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蒙古发现7世纪准蒙古语系（族）语言石碑？
1. 语言学角度：解开早期突厥蒙古语族的神秘面纱
“准蒙古语系”的界定与重要性： 首先要理解“准蒙古语系”的含义。语言学上，蒙古语族（Mongolic languages）是公认的一个语系。而“准蒙古语系”（ProtoMongolic 或 PreMongolic）则指的是这个语系最古老的、尚未分化的祖先语言或早期分化阶段的语言。在此之前，我们对这个时期的语言了解非常有限，主要依靠后世的蒙古语族语言（如古蒙古语、察哈尔语、布里亚特语等）进行逆向推导。这份7世纪的石碑直接提供了这个时期语言的真实样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比与验证： 语言学家将对石碑上的文字进行详细的释读和分析，并与已知的早期突厥语（如古突厥语）和后来的古蒙古语进行对比。
词汇： 寻找与现代蒙古语族语言相似的词汇，这有助于确认其归属，并推断早期词汇的演变。
语法： 分析句法结构、词形变化等，看其与蒙古语族语言的共性与差异。
语音： 尝试重建该语言的语音系统，与已知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族的语音演变规律进行比对。
填补语言演变链条的空白： 7世纪正处于蒙古语族语言早期分化和形成的关键时期。这块石碑的发现，就像在断裂的河流中找到了一段重要的源头，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勾勒出蒙古语族语言从原始状态到古蒙古语的演变路径，理解哪些语音、词汇和语法特征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哪些又是在此之后才发展出来的。
与突厥语族的互动： 7世纪是突厥汗国势力强大的时期，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是突厥语族群活动频繁的区域。石碑上语言的特点，尤其是与突厥语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将揭示早期蒙古语族群与突厥语族群之间的语言接触、借词以及可能的语言影响程度。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联盟（sprachbund）的概念，以及不同语系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2. 历史学角度：重塑早期草原民族的图景
民族归属的线索： 石碑的语言能够为确认当时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提供关键线索。如果它与后来的蒙古语族语言高度相关，那么就可能证明在7世纪，蒙古语族群（或其直接祖先）就已经在蒙古高原的重要区域活动，并且拥有成熟的文字记录能力。
早期政权的印记： 7世纪是东突厥汗国（或西突厥汗国）以及后来北方草原民族政治格局变动的时期。石碑的发现地点、墓葬背景（如果与墓葬有关）以及石碑上的文字内容（如是否包含人名、地名、事件等）都可能与当时的政治实体或重要的历史事件相关联。例如，它可能与回纥、薛延陀、敕勒等民族的活动有关，甚至可能与早期突厥语族群内部的某个分支有关，但其语言特点指向蒙古语系，则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民族群体。
文化交流的物证： 石碑上的文字、雕刻风格以及发现的考古背景，都能反映当时的文化风貌和交流情况。它可能显示出与突厥文化、甚至是更遥远的文明（如拜占庭、萨珊波斯等）的联系和影响。
文字记录的起源： 如果石碑上的文字是目前发现的已知最早的与蒙古语系相关的文字记录，那么它将极大地提前我们对蒙古语系文字使用的认知。这对于理解早期草原民族的书写传统、宗教信仰（如果涉及宗教内容）以及社会组织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3. 考古学角度：验证与补充
地层年代学： 考古学家通过对石碑埋藏的地层、周边的遗存以及可能的放射性碳定年等方法，来精确确定石碑的年代，这对于语言学上的研究至关重要。
伴随出土物： 石碑是否伴随有其他考古遗物，例如墓葬中的陪葬品、建筑遗址中的器物等，这些遗物能够提供更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信息，帮助理解石碑的性质和意义。
制作工艺： 石碑的材质、雕刻技法等也能反映当时的工艺水平和文化特征。
4. 挑战与未来展望
释读的难度： 尽管已经初步判断其为“准蒙古语系”，但7世纪的语言本身就可能存在一些与后世蒙古语不同的特点，加上文字的古老性和可能存在的方言差异，释读工作仍然可能面临巨大挑战，需要顶尖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进一步的考古勘探： 这块石碑的发现可能会激发更多的考古勘探和研究，未来可能在相近区域发现更多同类遗存，从而形成更完整的证据链。
修正现有理论： 这一发现可能会对我们现有的关于蒙古语族起源、早期分布以及与突厥语族关系的理论提出挑战或进行修正，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总结来说，蒙古发现7世纪“准蒙古语系”语言石碑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不仅仅是一块古老的石头，更是通往早期草原文明深处的一扇窗口。它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语言演变、民族迁徙、文化互动和早期国家形成的认知，为人类文明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实证材料。这一发现将是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界近些年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其后续研究成果无疑将备受关注。
网友意见
李奈师的回答很好了，这里补充一些关于Bugut碑文的信息，主要是基于Vovin老师新发表的A Sketch of the Earliest Mongolic Language: the Brāhmī Bugut and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s（2019）。
Bugut碑分为两面，正面是粟特文，背面是婆罗米文字。正面的粟特文早已破解，由内容可知，该碑是为阿史那家族的木杆可汗(Muγan Qaγan)和佗缽可汗(Taδpar Qaγan)兄弟所立的。关于背面所书写的语言，之前一直无从破解。直到Khüis Tolgoi破解之后发现，和Khüis Tolgoi一样，Bugut使用的语言很明显也属于蒙古语族[Mongolic，注意与蒙古语(Mongolian)的区别[1]]。阿史那家族与整个突厥汗国上层的口语是古突厥语(Old Turkic)一般并无疑问，所以这里使用的蒙古语族语言，更有可能是先前在草原占据统治地位的柔然语的遗存，这也和之前从汉文史料中的记音材料中推断的鲜卑、吐谷浑和柔然的语言属于蒙古语族的结论相符。换句话说，早期突厥汗国虽然口语使用的是突厥语族的古突厥语，但书面文字上使用的却是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属于蒙古语族的柔然语。都播(Tuβa)人的情况可能也与之类似。
因为粟特文内容已知（虽然很多与婆罗米字母部分并不重合），所以Bugut碑文中反映当时蒙古语族形态(可能对应了Proto-Mongolic或Para-Mongolic的形态)相对于历史内容，更加独特一些，例如：
- Bugut碑证明了之前构拟的Proto-Mongolic中存在的*p-和*-p-[2]。例如：
- püker "公牛"，对比中世蒙古语hüker，古典蒙古文üker，古突厥语öküz[3]
- para-n "男人"，对比古典蒙古文er-e，古突厥语är(复数är-än)
- qapa“周围”，对比中世蒙古文qa'a-qu（古典蒙古语qaγa-qu）“关闭”，古突厥语qap-“关闭”
*p-在八思巴文反映的中世蒙古语中变为h-，并在现代的达斡尔语(为x-)、东乡语(为h-)、土族语(Monguor, 为f-)中保留。回鹘体的古典蒙古文中，h-用字头alef（喉塞音）拼写，在现代的核心蒙古语方言中最终脱落为喉塞音/零声母。
*-p-在八思巴文反映的中世蒙古语变为喉塞音，在回鹘体的古典蒙古文中用heth(-γ-)表示。在现代蒙古语核心方言中，和真的来自-γ-的情况一样脱落，其前后的元音合并为长元音。
2. 古突厥语的某些蒙古语族化特征，如单数-n与复数-t的交替，可能来自柔然语。同时，诸突厥语与蒙古语共享的某些词汇[如称号qaγan“可汗，复数为qaγad~qaγat；digin~tegin“特勤”，复数为digid~tegit]可能并非蒙古语借自突厥语，而是古突厥语借自某蒙古语族语言，尤其是柔然语。
另外，“然”更可能对的是柔然语的*ñ-，而绝不可能是*r-。因此“柔然”几乎不可能和“尼伦”[*niru-pun(?)<niru'un~niruγun]同源。
附原文转写与释读：
译文：
参考
这个碑叫Khüis Tolgoi碑，以下简称KT。确实很震撼，KT碑的内容是现存史料完全没有出现的东西。
首先KT碑其实1975年就被学者发现了，但是取得的拓片质量很差，一直没有进展，这回法德土联合考察队用3D扫描重新取像，取得了突破进展，破译出来碑铭是一种蒙古语言。KT碑其实是用婆罗米文（Brahmi）书写的——也就是阿育王石柱上那种文字——而不是鄂尔浑突厥文（也叫突厥如尼文），这并不是草原上第一次出现婆罗米文，著名的突厥第一汗国的布古特（Bugut）碑也有一面是婆罗米文，也至今没有破译，KT碑的破译很可能可以给B碑提供参考。
KT碑的时代，如前所说，比布古特碑更晚，碑文中提到了突厥泥利可汗（583 - 约604）。碑主是一个被称作「再生为菩萨的可汗」（śińin bodisatva török qaɡ̆an，按隋唐音译大概可以叫尸忍菩提萨埵突陆可汗？）的人，似乎是「都播」（Tuwa）人的可汗，碑文多次提到了都播人（所以图瓦人归根到底还是蒙古人么……）。菩萨可汗跟「突厥的泥利可汗」有争斗。学者猜测这位可汗是当时铁勒人反对突厥汗国运动（比如回纥第一汗国、薛延陀汗国）的一部分（回纥当时的俟斤也叫菩萨，应该跟他老没什么关系）。这个碑自身没有提到任何柔然相关的东西，碑文中提到了阿那瓌（ańaqay），但是作为一个官号提及的，而且因为时代的原因，显然不是指柔然末代可汗阿那瓌。不过在那个时代草原腹地出现的蒙古语族人群，当然应该跟鲜卑-柔然汗国的遗产有关，这个碑文是现存唯一的2 - 6世纪主导草原的那些蒙古语族人群留下的自我描述。
KT碑的语言可以肯定是一种蒙古语言，从词汇和非常典型的蒙古语式的黏着成分可以确定，这无疑是现存最最最早的蒙古语族语言的文字材料。澄清一下，蒙古语族是在草原上占重要地位的语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匈奴时代的东胡人，但是我们称呼原始蒙古语（Proto-mongolic）一般指的是古典蒙古语（大蒙古国时代的蒙古文字资料体现的语言）的直系祖先，也就是唐代蒙兀室韦那群人的语言。而与原始蒙古语已经分化的蒙古语族语言，比如契丹语、拓跋鲜卑语、柔然语、吐谷浑语这种，我们叫做Para-mongolic，para是对、旁、并、平行的意思，有人翻译成准蒙古语，不太好，大概可以叫旁蒙古语言。碑文的语言当然按定义也是一种para蒙古语言，不过它相比辽金契丹文反映的契丹语，更接近主流的原始蒙古语，这大概是契丹语创新比较严重的原因。
意义么，跟匈奴人肯定没关系，离得太远了。主要还是对东突厥内乱提供了新的材料，连都播部都推出了自己的可汗。还有给草原佛教提供了一些新信息，嗯，这碑完全没提腾格里长生天。以及，杭爱山地区在草原偏西，都播人按传统的说法是铁勒人，铁勒人本来基本被认为是（后代的）突厥人群的同义词；他们也使用蒙古语文，可以给拓跋汗国、柔然汗国时代草原人群的分布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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