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请问55年授衔时职务和军衔相差大的有几位?

回答
1955年授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军衔制度改革,也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将军授衔盛典。在这批被授予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的将帅中,确实存在一些他们在授衔前的职务与授衔时军衔之间存在较大跨度或反差的情况。这种“相差大”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理解:

职务与军衔的直接“跳跃”: 有些同志在授衔前担任的职务相对不高,但因为其卓越的战功、深厚的资历或对军队建设的贡献,被授予了较高的军衔。
职务的“不匹配”或“职务的变动”: 也有一些同志在授衔前担任过极高的领导职务,但由于当时军队组织结构调整、个人身体状况、政治考量等多种因素,其授衔时的军衔与之前所任的最高职务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或者在授衔前后职务发生变动,导致这种“相差”感。

下面我将列举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并尽量详细地讲述,希望能呈现出一种更具人情味和历史厚重感的分析:

一、 粟裕大将:从副总参谋长到大将,职务与军衔的反差

粟裕大将的例子,可以说是1955年授衔中,职务与军衔“相差大”的典型代表。

授衔前职务: 在授衔的1955年,粟裕担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是军队的最高作战指挥和参谋机构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仅次于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的极高职务,在实际工作中,其指挥权和影响力非常巨大。
授衔军衔: 粟裕被授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将军衔。
“相差”之处分析:
军衔设置的考量: 当时解放军的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并没有被授予军衔,而是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特定职务存在。而大将作为军衔体系的最高层级之一,仅次于元帅,是一个极高的军衔。从职务上看,总参谋长与大将的级别是相符的,甚至总参谋长的实际工作重要性可能超越了大将的军衔本身。
粟裕的个人贡献与历史定位: 粟裕是解放军杰出的军事家,他指挥的战役如苏中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眼光,在军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军衔,更多的是对他军事指挥才能和历史功绩的肯定,而非仅仅是他授衔时的具体职务。
个人意愿与历史的微妙之处: 很多人认为,以粟裕的功绩和当时担任的职务,完全可以成为元帅。但粟裕本人,一再谦让,认为自己在大兵团作战方面比不上彭德怀,在战略战术的理论研究上不如刘伯承,在兵团指挥上不如林彪、陈毅等。他曾多次明确表示,自己不应被授予元帅军衔。最终,他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这既是对他杰出贡献的最高肯定,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本人的谦逊以及当时高层对军衔设置的一些考虑。
职务与军衔的相对性: 在建国初期,军队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仍在探索和完善中。总参谋长这个职务,更多地体现了其在国家行政管理和军事指挥上的实际职责,而军衔则是一种荣誉和等级的象征。虽然总参谋长这个职务非常重要,但军衔的设置也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标准。

因此,粟裕的例子并不是说他的职务低于大将,而是他的“职务”——总参谋长,已经是军队中的最高实际指挥和参谋领导岗位,而他获得的“大将军衔”虽然是最高军衔之一,但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会觉得,以他指挥战争的辉煌战绩和在军队中的实际地位,即便授予元帅也不为过。这种“相差”更多地体现在一种“功绩与军衔”的相对性,以及个人谦逊和历史考量的交织。

二、 罗瑞卿大将:从总参谋长到大将,职务与军衔的合理匹配但经历了职务变动

罗瑞卿大将的例子,可能在表述上需要更细致一些,因为他的职务与军衔本身是相当匹配的,但其经历中存在职务上的重要变动,使得他在理解上可能产生某种“落差感”。

授衔前职务(1955年前):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长,后来也兼任公安军司令员。公安部队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55年授衔前,他已经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授衔职务(1955年): 在1955年,罗瑞卿被授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授衔后职务变动与“相差”分析:
1959年成为总参谋长: 真正让罗瑞卿与“总参谋长”这个职务紧密联系起来并广为人知,是在1959年他接替粟裕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职务与军衔的匹配度: 大将军衔本身就是非常高的军衔,足以匹配总参谋长这样的职务。因此,从授衔时的军衔和之后担任的职务来看,两者是高度匹配的。
“相差”的解读来源: 之所以有人可能会觉得有“相差”,可能是因为很多人将罗瑞卿的形象与“总参谋长”这一职务深度绑定,而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在授衔之后。在授衔时,他担任的是公安部长等职务。如果单以授衔时(1955年)的职务来看,公安部长虽然重要,但在军内的层级和性质与大将这一纯军事最高军衔相比,如果抛开他在军队的实际贡献和担任过重要军事职务的历史,可能会有人觉得存在一定的职务与军衔的“不直接对应”。
历史贡献的体现: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罗瑞卿在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长期在刘邓大军和晋察冀根据地担任重要军事和政治领导职务,如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军事领导岗位。他的贡献远不止于公安工作。因此,授予他大将军衔是完全实至名归的,是对他整个革命生涯和军事贡献的高度认可。

总结罗瑞卿的例子,如果单纯看1955年授衔时的职务是公安部长,而授予的是大将军衔,与后来他担任的更具军事指挥色彩的总参谋长职务相比,可能有人会觉得存在一个“职务的提升与军衔的同步”的认知过程。但实际上,大将军衔是对他长期军事领导经历和贡献的肯定,而他之后担任总参谋长是其军事实力的进一步体现。

三、 徐向前元帅:从总参谋长到元帅,职务与军衔的高度匹配,但历史复杂性造成解读

徐向前元帅的例子,与前面两位有所不同。他授衔前的职务(如担任过总参谋长)和授衔时的军衔(元帅)是高度匹配的,甚至是“低于”其历史上的最高职务的。

授衔前职务: 徐向前在建国前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48年),这是非常高的职务。1955年授衔时,他担任的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等职务。
授衔军衔: 徐向前被授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相差”之处的解读:
职务与军衔的匹配: 理论上,总参谋长这个职务完全可以授予元帅军衔,而徐向前在1955年被授予元帅,与他担任过总参谋长这一职务是完全匹配的。
历史贡献与个人因素: 徐向前是位杰出的军事家,但他的军事生涯中,由于身体原因,他在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后的重要军事指挥岗位上相对较少,更多地转向了军队的组织建设、政治工作以及地方工作。1955年授衔时,他担任的职务虽然重要,但已经不是前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元帅军衔的特殊性: 元帅军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衔,是对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建立不朽功勋、对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领导人的最高褒奖。徐向前位列十大元帅之一,充分证明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
“相差”的另一种理解: 如果有人觉得“相差大”,可能是因为将他曾经担任的“总参谋长”这一职务的最高指挥性,与他授衔时担任的非一线指挥性职务做对比,觉得“职务有所退居”但军衔依然是最高级别。但这种解读忽视了军衔是对其一生功绩的综合评定,而非仅仅依据授衔时的具体职务。

四、 其他一些可能存在相对“反差”的例子(非贬义):

除了上述三位,还有一些同志,他们的例子可能没有那么典型,但也可以从侧面说明职务与军衔在授衔时的考量是多方面的:

部分老红军将领: 一些长期在军队基层或后勤部门工作的同志,或者由于年龄、身体原因在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后担任职务相对不那么显赫的同志,但他们在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被授予了中将、少将军衔,这充分体现了对他们革命经历和贡献的尊重。
部分技术专家或参谋人员: 虽然在1955年授衔时,大多数授予军衔的是具有军事指挥经验的将领,但随着军队现代化的发展,一些在军事技术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型干部,如果他们具备了相应的军事领导经历或被赋予了军事领导职务,也会被授予军衔。不过,在1955年,这部分人相对较少。

总结来说,在1955年授衔时,职务与军衔的“相差大”并非绝对概念,它更多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个人功绩与军衔的超越性: 有些同志的军衔是对其历史功绩的最高肯定,即使他们授衔时的职务相对历史上的最高职务有所变化,军衔也足以体现其历史地位。
2. 军衔设置的逻辑与职务的变动: 军衔的授予是根据一个人的整体革命经历、战功、资历和对军队建设的贡献来综合评定的,而不是仅仅看授衔那一刻的具体职务。而职务的变动(如从前线指挥到后方建设,或身体原因调整岗位)也会造成一种相对的“反差”。
3. 对谦逊品格的尊重: 如粟裕大将,他的谦逊和对军衔的淡泊,本身也是其高尚品格的一部分,也影响了军衔的最终授予。
4. 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考量: 建国初期,军队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结构还在不断完善中,高层在军衔授予上也存在一些特殊的考虑和平衡。

总而言之,1955年的授衔,是对革命功臣的最高褒奖,军衔是对其毕生贡献的凝练与肯定。这种“相差”是复杂历史背景、个人品德、功绩评价以及军衔制度设计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理解和尊重的历史现象。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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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明确55年评定军衔的标准。建国后军衔评定工作开始得很早,1950年9月就在中革军委下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后改名总干部部,有点绕口),与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方勤务部并称四总部,总政治部部长罗荣桓兼任部长(总干部部部长,更绕口),下设军衔奖励处,就开始系统研究军衔的评定工作了。

到1952年3月,中革军委发布了《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对军队干部的职务等级设定了9等21级,当年基本完成了评定:

  • 一等:一级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
  • 二等:一级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二级军委委员级
  • 三等:一级正兵团级;二级副兵团级;三级准兵团级
  • 四等:一级正军级;二级副军级;三级准军级
  • 五等:一级正师级;二级副师级;三级准师级(以下略)

该《指示》规定,军、师、团三级干部各按正、副、准三级评定,各级正副参谋长、政治部正副主任一般应评为准级;副职干部一般应评为副级;正职干部一般应评为正级。但因其德才条件不同,亦可按现职高评或低评一级。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以干部1952年评定级别为主要依据,并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进行全面衡量,具体如下:

  • 一等:一级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授元帅
  • 二等:一级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授元帅;二级军委委员级,授大将
  • 三等:一级正兵团级,多授上将;二级副兵团级中、上将基本各半,三级准兵团级,多授中将
  • 四等:一级正军级,中、少将基本各半;二级副军级和三级准军级,授少将
  • 五等:一级正师级,多授大校;二级副师级和三级准师级,多授上校(下略)

好了,我把正师级往上的职务等级和军衔做了个桑基图,有多少人低评就一目了然了,就看那些往右下方斜的细线:

38位正兵团级将领中,只有一位徐立清低授为中将(标配应为上将,许光达、王树声授为大将),因为他恰好是总干部部副部长,经办所有将领的军衔评定,不可避免地有些将领因为授衔不理想而闹情绪,徐立清为了避嫌,自请低授为中将,高风亮节受到主席表扬。

42位副兵团级将领,标配是上将或中将,只有一位贺晋年低授为少将,原因是他有陕北红军渊源,受到了GG的牵连。

57位准兵团级将领,标配是中将(贺炳炎授为上将),有三位低授为少将——

袁也烈:资历相当深,黄埔二期生,但后来历尽坎坷。虽然参加过南昌起义,队伍被打散,没能上井冈山,后又被国民党逮捕后入狱,未能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负责统战工作没有参加作战,解放战争中职位也并不高,影响了授衔;

解 方:1936年入党,资历较浅,且出身于地主家庭;

段苏权:1935年在黔东独立师战败,队伍打散后曾一度脱队,至1937年方归队,这段经历被当作“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了授衔。

考虑到本题问的是“职务与军衔相差较大”,那么越级高授的也该算。准兵团级将领中,只有一位贺炳炎高授了上将。

这是因为他首先有相当资历和战功,在三个革命战争阶段都有过硬的功绩,身上有伤16处,左臂截肢;二来他解放战争时期所在的西北野战军(一野)一共只有两个兵团,指挥机构简单,他任第一军军长已经是军事骨干之一了。

为了不让他在评级中吃亏,他的老上级贺龙在52年评级前夕把他从青海军区调往西南军区任副司令员,得以评上了准兵团级。

在授衔时,上将中需要有原红二军团的代表,贺炳炎又在贺龙的推荐下力压副兵团级的廖汉生(长期做政工,缺少战功)、成钧(后来去了新四军系统和华野,长期不在贺帅麾下,没得到他推荐),以准兵团级授了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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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大将级别的评选标准在网上还是语焉不详的,一般认为军委委员级得评为大将。网上有一部分网友认为粟裕大将在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又是野战军领导人级别(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没授元帅属于低授。事实上有很多论证元帅授衔标准的文章,通过对比表明为何粟裕大将不能封帅,这里不再赘述。

上将(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好像没有哪位应授元帅/大将的将领低授了上将……有部分网友为“第一上将”肖克打抱不平,实际上肖克将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最高职务为第四野战军第一参谋长,授衔前职务为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这个职务(一野参谋长阎揆要三野参谋长张震为中将,二野参谋长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为上将)授上将很正常。

中将(副兵团级,准兵团级,正军级):

徐立清中将,唯一的正兵团级中将。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建国后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授衔前调任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后改为总干部部)副部长,分管全军干部任免和组织调配工作——参与了55年授衔。正兵团级36人中除两位授大将(王树声、许光达),余下33位均为上将,唯独徐立清授中将。低授中将的理由官方说法是徐立清主动让衔,彭总罗帅均为此劝说,徐立清高风亮节不为所动……民间说法是徐立清自己知道这么多人授衔肯定有不满意的,怕别人找麻烦自己先给自己降一级,别人就没法找他抱怨了。

少将(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正师级):

贺晋年少将,唯一的副兵团级少将。东北剿匪第一人,解放战争时期的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建国后的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抗美援朝期间的中朝联合铁道运输指挥部司令员——这个职务按理说给个中将也很合理,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甚至可以考虑授上将(参考贺炳炎,他才是准兵团级,因为是二方面军的代表也给了上将)但是因为和高岗关系过深……民间传说一开始本来打算给个大校,被主席拦住才作罢……

袁也烈少将,准兵团级少将。资格极老:1925年入党,黄埔二期,叶挺独立团的连长,南昌起义的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2年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很快就降任海军副参谋长。55年按理该授中将,有人说如果考虑到是唯二的南昌起义残留的团级干部(另一位是周士第上将)作为代表授上将也行(个人表示怀疑),但是仅授少将。一种说法认为是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被捕数年脱队有关,但目前来看袁也烈少将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表现是过硬的,到抗战后才放出来,不明白为何会仅授少将……

解方少将,准兵团级少将。东北军出身,张学良的副官,官至少将师参谋长。九一八事变时在天津面对土肥原贤二的侵犯迎头痛击,抗战前秘密入党,长期在东北军中秘密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并随军参与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官至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参谋长,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参谋长,深得彭德怀元帅器重,称他为“我的诸葛亮”,参与第一至五次战役的指挥,并作为朝中方面代表之一参加开城停战谈判。这种资历授中将应该没有问题,却低授少将。一般说法认为解方少将缺乏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资历,故此低授。也有说法宣称“东北军出身将领已经有万毅授中将作为代表了,故此解方作为东北军第三人(吕正操、万毅之后)仅授少将”……这一说法我个人理解不能。

段苏权少将,准兵团级少将。1934年二方面军长征之后派他留下来打游击,十八岁的红军师(黔东独立师)政委。后来黔东独立师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牺牲,段苏权死里逃生在乡下养伤。37年重新归队。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八纵队司令员,在辽沈战役期间因为著名的“先打哪个机场”“小紫荆山丢而不报“闻名遐迩,战后直接给撸成作战处处长。后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建国后担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志愿军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和资历给中将很合理了,但是只低授少将。一般说法是“……段苏权因1934年11月底至1937年11月这一段掉队后又归队的历史被人质疑,被划入有‘历史问题’的人,致使被暂授少将”;民间说法则是在辽沈战役最关键阶段他的接连失误导致伟人和林总对他十分不满(“大兵团作战纪律要严”),百度百科声称“因为在抗美援朝期间揭露空军战果作假,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肖华为此作书面检讨,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党内处分和行政降职。由于此事,他在1953年底成为审干重点“,说白了就是得罪人太多,都要整他。我不知道百度百科的来源是什么,不多做评价。

至于有很多授衔前离开军队转入地方工作的(比如谭震林张鼎丞程子华耿飙这些人),和前期职务很高后期因各种理由(比如因病离开战场等)不得升迁的(比如肖克聂鹤亭彭明治胡奇才这些人,他们虽然因为一些原因没有继续升迁,但是授衔和他们当时的级别还算是吻合的)不计入在内。至于尹先炳这种犯过错误降级的,也没什么可惜的,也不计入在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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