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和奥斯曼帝国有过交流吗？为什么这两个境遇相似的国家不联合起来抵抗沙俄？
大清与奥斯曼帝国，这两个庞大的帝国，在十九世纪的舞台上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内部腐朽、外部压力剧增，尤其是来自新兴的、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的挑战。他们并非毫无交集，在某些历史节点上，确实有过一些零星的接触。然而，为何这两个“难兄难弟”未能携手，共同抵御沙俄的扩张呢？这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文化以及现实利益考量。
两国是否有过交流？
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些交流更多的是间接的、非战略性的。
间接的贸易和信息流动： 尽管没有直接建立官方的长期使团，但通过“丝绸之路”的余脉、海上贸易线路以及其他国家的转介，大清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商品和信息是有可能流动的。例如，来自东方的丝绸、瓷器等可能通过中亚，在一定程度上流通到奥斯曼帝国境内，反之亦然。同时，西方传教士、旅行家和商人也会在两国之间穿梭，他们带来的信息和见闻，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被两国统治阶层所知悉。
对彼此境遇的零星关注： 在沙俄日益强大的背景下，两国统治者和知识阶层不可能对彼此的命运毫无感知。奥斯曼帝国在中亚的势力衰落，沙俄的扩张触角不断向其靠近，而大清也同样饱受沙俄侵扰，例如在中亚地区的领土割让。在某些历史瞬间，双方可能都意识到对方也是一个“被沙俄压迫”的邻居，但这种认识并未转化为联合行动的动力。
俄国作为“共同的敌人”： 严格来说，沙俄是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主要外部威胁。大清在西北方向与俄国在边界和中亚地区有过多次冲突和协议，比如《伊犁条约》等，就是在大清国力衰微时被迫签订的。奥斯曼帝国更是长期与俄国进行战争，从克里米亚战争到后来的俄土战争，双方在巴尔干、高加索等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这种“共同的敌人”使得两国在理论上有联合的动机，但现实的执行却是另一回事。
为何未联合起来抵抗沙俄？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两国之间之所以未能形成有效的联合抵抗沙俄的局面，原因可以从多个层面来剖析：
1. 地理上的巨大隔阂与沟通障碍：
大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隔着广袤的中亚荒漠、高原以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领土。这种巨大的地理距离意味着即使有意愿，双方的军事援助、政治协调也难以实现。
缺乏直接的陆地边界，也没有便捷的海上通道连接。信息传递极其缓慢且容易失真。双方的统治者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真实情况和战略意图，更遑论制定协同作战的计划。
2. 各自内政的泥潭与自顾不暇：
大清：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大清帝国正深陷内忧外患的泥潭。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农民起义席卷全国，消耗了巨大的国力和人力。同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也打开了国门，沿海地区频频遭受侵略，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首要任务是维持王朝的统治和镇压国内的反叛，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往往是对抗那些最直接、最现实的威胁，比如英法等西方列强，而不是与遥远的奥斯曼帝国进行一场可能耗费巨大的“跨国合作”。
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的情况更为糟糕。它被称为“西亚病夫”，内部民族矛盾尖锐，各藩属国（如埃及、巴尔干诸国）纷纷寻求独立，并且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和煽动。帝国财政濒临破产，军事力量衰退，改革步履维艰。奥斯曼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维持帝国的完整性，抵抗来自巴尔干和高加索的俄国压力，以及应付内部的离心力。在这种状态下，它很难抽出力量去主动与远在东方的中国建立军事同盟。
3. 战略重心与利益冲突的差异：
大清的战略重心： 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北部边疆和西北边疆（与俄国和中亚各国接壤）。虽然遭受沙俄侵扰，但大清更警惕的是直接的领土被蚕食和国家主权的丧失。
奥斯曼帝国的战略重心： 主要集中在巴尔干半岛、黑海地区、高加索以及地中海。奥斯曼帝国与沙俄的冲突，更直接、更激烈，并且有长期的历史恩怨。其生存危机更多地体现在欧洲地缘政治的博弈之中。
即使都视沙俄为敌，但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位置决定了它们所面临的具体威胁和优先顺序是不同的。大清可能更关注在新疆和东北的边界问题，而奥斯曼帝国则更关心对黑海控制权和巴尔干地区的失地。
4. 国际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与大国博弈：
十九世纪是欧洲列强进行全球扩张和殖民的时代，大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英法等国虽然也与沙俄有竞争关系，但在某些问题上，它们也可能与沙俄达成某种默契，以制衡其他竞争者。
在这种大国博弈的环境下，大清和奥斯曼帝国想要建立一个对抗沙俄的独立同盟，非常困难。它们本身都是列强的目标，很容易被列强所操纵或利用。例如，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大博弈”就间接影响了两国的关系和战略选择。
如果大清和奥斯曼帝国联合，反而可能引起英法等国的警觉和干涉，因为任何一个强大、独立的东方联盟都可能改变原有的力量平衡，成为它们潜在的新的竞争者。
5. 缺乏共同的文化和政治基础：
虽然都是东方古老帝国，但大清和奥斯曼帝国在文化、宗教、政治制度、民族构成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大清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尊奉儒家思想，政治制度是君主专制。
奥斯曼帝国则是以突厥文化为基础，但融合了阿拉伯、波斯等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伊斯兰帝国，其政治制度也经历了演变。
缺乏共同的语言（虽然在外交上有翻译，但缺乏民间和精英层面的广泛交流）、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使得建立深度的信任和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变得尤为困难。
6. 历史性的“旁观者”心态：
两国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更多的是在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而不是主动寻求变革和联盟。它们更习惯于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中寻求生存空间，而非颠覆现有格局。
双方的统治者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斡旋、甚至是退让来避免战争，而不是通过联合军事行动来对抗强大的敌人。这种防御性的、消极的态度也阻碍了联合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大清和奥斯曼帝国之所以未能联合起来抵抗沙俄，并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没有一丝交流，也不是因为缺乏共同的敌人，而是因为地理的阻隔、各自国内的虚弱、战略重心的不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历史性的民族和文化隔阂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这种设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它们更像是站在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但各自都被风浪卷得离船越来越远，无力顾及对方，更不用说并肩作战了。
两国是否有过交流？
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些交流更多的是间接的、非战略性的。
间接的贸易和信息流动： 尽管没有直接建立官方的长期使团，但通过“丝绸之路”的余脉、海上贸易线路以及其他国家的转介，大清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商品和信息是有可能流动的。例如，来自东方的丝绸、瓷器等可能通过中亚，在一定程度上流通到奥斯曼帝国境内，反之亦然。同时，西方传教士、旅行家和商人也会在两国之间穿梭，他们带来的信息和见闻，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被两国统治阶层所知悉。
对彼此境遇的零星关注： 在沙俄日益强大的背景下，两国统治者和知识阶层不可能对彼此的命运毫无感知。奥斯曼帝国在中亚的势力衰落，沙俄的扩张触角不断向其靠近，而大清也同样饱受沙俄侵扰，例如在中亚地区的领土割让。在某些历史瞬间，双方可能都意识到对方也是一个“被沙俄压迫”的邻居，但这种认识并未转化为联合行动的动力。
俄国作为“共同的敌人”： 严格来说，沙俄是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主要外部威胁。大清在西北方向与俄国在边界和中亚地区有过多次冲突和协议，比如《伊犁条约》等，就是在大清国力衰微时被迫签订的。奥斯曼帝国更是长期与俄国进行战争，从克里米亚战争到后来的俄土战争，双方在巴尔干、高加索等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这种“共同的敌人”使得两国在理论上有联合的动机，但现实的执行却是另一回事。
为何未联合起来抵抗沙俄？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两国之间之所以未能形成有效的联合抵抗沙俄的局面，原因可以从多个层面来剖析：
1. 地理上的巨大隔阂与沟通障碍：
大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隔着广袤的中亚荒漠、高原以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领土。这种巨大的地理距离意味着即使有意愿，双方的军事援助、政治协调也难以实现。
缺乏直接的陆地边界，也没有便捷的海上通道连接。信息传递极其缓慢且容易失真。双方的统治者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真实情况和战略意图，更遑论制定协同作战的计划。
2. 各自内政的泥潭与自顾不暇：
大清：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大清帝国正深陷内忧外患的泥潭。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等农民起义席卷全国，消耗了巨大的国力和人力。同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也打开了国门，沿海地区频频遭受侵略，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首要任务是维持王朝的统治和镇压国内的反叛，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往往是对抗那些最直接、最现实的威胁，比如英法等西方列强，而不是与遥远的奥斯曼帝国进行一场可能耗费巨大的“跨国合作”。
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的情况更为糟糕。它被称为“西亚病夫”，内部民族矛盾尖锐，各藩属国（如埃及、巴尔干诸国）纷纷寻求独立，并且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和煽动。帝国财政濒临破产，军事力量衰退，改革步履维艰。奥斯曼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维持帝国的完整性，抵抗来自巴尔干和高加索的俄国压力，以及应付内部的离心力。在这种状态下，它很难抽出力量去主动与远在东方的中国建立军事同盟。
3. 战略重心与利益冲突的差异：
大清的战略重心： 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北部边疆和西北边疆（与俄国和中亚各国接壤）。虽然遭受沙俄侵扰，但大清更警惕的是直接的领土被蚕食和国家主权的丧失。
奥斯曼帝国的战略重心： 主要集中在巴尔干半岛、黑海地区、高加索以及地中海。奥斯曼帝国与沙俄的冲突，更直接、更激烈，并且有长期的历史恩怨。其生存危机更多地体现在欧洲地缘政治的博弈之中。
即使都视沙俄为敌，但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位置决定了它们所面临的具体威胁和优先顺序是不同的。大清可能更关注在新疆和东北的边界问题，而奥斯曼帝国则更关心对黑海控制权和巴尔干地区的失地。
4. 国际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与大国博弈：
十九世纪是欧洲列强进行全球扩张和殖民的时代，大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英法等国虽然也与沙俄有竞争关系，但在某些问题上，它们也可能与沙俄达成某种默契，以制衡其他竞争者。
在这种大国博弈的环境下，大清和奥斯曼帝国想要建立一个对抗沙俄的独立同盟，非常困难。它们本身都是列强的目标，很容易被列强所操纵或利用。例如，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大博弈”就间接影响了两国的关系和战略选择。
如果大清和奥斯曼帝国联合，反而可能引起英法等国的警觉和干涉，因为任何一个强大、独立的东方联盟都可能改变原有的力量平衡，成为它们潜在的新的竞争者。
5. 缺乏共同的文化和政治基础：
虽然都是东方古老帝国，但大清和奥斯曼帝国在文化、宗教、政治制度、民族构成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大清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尊奉儒家思想，政治制度是君主专制。
奥斯曼帝国则是以突厥文化为基础，但融合了阿拉伯、波斯等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伊斯兰帝国，其政治制度也经历了演变。
缺乏共同的语言（虽然在外交上有翻译，但缺乏民间和精英层面的广泛交流）、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使得建立深度的信任和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变得尤为困难。
6. 历史性的“旁观者”心态：
两国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更多的是在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而不是主动寻求变革和联盟。它们更习惯于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中寻求生存空间，而非颠覆现有格局。
双方的统治者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斡旋、甚至是退让来避免战争，而不是通过联合军事行动来对抗强大的敌人。这种防御性的、消极的态度也阻碍了联合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大清和奥斯曼帝国之所以未能联合起来抵抗沙俄，并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没有一丝交流，也不是因为缺乏共同的敌人，而是因为地理的阻隔、各自国内的虚弱、战略重心的不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历史性的民族和文化隔阂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这种设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它们更像是站在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但各自都被风浪卷得离船越来越远，无力顾及对方，更不用说并肩作战了。
网友意见
清朝和奥斯曼都很想和对方交流，但无奈陆路交通被沙俄和波斯阻断。
早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造访清朝的俄国使者斯帕法里就在对清朝强硬的外交辞令中提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存在：
“我们十分清楚达赖喇嘛和卡尔梅克、蒙古、布哈拉及其他首领是什么样的君主，因其均与我国为邻。另外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可能的话你把你曾提到的所有遣使到过中国的那些君王的国度再加上更多的国家———你也挑不出一个国家会有我们的沙皇陛下的国度那样强大。上帝保佑，他拥有至尊无上的权力。
博格多汗（大清皇帝）却将沙皇陛下送出的国书与使者与区区葡萄牙、荷兰等相提并论，这就尤其不够友好。如果是罗马的凯撒 ( 神罗皇帝) 或者是被你们称作 Hunkar 的土耳其素丹遣使来到中国的话，或许可以说他们 ( 代表的) 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 不过考虑到我们互为邻邦，因此就 ( 对贵国) 的重要性而言，即使他们也不能和我们的君主相比。此外，作为邻邦，彼此之间不应冷淡相待……”
斯帕法里所作的此番陈述非常清楚，他把奥斯曼的君主远拔高在葡萄牙和荷兰之上，甚至可以和自己的沙皇平起平坐，自然吸引了清朝方面的注意。
之后从康熙五十二年（1712年）出访俄国的清朝图里琛使团，就从俄国西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公爵口中得到了一些俄国的邻邦情况，加上在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汗收集到的信息，记录在后来出版的《异域录》中。
波斯的沙漳汗（萨法维帝国的沙阿侯赛因）、图里耶斯科国的恭喀儿汗（奥斯曼帝国苏丹艾哈迈德三世）、西费也斯科国（瑞典帝国）、厄纳特赫国（莫卧儿）、哈萨克（哈萨克汗国）、哈拉哈儿叭国（里海的黑帽突厥）、策旺拉布坦（准噶尔的大汗）、阿玉奇（土尔扈特可汗）。
在大北方战争中被俄罗斯俘虏的瑞典少尉施尼茨克作为清朝使团的护卫，在他的护使札记也记录下了清朝在土尔扈特汗国活动，以及希望了解奥斯曼和沙俄，以及瑞典方面的边界。
雍正四年（1726年）抵达中国的俄国使团与清廷派来迎接的隆科多会晤后，以祝贺雍正皇帝登极的名义赴北京，雍正皇帝于是召集了当时参与对俄外交事务的耶稣会修士来讨论沙俄和奥斯曼、波斯的关系以及边界问题，并在雍正十年（1732年），派出了内阁大学士德新、侍读学士巴延泰等23人的德新使团，前往俄国祝贺安娜一世即位，并试图出使土尔扈特和奥斯曼但被俄国阻挠。
在七十一椿园的《西域闻见录》中还记载了俄罗斯乃奥斯曼之叛臣的故事。
在此时清人的视角下：俄罗斯本为奥斯曼的属国，俄国强大后断贡了奥斯曼七年，奥斯曼苏丹仁义，并没有问责俄罗斯，反倒是俄国沙皇心窥神器，入侵自己的宗主奥斯曼，三次大战十数万俄军被奥斯曼天兵粉碎，就连土尔扈特部也是为了不再当俄罗斯的炮灰，同奥斯曼作战，选择回国。
俄罗斯被迫再次向奥斯曼称臣，并且每年交出童男童女各五百人，看来连大清都知道男奴就当禁卫军，女奴就入苏丹后宫（滑稽），既然奥斯曼帝国如此强大，能够把俄罗斯打的称臣纳贡，还要交“血税”岂不是在奥斯曼眼中，如图大清看朝鲜一样？
在清人眼中的奥斯曼充满了幻想色彩和国家杂糅，金帐汗国对罗斯诸国的压榨，奥斯曼对巴尔干基督徒的血税，克里米亚汗国的侵扰，共同产生了这个“宿敌俄罗斯的强大宿敌”的美好幻想。
太晚了，明天还要上班，下次有空再写奥斯曼对清朝的试图交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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