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于美东时间 8 月 1 日凌晨离世，如何评价余教授一生的学术成就与得失？

余的中学、西学水平都不咋样，虽然比我们网上票友那是高一点的，但在学术圈里真不够看的。

余的影响力大，说白了是当帝国主义走狗产生的——

几所书院合并组成香港中文大学，特别是钱穆先生为首的新亚书院，是希望通过创立中文大学，弘扬中国文化、建立复兴中国文化的根据地、为整个中国社会服务。而港英当局则希望中文大学成为笼络和驯服华人为港英殖民统治服务。余英时在这个关键的斗争中，甘当港英当局马仔，背刺老师钱穆先生。

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是 一批不愿屈服于港英当局、坚持中国民族本位的学者教授和他们的学生，被解聘、驱逐。钱穆先生抗议无效，最终也黯然离去。而蒙面黄尸们就是从这种驯服华人为港英殖民统治服务的工程中孕育出来的。

而余获得的好处就很大了，因为成了港英当局的可信可靠马仔，于是余去美国镀金一圈回来之后，获得了港英当局将大学文史社哲类的课题经费评审大权交给他管。

文史社哲类也一样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他所谓在传统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无非就是他拥有课题经费评审大权，仰其鼻息者众。学阀政棍而已。

在学术圈搞立场先行、立场默杀。无下限的舔一踩一，不管你是舔哪一种都很恶心好吧。何况舔港英殖民这种蒙面黄尸们鼻祖。 谁要是只反对舔那种，不反对甚至赞扬舔这种，那只能是又蠢又坏。

社会科学界的南怀瑾（略暴论 廉价七成正确）

余的学术精华集中于明清知识分子群体研究，还有思想史方向。

然而总归逃不过旧式学者以古讽今的习惯。

如果说南怀瑾谈儒释道，属于思而不学的典型，余先生的学术之于今天的社科，就是学而不思。

或者说，随着托马斯库恩提出了“范式革命”，68革命后社会科学再建构^[1]，“历史学家”和“传统史家”已经有了显著分野。

好比说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关心的，可能是符号，现象，结构，互动。

而传统史家更多的是强调“汉贼不两立”，“春秋成而贼子惧”。

这种论证范式，总体还是公羊学的“王正月，何也？大一统也”，这也是所谓古典知识的意识形态性。

这种区别，就类似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和顾诚先生的《南明史》，后者是历史学家，而前者可以归入“史家”行列。

其实，“国魂”、“国粹”的观念，最初从日本开始，而日本人又受了德国人讲“民族国家精神”的启示，如兰克(Ranke)便强调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体现了日耳曼的民族精神。那时日本人编欧洲史教科书往往以兰克为典范。王国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撰《欧罗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以上简略的陈述不妨看作是钱先生“为中国招魂”的渊源所自。^[2]

余先生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自然是继承了宾四先生的学风。

所以余先生的作品，往往是讲1840之前的，都是学术精华，讲1840年之后，读起来就总归怪怪的。

因为越靠近作者所处时代，一方面资料越来越多，难以正比辨别，一方面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主观影响。

我错了，我看了看，确实还是辱余了。

还是南怀瑾更Low，简直是Low穿地心。

古有南怀瑾三年通读《大藏经》，今有知乎众遍览《二十四史》。

1943年，25岁的南怀瑾入峨眉山闭关，3年间遍阅《大藏经》。有此学问垫底，出关后，他壮举连连，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各派，得到贡嘎活佛等多位高僧真传，被各派印证，承认其为密宗上师。

参考

1. ^ http://www.cssn.cn/shx/shx_shxs/201310/t20131025_570054.shtml
2. ^余英时：一生为国故招魂——敬悼钱宾四师 http://renxueyanjiu.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4&id=1076

活在美国吃着美国投喂的饲料，思想却停留在乾嘉年间，对现代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一窍不通，对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本质性区别茫然无知，又对人民群众充满了大地主对佃户式的傲慢无礼。

由于以上的缺陷，他所谓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基本都是盲人摸象、刻舟求剑，还大量掺杂了个人的低级好恶，总体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至于他给汪精卫洗地，捧胡适臭脚，那还在其次，不过是在彰显他个人的人品卑下，一辈子反共的人，临死时看见连美国都奈何不得红色中国，怕是死不瞑目吧！

以赛亚·伯林。

狗贼

据说是小时候经历了新四军二一五事件所以对我党有深深的敌意。

啊，要说学术成就，49年北大肄业，去了香港新亚书院接着读，成了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然后在小学教书两年，后来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教授，受西方学术训练并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新亚中学校董会成员、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死前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余英时于美任教期间，培养出许多史学学者，包括台湾省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另外，他的学术理念主要是通过民主思想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发展而出，他认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严，但苏联完全被抹灭，从1920年代开始就极力破坏，仅以暴力统治国家，人活著失去尊严；领导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败，变成“最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党的资本主义”，看不见改变的希望，共产主义政府一定“很快会垮台！”

2002年，余英时接受访问时表示：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有的“历史”都是假历史，是为了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要揭穿伪历史，只有将来学术完全自由以后，资料开放，根据原始资料说话才可以。

2012年，余英时把亲笔信函〈覆黄国昌先生函〉传真给澄社社长黄国昌，公开支持台北青年学生“拒黑手，反垄断，要新闻自由”反旺中的拒绝中时运动，批评大陆透过蔡衍明收购台湾媒体控制台湾舆论，呼吁台湾民众以香港为鉴，要尽一切力量维护当地的新闻主权。

2013年，余英时接受专访时表示：不认为中国真正崛起了，我党的政权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变革。不看好我们的“中国梦”，自己的“梦”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2014年10月10日，多个台湾媒体报道余英时作品在各地遭官方全面封杀下架。不过，10月15日，《环球时报》打脸称多家书店店员表示书店并没有接到下架的通知，只是因为销量不佳退货处理。

如果说这是他脑子里的水，那么他其他值得称道的点在于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包括古代中国反智论、得君行道、内向超越与外在超越、轴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论。余英时认为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为“内向超越”，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国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余英时最著名的书《历史与思想》从1976年出版(台北 ：联经出版)，已经第34版。

最后，他虽然反共，但不是台独。

颇肖钱穆先生，史论为其表，经学为其里。

一个伪装成学者的反动地主文人，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有着极大恶意，搞历史夹带私货，写政论信口雌黄，一生致力于给封建的旧世界招魂。

他这一辈子，buff叠满了，反共、复古、封建、儒学、精美、媚外......还给周作人、汪精卫洗地。

他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却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最喜欢从“本心”出发，他的作品看起来论据充分论证详实，但对于历史前进的脉络充满偏见了主观臆断，四舍五入都有地摊文学之嫌，甚至还提出了“心理史学”（谢顿黑人问号脸）。他自诩儒者，评价汪精卫也从他的“本心”出发.....岂不是忘了他们儒家祖传的“论迹不论心”？

他号称自由学者，但平生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在现实中搞建政搅风搅雨，结果满肚子偏激、狭隘、幼稚、不切实际，真有谁按照他那套治国理政，结果只能是气煞阿明王，笑死卡大佐。

他所谓的“文化中国”，其实就是封建地主士大夫的那个中国，是江南大儒的那个“中国”，这个“中国”无论在哪里，存不存在，统治者是谁，只要他们这帮大儒活着，就能继续解释下去、服务下去......如今他死在美利坚，他的孝子贤孙们可以痛哭流涕说“华夏正统在北美”、“英时之后无中华”。

如今他死了，对于广大现代工农群众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对于无数精神地主、精神士大夫、民国粉来说，是如丧考妣的惨事，他们确实应该披麻戴孝，给他们的精神领袖哭灵发丧……我们嘛，可以去吃席喝酒，观看遗老遗少们的“新儒学”脱衣舞。

纵观他的所有研究，包括《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洋洋洒洒卷帙浩繁，但你从字里行间只能看到一个字“士”，对，他研究历史，不研究人民，只研究他们这个阶层自己——“地主士大夫”、“封建知识分子”。

余英时想要的那个世界，大概就是某些“精神儒者”想要的那个理想国，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泥腿子闭嘴，这个“君王”，可以是封建帝王，可以是北洋军阀，可以是蒋介石，也可以是美帝国主义，总之不能是中国自己的工农大众。

有人鼓吹余英时的“学术”，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学术吧。

我们先看看他对教员、对新中国的傲慢和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旧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迅速的衰落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苏俄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以，亚非地区大大小小无数的旧殖民地或被压迫的民族都一个个地获得了解放、并建立了新的国家。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一直在寻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之道，毛泽东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人。但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中国事实上已摆脱了旧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而且至少在名义上已成为联合国的“五强”之一。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只有对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则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而已。这个新政权的成立颇藉助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可是中国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却并不是从一九四九年才开始的。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毛泽东的“新中国”在社会革命方面所表现的意义是远大于民族革命的。

那些恶毒的辱骂、疯狂的攻击、对新中国和教员的仇恨我就不放出来了.....就看这短短几百字，几乎没有几句话是理性、科学的，他居然认为二战后中国已经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并且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成为“五常”；他甚至认为“新中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并没有重大意义，“中国成为独立国家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他还认为，建设现代国家的业绩上，教员没有超过孙中山、甘地、尼赫鲁......我敢说他既不了解新中国，也不了解什么是“现代国家”。

他否定阶级斗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并且不讲逻辑，纯粹以“我没有看见”，“我知道的地主都是好人”这样的笔法来论证，谈到近代革命史的时候，他不像历史学家，倒像是汪主席、流沙河那一脉的“文学家”，用个例代替整体，用主观臆断代替现实，用想象中的记忆代替严谨的调查、研究、统计，这就是他徒子徒孙们鼓吹的余大师的“学术精神”。

“像阶级斗争那一套，我觉得跟我看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地主迫害农民之类的事情在官庄简直没有听人说过。而且因为宗族的关系，农民有时还是你长辈，你不可能迫害他，你还得尊重他 。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农民比我年长二三十岁，还是我们家耕田的，我还得向他磕头，因为他是长辈。这些把阶级的东西完全缓和掉了。绝对不是一个阶级斗争、阶级利益冲突的简单观念可 以解释得了的。我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是早期一本没有字的书。”

其实，要了解中国旧社会存不存在剥削，地主阶级到底有没有压迫农民，你都不用看共产党这边的史料，直接读美国人编的《剑桥民国史》就行了。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不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不做抽样统计，不了解中国数千年地主农民矛盾的演变，就能信口雌黄发明历史吗？这样的“学术”，与袁腾飞高晓松何异？

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却支持新自由主义，于是美国就成了他的“理想国”，他吹捧美帝的立国精神，更符合孟子的学说，更符合儒家的“仁”，他说“美国对残忍的事情看不惯”.....朝鲜、越南、巴拿马、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人民、印第安人表示很淦。

“新自由主义就是要避免残忍，慢慢像孟子说的对任何人保持尊敬。儒家反对：“杀一不辜，行一不义”。美国对残忍的事情是看不惯，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 有关。”

我来翻译翻译余老爷子的“新儒学”，这个新儒学，也叫做“儒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咱们只靠传统的儒家文化，也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根本没有必要搞近代的一系列革命......而且这个“新儒”，立场更加灵活，身段更加柔软，无论是封建地主，还是垄断资本家，都可以是“儒者”的爹。

他们知道，他们向往的那个旧时代早已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在人民民主专政、生产力大发展的巨变下湮灭，但他们依然心存妄想，念念不忘复辟他们“贵族”、“老爷”、“相公”、“才子佳人”们的荣光，他们在华夏这片土地上找不到那些阴沟藏身了，于是远赴海外，虚构出一个新的“君王”侍奉下去，仿佛那个旧世界还在一样。这时候，哪怕是盎格鲁萨克白人，也可以带领他们复辟“文化中国”，“儒家正统也可以在美国”！

江南大儒，可以​是民国的大儒，也可以是美国的大儒。​

钱谦益是儒，余英时也是儒，没毛病。

他是旧中国、旧文人、反动派的一个缩影，曾是一个行走于世间的老僵尸。

现在，他终于不动弹了，愿棺材板足够结实，钉死了，魑魅魍魉永远都不要爬出来。

很多人“悼念”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果，而是把他当做了“自由主义”的符号。做价值观的“批判”是最不需要动脑的，只要有鲜明立场即可，这就是人们追随符号的最大原因。他说“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又说“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既不了解当代中国，却还要从自认的文明“高位”居高临下道德批判，，一个符号的内卷不就这样开始了吗？

更新一下：余先生的学术成就自然是很高的，从内在理路谈中国思想，总体比较偏向杨联升的汉学和胡适的五四启蒙价值。不过其局限也在此，简单来说就是“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对解释、解决实际问题没什么帮助，只能依附某一派别，当当“帝师”

另外说一句，给别人扣“粉红”帽子，说别人动不动就把问题归结到“屁股坐哪里”上的人，其实也应该自省下是不是也用了同样的思维逻辑先入为主了。文青于世无补的，真的想要了解社会、解决问题，用祖师爷胡老先生的话说，还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吧。

余谊密胞侄余大化(中共潜山特支书记)致力于革命。余谊密得知后，横加干涉，申斥说：“你是缙绅子弟，要读书求仕，研究经史，光荣先祖，不该放下书本，成天宣传什么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这都是过激党的口号，长此下去，当心你的脑袋!”大化置之不理，余谊密即与他断绝来往。大化遇难后，胞弟化民投身革命，不幸身遭官庄团练围捕。余谊密得悉后，手谕官庄团练：“社会败类，家庭逆子，杀！”故使化民于1930年冬在官庄戈元梅树湾被杀害示众。

先生家的小段子

相信我，其实你不认识他也不影响评价的……

以前官方评价港台海外华人华侨华裔知识分子的口径，大概是这样（要是说得不对，绝非五十万到账，仅说明我不像键政家那样精通全球全时段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或者像他们鄙视的金庸那样“不懂政治”应该闭嘴）：

1是否表达过对我党的善意？

2是否表示过拥护我国政府？

3是否表达过拥护中国统一？

4是否有较大影响力（统战价值）？

4为必需品，1-3任一点有正面因素则可团结，有负面因素则视有多负面具体研究。

这是过时黄历啦，现在网上任何人，不管能不能一次性读懂200字以上，都对知识分子有无上评价权，口径是这样：

1是不是港台海外华？

2是不是研究文史哲方面？

3是不是没说中国牛逼欧美药丸？

（好家伙，一开始差点只写前两条，忽然想起长期打入瑞士和美匪内部的张维为陈平教授…）其实也不用知识分子，只要是港台人而没有表达绝对忠心，就可以开骂了。

三条达成，直接引发剧情分支：

1反共者我的死敌！

2呵呵，有一个农业中专生贡献大吗？

这两条当然很正确，但没啥技术含量，比较老实的就进入分支3：找黑料。

如果黑料不够，不要急，继续找。正经的找不到，总不至于还找不到个肯尼亚广播的黑料吧？然后再加工，要领是，至少要三分真，然后加调料放大。打比方，如果需要，鲁迅就是抛弃原配诱骗女学生长期非法同居，和日本特务往来密切并辱骂牺牲在日寇手里的爱国志士杨荫榆，跪久了站起不来鼓吹不读中国书的公知鼻祖。这可都是“事实”。

后面的事，就是熟练运用加了调料的真假黑料，以立场获得用最高标准要求的合法性，把敌人弄得多多的-他们口中基本上全世界的知识和文娱届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吧？

既然我不认为中国人民是全世界知识和文艺界的公敌，那无论各位说什么，我都是不信的…

但我愿意跟着嗨！！

历史研究，离我们越久远，考古和考据的成分越高；离我们越近，思想解读和政治建构的比例越大。

商周，历史是考古；隋唐，历史是考据；明清，历史是思想；到了20世纪，历史就是政治。

而政治的本质，是群体意志和阶级立场。

于是近现代史，本质上是群体意志和阶级立场。

直到，子子孙孙后，我们的近代史，成为了他们的古代史，就再由他们去评述好了，要比我们客观得多。

于是，所谓 “历史大家”，真实存在，且确实有价值，也能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权威性。但这仅限于考古、考据，最多延展至思想评述和历史情景还原解读。即，仅限于非近现代史。

而对于一般人来说，明白 “近现代史” 即政治，也即群体意志和阶级立场，即可。

就现在这个大环境，能怎么评价？批斗就完事儿了……

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笔者认为，用余教授这段话来评价他本人可谓恰到好处。

余教授被称为是“新儒家”（虽然他本人不认同）不是没有原因的。（封建）儒家士大夫的特点就是在他们的思维逻辑中始终有一个“皇帝”，有一个“三纲五常”存在。对“皇帝”可以提意见，但是必须要忠诚；“三纲五常”就更是不能质疑的“真理”。当然，如果游牧/渔猎部族入主中原，也会有一批士大夫把游牧/渔猎部族的酋长当做新的“皇帝”来效忠——这是因为思维逻辑是比立场更难改变的。余教授也是如此，在他的思维逻辑里欧美现代性代替了“皇帝”的生态位，而（建立在殖民秩序上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代替了“三纲五常”的生态位。

理解了这一点，再看余教授的著作和言行就会有新的认识。余教授研究思想史，目的在于“格义”，也就是通过用欧美现代性重新解释中国思想史，从而使欧美现代性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这个思路的问题在于，欧美现代性既有现代的部分，也有欧美特色的部分，其中欧美特色的部分未必适合中国。余教授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不加甄别地把欧美的现代性默认为“普世”的“真理”，是不够客观的。

这种偏颇，在余教授对现实政治发表的“高论”中体现的更明显，比如“新自由主义就是要避免残忍”以及“美国对残忍的事情是看不惯，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有关”之类。其他答主已经说了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所以，笔者要劝中国的本土自由主义者不要受余教授这类“大师”的骗。虽然余教授们满口自由民主人权，但他们在思维逻辑上和封建大儒没什么区别，无非换了个效忠对象而已。

当然，笔者一向主张不以人废言。余教授的学问还是好的，尤其是《朱熹的历史世界》等著作对研究中国思想史很有参考价值。只要我们了解余教授的局限性，能够甄别其中含有偏见的部分，这些著作还是值得一读的。

实在看不下去了，转几个评价吧。

晚正研究史家陈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陈老事，至为投契。小彭夫妇于一九五四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照顾陈老云云。今则居港七、八年矣。于细读教授有关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
　〔一〕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
　〔二〕教授《释证》页七十（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陈老夫妇确曾有为去留而争执之事。
　　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
——1987年10月25日香港大学李玉梅博士致余英时先生的信

陈寅恪先生对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评价：“作者知我”。

（此处涉及一段公案，“冯衣北”身份也已明了）

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曰：“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

钱钟书先生1978年赠余英时《管锥编》时，题写在扉页上的一段话。对余的评价是：“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

三年前，闻知余英时先生正在撰写有关朱熹的历史世界的著作，而且已经完成十余万字，颇有惊喜之感。然而数年之间，未见出版，中心期盼甚切。今年夏天，此书终于出版，题名为《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全书上下两册，共计长达一千余页，可谓鸿篇巨制。余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家，而我个人曾就朱熹思想和宋代道学的研究下过一些功夫，故余先生此书对我的吸引，是可以想见的。我收到此书后，细读一遍，获益不少。此书在朱子研究方面已属第一流的造诣，在宋史研究领域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其所关联的儒学研究、道学史研究、士大夫文化研究诸方面，皆别开生面，创获实多。因此本书的内容及其主要论点，亟须介绍给学界，以促进相关的研究和引起进一步的讨论。由于本书尚未在大陆出版，所以我的这篇介绍和述评略为详细；又由于余先生书中对各部分内容往往都有清楚的说明，故我的叙述中难免有“寻章摘句”的地方，这是先要说明的。

陈来教授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撰写书评中的一段。此书成书于03年前后，时余英时已70高龄。陈来教授亦成名已久，“我个人曾就朱熹思想和宋代道学的研究下过一些功夫”云云，乃自谦之语。至于“此书在朱子研究方面已属第一流的造诣，在宋史研究领域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其所关联的儒学研究、道学史研究、士大夫文化研究诸方面，皆别开生面，创获实多”则为客观评价。

我当然完全不认同余英时的政治立场，但因人废言，显然并不可取。

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乃至梁漱溟、陈寅恪等学术前辈与我们的政治立场都不尽相同，依然不妨碍我们认可他们的学术成就与学术贡献。

世人对人文学科的最大误解就是自以为读了一点历史、哲学，就可以对专业的学者们说三道四。

窃以为，知乎上有资格评价余英时先生的人，并不多。

至于学术界，对余英时先生的个别学术观点可能有争议（正常现象），对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地位，早有公论。

到知乎都没了的那一天，余英时的研究成果可能依然是作为研究范式的存在。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补一个学术八卦。

余在燕大历史系读书时，他的表兄曾积极劝他投身革命。

这位表兄就是当时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项子明（原名“汪志天”），解放后曾担任北京市委办公厅主任、北京市委秘书长。改革开放后，回北大，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代理党委书记。是“畅观楼事件”的亲历者之一。

也算是余跟北大的一点儿渊源吧。

他写了一本陈寅恪晚年诗歌释证，巧了，我正读1986年出版的一本论著，作者对余英时的释证提出不同看法。

余英时认为陈寅恪晚年是一种遗老遗少凭吊国民党政权，后悔未离开大陆的心境。这位学者进行了反驳。

陈寅恪是我同乡，研究地域文化看了他一些诗文，我的看法与这位学者一致。陈寅恪先生才是一位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精魂的知识分子 ，晚年双目失明，诗词中蕴含着深沉的爱国主义，字字泣血。

陈寅恪自述：＂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意留在国内。＂再读此话，依然肃然起敬！

以下是我读书截的图，有耐心可以读一下，

看完下面的一些评论，让我想起了是不是义和团运动在我国又卷土重来了！

什么时候开始，评价一个人是屁股决定脑袋了，如果简单的归咎为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那这样看来布洛克死有余辜，布罗代尔罪大恶极，兰克简直就是一反动大头目，汤因比要去给马克思跪下赎罪。

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史学家…

屁股歪了，学术肯定就一无是处，那么整个西方史学那通通都是糟粕！

真让我怀疑，现在这个软件的用户难道都是毫无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有的只是想当然的谩骂。

什么是历史评价，对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

首先，从学术上看：

在我读书的时候，也是黄仁宇先生那本通俗读物《万历十五年》最火爆的年代，这波余热到现在都还没有散去，而现在被批判的余教授恰恰是黄仁宇的老师。

相比于黄先生的从国民党军官半路出家，余教授无论是从治学方法还是史学功底方面，都是黄仁宇所不能及的。

他写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提出的历史观点现在看很多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是就像陈寅恪先生的部分观点，不少现在看也有问题，田余庆先生的书很多都提出来了，但是你不能站在现在的角度说陈先生治学一塌糊涂。

史学界早有公论，余教授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时期，是引领风气之先的。

这点和胡适这类人很像！

众所周知，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史学界，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为尊。

等到了改革开放，由于中国历史学界自身创造理论解释系统的能力不足，史学研究方法上已全面落后于西方，这导致史学界只能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开始借鉴并运用国外史学领域的理论成果，从而承担起向西方学习借鉴以及将西方理论本土化的繁重任务。

然而，在借鉴运用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生吞活剥西方史学理论，食洋不化。

那时候一些没有西学背景的学者盲目崇拜或者照搬西方的某些理论与方法，或者用被他们误解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他们用西方史学概念生硬堆砌起来的著作，或烦琐晦涩，或故弄玄虚，更出现个别像电视片《河殇》之类盲目崇信西方史学的理论作品。

以余英时为代表的这批美籍华人史学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

对于余英时来说：

当时研究中国史学，大陆学者一直是沿袭梁启超提出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器物一制度一文化递次变化过程的基本思路。这种思路，仅仅是把复杂的现代化进程简单理解为在外力影响下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破坏的必然步骤，从而看不到传统发挥的作用。

而余英时在当时提出的内在理路之说对于现代化历史研究中过分强调外力作用如政治基础、经济基础、阶级斗争等应当有积极地启发意义。

所谓的内在理路学说，是指在寻求历史变迁的动因中，专注于内在原因的探求，不赞成外部因素决定论。余英时在中国知识人之史、商人伦理以及中国文化变迁等问题的历史性考察上，都树立了内在理路的研究范型。

比如：《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乃是余英时运用内在理路的代表作之一。

在书中，余英时将学术思想史本身看作是有生命、有传统的有机体，认为其成长并不完全依赖于外在刺激，明清思想史上的诸多外缘解释，都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使得思想史发展出现内生的断层无法解释。

这种通过内在理路向所有读者揭示明清之际考据学的兴起，不单是一种孤立的方法论运动，而是与儒学之由尊德性转入至道问学，有着内在的相应性的方法在当时是具有开拓性的。

从后世来看，这种理论姑且不论错与对，在当时的史学界的确是冲击了旧有的史学观念（这种新观点还包括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等），拓宽了大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有利于他们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而不是单线式的思考，逐渐改变大陆旧有的史学范式，促进大陆史学观念与研究范式的革新及多元化发展。

这就是这批美籍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研究的贡献。

另外，从人生经历来看：

余英时少年时生活在安徽潜山，在乡间接受纯传统式的教学，接触的只限于的中国古书，写作也是从文言文开始，十三四岁时去县城桐城读书，而桐城是桐城派古文的发源地。

1949年，余英时考入了燕京大学，因为两岸分隔的原因于当年就去了香港。

1950年至1955年，在香港的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跟随钱穆学习，成为钱穆的得意弟子。

随后就到美国后师从杨联陛，杨联陛的学问渊博而又思路细密。

因此，余英时从钱穆和杨联陛那里，继承了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角度和文章叙述的方式。

而其在美国进行历史研究中，余英时又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的一些史家、史学流派的影响，如深受韦伯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这一理论影响。

这样的经历，除非觉悟高如郭沫若先生，你让他走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也不现实。

另外，你说他是我们的敌人吧，也没那么严重。

毕竟改革开放后，他们与国内的学术交流是很密切的，国家也并没有明确反对，余先生的书很多也是作为公开出版物和内参形式在国内发行的。而且事后看如果余英时留在国内，类比陈寅恪先生在建国后，也就写了本柳如是别传记这种例子，在无尽的政治运动中、在恶劣的学术环境中肯定也不会取得什么成绩。

1978年，当余英时开始自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唯一的访问，虽然只有一月，却深深地勾起他的中国情怀。在余英时的回忆文章说：

从西安到敦煌这一段火车行程尤其使我神游於千载之上，时时体念到汉唐时代的祖先怎样开拓了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国家，创造了这样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我个人的心情不但与美国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随我们的中国朋友也截然异趣。

并且，从敦煌回来的路上，余先生诗情勃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留得乡音皤却鬓，不知何处是吾家。

七年后的1985年，余英时在为他的散文集《我的中国情怀》写序时曾这样回忆这次大陆之行：

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离开出国的时间己整整二十九年了。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幅流露的时刻。但是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萦回在我的脑际却是丁令威化鹤归来的神话，那时我才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了。尽管二十九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我曾屡次自戒，而终不能绝。

虽然余先生心中念念不忘的国并不是我们心中的那个国，但是对于中华的认同一直没变，而这种两岸的情怀归咎到后来就是九二共识。立场的不同，只能说是时代造成的政见不同，人各有志。这也是那批美籍学者的时代局限，也是时代的悲哀。

而造成两岸这种最大悲剧的，不正是在互联网中的道德圣人，统一楷模：

两位蒋先生么，尤其是大蒋先生这种独裁者。

那么既然网民把他们都捧的那么高了，余先生这种经历了民国的人这种行为算什么，简直思之令人发笑。

最后谈一点，余先生对于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这个问题也有过绝妙的阐述。

他认为：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这也是这个社会的真实写照，我们一边说着文科无用，一边却是靠着些自媒体里面的奇闻逸事盲目崇拜，只是真实的话一般都很难听，而沉迷的人却不自知罢了。

希望大家能够多读书吧，但是不要把书读傻了！

8月6日更新：

看了很多评论，都扯到胡适先生，在这群人眼中胡适就是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甚至把他称为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

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了你们口中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当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成立了专门批胡的机构，也就是周扬所谓的批胡委员会。在委员长郭沫若的领导下，相关出版社出版了《胡适思想批评》八辑，约二百万字，另有别的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三十多本，总计也三百万言之多。

一无是处的一个人需要在建国以后，特定历史环境下如此兴师动众进行批评么？

如此批驳的皇皇巨著，不就是反衬出胡适的地位。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当年胡适与鲁迅、蔡元培、陈独秀等知识分子一道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大旗帜，吸纳和借助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科学思想，建构了中国的现代文化思想，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形成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五四精神，这种岂是影响了几代人，简直就是再造华夏文化。

就算从学术上看，他并不是用白话文做大众传播工具的第一人，但由于他的倡导，中国文学才开创了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时代。他并不是第一个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的人，甚至可以说他缺乏作家应有的禀赋，但他却是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和话剧创作的开山者。他崇尚西方，曾将全盘西化的口号修正为充分世界化，但他反对基督教，批抽象派、印象派，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粹与国渣区别开来。

后世的很多人学术上早已已经超越了他，所谓后浪推前浪，这是肯定的，但是胡适的思想在当时没人超越也并没有过时，所谓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其地位，毋庸置疑。

有时候，我们想想在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批判胡适的时候，为什么陈寅恪等人不仅坚决不批，还为胡适辩护。钱钟书会发出如果我们没有了说话的自由，至少我们可以沉默的感叹。胡适的弟子吴晗先生在批胡运动中，他也没写批判自己老师的文字，最后惨死。

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的好或者坏是能够简单讲清楚的么？

究竟功过是非如何，到现在没有盖棺定论，那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在键盘前评论他。

南渡也好，北归也罢。

都是当时的个人选择，事后证明留下的未必是真心拥护的，走了的未必是坚定反对的，很多决定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而这正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们游离于左右翼之间，常陷于两难的境界，以至就是猪八戒照镜子两边都不是人。

1949年，陈垣先生在对胡适的公开信中曾这样评论胡适：从五四到建国前这三十年间，胡适已经建构完成了一个文化大师、人伦楷模的地位。

他若能留下来，政治意义显然非常大。

但是胡适当时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声：他们能容我吗？

甚至在批判胡适思想结束后，大陆也曾计划把胡适请回来。

1956年9月20日，陈源依老友周鲠生之托，致函胡适，转达意见，说：大陆对胡先生的批判主要针对胡先生的思想，不针对个人。

胡适当时是这么回的：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胡适的拒绝，也使高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隐怨。有一次那位领袖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很多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贪恋什么？

是钱还是地位、名誉，都不是！

都说胡适贪财，但是在其去世后清点他在南港的财产时，发现除了书籍、文件，他的余款只有一百余美元。在他生前也有这样的一段题词：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

那到底图什么呢？

历史最后似乎有所证明。

最后，送给大家胡适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这种境界恐怕比现在键盘前面的诸位高多了吧。

更新：打算各种偏题谩骂的人，能不能先把我拉黑，然后自己另外开一个问题，自己去high啊？这真的是很真诚地建议。因为我拉黑并删除评论要时间，而你写评论也要时间，被删了这个时间不就浪费了么？虽然花费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是浪费彼此时间毕竟不太好啊。

首先点题，学术成就与得失，这个问题下，不知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怎么看过余英时先生的学术著作，只能评价他的政治取向，导致完全答非所问。虽然知道，对余先生的评价，必然是聚讼纷纭，评论区也将惨不忍睹，但是，我仍然想为他写一篇文章，以纪念先生千古。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引用了章的一段话“夫学者有天性焉，于读书服古之中，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大致如此，记忆或有字词出入)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余先生的书，就是我入识最初的书，也是让我第一次产生不知歌泣何从之感的学术著作。所以，其实我是很难客观评价先生的学术成就的。仍记得，我看《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的时候，那种如被天启一般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还记得我看《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时候，那种如饥似渴，挑灯夜读的场景。还记得我看《犹记风吹水上鳞》时，看到钱穆先生与余英时先生的师生互动，几乎眼眶湿润的感动。看他论东汉士人，看他论陈寅恪晚年心境，看他论胡适，论方以智…这几乎伴随了我整个本科求学的时代。虽然我最后并没有专门学思想史，但是，这仍然是唯一能够激起我无穷热情的学术领域。而余英时和葛兆光也是当时唯二两个对我影响甚深的活着的思想史学者。

记得研究生时，上关于史学理论的通识课，老师非常推崇余英时先生，提问大家，谁看过他的著作。我回答说：我几乎看过余先生所有在大陆出版的著作。这句话并非虚言，不过由于有很多不同的出版社都出版过余先生的著作，有时候一篇文章会出现在不同的书里，弄得比较乱，我也没有详细整理过，所以只能说“几乎”全看过。我所在的学校，可以说是最看重文献的学校之一，所以本专业方面的老师，对余先生的评价不算太高（我说的太高，指的是海外堪称独步，神州亦无敌手，绝对不是说师长们不认可余先生的学术成就）。在研究生期间，我也逐渐调整了对余英时先生学术的认知。他的学术的确有很多洞见，但是有时候也不免观念先行，甚至概念先行。于考据方面，材料的取舍，亦不是无可议之处。余先生的安身立命之处，可能还是在中国传统的，但是学术理路，已经有些偏西方了，和他老师，也就是几乎可以作为经学家的钱穆先生，有比较大的区别。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洞见仍然是不可抹杀的，他的著作在中国古代思想观念史里，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可以说，在生前，他已经注定写入学术史了。

我虽然几乎读完了他在大陆出版的所有学术著作，但是除了关于陈寅恪和胡适的寥寥数篇文章以外，其实我根本无从看出他的政治观点。可能他发表过不少那方面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的确不好出版，所以我真的没见过。再加上我的关注重点一直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史，所以对其他方面更是甚少留意。在我印象中，余英时先生是一个被传统文化浸润很深的人，他的文笔非常好，一看就是那种从传统时代走出来的学人。也许，他们是最后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那种非常亲切的感受的人吧。他们能轻易地穿越千年和古人对面，而再下一代学者哪怕功力再深厚，大多数人不免有些隔膜，因为他们从小生长的时代，已经离传统很远了。随着这代老先生的陆续去世，对我而言，可能是一个时代结束了吧。

完了，少了一个江南大儒。

嵩子曾说过

入关之后，自有江南大儒为我所用。

可惜啊，可惜，这就少了一个江南大儒。

这样我们还看不到后面的事情了，可惜啊。

中文鼓吹洗白胡适的第一人，很多胡粉用来美化胡适的内容根源都是来源自他的大作，比如重寻胡适历程里那些彩虹屁文章。

记得曾经你乎也有个（自称是）余门弟子的文史带V也是颇为热衷此道。

可能“民国文脉”们天生擅长互相吹捧攀亲联姻这一口吧。

文笔非常好，而且很有岁月沧桑感，毕竟有旧学底子。

玩文字魔术得心应手，谈论历史事件和人物擅长“隐”“讳”，能轻而易举的通过自己的文字给不了解相应历史的人塑造出他希望你形成的认识，在这方面的水平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你看他给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汇》重新发行版写序，写英雄气短，写婉转哀愁，如果不是你对汪精卫这三个字太熟悉，直是令人黯然落泪。

即便如我，看的时候也是叹服不已，把同桌的大腿都快拍红了。

总之其人有三个好处，一是反人类政治立场坚定所以影响不大，二是后继无人，三是终于。

其人也有三个坏处，一是擅长踢寡妇门刨绝户坟，二是太久，三是现在才。

立 场 坚 定

“余英时是不是xx，我用你告诉我吗？”

“传说归传说，这可是皇军的官方认证”

余英时虽然在美国读的博士，但是他那套治学的方法归根结底还是传统中学的路子，举个例子，《朱熹的历史世界》前半本就是用白话文把三代之制、道统一类的概念讲了一遍。《孟子》最后一章讲五百年而有圣人出，从尧舜一路数到孔子，俨然有当仁不让的意思，余英时也数人头……当年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讲孔子为万世立法，虽然是今文经学“《公羊》是孔子为汉制法”固有理论的再发挥，但是康有为实际想说的是他康圣人也要效仿孔子为中国立新法，儒学里的魔怔人就是康有为这种样子。

大概是有感于美国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结合的现状，余英时的书非常爱用西方理论，但是只是最表层地套用一下，特别像大一大二学生写论文“A现象可以用B理论解释一下”，实际上提不提一嘴那些理论对分析一点影响都没有，更不要说用那些范式来组织研究了，比如《方以智晚节考》的序言非要套用一下《自杀论》，完全不考虑下涂尔干那书是在工业社会初兴、社会变动剧烈的背景下创作的，工业社会的理论套到明朝人头上是不是合适（他说方以智是利己主义自杀，利己主义自杀是现代社会的自杀类型）。我的阅读感受是他书里的那些西学全部去掉完全不影响分析，甚至结构更完整。

PS 当年我的高中老师去台湾高中交流，回来说台湾高中里居然有道统序列碑刻，最后两位是孙中山和蒋介石，我挺好奇余英时会怎么看这个道统序列。

我听过一个故事:

话说任我行率日月教打下了华山派。

风清扬以“华山腐朽不可为“为由，早早在日月神教谋了个闲职。

每日只是写书，书中记着的尽是议论华山列代得失，结论是日月教灭华山顺天应人，华山上下须记得日月教解救之功。

几十年后，有华山劫后余生的后人，奋发重建华山派，砥砺前行，不止再复华山昔日规模，甚至更有盛势。

风清扬见此，逢人便说:华山正脉在我处，彼者篡逆而己，吾未叛华山，所反者篡逆。

后某日，风某薨，有日月教众曰:宗师不再矣。

水鱼哥曰:可惜晚死三十年，民智己开。

讲完故事，有些东西还是觉得需要剥开来讲。

1.余某对中国的历史的解读并无多少创见，只是在方法论上采用了西方的叙述结构，西方历史因为实物证据少，所以通拉长叙述时间再辅以若干局部证据，通过逻辑推演来解释社会演变，以期回避无实证的缺陷。

这与传统中国历史的叙事方式截然不同，对比中国史学向来从实物证据做为叙事起点的考据方式，形式上更贴近西方人的习惯。

2.余的史学地位，一方面是叙事方式上贴近西方，在西方有语权霸权的特定时期內，占据了语权高点，另一方面，是余反G立场，呼应了西方的政治需要，得到西方政治资源的加持，这两者共同塑造了余的史学地位。

3.余对中G与大陆的论述，并非由事实出发，而是基于西方社会，在政治意识形态对抗下对“中共与大陆”扭曲的描述而推演出来的，实际上完全违背了史学作者应该有的求真态度，这是学术污点而不是学术创见。

余某一再强调中G是苏联的附庸，没有民族立场，即便后来苏联解体而中华日盛，仍然认为中G必蹈苏联覆辙，枉顾事实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以此博西方学术舆论的赞誉，然后自誉有史人风骨，简直讽刺。

4.对于余的评价，实际上“反华反G”的标签早早就贴上了，余引此为傲。这个立场己经隔绝了他与广大中国人民的共鸣，和余自称的“民族主义文化道统”背道而驰。反对自己的民族，却以民族主义自居，是很可笑的事实。

5.非要评论的话，余没有用自己的知识建设国家民族，而用于诋毁国家民族，来取得社会地位，实不足取，也只有事随人湮的结局了。

学术上的事咱也不懂，只说说余大师在践行他所推崇的传统士大夫精神上的作为（文中删改笔者皆为本人）

一、”君有召”

余英时是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的女婿，他的太太陈淑平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和国民党有着我所谓的“金玉关系”（笔者改）。他的表现真的很差劲。这个余英时在台湾东部花莲的时候，忽然台湾的统治者蒋经国说要见他，那一天正好台风天，他听说蒋经国要见他，就很巴结的就要立刻去看蒋经国，可是那天是台风天啊，怎么办呢？就找到一个警察，骑着那种重量级的摩托车，他穿了雨衣，警察也穿了雨衣，他就抱住警察，从花莲冒着风雨赶到台北，去见他眼中的主子蒋经国。余英时却有这样的表现，做读书人竟然没身份如此，行吗？香港的金耀基，我看也是一样的货色，学问可能更差。他们是搞公共关系的，不是做思想工作的。

引自：《李敖对话录》---《花花公子》访问李敖

《李敖有话说》734.2006-12-28：我的另外一个境界

二、汉贼不两立

国民党学人余英时，在9月27日《中国时报》上，发表《四十年的矛盾与悲剧》专文，一开始便有一段怪论，他说：“首先我要提出来的是大陆‘建国’这个概念，我不承认所谓‘大陆建国’这个命题。中华民国建国结束了两千年的中央王朝的系统，成立了共和，这是改变了国体，而不仅仅是改朝换代。中华民国建国不只是国民党一党之事，同时也得到了清朝的承认和国际的承认，所以它是合法的。大陆有自己一套理论，认为自己是代表工农推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大陆的‘建国’只是新的政权取代了旧政权，而国家早在1949年以前就存在了。”

（以下为李敖反驳）

　　余英时这番话，真是狗屁不通的话。说不是“建国”，“只是新的政权取代了旧政权”，这是绝对不通的，试问哪一个“建国”不基于新旧政权的取代？若说只是政权的取代，中国早就在那儿，那么他佘英时的其他文章中，怎么会出现“明太祖是开国之君”的话？（见余英时著《历史与思想》第79页）试问明太祖开的是什么“国”？余英时说“中华民国建国不只是国民党一党之事，同时也得到了清朝的承认和国际的承认，所以它是合法的”，又说大陆的“建国”只是政权的取代，“而国家早在1949年以前就存在了”。这些怪话，与历史和法理都不合：

　　第一、中华民国的建国，根本与国民党无关，国民党是建国以后才成立的。今天把兴中会、同盟会说成国民党前身的，是扭曲历史。事实上，兴中会、同盟会跟国民党是两码事。

　　第二、清朝是被迫退位的政权，它的承不承认，没有任何意义。张三把李四扫地出门，即使李四承认张三喧宾夺主，事实也是鹊巢鸠占。张三并不因此就理直气壮，当然张三也无须因李四承认才合法。

　　第三、至于国际的承认，更算不了什么，清朝就是被各国承认的，照余英时的怪逻辑，则中华民国的建国，也是政权取代，因为国家早在一九一二年以前就存在了。

　　第四、在国际法中，虽有“国家的承认”（Recognition of State）和“政府的承认”（Recognition of Government）的差距，但“大陆的‘建国’”，却无不符合，历史如此、法理也如此。

（该段所有大陆字眼，为笔者替换）

引自：《大江大河它骗了你》---余英时是“中华民国”未亡人

《世论新语》---余英时从狗屁到马屁

关于余大师在台湾的活动，李敖有如下评价

在文星时，一九六三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窦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窦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笔者删）；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窦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他们早跟着共产党走了（笔者改）。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的，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与窦丁谈话后二三十年下来，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并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猪走路都没看到。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余英时。论软弱、论错乱、论媚功、论才疏、论挟洋自重，余英时都是拔尖人物，是第一样板。卢建荣、张友骅带头揭发他，良有以也。

---《李敖风流自传》窦丁的访问

著名历史学家” 余英时 先生，于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8月1日凌晨死亡。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1955年赴美，当代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2006年，余英时曾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历史学家”“旅居美国”“诺贝尔奖”“港媒大肆纪念”……

我倒不是偏见，但是咱也实事求是：就这一堆元素搭建在一起的人，有几个成分不是反动的？

我简单唠唠吧。

1

余英时晚年创作生涯最大的一个手笔就是启动“胡适洗白项目”：著出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一书。

其中比较新颖的内容就是所谓“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意在根据胡适自己的日记来“澄清胡适一生中各个时期的若干疑点”、“还胡适先生本来面貌”。

这与那一时期借所谓《蒋介石日记》来为蒋介石洗白的路数一脉相承。

蒋光头曾在日记“西安半月记”里造谣张学良和杨虎城去看他、目睹他“抗日以来的日记”后泪流满面、羞愤不已，所以释放了他、才有了国共合作抗日………

结果张学良后来接受采访直接打脸： “我说看了蒋的日记，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台阶下。我是看了，但我看了之后更生气！唉，里面具体不谈了…”

那帮蓝色媚美反动分子的日记可以被拿来作为史料，这是“历史学家”该有的学术思略吗？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写出来的哪能是真心话？

胡适与何炳棣在纽约闲聊时所说的（见何著《读史阅世六十年》330、 331、332页）真情表白、毫不掩饰的话，在胡适日记里为何找不见？

又比如余英时大力洗白胡适的一个点：在美获博士——且不说这博士的授予其背后美国人的政治考量，至少在1927年之前，胡适从未在美拥有博士学位，但其时已对外自称博士，并将博士头衔堂而皇之地印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封面的右下方。

以胡适作为一个历史核心，余英时这类的文人是典型的精英史观和“士人复辟”推崇群体，通过对中国自1927年开始的工农武装革命史的极度污蔑、对新中国政权的极尽反攻，完成对自己一种未尽的价值付诸的强行圆场。

最终，余先生一方面在悲愤着目睹新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时期的空前强大；另一方面依靠无力的释史解构，获取美国势力的临幸。

2

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有没有人喜欢余英时？

当然有！恰如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间：1987年；又恰如作品极其露骨的名字： 《士与中国文化》 。

那个“损害”士大夫阶层利益的人，不过逝世十年，士大夫们就握着笔杆子开始了反攻倒算。

就在仅仅七年前时，领袖前脚刚刚发表完主题为 “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的讲话，后脚北京大学出版社就公然出版上架余英时的书籍。

“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

在余英时的笔下，中国传统的“士”与近代欧洲的“知识分子”（此后余某人又爱用“知识人”一词）甚为类似，都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

配合着《士与中国文化》再一年后中国大陆官方出版的惊动全国、甚至连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们都啧啧称叹的 某部纪录片 ，余英时为首的精英士大夫史观，时隔四十年终于再一次将中国“翻身农奴把歌唱”的人民群众阶级，踩入了尘埃里。

以那部纪录片的名字为名，他们那帮“老东西”有一个共同的派系名称： XX派 ，崇美媚洋之标志语录，就是余英时的名言： “新自由主义就是要避免残忍，美国人对残忍的事情是看不惯的，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有关。”

美国人看不惯残忍？自建国独立以来，美国所参与的战争和对外的军事行动达200多次，仅二战结束到科索沃战争的半个世纪，美国发动进行的海外军事行动就达170次。

保守估计，自1846年入侵墨西哥到2011年策划颠覆叙利亚，美国百余年来需要对超过1800万人口的死亡，负承直接责任。

余英时的精神祖国美利坚，哪里“看不惯残忍”了？

更无需多言的，是余英时那篇著名的文章 《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 ，小资产阶级酸腐文人对工农革命领袖的仇恨、对人民汪洋大海的恐惧，字里行间尽显无余。

余英时这样评价毛泽东： “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

目前的国际环境又让这群文人墨客们重新燃起希望，因为美国对中国发起制裁和围堵。于是乎他们又重新兴奋起来，呼朋引伴为余英时这样的反动文人招魂。

但是，反动文人就是反动文人，这一垃圾酸腐群体在历史上历来就是如此，只敢暗戳戳，从无正威威。

想认美国当干爹，却只敢嘟嘟囔囔“反对向苏联一边倒”；想对军队削权、剥离党对军队的领导，却只敢嘟嘟囔囔“我们应该发展经济和文化”……

逃到美国要口饭吃的余英时，不正恰如其分吗。

反动文人阶层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群体，在新中国之前，这个阶层得益于知识分配不均而垄断着较多知识、也垄断着由知识消化所造就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的所谓“大师阶层”。

所以他们鄙视下层民众，尤其热爱践踏底层的工农阶级。

这一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权倾庙堂。

他们最爱做的是攀附旧权贵甚至外族势力。

一旦与时代、民众和实践相脱节，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因而，“花钱买太平”、“中美夫妻论”、“全球化”、“和平与发展”会成为中国当代文人阶层的最爱。

原来他们还能用政治观点不同，来为自己开脱。但到美国西方，不择手段打压我国后，这些人也要摇旗呐喊，充当走卒，十分可耻了。因为美国在特朗普时期公开打出的旗帜就是，美国优先、美国利益第一。又怎么解释余英时们宣扬的美国西方普世救世的胡说呢？

于是乎他们只好换一套说法，说是只谈学术不谈政治，可是历史能离开政治吗？

这些为余英时招魂的人虽然从心里喜欢他的政治观点，却也只能背地里偷偷摸摸，不敢光明正大地说出来，一副孔乙己的形象。

PLAYBOY:馬克思主義有一句名言：「物質的力量必須用物質的力量來消滅，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你的千秋之筆，無疑發揮了驚人的力量，把中國文化論者打個落花流水，但真正消滅中國文化者，卻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物質力量。在香港、台灣和海外先進的華人地區裏，中國文化都幾乎潰不成軍，蕩然無存，知識分子做的意識形態工作，其實只是清道夫的工作，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李敖：我不很同意你的說法，那太粗糙了。中國文化雖已凋零，但在中國人的很多觀點上、行為上，在很多場合上，冒出來的文化模式還是一樣。例如猶太人雖分散世界各地，卻很團結對外，中國人便不團結對外。又例如剛才說的華航事件，邱明志批評王錫爵與父親見面時，沒有激動的表情，所以不親不孝？董光興呢？中共安排他與母親見面，他死也不肯見，說什麼「忠孝不能兩全」。中國文化許多時都在這些小地方冒出來。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適和殷海光的影響，究竟影響在那方面？是否對自由主義的堅持？

李敖：他們對我的影響不是那麼多，只有一部分。這又可分開兩方面來說。殷海光在表達思想方面很清楚很明白，他的學生如林毓生之流便很疍頭，常常愛搬弄名詞，廢話很多；但殷海光在考據古典書籍方面卻不深入，他根本一本中國古書也沒看過，又怎能對中國文化作出展望？所以我說他「有鋼筋，沒水泥。」胡適則相反，他在考證古籍方面的學問很深入，但在思想方面的全面性探討工作卻不深入。

PLAYBOY：然則，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響比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較能夠維持自我，愈來愈進步。胡適則愈來愈退步，做了官之後，他應酬太多，連學問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麼，如果你要為年輕人推介思想人物，捨你以外，你會推薦何人？

李敖：不會，一個也不會。

PLAYBOY:真的沒有人值得你佩服嗎？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鏡子。

PLAYBOY:你曾經說過大陸易手後，跑到台灣的學者都是二、三流的貨色，一流的全都留在大陸。三十多年來，中台各有異數，大陸經過長期的文化封閉和文革的浩劫後，你仍然有這個看法嗎？海外學人中，你又認為那個比較出色和有成就，值得一提？

李敖：大陸方面，上一輩老的老、死的死，不提也罷，新一輩的都不好，三十年來共產黨沒有好好培養新一代學人。海外方面，走的全都是洋人路線，沒有出色。

PLAYBOY:余英時呢？很多人似乎都很捧他。

李敖：他的頭腦太笨，以前是跟錢穆的。我對他的品德評價很壞，他投靠國民黨。

PLAYBOY:品德以外呢？學問怎麼樣？

李敖：他的腦袋根本不能做思想工作。我舉個例來說明。他最近發表了一篇有關陳寅恪的詩的文章，提出什麼「新解釋」，就好像陳寅恪的詩裏發現有什麼密碼似的，其實是胡說八道。

余英時是國民黨青年部長陳雪屏的女婿，他的太太陳淑平是我的同班同學。他和國民黨有着我所謂的「生殖器關係」。他的表現真的很差勁。有一次他在花蓮開會，蔣經國要見他，因為颱風路壞，不能開汽車，他便召來一部警用機車，騎着車尾趕去台北。古語也有所謂「君命召，不俟駕」，余英時卻有這樣的表現，讀書人竟然沒身份如此，行嗎？

香港的金耀基，我看也是一樣的貨色，學問可能更差。他們是搞公共關係的，不是做思想工作的。

余英时是典型的有学无识的“学人”，学问、知识不差，但历史观、政治观都有问题。

研究思想史、文化史颇有成就，从儒学、士大夫的角度诠释历史，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背道而驰。在余英时叙述中，历史就是精英构建的，小民的作用不值一提。

家庭出身是国民党，跑到了美国，反共，反革命，反对历史上的一切“暴民造反”。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余英时索隐一番，得出结论是陈寅恪的诗处处暗伏玄机，都是骂TG；说郭沫若剽窃他的老师，为的就是打倒左翼史学。

余英时就是教员所说的“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那类人——如果不将“反动”理解为贬义，而是单纯理解为“反对革命运动”，恐怕余英时的支持者也承认他就是“反动”。

晚年年纪大了，倡导用“知识人”代替“知识分子”，强调学术角色的中性，淡化社会性、政治性，看似多了些温柔敦厚的气象，但本质仍是用儒家式中庸反对激烈的社会改造和底层革命。

书还可以一读的，不必因人废书，毕竟知识没有错、学问没有错，但作者观念有问题、思想有问题，要批判地吸收，比较、分析、质疑。不可由知识敬仰导致对其思想政治迷拜，这也是读书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021-8-8------

网上看到余英时临终前不久（2021年7月13日）写给香港中文大学周保松的一封信，这里贴出来让大家加深对其政治立场的了解和批判。

字写的比较难看，抄录一下余英时信中的主要内容：

我始终相信：人类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数自私自利的人长期控制。香港自开始（1840年）便享有自由，不在专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觉悟程度而言，也决不甘心作奴隶或顺民。但人的主观奋斗是极重要的，决不能放弃。

说个有意思的小道消息，闻自师友，仅供参考。如有相反证据，务恳赐教。

余英时这种级别的巨佬写的推荐信，自然是很难得的。不过余英时的推荐信在一种情况下很容易到手，只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你来自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中国大陆。第二，你反对TG。基于这套构成要件，余先生给不少巧言诡饰的大陆学生签发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按余英时的逻辑，在“极权”环境下长大的你还能有这份儿“独立思考”能力，人才大大的。

嘛，别的不说，余先生在台湾人文社科界的影响力毋庸置疑。中研院（原中华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跟着国民党逃台湾的那部分，后来逐渐重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唯二的跑到台湾的原中央研究院下属机构之一（另一个是数学研究所，但建制不全，所以史语所是唯一完整地跑到台湾去的），是该院下属文法经济类研究所中历史最久、实力最强的一个。已有两位余门弟子相继出任史语所所长，并升任中研院代表文法学科的副院长。有人将此前一段时期的史语所称为“余家班”，倒也不是全然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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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呀，终于有理中客人士前来现身说法了，泪目。那么，最新一条更新就专打“跟政治风向”这条吧。

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卢建荣曾经语带戏谑地描述过余先生朝“天”的一幕：

余大师英时先生于1982年7月底台风席卷东北台湾之时，宜兰对台北三条铁、公路交通全数中断，这时余大师正呆在棲兰山庄参加关心未来中国前途的会议。讵料蒋经国总统为了测试余大师底牌——究竟是拥护威权多些，抑信持自由主义多些——乃选择这个交通中断的台风天测试余大师对独裁者的政治忠诚度。蒋经国只是打了一封电报到宜兰，要余大师剋日返北有事相商，余大师即忧心如焚、坐立不安，到处向人打听交通工具。最后，皇天不负苦心人，会场适巧有部摩托车，更适巧这部摩托车主王汎森（主办单位的招待人员之一）有着无与伦比的勇气，愿意冒死（北宜公路沿途塌方、且落石严重，警方已在山路口拉起封锁线禁人入山）载余大师翻山越岭、前赴台北总统府。

那么，对于同样的事件，余先生的高足采取了怎样的笔法呢？虽然语气一变，但结合上文，可知非全然污蔑。加粗字体系可直接与上文对应者。

那一次前往棲兰山庄开会的途中，游览车经过漫长的北海岸，我记得余老师曾经盛叹这片海岸的景色。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因为台风来袭，所以照明、饮食都成问题，山路基本也断了。余先生因先前与总统有约，故由宜兰献（可能应是“县”）警察局的警察用摩托车载下山，我们一群人则在山上等到台风过后才离开。

因缺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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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真是低估了 @陳老9 这种不读原典、自命“传统文化传承人”而又喜欢用粗劣地包装起来的话术去吐露其真实内心想法的人，其贩卖私货的能力不逊于余先生啊。

多说一句，拿思想文化史的话题来夹带，倒是很有一些“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风骨”了（滑稽）

「儒家不死，中国就无法真正进入现代化」这句话有没有合理性？ - 知乎 (zhihu.com)

小众学术代言人又死了一个。

传统文化变小众，不是一蹴而就的。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还洋洋自得的写了一篇《圣哲画像记》，大有“继承道统”的架势。这时他不觉得有任何改变的必要。

到了甲午后，那就压不住了。康有为写《新学伪经》、《孔子改制》，抄袭今文经学对古书的质疑，硬说孔子是改制先驱。他知道改革传统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毕竟时代所限，只能在忠君忠孔的旗帜下进行，为此不得不强行歪曲孔子形象。

章太炎则又进一步。他反君，但不反孔。提出了“客帝说”。意思是中国的道统有且只有孔子，满清方外之人，如果愿意让位孔家，积极抵御外来侵略，可以不追究之前的罪过。相对于忠君思想迈了一大步。八国联军后，他更加激进，彻底否定了“客帝”思想。认为除了革命别无他途。甚至不惜与恩师俞樾决裂。

辛亥革命告诉我们，只反君不反孔行不行呢？不行。不“打倒孔家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到了1926年，新文化已经势不可挡。有些老朽出来提倡学校“读经”，周予同愤慨莫名，写下了《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把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俗话说，连旗人都大力反清时，满清就不得不亡了。当师从“三百年绝等双”孙诒让、旧学功底出类拔萃的周予同都开始痛骂读经时，这传统国学，不死也得死了。

同样地还有钱玄同、鲁迅这一对相爱相杀的好基友。两人在日本时都求学于章太炎，学了一肚子国学。任何看过他俩书的人，都不会对他们的传统学术功底有所怀疑。但钱很快激进到连汉字都要废除，鲁迅先生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全身心投入白话文。也就只在《估<学衡>》这种骂仗中，稍稍展露下自己的旧学水平，然后告诉他们：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在这一波波的现代化浪潮中，前浪往往被后浪拍到沙滩上，屡屡出现师徒反目的剧本。康有为公车上书改革先驱，没几年就变成了死硬保皇分子，被章太炎驳斥的一败涂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甚至在历史教科书上都有提及。梁启超后来也和他反目；章太炎为了革命，和恩师俞樾绝交，锐气十足。可到了后期，既反甲骨文又反白话文，碰见胡适，破口大骂：适之小儿，你的名字怎么不改成“往哪里去？”

章太炎运气比较好的是，后期鲁迅先生没骂他，只是在他死后惋惜影响力散的太快，现在几乎没几个人认得他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时代浪潮）。否则俞樾真是要偷笑于九泉了。

所以，历史雄辩地证明，余英时他们研究的东西，是被全体国人包括“士人”阶层自己都不得不抛弃的，“士”否定了中国文化。

相比前人，余英时则更等而下之，是等中华才智之士都不屑于学这套之后，捡起来当大师的。前面反复提到的俞樾诸人，学术功底比余英时高出十倍有余，可惜生错了时代，现在已经没人记得了。

余英时舔胡适，是有其内在缘由的。

他和胡适一样，旧学根本比不上经过传统学术范式培养出来的那批人。不过当了西方的二传手，抄一些现代理论，跟中学比西学，跟西学比中学。田忌赛马玩的很溜。

更重要的是，两人都选上了同一根大腿，这根大腿长期统治世界主流意识形态，那就更水涨船高了。80年代为什么引进余时英，胡适在当今互联网怎么变得臭名昭著，跟他们本人的水平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大腿风评的变化。

反过来，致力于融合传统和中国主流大腿的甘阳，就不会被人吹的那么高。其实和余英时干的都是一件事，但是你的大腿不如我的大腿吃香，你就不如我。

80年代史学界还有个口号，叫“重返乾嘉”，这代表了一个失去目标后迷惘的时代，甚至不惜往回走。类似于90年代施特劳斯在美国的风行。如何评价又有乾嘉又有大腿的余时英，实质上是如何对待这个时代的遗产。

西方学术界向来有“1968遗产”之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国如何对待80年代遗产，也可以思考下了。

美国怎么对待“1968”呢？他们将嬉皮士变成雅皮士，用消费主义轻而易举瓦解了反抗。

再补充几句吧。余英时研究的东西被小众化边缘化是他自己承认的，我以前看过他一个访谈，他说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要道歉，把传统文化放弃了。还对1905年取消科举痛心疾首。

所以说白了，余英时嘴里吹的“士”就是这么个玩意——国家养士百余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如果国家不养了呢？我就找另一个国家去。

在我看来，如果剥掉余身上的大腿光环，胜过他的人不知有多少。

比如余的《士与中国文化》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比。同一个话题，明显萨要水准要高得多。萨义德很强调知识分子的一种“疏离感”，用这个来论证知识分子的良心，比余一味吹捧“精神理念”却忽视士人其实有着极强现实利益需求，有说服力多了。

再比如，对于民国农村。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不比余“农民是长辈，所以我们都要给他鞠躬”信口胡吹靠谱？

再比如，余引入政治解理学，但不过裁选史料，近乎漫谈。同样是用西方政治理论研究历史，阎步克比他规范太多了。

再比如哲学理论，余不过浮于表面而已，一旦触及到现实世界，立马狗屁不通。李泽厚同样信西方，但他一句“救亡压倒启蒙”，就抓住了近现代思想史关键。只不过李相对客观一点，就没那么多人舔了，简直可笑。

这串名单列上二十个都列不完。我知道，这时候有人又要过来玩田忌赛马了，说余传承传统治学方法，假大空是必然的，但你不能盯着他的空疏看，要看他的意境。

这纯属胡扯。余是继承了钱穆先立论后找证据的做法，但他比钱穆更水。钱穆好歹先秦史功底十分扎实，余英时则实在看不出他能精通哪一代。

余同门严耕望，对隋唐史的细致考证功夫就令人叹服。这才是正道。扎实做学的不捧，吹水道统的捧上天，说白了，还是大腿光环罢了。

再说，起码从明末开始，余那套就不是主流了。清代的疑古考证，是顾颉刚的祖师爷，能击破他们的，是现代考古发现，而不是自吹什么精神道统。清代同样孕育了不少现代思潮，比如俞正燮，是男女平等的先声，还亲自整理了李清照的《易安居士事辑》（由于歧视思想，李清照宋史无传）；再比如俞樾（我又拉他老人家出来了），率先提出了“废医验药”，绝对是当今中医黑的前辈。

当代倒真有一位继承“乾嘉”精神的，那叫钱钟书，这位堪称“朴学”最后的辉煌。你去看看他的书，再看看余，就知道区别了。诛心点说，怕是大部分人觉得看起来太费力，才转投余这种只会大言的东西。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连钱钟书的书都看不进去，就别在那儿叶公好龙的说自己想传承传统文化了。

买过他几本书。成就很大，学问很深，名气很响。

有历史局限性和狭隘的阶级观。他这种人，好好做学问就挺好的。但牵扯到政治，emmm。真想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独立，靠这些人不行的，因为他和胡适是同一类人，他们只会觉得美国好美国妙美国爸爸呱呱叫。用《觉醒年代》里陈独秀的话来说，『郭心刚太少，胡适太多』。

和他同样也是搞历史的，黄仁宇唐德刚就没有那么热衷搞政治。他不仅热衷，而且热衷搞两岸三地的政治。对大陆什么态度，上wikipedia搜一下就知道了。三十年前他就说中国要崩溃，几年前说『中国梦』不会实现。说大陆1949年以后的历史都是假历史，这句话可受国内一些人喜欢呢。热衷政治也就算了，主要是政治眼光也不行，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反而反。

余英时受国内『文青』喜欢不是没道理的，就和胡适的句子是一个道理。感觉说得很深刻很有道理很有意境，但什么帮助好像也没有。还不如多看看唐德刚的书，至少民国八卦多了解一些。要不然看看《万历十五年》，学学高小凤当个明史爱好者，和育良书记切磋一下。

学术成就这里自有专业人士会回答，我等这种看过他几本书和一些八卦的，就随便说说。

余英时这一走就是29年，直到1978年10月，余英时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虽然也激起过他的中国情怀，但是亲朋好友的故事让他越发有一种化鹤归来的感觉。1989年后，余先生立誓不回大陆，并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余英时先生中西会通，研古析今，风骨识力均是一代海外华裔学人表率。今日得知余先生于美国时间八月一日凌晨睡梦中去世，不胜感慨。余先生尝言：＂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这是真正的学问自信、人格自信与价值自信。余先生千古！

一封建余孽，不必多说。只是学术界如今一个个都出来表演哭丧，真是令人齿冷。余临死前都表示支持G毒、甚至支持殖民主义，完全都不带伪装的，圈外人都知道的事，这些学术界的衮衮诸公会不知道？是认为这种政治观点不是问题呢？还是说正是因为这种政治观点才去捧人家呢？封建时代，知识人、地主、官僚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曾国藩不也是知识人嘛，杀起人来跟个变态似的。余要是有条件会只写写文章骂骂街吗？一定会和他叔叔一样啊，“茅草要过火 石头要过刀 人要换种”不就是当年他们干的事？只是先烈们让他们没机会罢了。

蒋光头过80大寿，余的老师钱穆为其写了献词：“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啧啧，肉麻的不像话，用句文辞叫做吮痈舐痔。你看，现在学术界把钱捧得怎么样。而且学术圈捧人绝不是只捧学术，一定是捧这人本身，什么道德君子、什么社会良心、什么中国文化托命人……知识分子只有在自夸自擂上才有如此大的创造力。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将小圈子里的权力去最大化的变现。一些比较封闭的小圈子，基本上就是大佬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比如文学艺术之类，贾平凹女儿写的东西我们怎么看怎么就是不行，人家专家就说行。这样这个圈子就完全是在大佬掌握之中，所谓传衣钵尔。然后这个圈子在想尽办法把自己这个领域的意义无限拔高。这种圈子特别容易祭司化，拼命把自己搞的东西放上神龛，从业者本身也似乎神圣起来了。最后圈子里被捧出来的大佬就如同罗马教皇一般，拥有了天国的权威，从而能够攫取更多世俗世界的利益。所以，你看这种圈子完全是封建式的，只不过封建领主占据的土地，而大佬占据的是无形的社会领域。而封建领主最大的敌人一方面是农奴，另一方面则是君主。他们一方面要不断强化对农奴的控制，另一方面还要抵制君主对自己领域的干涉。而如今的这位现代君主还和农奴有着血肉联系（虽然现在这种联系只能说是遗产），领主们的策略就是去抱外国强权的大腿，而外国强权也正好需要这些狗腿子。所以崇洋媚外根本不是什么缺乏自信，而是精明的算计，要狐假虎威，就必须让别的动物对老虎俯首帖耳，如果老虎被看穿原来是纸做的，最新倒霉的可能倒是狐狸。按照这种逻辑，余这种又是封建余孽又是海外汉学家的“大师”被追捧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要真正批判余，还是要有原则高度地去批判他的学术，而不是只凭一股愤怒，有些回答对于余著作思想的认识我觉得似乎并不正确，而且其在技术层面上也是有价值的。不过呢，据一些人说，读余的书要当心，这位剪裁史料也是一把好手。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所以只能算胡说八道。不过当年的一段公案，倒可见余学术道德之一斑。

理性探讨余氏史学，有意者私信。大纲如下：

1文本：阅读余氏著作的文本选择及其注意事项。

2语境：余氏著作的生成背景及其流传。

3观点：余氏主要史学著作的观点及其对错。

4结论：余氏史学的基本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