的中转港口是交州、广州。
《旧唐书·地理志》：“自汉武以来，朝贡皆必由交趾之道。”
《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
其中交趾的日南往往成为中国对外航线的起算点（因为这是中国的最南郡）。而且这个时候下南洋的所经国家基本是东南亚（夫甘都卢除外？）的沿岸。
《汉书·地理志》：“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矶、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一都会也”
海上丝路的经贸往来，和台湾没有关系。
2. 政治交往的初始对象是南面的三韩，经由三韩才是日本。这个时期的东亚航线是山东登州-乐浪郡-开城外海-韩国西部沿海地区。东汉时，要想到日本，就沿着半岛沿海继续往东走，经过对马岛到日本北九州。
《三国志·魏书三十》：“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馀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馀里，始度一海，千馀里至对马国。”
和东亚主要海外政治势力的交往，航线也不经过台湾。所以说啊，题主提到的更远的琉球和日本，这个时候政治航线不经过琉球，也就和台湾没什么关系，日本的发展，实际上是和韩国离不开的。
（随便找了一张自己做的174东汉，题主若不嫌弃，可以参考一下）
3. 然而这个时期台湾多少还是以传说和听闻的角度被纳入了史册：
《后汉书·东夷列传》：
“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人长三四尺。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相对于上述商政目的地，台湾在这里面目模糊，以至于现在还有人在争辩这几处不是台湾。
——————————————感觉好棒好棒的————————————————————
二、三国-南北朝
这个时候中国的海外交往不仅仅是经贸，随之深入又包括了将南海诸国纳入朝贡体系的企图，另外也有打破克拉地峡东南亚国家垄断航线、促进宗教（佛教）的目标。
1.既然题主提到了孙权，那我们就先不说经贸，先说“纳入朝贡体系的企图”等政治目标。
作为《后汉书》所记之后的三国，孙权可能也对夷州（台湾）有所耳闻。为了人口，更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就派人带着砖头去了台湾，结果没有站住脚，劳师无功，只是掳掠了数千人回来。如果每次都这么做，想想看，始皇帝为了控制岭南，伤亡惨重才得以成功。孙吴作为一个地方政权，镇压山越也要劳心费力，走海路一来一回控制石器时代的台湾，对比汉武帝远征文明程度本就不低的西域城邦，这负担岂不更重？
注：不过自此之后，汉族人也是没少去台湾。根据《台湾时期时代遗物的研究》（林惠祥），高山族在汉族人来台之后加快了从石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纯石器时代应即终止于三国时。”
2.然后再说商业这个事。
这个时期由于林邑向北蚕食，广州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魏晋之后，广州商业要发达（东仙队长脸）！以至于广州刺史发了大财。这个时候的航道不仅要经过东南亚，为了避免顿逊国的垄断，人们开辟了从广州直趋马六甲的航线。
《梁书·诸夷传》：“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径过也。”这样就避免了海陆海的二遍罪。所以说，从商业的角度来说，题主所说的南海岛礁很多，并不妨碍商人们追求利益的航船。
除此之外，南方的外国人员货物集散地主要是建康，它辐射的是江南周边，跟台湾也没有关系。
北方则是山东蓬莱和长广，也辐射不到台湾。
所以....很遗憾，台湾又一次因为商业利益，即使南海风浪再大，也拉不回中国那颗南向的心。
（再随便挑一张南北朝的，说明一个）
3. 第三再说说宗教这个事儿。
宗教（主要是佛教），当时是东南亚国家联系中国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和中国进行宗教交流。这个在南朝时非常明显，南朝时兴于刘宋，萧齐有所下跌，南梁抵达高峰。
中国僧侣出海和印度僧侣入华人数众多，目的地也是广州、建康，目的性也很强。
中国方面则多少有利用宗教将南洋诸国纳入自己朝贡体系的的企图。南向招抚的做法兴起于孙吴，彼时加里曼丹岛上的岛国也被孙吴使节朱应、康泰访问了。他俩还记：“涨海中,列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太平御览》）这也是南海。
可是...可是台湾既不信教，又没有经济利益，这让我们很为难啊！
另外：政治上东亚出访路线秉承两汉不变。
4.最后说说菲律宾。
中国人在菲律宾开采黄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3、4世纪。转引《3-6世纪中西海上航线的变化》（石云涛先生）所引的C.A.Mitke的《菲岛开矿史》。彼时可能台湾金矿未被发现，因此也就没有中国人去了。换句话说回来，即使发现了金矿，也没有大规模的建制不是？
——————————————————飞、飞过来！———————————————————
三、隋唐宋
”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记。其入四夷之路于关观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西安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1. 隋唐的基本原因也和上述一致。
（隋炀帝对台湾的用兵和他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好大喜功但是很急躁，台湾没有建制也是说得过去的。）
不过唐后期日本和唐朝之间的交往，开始经过琉球，此时台湾的开化又进一步。
2. 这里要提一下宋。
实际上移民大规模来到台湾，最迟应始于北宋末年/南宋1171年之前。
陈汉光先生在《台湾移民史略》中说：“如果我们拿有力的间接史料来作推论,即汉民族移民台澎,最迟当在北宋末叶”
1171年南宋在平湖（澎湖）驻有兵丁把守，守卫泉州海路。
自陆上丝绸之路受唐末动荡影响，加之宋室南渡，南宋对外交往海路更加频繁，泉州的地位自唐进一步上升，泉州对台湾的作用，可以反着参考上述广州、交州的作用。因此，用澎湖守卫泉州也就成了一个必选项。南宋这一做法为元朝所继承发扬。这个时候宋人到台湾的很多，以至于清人朱景英在《海东札记》中说：”台地多用宋钱。”
3. 总结一下，彼时台湾有毗舍耶人和谈马颜人（在台南），多次骚扰泉州附近的商船，南宋因此在澎湖设置守卫队。加上台湾出土很多宋钱，而赵世汝又说台湾“商贩不及”（可能是台南的毗舍耶人和谈马颜人的敌对态度），那么我只能推论南宋军队可能经常踏上台湾土地。但这支军队人数很少，史书又没有南宋征服台湾的记录，那么我的一点小小意见是，台南可能是南宋军队的巡逻范围，用宋代铁钱交易的对象则是在台南一带的移民汉人。
南宋一朝对待西南且是秉承北宋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东南也是如此。南宋高宗朝海上盗匪甚多，以闽为主，兼控粤、浙。因此南宋对待东南沿海，镇压贼寇尚且不及，开边扩土则多少力不从心。
——————————————————累了呀——————————————————————
4.元、明
元朝不是没有对台湾动过心的。只是当时为吴志斗所阻拦；加上之前日本远征失败、爪哇远征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之后再度海军远征，元朝上下也是要掂量一下的。
我就摘抄一下元史的《列传第九十七》吧：
琉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彭湖诸岛，与琉求相对，亦素不通。天气清明时，望之隐约若烟若雾，其远不知几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彭湖渐低，近琉求则谓之落漈，漈者，水趋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渔舟到彭湖已下，遇飓风发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琉求，在外夷最小而险者也。汉、唐以来，史所不载，近代诸蕃市舶不闻至其国。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万户杨祥请以六千军往降之，不听命则遂伐之，朝廷从其请。继有书生吴志斗者上言生长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为若欲收附，且就彭湖发船往谕，相水势地利，然后兴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杨祥充宣抚使，给金符，吴志斗礼部员外郎，阮鉴兵部员外郎，并给银符，往使琉求。诏曰：“收抚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诸蕃罔不臣属。惟琉求迩闽境，未曾归附。议者请即加兵。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庭之国，先遣使招谕，来则按堵如故，否则必致征讨。今止其兵，命杨祥、阮鉴往谕汝国。果能慕义来朝，存尔国祀，保尔黎庶；若不效顺，自恃险阻，舟师奄及，恐贻后悔。尔其慎择之。”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澳舟行，至是日巳时，海洋中正东望见有山长而低者，约去五十里。祥称是琉求国，鉴称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其人众，不亲上，令军官刘闰等二百余人以小舟十一艘，载军器，领三屿人陈辉者登岸。岸上人众不晓三屿人语，为其杀死者三人，遂还。四月二日，至彭湖。祥责鉴、志斗“已至琉求”文字，二人不从。明日，不见志斗踪迹，觅之无有也。先，志斗尝斥言祥生事要功，欲取富贵，其言诞妄难信，至是，疑祥害之。祥顾称志斗初言琉求不可往，今祥已至琉求而还，志斗惧罪逃去。志斗妻子诉于官。有旨，发祥、鉴还福建置对。后遇赦，不竟其事。
成宗元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兴言，今立省泉州，距琉求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调兵力，兴请就近试之。九月，高兴遣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赴琉求国，禽生口一百三十余人。
好了，那就先说这么多
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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