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 26 层高楼火灾坍塌致至少 1 人遇难 3 人失踪，大楼为什么会坍塌？

这场火灾很值得分析。它烧掉的不是一栋正常使用的大楼，也不是被完全废弃的大楼，而是被贫民占据的前警察局办公楼，是一座不多见的垂直贫民窟。所以火灾不仅仅是一场残酷的技术考验，也是典型的社会学案例。科幻电影经常以文明衰落后的都市为背景，通过观察这场火灾和南半球的其他垂直贫民窟，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末世文明如何在垂直空间中繁衍。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火灾过程：

5月1日凌晨1:30，火灾爆发，约90分钟后，这幢曾是联邦警局办公楼的24层大厦在一片惊呼声中骤然坍塌，变成一堆烧着余烬的瓦砾。至此，搜救工作彻底陷入困境，具体死伤人数难以估计出确切结果。按圣保罗有关部门介绍，该废弃公寓楼内有92户共248人非法居住，民政部登记是150个家庭——而去年6月美联社报道该建筑物时，声称有350户人家，那意味着非法居住规模历史峰值接近千人。到现在，登记的失踪人口依然有数十——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高楼烧倒的技术原因，我之前已经从物理方面详细解释了：

但这次巴西的事件，根源在于社会问题——24层高楼，建筑面积仅仅一万平米，挤进去一千贫民，扣除交通、必要生活设施面积，人均只有不到8平米生活空间，这是当代都市中的蚁穴。本次大火，助燃物主要是燃点较低的隔间木板墙与纸张，同时废弃电梯井产生了烟囱效应，使火灾快速蔓延到各楼层，飞溅的燃烧碎片甚至将对面建筑物引燃。贫民窟化的高楼天然就是打火机。

巴西社会居住斗争运动组织（MLSM）对大楼的管理也对火灾推波助澜。MLSM在该建筑派驻了一对夫妇作为协调管理员，向每户收取400美元年租，拒不缴纳租金住户会被清出大厦，同时落实管理非常严格，包括早晨定时供水与晚7点以后锁门封闭式管理。这次火灾如果不是被闻讯赶回的夜不归宿者砸坏门锁，死亡数量将非常可观。按当地媒体采访报道，这次火灾起因可能就是一对夫妇违规使用液体酒精煮饭，酗酒吵架失手掀翻酒精罐导致。另有报道称疑似煤气管道着火——说明贫民还是能用煤气的。

不过，火灾不能全怨后来挤进去的平民，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低也是重要因素。

与发达国家漫长的消防安全发展历程不同，巴西直到1975年，对建筑物防火都只做最基本的消火栓、灭火器安置要求，完全不在乎结构构件耐燃性，而同期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巴西利亚、萨尔瓦多等城市已经密集建设了高层建筑，于是恶性火灾事故频发。1972年圣保罗Andraus大厦火灾导致16死330伤，1974年圣保罗Joelma大厦火灾导致189死320多人伤，之后巴西才第一次出台现代建筑消防基本法规，如要求设置自动喷淋、防火门、疏散楼梯等。这栋楼1966年落成，就算完好无损，火灾来了也得脱层皮。

巴西落后的基建规范和经济繁荣期的资源美元结合，制造了一大批先天不足的高楼.时至今日，圣保罗与里约火灾已经频发到令人发指。注意下图纵坐标轴单位是千起。

在如此频繁的火灾背景下，1966年的老楼能在贫民进驻后第7年才发生火灾，已经是万幸。未来类似的事件也不会少。因为拉美乃至整个南半球还有更多的垂直贫民窟。类似被MLSM组织管控的城中心闲置废弃建筑物，仅圣保罗就有近百处。2014年曾有另外一起相关新闻：

当地时间2014年4月11日，巴西里约，巴西法院驱逐约5000名占领废弃电信公司大楼的贫民，引发这些贫民的大规模示威，他们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动用催泪弹和手榴弹驱散这些贫民。

更著名的案例是委内瑞拉的大卫塔。

Torre David ，大卫塔，是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一幢超高层写字楼，起建于90年代初，在1993年工程即将完工之际，开发商David Brillembourg突然去世，紧接着1994年委内瑞拉发生经济危机，工程彻底烂尾直至今日。人们按照前开发商的名字，命名这幢支撑起加拉加斯独特天际线的超高层建筑为大卫塔，是委内瑞拉第三高建筑物。

大卫塔共有45层，原计划建设为嘉法安斯金融中心，是空间组织较复杂的综合体。1999年查韦斯上台后，对贫民入住废弃大楼持宽松态度，因此大卫塔开始不断聚集贫民。2007年，在委内瑞拉政府帮助下，大卫塔内部成立了物业管理工作组，管理组接管大楼后，安装了水电线路，组织了公共区域卫生清洁和24小时安保巡逻，向每户每月征缴32美元“共管费”，最后楼内达到了超过750户，3000多人的聚居规模，据说峰值人口超过5000人。

大卫塔主体塔楼旁的裙房内有可以通至10层的车行坡道，可完成一般货物运输与摩托车进出，更高层的物品运送主要依赖人力，水电则是通到22层。大卫塔内居民最高住在27层，但由于上下交通、物品运送不便，从15层以上住户就逐层递减，这一点通过夜间照明情况也可以侧面推断。

大卫塔内部形成了高秩序性社区组织结构，伴随社区内需求，从仓库到牙医，从托幼到教会等场所设施一应俱全。因为没有电梯，行动不便和老人被安排到底层居住，年轻人在高层。

大卫塔能够引起广泛关注，是源于2012年第十三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城市智库（UTT）展台复制了一个大卫塔中的餐厅，并以照片形式描述了大卫塔社区生活诸多细节，一举斩获当年金奖。垂直空间高密度社区自组织形态，一时间成为从城市规划到公共人类学的少见案例。

这个案例有可能走向终结。

2014年7月16日，据委内瑞拉当地报纸Últimas Noticias及英国BBC报道，委内瑞拉政府发布一则声明称，委政府与中国几家对“大卫塔”感兴趣的银行正在进行售卖该建筑的磋商谈判。这则声明发布的5天后，委内瑞拉内政部和司法部如火如荼地开启了“大卫塔”的清理和搬迁行动，居民将被迁至30公里外的小镇。

此前，各种媒体宣传及建筑研究，已令大卫塔成为加拉加斯的“特殊地标”。委内瑞拉政府曾声称将对此做出“社会分析”，会进一步行动改善“大卫塔”内的环境，提高居民的居住条件。但当看到大卫塔可能再次变成有利可图的资本，委内瑞拉政府还是果断抛弃了大卫塔居民的需求。

查韦斯死前曾力推“大住房计划”，试图将都市贫民外迁，腾出城市用地吸引投资。石油美元狂欢与中资注入，着实让查韦斯在最后几年浪了一把。大卫塔贫民迁出，目的地也正是这些闲置的福利住房。

然而刨除外表看似光鲜与口惠而实不至的配套设施，迁居贫民不但要重构高密度垂直社区，恐怕经济收入上还远不如此前在加拉加斯的境况。当然，至少这次爬楼不用那么费力：

之所以巴西火灾和委内瑞拉大卫塔引发关注，是因为它们与大众对贫民窟的印象截然不同。纵观世界，贫民区大都以蔓延成片的低矮自建棚户形式为主。不论是《第九区》取景的非洲贫民窟，还是《极乐空间》中取景于墨西哥的贫民窟，都是如此。

就算是条件恶劣到尼日利亚的水平，拉各斯的过剩人口，宁可选择搭建水上棚户，也没有走上垂直社区之路。

贫民窟平面分布的原因显而易见：

（1）垂直社区对市政配套要求更高，对建筑材料、技术要求更高，单点综合成本更高；

（2）要有闲置或废弃的高层建筑作为前提，而这一般意味着至少经历过一次从经济到基层秩序的崩溃。

事实上即便是二维化的低层蔓延式自建棚户群，也高度依赖于市政配套服务。棚户群围绕或穿插于大都市，本身就说明贫民窟首先从经济上需要在大都市中寻求工作机会，其次需要从大都市基层获得生活资料的市政供应。

以巴西为例。巴西贫民聚集于大都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因为巴西在60～70年代发展过程中选择了重点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举外债搞基建，引外资搞资本生产，国内企业搞传统产业，这样的产业格局创造就业岗位较少，劳动力优势无法发挥。而土地高度集中反过来只能促使无地贫民不断涌向大都市，谋求服务业就业机会，如保安门卫、物流搬运工、餐馆服务员、家政与清洁工等等。

另一方面，巴西市政福利政策又直接助推了贫民窟的形成：按巴西法律，国有土地上，一般来说个人自建房居住满4年以上，就可以要求政府给他们的住房通水、通电、修建公共卫生设施。贫民本就无力承担市中心高地价，只能选择自建棚户，而一旦政府完成水电卫生市政配套，反而会加剧贫民向该“熟地”涌入，形成蔓延的棚户群。

因此，常常可以见到的场景是，贫民窟毗邻于普通街区，甚至只有一墙、一路之隔。这恰恰说明了贫民需要缩短打工距离，同时只有临近普通街区，才能缩短市政配套建设成本，优先获得市政福利。很难真正形成纯粹的贫民“大区”。反过来说，一旦正常街区有废弃建筑物，也必然会有大批贫民临时占据，形成火灾隐患。

大卫塔所在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也是如此。

高层建筑对市政依赖度很高。首先是高位提水需要水泵设施，其次是生活物资与废弃物的运输，以及人员上下走动增加的体力耗费成本。

一般超高层建筑物，即便有电梯完成垂直运输，综合考虑供水、峰值时段人流积压与疏散安全，也要做分层段按人员密度划分功能，如底层作为流量大的商业区，中间层段作为办公区，中高段作为公寓，高段作为酒店等。更不用说根本支付不起电梯安装、维护成本的贫民社区。

更高的市政需求意味着更高的基本支出，而高层建筑位居城市中心的地理优势，有助于贫民寻求更待遇更好的服务工作，同时降低交通成本，来填补基本支出的增加。

巴西、委内瑞拉都历经了不止一次基建大跃进与经济秩序崩溃，产业结构脆弱加剧了每一轮危机带来的社会秩序动荡，因此有足够多的废弃高层建筑变成自发垂直社区。类似案例还有南非“上海楼”。

放眼整个休布罗街区，有三个地带被称为Kill Zone——杀戮地带。而这些暴力区域的中心，是“上海楼”。

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栋楼是一座华商贸易楼，住了很多来南非做生意的上海人。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周边国家的一些难民和贫民纷纷涌入“上海楼”。这栋楼成为暴力犯罪多发地段，华人和白人已经全部搬走，被黑人和难民占领。

前几天我们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厅吃饭，老板就是当年“上海楼”的住户。他回忆起“上海楼”依然心有余悸，“那里让人毛骨悚然，我再也不敢去了，连靠近都不敢。”当我提出想去看看“上海楼”的时候，同行的左领事说：“你还要命吗？在约翰内斯堡，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上海楼’就是禁区之一。”

和这些先有楼，再有社区的案例相反，香港曾有一个先有社区再自发盖楼的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在拆除之前，人口达到5万以上，而占地面积仅为0.026平方公里。九龙城寨既经历了历史上建筑群的废弃与贫民、难民涌入，又经历了几轮香港政府暴力进驻失败，最终形成了分工复杂的内部经济体系，完成了城区级社会组织构建。堪称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垂直社区案例。

不过，九龙城寨貌似自成一体，实际上高度依赖于外界的市场和市政设施。这样一座城真的扔到旷野，居民在几天内就会搬空：

无论是拉美的垂直贫民窟，还是香港九龙城寨，共同特征都是从外部输入秩序和基本的生活物资。一旦工业社会秩序崩溃，这些垂直社区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可能会比那些正常使用的高楼先崩溃。就算有人坚持住在里面，几天一次的小火灾也迟早会蔓延全楼，把贫民窟烧成一根蜡烛。真有科幻电影描述的那种战后末世，恐怕绝大多数高层建筑都将是一片死寂，只有少数成为新商业网络节点的楼房才有可能继续生存。其中的社会到底会怎么样，恐怕会超出所有科幻乃至奇幻小说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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