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賽德克·巴萊》在华语电影史上会有何种地位?

回答
《賽德克·巴萊》在華語電影史上的地位:一場震撼人心的歷史迴響

《賽德克·巴萊》,這部由魏德聖執導、橫跨數年籌備與拍攝的台灣電影,無疑在華語電影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它不僅是一部電影,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一段被遺忘的歷史,一次關於身份認同的深刻追問,以及台灣電影在題材開拓與敘事深度上的一次重要飛躍。

歷史的迴響與敘事的新維度

過往的華語電影,雖然也有描寫歷史的佳作,但大多聚焦於中國大陸的近代史,或是以武俠、宮廷為背景。而《賽德克·巴萊》則大膽地將視角投向了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尤其聚焦於霧社事件這一悲壯的抗日事件。這是華語電影史上一種前所未有的嘗試。它不僅是民族歷史的再現,更是一種對“他者”視角的挖掘與呈現,讓被主流敘事淹沒的賽德克族人的聲音得以被聽見。

電影以史詩般的格局,細膩地描繪了賽德克族人的生活方式、信仰體系,以及他們如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掙扎求生。從族群的傳統到被壓迫的現實,再到最終為了尊嚴與自由而爆發的起義,電影的敘事線條極其紮實且充滿張力。這種對特定族群文化的深度挖掘和情感共鳴的營造,讓《賽德克·巴萊》超越了單純的歷史題材,成為一部關於人性、關於抗爭、關於存在的深刻寓言。

技術與藝術的雙重突破

在技術層面上,《賽德克·巴萊》的製作水準堪稱當時台灣電影的頂尖水平,甚至在華語電影圈中也屬翹楚。為了重現那個時代的風貌,電影在場景搭建、服裝道具、甚至特效運用上都力求真實與精緻。其中,大規模的戰爭場面和原住民部落的還原,都展現了製作團隊的巨大投入和專業能力。這種對細節的考究,不僅提升了電影的觀賞性,也為觀眾呈現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歷史圖景。

在藝術表現上,電影的鏡頭語言極具表現力。魏德聖導演擅長運用強烈的視覺衝擊和情感渲染來推動敘事。無論是壯闊的自然景觀,還是血腥慘烈的戰鬥場面,都通過鏡頭語言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演員們的表演更是可圈可點,尤其是飾演莫那·魯道的林慶台,其充滿原始生命力的演出,將這位傳奇領袖的勇氣、悲憤與無奈刻畫得入木三分。這種演員與角色的高度契合,為電影增添了靈魂。

引發的社會反思與文化意義

《賽德克·巴萊》的上映,不僅在票房上取得了亮眼的成績,更在台灣社會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它觸及了殖民歷史、民族意識、國家認同等敏感議題,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台灣的過去與現在。這部電影的出現,讓更多人開始關注那些被歷史洪流掩蓋的聲音,並對“誰是歷史的書寫者”這一問題產生了深刻的思考。

對於台灣電影而言,《賽德克·巴萊》的意義更為深遠。它證明了台灣電影有能力拍攝出具有史詩格局、能夠喚醒民族記憶、並且在藝術和技術上都能與國際接軌的作品。它為後來的台灣電影人樹立了一個標杆,鼓勵他們敢於觸碰更具挑戰性的題材,並且在製作上追求更高的標準。它也讓世界看到了台灣電影的另一種可能性,不再局限於小情小愛或懷舊青春,而是能夠承載更厚重的歷史與文化份量。

挑戰與爭議:歷史詮釋的多樣性

當然,任何關於歷史的敘事都難免面臨挑戰與爭議。《賽德克·巴萊》在展現賽德克族人英勇抗爭的同時,也呈現了事件的複雜性與殘酷性。一些觀眾和評論家對於電影中對於日本方面的描寫,以及對於事件的某些詮釋提出了質疑。這些討論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它們豐富了我們對這段歷史的理解,也凸顯了歷史敘事的多元性與主觀性。

即便存在討論和爭議,《賽德克·巴萊》作為一部電影所帶來的影響和價值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一部大膽、有力量、有深度的作品,它成功地將一段沉寂的歷史帶到觀眾面前,觸動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感。

結語:一座豐碑,一次啟示

總而言之,《賽德克·巴萊》在華語電影史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不僅是一部展現台灣原住民抗爭歷史的史詩級鉅製,更是台灣電影在題材開拓、製作水準和文化影響力上的一次重要里程碑。它以其獨特的視角、震撼的畫面和深刻的情感力量,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也為後來的華語電影帶來了寶貴的啟示——歷史不應被遺忘,每一個族群的聲音都值得被尊重與傾聽。它是一座豐碑,更是對我們如何理解歷史、如何看待自身文化的一次深刻的叩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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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我认为不该把他纳入华人电影的范畴,因为里头的大部分语言、文化甚至展现出的价值观都和华人没半毛钱关系,只能算是小民族电影。

这部电影甚至算不上抗日片,虽然和华人有着共同的历史灾难,但主要是不拍这个题材的话他们就没啥可拍,因为除了由这部电影改编的“雾社事件”外这个民族没有啥能让人记得住的重大历史事件。

我不否认这部电影拍的不错,题材也非常新颖,如果是把它当做比较小众的历史片去看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电影。

其实想拍这种题材的电影最好能尽量保持中立,不应该有这么严重的偏向性,因为观众都是讲文明的现代人,而电影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却像是在歌颂一群满手血腥的野蛮人。

首先那帮原住民还是以猎杀其他部落并且把敌人的首级作为战利品的落后文明。哪怕没有鬼子,也只是一群在不断自相残杀不断内耗的野蛮人。

其次,即便日本人的开化教育下长大,里面的孩子杀起妇孺儿童来还是一点都不手软。这其实在现如今的电影界是非常忌讳的镜头。

最后,他们战死之后,踏着彩虹桥上了天堂。我认为这段没有拍出来的必要,因为这相当于侧面对这种野蛮行为持认可态度。

要么你可以中立写实一些,不要带任何感情地当做历史片一样去拍。

或者把原住民一方野蛮的部分淡化,凸出日本人的凶残,多一些两个文明之间难以磨合的碰撞。或许更容易被接受一些。

尽量把影片的视角确立成毫无感情的第三人称,而不是在人物塑造、表现手法上诱导观众去支持,去同情这个民族。

也许站在那些原住民的角度看这电影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很难把他当做一部华人电影看待,我们华人的文化里是要讲仁义的。

但是这部电影我没看到啥大义的地方,只看到一群野蛮人屠杀另外一群不那么野蛮的人,然后还沾沾自喜。

他们这种文化的族群,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亡。本来影片的调性应该是带着一丝苍茫和无奈,但是表现出来的却是赞扬和惋惜,这让持有不同价值观的观众看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矛盾,给人感觉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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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那些大道理,这部电影的三观就和大陆观众不同。本来抗击日本侵略会让大陆观众很有认同感,但是当看到赛德克·巴莱们出草猎人头,房前屋后成堆的骷髅头,和人头柱时这种认同感就荡然无存了。

尤其是电影中赛德克·巴莱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人禁止他们出草猎头,破坏了他们的传统习俗!!!

日本强迫他们砍伐视为神灵的巨树、强迫妇女作佣人(经常有女性被强奸)、即使接受从小日本文化教育的人也受到歧视,警察所里最高的学历最低的职位、最低的薪水,得不到晋升、在日本学校上学的孩子被不公正对待,这些能够让大陆观众感同身受有极大认同感的情节要么寥寥几个镜头,要么只有几句台词连一个镜头都没有。

相反赛德克·巴莱们对妇孺的屠杀,对自己日本朋友的屠杀(一个日本人面对屠刀时说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赛德克·巴莱们说的理由不是反抗暴政或者抗击侵略又或者和你交朋友只是为了欺骗,而是杀了你之后到彩虹桥再做朋友。)野蛮猎头族的属性盖过了抗日勇士的属性,会让大陆观众反感,因为在我们的伦理道德观里对妇孺的屠杀、对朋友的屠杀是不正确的(哪怕很多人都曾经有饮马东京湾让日本不长草的想法),哪怕真出现这种情况也要个光明正大的大义来安慰自己。

赛德克·巴莱们的伦理道德和我们完全不同,甚至是冰与火一般让人无法接受。仅仅靠打鬼子这情节无法让大陆观众有足够的认同感(赛德克·巴莱们行为反而会让人想起历史上汉族和猎头族的种种冲突)票房自然会失利。

猎头这种赛德克·巴莱视为生命的传统习俗,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六七十年前的西南地区依然频繁发生,最终被新中国所消灭。

也就是说哪怕是对少民最宽容优待的新中国来说猎头族也是极其野蛮落后不正确,换成人民政府来治理, 也是要将其消灭 的。大陆西南方的一些少民直到解放后都有捕猎路人用祭祀的习俗,(包括但不限于成人、去灾、消病、庆祝、春耕、丰收、祭神)佤族、彝族等都有立人头木桩的习惯。 解放后都有解放军勘探队被害,现在民俗村里他们表演庆典用的是牛头,过去可用的都是人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有多名解放军路过佤族地区时被剽悍的佤族男子猎头,惊动了中,央,因为它是一个民族问题,不能激化矛盾,军队只得与对方谈判,最后的结果还是花银子把人头买回来,把被杀解放军的枪交回来,交出猎头人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因为猎头的人被视为英雄,这已是他们的最大让步了。

1950年10月,在新中国国庆一周年庆典的时候,毛要求佤族更改这一习俗。佤族头人拉勐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不仅拒绝废止习惯,连用别的祭品替代都不答应。没办法,毛 只能表达了“希望”——好好商量商量,用什么办法把它替代掉。最终也没有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

3年后,西盟发生大面积虫灾,粮食锐减,第二年砍头祭谷的事件就迅速蔓延,村与村之间相互猎杀的情形普遍出现。6年后西盟虫害再次爆发,第二年又遇到干旱,猎人头祭木鼓的阴云再起:

2月18日,永广村猎取困马村一个人头;

3月,岳宋部落阿莫寨砍玉溪寨人头一个。玉溪部落头人准备率所辖40余寨,每寨砍阿莫寨一个人头;

4月27日,困马村百余武装进攻永广寨;

5月18日,永广寨出动200余人强攻困马村;

中、共、西盟工委、政、府在武装工作队协助下四处协调、化解,由地方、部队和当地群众签约,不允许再发生类似情况。但不仅测绘人员被砍去脑袋,连进驻沧源佤山的解放军战士竞然也遭不幸。最终的解决方案也出人意料,部队花钱将人头从“砍头英雄”手中买回来。

而根除,仍然是遥不可及。 事情到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时候,通过“梁山好汉”式的方法,才得到圆满解决。当年8月开始,部队要求佤族所在西盟、沧源县禁止砍头祭谷。

有一个头人,手上有50多支枪,激烈地反对说,砍头是我们佤族的礼节,哪怕是毛 来说,砍头我们还是要砍的! 当时的西盟县委书记魏应昌也火了,大叫着说,你要砍头可以砍你自己的,怎么能砍别人的?好,我也是是佤族,今天我们先倒好酒,你拿着刀,我拿着枪,酒喝了以后,你先砍你那边的人头,然后我来砍我这边的人! “我们那个酒都倒好了,要喝酒了,他说不要不要,后来他说算了。从那个时候,就没有看过砍头了”,大规模猎头习俗终于在1958年终止。

佤族祭祀只用人头,带有鲜血的人头,更令人恐惧。其所祭祀的神灵是谷神,属于社稷祭祀。每年春播时节,都要去猎获人头,用以祭祀,以求丰收或报答谷神。一群男子埋伏在村外的路边,见陌生人路过,突然树后跳出,将他(她)的头砍下,放入一个白色底、细条纹粗制土布挎包里,然后勇士们簇拥着背人头的人回到村里,将一鸡头塞进人头嘴里,并将人头安放在人头桩上,祭司娓娓唱起《砍头调》,祈求谷神赐予丰收。

嗣后,祭司将从人头血滴到的土壤撒去田间,据说这样庄稼就会长得好。很早就听人说了,在猎人头的时候,若能猎到长有络腮胡须的男子是最吉利的,说那样的头更有利于谷物的生长。这自然是出于一种顺势巫术的思想,胡须的茂密,似乎预示着谷物的茁壮成长。猎头只要是氏族外的人就可以,无论是汉族还是佤族本身,抑或其他民族的人,都会成为猎头的对象。当地有一个令外人毛骨悚然的谚语:“木鼓响,人头痒。”

佤族最后一次猎头是在1959年,在西盟县,一位云南的朋友告诉我,具体的地点是在西盟县的岳宋村,也是一个靠近缅甸的村子,被猎头的人是一个女孩,据说有一点痴病。后来一些民俗学者对佤族的猎头习俗做过调查,如今在云南民族大学依然保留有那次猎头的调查资料,以及一些曾用来祭祀的8个人头骷髅。

康熙制作的地图《皇御全览图》中未见台湾全岛,而是只画入了岛屿的西半边,变成一条新月形状的领土在海上。 台湾东半部之所以在地图上消失,并不是因为无法测绘,而是因为该处尚为未归化的原住民领地或“番界”,所以朝廷仅实行消极管理。
清朝时期的原住民,按照汉化程度又可用“熟”和“生”来区分。来台汉人和熟番族群杂居已久,语言、风俗等皆无障碍,互有通婚,相处和睦。

康熙年间就曾有一场原住民体育团进京表演:“从台湾挑选了十个麻达番子送来。问得这些人都是台湾诸罗县所属北路熟番。那里的番子们俱自幼学习跑步,以快速且有耐力为尚......。”

之后的清帝都有招台湾熟番首领进京朝贡,令他们目睹天子威仪和京城繁华,并多有赏赐。乾隆皇帝有一次生日宴会,接见熟番首领,赏每位头目:“六品骚鼠帽一顶、官用缎面灰鼠皮补挂一件、羊皮蟒袍一件、绸袄一件、缎靴一双、布袜一双、丝线带手巾一份......”等等。

但是汉人与生番之间,仍会互相争抢领地、水源或者经济作物,引发甚多血腥冲突。生番会“出草”斩取汉人首级,汉人则捕捉生番来制番人油、炼番人膏来报复。

康熙年间的福建名吏蓝鼎元,曾来台任职并著书《东征集》,提出以下建议:生番杀人,台中常事。此辈虽有人形,全无人理,穿林飞箐,如鸟兽猿猴,抚之不能,剿之不忍,则亦未如之何矣。惟有于出没要隘必经之途,游巡设伏,大张炮火,虚示吾威,使彼畏惧而不敢出耳。

初期清政府使用的办法,就是当时的衙门挖沟推土,制作界碑,把汉人和生番的活动范围隔绝开,叫做“土牛界限”,官称“隘”。界限分成“土牛”和“沟”两个部分,土牛部分呈梯形隆起,沟的部分则纵深向下,过去生番使用的工具简陋,这样子已足够隔离之用。土牛和深沟如今都已少有痕迹可循,不过界碑多处保留下来,如现在台北市捷运石牌站,就是一处古界碑的遗址。。

熟番生番是有区别的,还真以为清朝就番汉一家亲啊?随着汉人人口的增加,界内可垦土地日绌,汉佃越界私垦时有发生,导致内山“生番”因抗拒侵 垦而戕杀汉人的事件层出不穷。


为维持地方社会的安定,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五年再次设立隘番制以强 化族群隔离政策,目的主要在于借助“熟番”武力驻守“生番”出没的近山隘口,代管近山界外荒埔, 防范汉人越界私垦。淡水厅近山地带的便有18处隘寮,其中在后龙溪流域的有嘉志阁隘和猫里 隘。

台中市石岗区,有一块乾隆年间的“勘定踏界地碑记”,便记载着:“每土牛长二丈,底阔一丈,高八尺,顶阔六尺。每沟长十五丈,阔一丈二尺,深六尺,永禁人民逾越私垦

乾隆三十一年(1766)发生在后龙溪中游的鲎壳庄(位于猫里西面,今苗栗县西湖乡二湖)事 件,可以用来说明清政府划界政策下守界“熟番”、界外“生番”、越界私垦的汉人以及地方官府之间 的关系。

根据闽浙总督苏昌的奏折,鲎壳庄民曾经射杀出界捕鹿的攸武乃社“生番”,以致“生番” 挟仇,待庄民越界寻觅耕牛,被“生番”追赶到庄,杀戮五十六人。副苏昌当即派台湾道余文仪查办 该案。


1874年,54名琉球船员遇到台风,登陆台湾东南部,因沟通不良而遭当地生番排湾族杀害。日本以此指责清廷,清政府则回答:“生番系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

  日方于是向“无主番界”之台南出兵,背后亦有逐步蚕食台湾之意。清廷闻讯急调淮军六千五百人赴台支援,幸又得日军登台后染病者甚多,无力久战,便在收了清朝的伤亡抚恤金白银五十万两后退兵,双方议和。

当时清朝派来的钦差沈葆桢和刘铭传,对局势判断十分清楚。他们为了巩固领土,避免列强中流传生番之地不属大清之说,因而解除大陆汉民赴台的海禁;已经在台的汉人本来亦有山禁阻止其进入中部山区开垦,此时亦被解除。

  这一连串积极政策被称为“开山抚番”,其中“开山”即指修路,今日台湾岛上有两条东岸要道,分别是北部的苏花公路和南部的南回公路,两者的前身均为沈葆桢所修,当年称作北路与南路。

  另外尚有一条连接南投到花莲的中路,现在则叫做八通关古道,虽不可供车辆通行但却被当作古迹保存下来。

至于刘铭传,他也留下了从基隆到新竹的一百多公里铁路,并比大陆还更早建立邮政和电报制度。

另一方面,在打通过去不曾进入的原住民领土后,“抚番”即指加强原住民的汉化,设学堂教习数学和汉文,祭出赠予衣食种子等各种优惠政策,希望加速民族融合,同时又强迫生番放弃出草习俗,若有反抗则镇压之。

 附录:

“人头桩”纪事 discovery.cctv.com/spec

本族人与外来者关于佤族原始文化的对话 blog.163.com/mina121 @126/blog/static/2075097620084230585642/

佤山旧事——猎头祭谷 blog.china.aliba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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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挺震撼的 但这是人家南岛民族的电影 和华人半毛钱关系没有

一个曾经占领了整个太平洋的种族 电影本来就没几部 好不容易有一个 不要跟人家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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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长期殖民的国家或者地区(以台湾地区为例),一旦放开文化管制,进入文化自觉后,本土反映历史文化题材的文艺作品,大致有这几个类型:

1.全面迎合、讨好自己的宗主国或殖民者,歌颂被殖民的历史观价值观的腐儒作品(《海角七号》)

2.彻底放飞的历史虚无主义,猎奇刺激但乏善可陈的本土激进文化作品(《赛德克巴莱》)

3.传播某种温和反思的实录纪实类作品(《我们与恶的距离》《军中乐园》)

以上三者可以相互交叉或拼盘,请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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