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清末八旗与洋人没打过什么大仗啊怎么就没了，清廷后来怎么几乎只有汉人军阀可用了？
要理解这一点，咱们得把时间线往前拉一拉，看看八旗这支曾经的“天命所归”的军队，是怎么一步步衰落到最后几乎被时代抛弃的。
八旗的黄金时代与埋下的衰败种子
首先，得承认八旗在清初是叱咤风云的。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这背后就是八旗军队的赫赫战功。他们骁勇善战，骑射精良，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横扫了明朝，建立了大清。入关后，八旗更是作为统治阶层，镇守着全国的各个战略要地。
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八旗就开始显露出颓势。这其中有几个关键原因：
1. “以八旗为国本”的政治设计与养尊处优： 清朝建立后，八旗被视为“国之根本”，享受着极其优厚的待遇。他们被编入八旗，食俸禄，免劳役，甚至连耕种都不怎么干，主要是负责军事和统治。这种“坐享其成”的模式，虽然在初期巩固了统治，但长久下来，就让八旗子弟渐渐丧失了当年的锐气和战斗技能。生活富足，兵器骑马成了摆设，甚至有很多人连马都不会骑了，更别提什么艰苦的训练了。
2. 八旗内部的腐败与管理松懈： 随着时间的推移，八旗内部的管理也越来越松懈。军功奖励制度名存实亡，靠关系、靠贿赂才能获得晋升的现象屡见不鲜。很多八旗兵丁，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靠国家养活的闲散人员，身体素质、训练水平都直线下降。
3. 八旗制度的地域局限性： 八旗主要以满族为主体，辅以蒙古和部分汉军。但他们的人数毕竟有限，要统治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显得捉襟见肘。后来虽然也招募了不少汉军八旗，但其地位和待遇与满洲八旗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4. “满汉一家”口号下的汉族力量崛起： 康乾盛世虽是如此，但随着统治的稳固，清廷也开始意识到必须依靠汉族官员和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才能长久。因此，重用汉族文臣，也逐渐在军事领域对汉族力量有所倚重。
洋人的到来与八旗的“纸面战斗”
到了19世纪，西方列强带着工业革命的成果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八旗面对的敌人，已经不是那个骑着马、舞着刀枪的明朝军队了。
鸦片战争（18401842）： 这是八旗与洋人正面交锋的开端。在广东、浙江等地，清廷的确派出了八旗军队去迎战。但结果如何呢？书中描写得往往是八旗兵丁“枪炮不精，火器零落”，面对英军“船坚炮利”，几乎是节节败退。虽然也有一些零星的抵抗，比如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广东当地官员组织了一些八旗和绿营（清朝另外一支主要军队，以汉族士兵为主，但管理和装备更差）进行抵抗，但效果甚微。大部分时候，八旗的参与更像是象征性的，或者是在被动的防御中被击溃。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这次八旗的糟糕表现更加明显。英法联军一路北上，火烧圆明园，八旗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几乎没有起到什么像样的作用。
庚子事变（1900）： 义和团运动兴起，虽然八旗也参与其中，但他们此时已经成为了晚清政府改革的对象，并且战斗力早已今非昔比。面对八国联军，八旗军队的抵抗更加无力，甚至可以说，他们在这次战争中几乎没有扮演任何实质性的军事角色。
为什么感觉“没打大仗”？
1. 清廷的策略性回避： 实际上，清廷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力量时，很多时候选择了“以和为贵”，或者说“以屈辱求和平”。他们深知八旗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无法与洋人抗衡，硬碰硬只会加速灭亡。所以，很多时候是选择割地赔款，避免更大规模的正面冲突。
2. 八旗军队的战术落后： 当时八旗的训练方式、战术思想仍然停留在冷兵器时代，与西方军队的近代化战术、火器运用有着天壤之别。这种代差，导致即使他们人数占优，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3. 有限的“大仗”也以惨败告终： 即使有零星的较大规模冲突，比如在广东、福建沿海的一些防御战，八旗往往也是惨败告终。这些失败，加上清廷不愿公开承认八旗的衰弱，以及新闻传播的不发达，使得普通民众很难清晰地感受到八旗与洋人之间“大仗”的惨烈。更多的是一种无力抵抗的溃败。
汉族军阀为何成了“唯一可用”？
八旗的衰落，直接导致了清廷失去了最核心的军事武装力量。而在这个过程中，汉族力量的崛起，尤其是汉族官员统辖的新式军队，成为了填补这个真空的关键。
1. 太平天国运动的催化剂：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八旗和绿营军队根本无力镇压。在这种危急关头，清廷不得不倚重汉族地方官员，允许他们自行招募、训练和指挥军队。
2. 曾国藩与湘军的崛起： 曾国藩创办湘军，是这一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湘军以汉族士人为主体，学习西方军事技术，采用“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并且强调军纪和士气。湘军的成功，不仅镇压了太平天国，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一种新的军事模式：依靠汉族官员、利用汉族士兵、学习西方技术、并且建立起一种高度效忠于指挥官本身的私人民团式军队。
3. 其他地方汉族势力的兴起： 曾国藩之后，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等，都成为了清廷镇压内乱、抵御外侮的中坚力量。这些军队的将领都是汉族官员，他们逐渐掌握了兵权，并且在装备、训练上不断进行改革，逐渐走向近代化。
4. 八旗被边缘化： 随着湘军、淮军等汉族军队的壮大，八旗军队的军事地位被彻底边缘化。虽然名义上八旗仍然是“国之根本”，但实际上，他们早已失去了实际的作战能力和战略意义。清廷在需要打仗的时候，自然也只能依靠这些真正能打仗的汉族军队。
5. 晚清改革的方向： 晚清末年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中，清廷也试图进行军事改革，建立“新军”。但这些新军的组建和指挥权，绝大多数还是落在了汉族官员手中，比如袁世凯就因为编练“新建陆军”（后来的北洋军）而迅速崛起，成为晚清末年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总结一下：
清末八旗之所以给人感觉“没打什么大仗就没了”，是因为他们虽然与洋人有过冲突，但这些冲突大多是溃败，且由于清廷为了维持统治，不愿公开承认八旗的无能，加上信息传播的局限，使得八旗的衰落过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种“轰轰烈烈”的正面大战。
而清廷之所以后来几乎只有汉人军阀可用，是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内乱的过程中，汉族官员所领导的、并且逐渐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的新式军队（如湘军、淮军、北洋新军等）迅速崛起，成为了清廷手中唯一能够倚仗的军事力量。八旗则因为长期的养尊处优、腐败松懈，战斗力丧失殆尽，被时代无情地抛弃了。当国家面临危机时，清廷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些更具实力的汉族军事力量上，而这些力量的代表，也正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军阀”。
所以，与其说是八旗“没打大仗”，不如说是八旗在与洋人的冲突中，根本没有能力打起真正意义上的、能够决定胜负的大仗，并且他们的衰落，为汉族军事力量的崛起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网友意见
清廷试过用旗兵了，但是结果非常难看。
比如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就派出过旗兵去打仗，然而他们的表现实在是辣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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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期间的海城反攻战，依克唐阿和长顺就带领着八旗兵去作战。
在日方的记录里，这堆八旗兵毫无战斗力，战斗意志也极其薄弱，根本不敢进入日军的火炮射程，一旦日军开始进攻，直接遇敌即溃。
因为这帮八旗不敢进攻，溃逃又太快，日军甚至都无法判断他们的战斗目的，到底是不是真想收复海城。
更可怕的是：依克唐阿手下的八旗兵，还是八旗中战斗力最高的了，好歹能打死几个日军。
当时参战的其他一些八旗，比如岫岩的八旗，则是直接不战而全军溃逃，日军毫无伤亡就拿下了岫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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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比如八旗的后备军西丹兵，他们的表现就更没法看了：
对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威力怕不是比日军都可怕了。
连当地的汉官都攻击。
正事不干，只会扰民。甚至连依克唐阿这样同属八旗的，都不放过。
当时在辽阳布防的徐庆璋都对此无语了，直接说这种部队对打仗毫无用处，只会扰民，千万别再派旗兵过来了，只要别派过来，一切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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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练军一样没法看：
吉林将军长顺，在写信给荣禄的时候，说自己以前带过这帮人，了解他们的底细。这帮八旗兵是无用之士卒，养着属于浪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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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水平，还要怎么用？派出去也只会添乱。
参考
鸦片战争前，清朝有八旗兵20万，绿营60万。
回头看英国，正规军14万，国民军6万。
看上去拿人海都能压死英国人了，但是看看清军编制。
八旗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10万人，驻扎为北京附近。驻防也十万，分布于全国各地。
再看绿营。
除了京师巡捕5营共一万人外，大多也都部署各省。
清军为什么这么分散呢？主要就在于他们所担任的职责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治安。退一步讲，当时人口4亿，配了80万警察，拿今天来说这比例也不算高。一是分散，二是被束缚各地，所以鸦片战争的清庭几乎没有一支可机动部队能够作战。
且不说八旗腐败，就以主要武器鸟枪来说: 各地驻防八旗改造时呈给咸丰帝奏折中提到鸟枪使用年限很长。其中最早者称“康熙时征剿俄罗斯由部颁来”，如此推算，已达166年之久。
再说大炮。
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为改善虎门防御态势而新制大炮 40 位，结果在试放过程中炸裂 10 位，炸死兵丁 1 名，炸伤 1 名，另有 5 位火炮还有其它问题。关天培检查炸裂的火炮，发现“碎铁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其中有一空洞，“内可贮水四碗”!
……
由于在 18 世纪内，西方火炮样式并无重大变化，至 19 世纪鸦片战争时，与英军相比，清军火炮在样式及机制原理上大体相同，两者的差别在于制造工艺引起的质量问题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铁质差。工业革命使英国的冶炼技术改观，铁质大为提高，为铸造高质量的火炮提供了良好的原料。清朝的冶炼技术落后，炉温低，铁水无法提纯，含杂质多，铸造出来的火炮十分粗糙，气孔气泡多，演放时很容易炸裂，自伤射手。清军针对此问题主要采用两策。一是加厚火炮的管壁，使清军的火炮极为笨重，数千斤巨炮，威力反不如西方的小炮。二是使用铜作为铸炮材料。由于当时铜资源缺乏，铜炮十分罕见，视为利器。此外，对于已经铸成气孔气泡较多、容易炸裂的火炮，清军则减少火药填量，这又降低了火炮的威力。
二、铸炮工艺落后。英国此时在铸造上已采用铁模等工艺，并使用镗床对炮膛内部切削加工，使之更为光洁。清朝此时仍沿用落后的泥模工艺，铸件毛糙，又未对炮膛进行深入的加工，致使炮弹射出后，弹道紊乱，降低了射击精度。英方此时因科学的进步，对火药燃烧、弹道、初速度等方面已进行研究，火炮的各种尺寸比例和火门的设计，比较合理。而清方对火炮只是仿制，不懂得身管/口径比例、以及火门位置在火药燃烧中的实际意义，结果，许多火炮的比例不合，绝大多数火炮的火门口开得太前、太大。
三、炮架（炮车）和瞄准器具不全或不完善。炮架（炮车）是调整火炮射击方向和高低夹角的器具。清军对此不甚重视。至鸦片战争时，清军的许多火炮没有炮架，只是固定的。一些炮架只能调整高低夹角而不能左右活转，限制了射击范围。已设的炮架，大多用粗劣木料制成，演放后，炮架震松，难以使用。让人吃惊的是，淸军的许多火炮竟无瞄准器具，或只有“星斗”（用以确定射击方向）而没有“炮规”（用以确定高低夹角）。士兵们主要靠经验来瞄准。
四、炮弹种类少，质量差。英军此期使用的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爆破弹等品种；而清军只有效能最差的实心弹一种，且有弹体粗糙或弹径偏小的缺陷。
此外，清军火炮在管理上亦同鸟枪，并无定期造换制度。由于平常并不使用，许多露天搁置在炮台、城垛等处的火炮，日晒雨淋，炮身锈蚀。至鸦片战争，这些火炮的使用年限大多已经很长，清初铸造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是前明遗物。若不蒸洗试放，谁也不知能否使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中英火炮样式大体相同，但因质量的差距，使之具有射程近、射击速度慢、射击范围小、射击精度差、射中后炮弹威力弱等缺陷。这些缺陷中，哪一项不是致命伤？
鸦片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战斗，是清军的岸炮与英军的舰炮之间的炮战。按常理说，海岸炮依托坚固的陆地，可不计重量、后坐力等因素，而制作得更大，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实际上清军的岸炮一般也重于英军的舰炮。但是，在战斗中，双方火炮的威力却发生了逆转。当战场上硝烟散尽之后，我们不得不惊愕地面对悲惨的事实：清军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未能击沉英军的一艘战舰或轮船，而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至于兵丁，可以看看冯玉祥的回忆：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就说：‘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人就问：‘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说：‘让我问问去。’
“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这次补兵，因为苗大人随便一写，以后我就沿用下去，没有更换本名。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我补兵的这年，是光绪十八年，西历1892年，我才十一岁。
“补上兵之后，我没有随营操练。除了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其余时间我仍在家中过活 ……”
中英厦门海战死了9人，年龄最小二十二岁，最大五十九岁。这九人全都是号称精锐的福建水师提标。清兵基本上都是每月去固定领粮饷，然后再该干什么干什么，当兵完全成为一种第二职业。
再说武官。
本身的武举考试形同摆设。武举名次集中与一项，比膂力，就是拉硬弓。更有甚者连斗大字都不识。
武官搜刮更为严重，一吃空饷，二克兵饷，三贪赃枉法危害社会。以至于曾国藩一针见血：
“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八旗兵更为严重，营内设赌，回家大烟，雇人代替操演。兵营中贪腐极其严重，甚至于如果有旗兵干正业都要被嘲讽，只能搭笑说：“玩玩。”
至于水师，能出战的战船不足总数三分之一，更有讲战船租借给商人用来运粮。堂堂水师连海盗都打不了，还要雇佣民团等民间武装剿匪。
连茅海建老师都不忍再考证下去：我为了研究结论的公允，曾千百度地寻找光明，但光明始终远我而去。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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