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为什么不继续向埃塞俄比亚方向扩张?
首先，地理是天然的屏障，也带来了巨大的后勤挑战。 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地理环境是其最显著的防御优势。这个国家坐落在东非高原上，地势险峻，高山、深谷、峡谷纵横交错，许多地区交通极为不便。高原气候虽然不如沙漠极端，但也并非宜人，而且一些季节性的降雨和泥泞会进一步加剧行军的难度。
对于一个以骑兵和陆地战术为主的帝国来说，这种复杂的地形意味着他们的优势会大打折扣。大部队的集结、物资的运输、攻城的准备，在这样的环境下都会变得异常困难和耗时，成本也随之飙升。奥斯曼帝国虽然在军事组织和工程方面有很强的实力，但面对埃塞俄比亚这样“以地为险”的国家，其传统的战争模式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们更擅长的是在开阔地带、通过包围和炮火优势取胜，而不是在崎岖的山地进行拉锯战。
其次，埃塞俄比亚本身的韧性和抵抗力不容小觑。 埃塞俄比亚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立的国家传统，其社会结构和军事体系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在中世纪时期，埃塞俄比亚王国（有时被称为阿比西尼亚）就已经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区域性力量，并且拥有自己的文字、宗教（东正教）和文化。
当奥斯曼帝国开始扩张到红海地区时，埃塞俄比亚并非一个完全没有准备的国家。他们在地理优势的加持下，能够有效地进行游击战和防御战。历史上，埃塞俄比亚军队在面对外来入侵者时，常常能凭借对地形的熟悉，采取灵活的战术，消耗敌人，并在有利的时机发动反击。例如，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就与埃塞俄比亚爆发了一场重要的冲突，其中一支奥斯曼军队试图占领高原，但最终被埃塞俄比亚国王率领的军队击败。这次失利给奥斯曼帝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表明征服埃塞俄比亚并非易事。
第三，奥斯曼帝国扩张的战略重点和资源分配。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多民族的帝国，其扩张的动力和方向受到多种战略考量的驱动。在其鼎盛时期，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扩张方向包括：
向西欧扩张： 这是最引人注目的方向，目标是征服拜占庭帝国、匈牙利以及进一步威胁神圣罗马帝国。欧洲战场是其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主要关注点。
向北非扩张： 控制北非沿海地区，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地中海霸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丰富的资源和奴隶劳动力。
向东扩张： 与萨法维王朝在波斯地区的竞争，争夺对伊拉克、高加索地区和贸易路线的控制权，也是奥斯曼帝国重要的战略方向。
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虽然在红海沿岸的商业上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它并非像巴尔干地区或埃及那样，能为奥斯曼帝国带来决定性的战略优势或巨额财富。将大量的兵力、资源和精力投入到遥远、地形险峻且抵抗力强的埃塞俄比亚，与投入到欧洲、中东这些更具直接回报和更符合帝国核心利益的方向相比，显得不是那么划算。资源是有限的，帝国必须在多个前线之间进行权衡。
第四，海军能力的局限性和红海的战略意义。 奥斯曼帝国在海上拥有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在地中海。然而，其海军技术和战略对红海的适宜性存在一定的限制。红海的航运虽然重要，但与地中海的广阔战场相比，其战略优先级要低一些。
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确实控制了红海的西部沿岸，包括埃及、也门等地，并以此为基础，在红海地区施加了影响，也与埃塞俄比亚发生过接触。他们的目标主要是控制贸易路线、打击海盗，并与当地的穆斯林势力保持联系。但是，在高原上的埃塞俄比亚王国，即使奥斯曼帝国控制了红海沿岸，也难以通过海路直接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渗透和征服。陆路进攻才是关键，而这又回到了地理和后勤的难题。
最后，内部因素和外部压力。 即使奥斯曼帝国有意向埃塞俄比亚扩张，也可能面临国内的挑战。帝国在扩张过程中，往往会经历政治动荡、财政困难以及地方势力的挑战。同时，来自欧洲（如哈布斯堡王朝）和东方的对手（如萨法维王朝）的持续压力，也使得奥斯曼帝国需要集中力量应对这些主要威胁，难以分散过多兵力去征服一个相对边缘但难以啃动的地区。
总而言之，奥斯曼帝国未继续向埃塞俄比亚方向大规模扩张，是地理、埃塞俄比亚自身的抵抗能力、帝国战略重心的选择、海军能力的限制以及内部外部多重压力的综合结果。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不想”，而是经过成本效益分析和战略权衡后，一个更为明智且符合帝国整体利益的选择。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险峻，就像一道天然的铁幕，有效地守护了这个古老的王国免受了大规模的征服。
网友意见
关于奥斯曼帝国16世纪全盛时期的扩张，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奥斯曼帝国在控制埃及后，由于埃及经常发生叛乱，尤其是17世纪中期以后，埃及本土马穆鲁克势力增长，拥有极大自治权力，甚至驻守埃及的奥斯曼帕夏与耶尼切里禁卫军也要与其妥协。在18世纪后期，阿里帕夏为首的马穆鲁克一度宣布在俄土战争中支持俄国，从奥斯曼独立。总之埃及在19世纪前的乱象，使得奥斯曼向埃塞俄比亚等地远程投送部队进行军事扩张变得十分困难。
奥斯曼帝国，向埃塞俄比亚扩张最典型的例子其实是在19世纪60-70年代。埃及在1805年，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穆罕默德.阿里取得实际统治权。阿里帕夏在奥斯曼帝国的要求下，派遣长子易卜拉欣帕夏征讨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因为这些人袭扰了前往圣城的朝圣路线，威胁到奥斯曼哈里发的宗教权威。虽然埃及军事力量强大，但是瓦哈比派坚壁清野，进行游击战，埃及还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才将其平定。
平定瓦哈比派后，阿里帕夏决定继续扩张，通过扩张获取物资财富，以战养战。为了中央集权，实行行政、税收的改革，阿里帕夏在萨拉丁城堡设下鸿门宴，杀死大量马穆鲁克贵族，但有人逃亡苏丹等地。于是打着追击马穆鲁克残余势力的旗号，阿里帕夏派遣易卜拉欣帕夏入侵苏丹。这一次远征，埃及真正征服了苏丹的阿拉伯人地区，为了加强控制，阿里帕夏下令在青白尼罗河的交汇处这一战略要地建造堡垒，对苏丹加强控制与管理，也就是现在的苏丹首都喀土穆。
后来阿里帕夏四处扩张，尤其是两次埃土战争试图控制叙利亚地区，一度打的奥斯曼帝国节节败退。但是英国为首的列强进行干预，不希望削弱奥斯曼导致俄国趁虚而入，切断英国前往印度的贸易路线，英国等国的舰队炮击阿克、贝鲁特等城市，海军陆战队登陆，加上埃及四处不堪战争与劳役的重负，揭竿而起。阿里帕夏被迫同意停战，撤出叙利亚，限制陆海军人数，接受著名的英土商约，同意取消垄断专卖制度，允许英国等国商人进行自由贸易，以此为代价换取为奥斯曼苏丹统治埃及的世袭权力。
阿里帕夏得意开明的长子易卜拉欣帕夏很快去世，使得阿里的继承人多为无能之辈，一方面相对保守，在近代化改革上进展有限，另一方面在英土商约的阴影下，大量廉价的西方工业品涌入，本土民族工业无法与其竞争，走向破产。到了伊斯梅尔继承后，才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近代化改革，伊斯梅尔帕夏试图与英、法等国保持良好关系，大力学习西方制度，包括实行土地私有制、建立新的行政单位、在亚历山大和开罗建立大量西式歌剧院等建筑、聘请西方退休军人担任军官等。
尤其是南北战争时期，由于南北战争切断了南方种植园经济下的棉花出口，于是棉花价格暴涨。伊斯梅尔帕夏为了获得利润，大力鼓励棉花种植与出口，在土地私有制下，大地主们兼并农民土地，并且种植棉花进行出口。棉花热潮使得埃及获得巨额收入，这助长了伊斯梅尔帕夏试图重新进行阿里帕夏时期的伟大征服的野心。
此时，伊斯梅尔帕夏把目标瞄准了苏丹以南的赤道非洲地区，他希望夺取红海的良港，并且沿着青白尼罗河进行扩张，获取当地的资源，比如棉花、象牙、豹皮、黄金、乌木等进行出口，获取经济利益，建立庞大的“非洲帝国”。与此同时，列强也支持伊斯梅尔的计划，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英国前往东方更加便利，也希望维持红海地区的霸权与安全。废奴运动下，英国也打着废除奴隶制的旗号，在非洲进行扩张与干预。当时西方列强盛行非洲探险与传教的浪潮，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等组织热衷于寻找尼罗河的源头，所以这些因素使得英国等列强支持伊斯梅尔的远征。
于是伊斯梅尔帕夏多次组织远征，士兵主要是强征的埃及农民，基层军官同样主要是提拔的埃及人，而高级军官，一部分是阿里帕夏之后埃及的统治阶级，突厥-切尔克斯人贵族，另一部分则是伊斯梅尔帕夏西化改革招募的西方军官，许多是美国南北战争的退休老兵，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此时埃及的远征不同于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的扩张，而是有近代先进的科技帮助，比如铁路、蒸汽船、电报的普及，加强了交通通讯能力，并且减轻了补给压力。伊斯梅尔帕夏通过建立国营兵工厂与购买西方武器，在军事上也明显比赤道非洲的土著更有优势。在沿白尼罗河向南扩张的这一路进展比较顺利，首先征服了苏丹的黑人地区，包括达尔富尔等地，以及现在的南苏丹地区，然后继续进军，最远到达乌干达，当然这些征服既包括军事占领，也包括建立势力范围。
还有一路试图征服红海沿岸以及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处于著名的“诸王公之乱”时期，各个地区的封建领主割据混战，中央集权虚弱。到了19世纪中期，明主辈出，所罗门王朝的提奥多罗皇帝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与武器，击败诸王公，加强中央集权，一度统一埃塞许多地区。但是提奥多罗皇帝冒犯了英国外交官，导致英国派兵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军深入高原，在一座城堡包围了提奥多罗皇帝的军队，后者战败自杀。但是提奥多罗死后，在短暂的混乱后，又出现了约翰尼斯四世皇帝，再次击败诸王公，加强中央集权。
伊斯梅尔帕夏派出的军队，沿着红海进军，占领了马萨瓦等港口。但是在埃塞俄比亚，约翰尼斯四世并不屈服，进行猛烈的抵抗。由于伊斯梅尔帕夏的军队，缺乏阿里帕夏时期旺盛的士气，加上腐败严重，本土埃及人与突厥-切尔克斯和西方军官的矛盾，士兵们训练不足、军饷缺乏，战斗力差。西方军官虽然作战经验丰富，但是缺乏对埃塞俄比亚地形的了解，骄傲轻敌。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尼斯四世利用埃塞的高原地形，多次埋伏埃及军队，切断其补给，埃及军队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有着先进的武器，依然士气崩溃，无心作战，然后被埃塞军队歼灭，许多西方军官也命丧于此，许多武器被埃塞人缴获。伊斯梅尔帕夏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对埃塞的征服。
伊斯梅尔帕夏的非洲帝国计划，造成了许多非洲的重要变化。比如在赤道非洲的征服，使得大量的阿拉伯官员、商人、士兵、乌里玛来到非洲内地。虽然东部非洲在印度洋贸易等时期，波斯人、阿拉伯人通过贸易与班图黑人有交流，形成斯瓦西里文化，但是局限在沿海地区。然而伊斯梅尔的征服，使得阿拉伯人的影响深入内地。
官员被埃及派往苏丹等地，建立行政管理，打破当地的自治。像西方军官，比如因太平天国出名的戈登也担任过苏丹的官员。这些埃及官员，在苏丹等地负责行政管理，与征收赋税。许多士兵也被派往非洲，驻扎在各个堡垒，加强了埃及对其的控制。
阿拉伯的商人建立了许多贸易据点，垄断了当地贸易，使得非洲的象牙、豹皮、乌木、黄金等资源大量涌入埃及。虽然英国以废奴之名支持埃及，奴隶贸易依然在进行，阿拉伯商人建立捕奴队，向埃及等中东地区输送大量黑奴。
在被征服的地区，埃及作为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重要学术中心，大量的乌里玛宗教学者前往非洲内地，在埃及人的主要行政与贸易据点，建立清真寺与神学院，向当地人传播逊尼伊斯兰教。可以说这一时期，埃及的乌里玛通过埃及的扩张，传播了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非洲内地许多泛神论者，以及苏菲派神秘主义者开始皈依正统的伊斯兰教。
伊斯梅尔帕夏对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非洲的征服，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由于后来棉花价格暴跌，埃及为了应对巨额的军费等方面的开支，不得不向英法等国借债，英法借此加剧了对埃及的资本输出，伊斯梅尔帕夏欠下了巨额债务，在后期宣布破产。英法也借此干预埃及，派遣财政人员，控制埃及财政，埃及的主权进一步被列强控制。（奥斯曼在同期也有著名的哈米德债务事件）
破产危机加剧了本土埃及人与突厥-切尔克斯统治者和西方人的矛盾，阿拉比帕夏为首的祖国党成员，反对伊斯梅尔的后继者陶菲克帕夏的对外妥协，在1881年政变，进行改革，试图脱离英法控制，建立“埃及人的埃及”。英军进攻埃及，在亚历山大港佯攻的同时，在苏伊士运河区登陆，埃及军队仓促迎战，但是惨遭失败，于是英国开始了对埃及的占领，埃及尽管保持对奥斯曼的效忠，事实上沦为英国殖民地，为英国的工业发展单一棉花经济，本土民族工业遭遇毁灭性打击。在1914年，一战爆发后，英国宣布埃及脱离奥斯曼控制，成为英国保护下的王国。
而埃及统治下的苏丹，由于埃及的控制加强，埃及官员、商人的盘剥，不堪忍受重税，苏丹发生了马赫迪起义，将什叶派的马赫迪救世理念与逊尼派融合，试图推翻埃及人不符合教义的统治，并且反抗英国人。马赫迪军势如破竹，多次击败埃及人，在1885年喀土穆之围中更是击毙戈登帕夏。英国、埃及对苏丹的失利，使其暂时放弃了对苏丹的征服。
马赫迪军同时向埃塞扩张，那位击败过伊斯梅尔帕夏的约翰尼斯四世，在对马赫迪军的战争中阵亡。1898年，出于抑制法国在非洲殖民扩张的需要，英埃军队重启对苏丹的政府，在恩杜曼战役借助火炮、机枪的威力大破马赫迪军，次年苏丹沦为英国殖民地，成为英埃苏丹，但是费用和许多行政人员来自埃及，这也是帝国主义时代埃及对非洲内地扩大影响的方式。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对埃塞俄比亚的图谋从来都是奥斯曼帝国红海战略的一部分。早在16世纪初负责考察红海形势的奥斯曼海军将领Selman Reis就在递交给高门的报告中提及了征服苏丹和衣索比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下是其中一段比较有意思的节选
尽管在这个报告中，统治努比亚和苏丹的芬吉王国第一任苏丹Amara Dunqas被侮辱为是个嗨奴，阿比西尼亚王国的军队也被形容为是一群“裸体的，拿着木质长矛和皮盾且赤脚的weak步卒”，因此Selman Reis断言只要1000奥斯曼军队就可以轻易征服整个苏丹和衣索比亚，显示了奥斯曼对于努比亚以南地区政权的过度轻视，但也确实指出了控制这个地区对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性：一来可以获取非洲内陆出产的黄金以扩大财源；二来可以防止来自印度洋的商人利用厄立特里亚沿岸的港口，躲避奥斯曼在对面的吉达设置的关所，损害帝国税收；三来可以作为红海的又一战略支点，对抗葡萄牙的扩张
作为对这份报告的回应，高门方面显然加大了对于厄立特里亚沿海的攻略力度，先后控制了北南两个重要的港口萨瓦金和马萨瓦，并在1554年建立了Habesh行省，以此为支点侵略埃塞俄比亚的内陆，与阿比西尼亚展开了数十年在此地区的拉锯战
说完了奥斯曼帝国有没有继续向埃塞俄比亚方向扩张的问题，再来才是说说为什么没有成功扩张的问题。
其实当时的高门也非常清楚，想单单依靠红海沿岸的零星港口，一边防范葡萄牙人的袭击，一边实现对埃塞俄比亚内陆的征服是不现实的。只有海陆并进，从尼罗河方向掌控了努比亚和苏丹，才有可能获得有效的财源和人力支撑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
可惜的是，奥斯曼军队在尼罗河方向上的扩张一直没有获得成功。早在第一任Habesh总督Özdemir Pasha就曾组织过尼罗河方面的远征，但仅仅只是在第一瀑布就因为发生兵变而宣告失败。之后奥斯曼沿着尼罗河层层推进，但最远也只将势力范围触及到了第三瀑布的位置，1585年对努比亚著名古城栋古拉的征服失败，标志着16世纪奥斯曼在这个方向上的扩张终点
仅仅尼罗河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后勤条件上的困难不是解释奥斯曼扩张失利的全部因素。相比后世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对苏丹的成功征服，奥斯曼的失利还有内外ZZ上的因素。内部ZZ上，众所周知16世纪奥斯曼的海外扩张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高门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难以形成对于努比亚征服事业长期有效的统一意见，前线军官收到来自高门方面截然相反的不同命令是司空见惯的事。对外ZZ上，与大众印象不同的是，16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芬吉王国与信奉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之间并非全面敌对，相反两国在对抗奥斯曼的扩张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而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同盟关系。芬吉王国一方面将通过与埃及贸易获得的战马供应给阿比西尼亚（一度迫使高门在每次军事远征的前夕都大量收购北非的战马并转运到伊斯坦布尔），一方面可以切断对奥斯曼Habesh行省的水源供应（红海港口和尼罗河流域间还相隔着大片沙漠，很轻易就能被从属于芬吉王国的贝都因部落所控制）。这两个利器，都严重抑制了奥斯曼向埃塞俄比亚内陆进行军事扩张的能力。
参考自《The Ottomans and the Funj Sultanat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by Andrew Pea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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