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病夫”，大清和奥斯曼哪个表现更好一些？
咱们不妨从几个维度来细品品，看看同为“病夫”，大清和奥斯曼帝国各自的“病症”和“挣扎”有何不同。
一、 “病症”的根源与表现：
大清：
政治上： 根子在于其制度的僵化与封闭。几百年的君主专制，尤其是到了晚期，皇权的高度集中，腐败不堪的官僚体系，以及对社会新思潮的压制，使得国家失去了自我革新的能力。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农民起义，更是直接动摇了其统治的根基。
经济上： 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下显得尤为脆弱。虽然洋务运动试图引进西方技术，但其本质是“中体西用”，并未触及根本的制度性改革，经济发展缓慢，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白银大量外流。
军事上： 八旗、绿营等传统军队早已腐朽不堪，面对列强的先进武器和战术，屡战屡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更是将这种军事上的落后暴露无遗。
社会上： 长期以来，固步自封的思想观念，抵制一切外来事物，导致社会进步缓慢。民族矛盾，特别是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始终潜藏着。
奥斯曼帝国：
政治上： 同样存在着君主专制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其内部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独立运动是其政治上的巨大隐患。从19世纪初开始，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民族纷纷走向独立，这比中国内部的动荡更为直接和复杂。
经济上： 早期奥斯曼帝国曾是地跨欧亚非的贸易中心，但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经济的崛起，其经济地位逐渐衰落。对外贸易的不平等条约（例如“治外法权”），使得其经济命脉逐渐被西方国家掌控，财政赤字严重。
军事上： 曾经令欧洲闻风丧胆的近卫军（耶尼切里），在19世纪初也被改革取消，但后续的军事改革也步履维艰，同样难以与欧洲强国抗衡。俄土战争的失败，让其丧失了大量领土。
社会上： 帝国内部的民族、宗教构成极其复杂，加之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导致内部离心力不断增强。这种“多民族国家”的属性，使得其“病症”更加外显和难以医治。
二、 “挣扎”与“改革”的尝试：
大清：
洋务运动： 这是晚清最有代表性的改革尝试，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兴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企业，建立了新式海军，也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
戊戌变法： 光绪皇帝试图效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改革，但因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利益，在“戊戌政变”中被慈禧镇压，最终失败。
清末新政：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被迫进行一系列带有“改良”性质的改革，包括预备立宪、编练新军、改革教育制度等，但这些改革为时已晚，未能挽救其统治。
奥斯曼帝国：
坦志麦特改革（Tanzimat Reforms）： 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被称为“坦志麦特时期”。改革内容包括颁布法典，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在名义上），改革行政管理，建立现代化的教育和军事体系，试图吸引外国投资。
新奥斯曼人运动： 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员希望通过君主立宪制来限制苏丹的权力，并推动国家现代化。他们曾短暂地推行过宪法，但很快被废除。
青年土耳其党运动： 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通过武装起义，迫使苏丹恢复宪法，并最终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
三、 谁“表现更好”？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一概而论。
从“抵抗”和“延续时间”上看：
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失败和领土丧失，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其核心控制力在不断削弱。但它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从瓦砾中涅槃重生，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大清帝国虽然在面对列强时显得不堪一击，但它也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内部动乱（太平天国、捻军等），并且在甲午战争后，虽然国力衰弱，但依然在苟延残喘，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最终被推翻。
如果单纯看“存活时间”，奥斯曼帝国和清朝差不多，都坚持到了20世纪初。但奥斯曼帝国通过凯末尔的改革，成功地从一个古老的帝国转型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可以说是一种“凤凰涅槃”式的“更好”的表现。而清朝的覆灭，则标志着帝制的终结，虽然带来了革命，但之后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分裂。
从“改革的深度和彻底性”上看：
大清的改革，尤其是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的力度和深度都受到很大限制。戊戌变法虽然目标更远大，但胎死腹中。清末新政则显得仓促和被动。
奥斯曼帝国的坦志麦特改革，在很多方面都试图学习西方，尤其是在法律、行政和教育领域，比清朝的洋务运动在触及社会结构方面要更深入一些，虽然也存在局限性和反复。而青年土耳其党及其后的凯末尔革命，则更是进行了一场彻底的、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和政治革命。
从这个角度看，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其最终的转型，在改革的彻底性和成功的“重生”方面，比大清表现得“更好”一些。大清的改革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终未能解决根本问题，而是被革命所取代。
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演变”上看：
奥斯曼帝国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多民族帝国解体的过程。民族主义在其身上表现为内部各民族的独立运动，最终导致帝国的瓦解。但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则成功地将剩余的土耳其民族凝聚起来，建立了现代国家。
大清帝国也面临民族问题，特别是满汉矛盾，但其主要矛盾更多是“天下”与“列强”之间的关系，以及“王朝”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虽然也出现了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呼声，但其最终的革命推翻的是整个封建帝制，而不仅仅是某个民族的统治。
总的来说，
如果“更好”是指更能适应时代变化，最终实现某种形式的“新生”，那么奥斯曼帝国在其最后的“挣扎”和转型过程中，尤其是通过凯末尔革命，比大清帝国似乎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和“变革力”。它经历了一场痛苦但最终成功的“脱胎换骨”。
而大清帝国，虽然也尝试过改革，但其制度性的僵化和保守，使得它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走向了灭亡。它的“病”似乎更加根深蒂固，也更难以通过“修修补补”的方式来治愈。最终，是被一场更为彻底的革命所取代。
所以，与其说谁“表现更好”，不如说它们各自的“病症”不同，应对“病症”的方式也不同，最终的“结局”和“遗产”也截然不同。大清的倒下，是帝制的终结，而奥斯曼的瓦解和土耳其的崛起，则是一次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虽然同样充满痛苦和代价。
网友意见
突厥治下人口比罗马腰斩，满清治下人口比带明翻倍
请奥斯曼来统治，那是想要把汉人人口削减到不如春秋时期吗
听说有人觉得人口比古典时代人口高是常识，对不起奥斯曼就是反常识
隔壁伊朗都有快一千万人了
听说有人觉得苏丹宽松政治比清朝暴政好？
包税制是最大的暴政，而且隔壁波兰地主老爷往死里压榨农奴的时候也没见比专制君主手软了啊
你佬都在这自问自答了我还能说什么?
反驳你那些一戳就破的论点实在是浪费时间，首先奥斯曼帝国的地方行政系统可以说是一团浆糊，自穆罕默德二世以来安纳托利亚总督之间的互相攻伐，到了16世纪晚期已经演变成桀骜不驯的地方势力合纵连横逼着伊斯坦布尔不断妥协，不管托普卡帕皇宫里的是大维齐尔还是禁卫军。在整一个奥斯曼帝国衰落的过程中——timar制度的崩溃，米利特制度造成的民族认同僵化，地方总督越来越不屑于苏丹的权威，以及宗教，民族认同崩溃产生的骇人听闻的屠杀中，受苦受难最深重的就是奥斯曼统治下的平民百姓。当1833年希腊人统计雅典人口的时候他们惊讶的发现雅典此时人口数量居然还不如古典时代，在奥斯曼统治阶级疯狂抽取人民鲜血喂饱自己的时候，他们可没想过要搞什么仁政。你应该去问问1917年死于饥饿，暴晒，土耳其士兵的刺刀和贝都因土匪的马刀的亚美尼亚人，问问他们苏丹待他们有多好。你应该去问问叙利亚和埃及被当成货物四处买卖的佃户，被包税制度抽干血的埃及平民，苏丹是不是个伟大的保护者，我知道你就是想黑一下清朝，问题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从民生角度去找了个奥斯曼帝国做对照。
还有你在那里梦呓一样的说什么皇协军，我真得乐死，奥斯曼帝国甚至连“突厥人”本身的认同都没统一起来，你谈什么“自己人”和“异族”呢，你也就知道个耶尼切里了，问题是地方骑兵斯帕西和中央近卫骑兵卡皮库鲁都无所谓什么“自己人”啊，17世纪奥斯曼倚重的北方边境保卫者是鞑靼人，埃及的军事力量依赖马穆鲁克贵族，马格里布地区帝国又依靠柏柏尔海盗劫掠财富，在东部奥斯曼收编波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在特兰西瓦尼亚还有匈牙利新教军队为它服务，这皇协军派头可比满人的汉八旗杂乱无章多了，也不知道你是生活在哪个世界线才说得出这种话。
不过反正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我也很清楚，但是你偏要让我来回答，那我只好回敬你这些东西了。
“奥斯曼对臣民比较宽容”
我这么说吧，如果把奥斯曼皇族和带清皇帝换个脑，19世纪的中国人口可能不会超过五千万。
还整什么剃发易服，他们或许会关心自家的家奴是什么发型和服装，但对一群提供血飨的牲畜根本没有一丝在意。
还臣民？就是牛羊而已。
某些知乎er就是喜欢一口一个不要国家拟人化，结果天天满嘴“把满清换成奥斯曼会把中国人杀绝种（我大清还是有仁政的有木有）”，这个时候就不考虑唯物史观了。这逻辑和他们嘲讽的秦始皇有地球仪可以统一世界有什么区别？
天下反动派的思维都是一样的，把我大清丢到奥斯曼的位置他一样穷兵黩武，把奥斯曼丢到大清的位置面对中国千百年来的稳固体系作为异族政权一样会选择可劲的内卷。正如你把老虎丢到非洲他要么灭绝，要么进化成狮子。
认为“奥斯曼太君可以杀光中国人”，等于在说历史上各路太君和汉族里的屠夫本来也可以杀光中国人，只不过他们心存善念对老百姓网开一面，而不是文明内在的制衡力量决定了反动不可持久。可以说这个逻辑就是在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史观。
本人明粉皇汉，温和地挂人，以应援 @迪仔
关于奥斯曼帝国，本人知识非常有限，只看过帕特里克·贝尔福的《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与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还有哈全安的《土耳其通史》。但本人有个优点就是说错了就会认，不像某答主明明不懂清史却坚信明朝巅峰6000万人口，清朝6亿，坚信民国人口是负增长，并拿钱穆来给自己背书。
本人一开始本着探讨的态度，还称赞其温和，结果发现该答主很快变得狂躁起来，动不动冷嘲热讽，还热衷于“打脸”。
我曾经与吾友充老爷探讨历史吧小吧李某的qq群，对话如下：
我：冈比亚历史爱好者群的人士们认为，我知道一个知识点而你不知道，我打了你的脸，我胜利了
充老爷：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失败者互相伤害的地方
奥斯曼帝国民政和清朝哪个更差，本人不知道。本人的观点是需要更多分析研究，不能轻易下结论，不过关于清朝的人口大爆炸，我以前倒是写过文章。
考虑到民国短短38年人口从4亿增加到5.4亿或者5.7亿（其原因有高产作物的进一步普及、苏联农业技术的引进、粮食均产的进步、医疗技术的提升、红色区域的医疗卫生政策尤其出众等原因），我们并不能说如果清末人口只有3亿，中国就会GG，以此来吹嘘清朝的人口政策对中国有雨露天恩，无可比拟。事实上清朝的4亿人口中，新疆、东北等边疆地区分布都极少，清王朝一方面疯狂鼓励生育一方面又严防汉人开垦边疆，导致人民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均粮食占有量下跌到历史最低点，百姓普遍的营养不良和饥饿从清朝中期一直持续到共和国初期。为什么这样的做法能够成功，而不至于因为走钢丝导致大规模饥荒（虽然清后期也发生了饿死千万人以上的丁戊奇荒），除了清王朝有效的维稳政策之外，抗灾能力强的高产作物在灾年起到了充足的弥缝救济作用也是关键。
而且所谓的大清人口贡献 真的有那么不可替代吗？
对比上图，日本人口由757万至1227万再到3330万。与之对应的是北宋人口8000万至明末人口1.5亿再到清末人口的四亿。增长的幅度是非常具有一致性的。可以说清朝统治时期人口的爆发不过是那个时代的常态，而清朝的人口增长水平也不过是东亚的一个正常水平（1600年印尼850万，1900年就达到3800万了，涨得更狠）。某些清粉喜欢一口一个“摊丁入亩解放人口”，这话可以说充满了一厢情愿的色彩，就古代那皇权不下县的行政能力，基层基本就靠自治，政策对人口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真正对人口有重大影响的只能是农业一一即，生产力可以养活多少人决定了会有多少人口。
关于高产作物，我在这个回答里面也有论述。
另外，清朝人口增长比例比起江户日本还是略高一些，但这根本不是什么吹点。 根据耕地实际增加数量，如果清朝人口巅峰为3亿，则可保证人均粮食占有量与明朝相近，但由于清朝人口巅峰达到4亿，导致人均粮食占有量远低于明朝，后期达到历史最低点。而江户日本看似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人口增长减缓，实际上却是社会上下对于即将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和粮食危机引起警觉，有意识地限制生育（此外，由于工商业发达，纺织品和纺纱等女性的就业岗位增加，促进了女性最为有价值的劳动力的晚婚化。城市化程度高，人口涌入城市也是不婚的原因之一），直到明治维新之后生产力大幅度进步，人口才重新开始快速增长，因此江户日本的人口增长比例虽然略低于清朝，但到其后期人民平均生活水平仍然处于封建时代水准线以上，市民文化较丰富发达，识字率较高，为明治维新打下很好基础。而大清的人口则普遍愚昧、贫困、营养不良 。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当然是暴政，非常之烂。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于奥斯曼有一种奇怪的仰慕之情，说白了，就两个字：武德。
崇尚武德是人之常情，动不动对此扣一个“反动思想”、“精神贵族”、“脑臀分离”的帽子，一口一个“明粉没有下限什么都敢吹”，这种非黑即白不食人间烟火的二极管思维我只能说很知乎。
看起来，奥斯曼似乎与大清一样“生于不义，死于耻辱”。但是奥斯曼再不义，也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江山，捡漏成分很低。如果说两约翰之乱让奥斯曼获得到欧洲的据点算是捡漏，那么马里察、两次科索沃、尼科堡、瓦尔纳、埃尔津詹、查尔迪兰、达比克草原、瑞达利亚，哪一次不是生死恶战？换成多尔衮、多铎、豪格之类的捡漏达人，遇上这样的大阵仗，真的能生存下去而不是送人头？
说奥斯曼在19世纪还能续100年是因为列强互相制衡，那么看坦齐马特改革出来的奥斯曼新军的以下战绩：
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奏战——多瑙河战争中，帝国军队在1854年的锡利斯特拉保卫战中顽强抗击来犯的沙俄军队，援军赶到后更是成功地将俄国大军赶回了多瑙河对岸。克里米亚战争中一支奥斯曼军队被派到克里米亚半岛，在叶夫帕托里亚战役中以较少的兵力打退了进攻土垒的俄军。
哪怕是第十次俄土战争中（此役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遭受惨败，巴尔干被俄军横扫告终），帝国的战斗英雄奥斯曼·努里帕夏也在普利文要塞战役当中，以一个军挡住了20万俄军和10万罗马尼亚军队长达5个月（145天）之久的围攻，令敌人付出了数万的死伤。最后俄军的胜利，也是因为在获得大量盟军之后有多达两倍的总兵力（72万人）优势所致。
我都不扯一战中的加里波利之战、库特战役、加沙战役等战役，你大清对比下自己对外战争的表现，两次鸦片战争消灭的英国佬不如西藏土著一次江孜保卫战，我大清官兵不但全程看戏甚至为了议和狂拖后腿。
驻藏大臣，蒙古正黄旗人有泰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亲者痛仇者快。有泰对英军百般讨好，对藏人的抵抗大肆诋毁，抱“任其战，任其败”态度。
卡若拉阵地的失陷， 主要是因为噶厦总指挥宇妥代噶伦被驻藏大臣有泰突然调回拉萨， 无人指挥全线战事， 以至卡若拉山藏军求援告急， 竟无人支援。这实是因为清廷官员颟顸畏怯导致的人祸。
大清维护领土完整将国家完整的交给民国.jpg
实际上我大清能够苟到20世纪除了血条够厚躺平败家都不那么容易败完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
与英国在印度可以吃独食不同，做空大清的庄家是英国，但是继续做空大清的最大受益者是俄国，潜在的最大受益者是日本。而这俩分别是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和潜在的主要竞争对手。
打个比方，如果你是可以操纵某种大宗商品价格的庄家，但是你的竞争对手持有比你数量庞大几倍的该商品，那么你会轻易的用你的真金白银把这项商品的价格炒到天价吗？
很多清粉想不明白这个逻辑，只能脑补看似躺平任贼分食的我大清是“忍辱负重，条约救国”，或者“维稳技术举世无双”。饭圈的形成或多或少的带着一些玄学的色彩，清粉自然也不例外。
倒是后来小日本，兼具做空中国的庄家和做空中国的最大受益者的身份，可谓是一个完美的为灭亡中国而存在的邪恶政权。而这个小日本就是我大清一手奶大的。只有意识到大清就算是死也要给中国留一个超级bug的史诗级卖国精神，你才会理解为什么“清条约”是可以和“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并称的国粹。
大清对中国不可磨灭的领土贡献.jpg
当然是奥斯曼更厉害了，因为奥斯曼一共干了114514件坏事，罪大恶极，这种邪恶政权没有像法西斯卐那样被批倒批臭，现在还有人舔，每个精罗都有责任。
历史记载的清清楚楚：
按土耳其三土。古大秦国之东境，为西域自古著名之地。东土创辟最早：巴比伦建国于前，西里亚代兴于后。犹太即唐书所谓拂菻国。以色列之族，由此兴焉。其国自夏商至汉季，历世最久，令辟贤王，后先辉映。
西土为希腊开基之地。西国之剖启昏濛，实由此土。君士但丁，则罗马之东都，比于有周之雒邑。泰西远隔，神州礼乐车书之化，无由渐被，而在彼土言之，则此数千里者，固商周之耿、亳、豳、岐，声名文物之所萃也。
土耳其本回部贱族，鼠身买诺，遗种繁滋；遭时衰乱，揭竿而起。恃其兵力，蚕食东西，遂使名城堕毁，典策散亡；文献无征，风流歇绝。三土之民，就俎醢之地而困膻汙之俗者，数百年于茲。
回回之性，多残暴不仁，而土耳其为尤甚。俗无彝伦，国无纲纪；日以刀俎待其民，脧脂膏而供醉饱。三土之民，何不幸之甚也。观泰西人所著书，西土之困于苛政也，尤甚胜广之徒。时时攘臂，而彼昏不知，犹晏然为羊车之游，亡可翘足而待矣。
在前工业化时代，因为美洲农作物的原因，欧亚各个地区的人口都在增长，然而奥斯曼统治区是这个样子：
人口的增长与新旧秩序的更替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800年以前，奥斯曼帝国的人口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1800—1914年，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人口年增长率约为1%，其中19世纪后期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19世纪前期。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00—1914年，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从650万人增至1 470万人；伊拉克的人口1860年仅120万人，1914年达到320万人。另据资料统计，1800—1900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口从30万人增至240万人，巴勒斯坦的人口从30万人增至60万人。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瘟疫和灾荒的减少，是导致人口增长的基本原因。——哈全安《土耳其通史》
不会真有人吹奥斯曼的“仁政”吧？跟奥斯曼比，清国简直是富含葡萄的天堂了。
听说奥斯曼统治下的阿拉伯人地位还不如清朝汉人呢，怪不得阿拉伯人宁可吹库尔德人萨拉丁，也不去吹奥斯曼太君。巴尔干的那些民族对于奥斯曼就更是恨之入骨了。
清朝和奥斯曼都是弱小民族实现逆袭，乃至建立大帝国的典型案例。在19世纪中后期，它们又先后沦为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病夫”（清朝号称“东亚病夫”，奥斯曼号称“西亚病夫”，后者先得“病夫”之称号）。同时，它们也都拥有辽阔的疆土和众多藩属国，都曾盛极一时，堪称超级大国。如此来看，这两大帝国还是颇有可比性的。
在笔者看来，与奥斯曼比起来，大清还要逊色许多。
第一，大清王朝的寿命远不如奥斯曼帝国。
如果把努尔哈赤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即大汗位算作起点，清朝总共存在296年，不可谓不长寿。不过，它的生命长度还不及奥斯曼的一半。奥斯曼于1299年立国，其时元朝建立也不足30年；于192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其时已是民国十一年。奥斯曼跨元、明、清、民国四朝，存世达624年，是有史以来寿命最长的帝国之一。
事实上，在八旗军刚成型的时候奥斯曼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直到清朝灭亡之年（1912）它还在苟延残喘。就生命力而言，大清确实不能与奥斯曼相比。
第二，与清朝比起来，奥斯曼对臣民较为宽容。
众所周知，清朝的统治手段是非常残暴的。在入关前后，清军在各地大肆杀戮，导致人口锐减。在政局趋于稳定以后，康、雍、乾三帝也曾大兴“文字狱”，对有贰心的知识分子大打出手（其实绝大多数受害者是躺着中枪的）。就统治的严密程度而言，中国的其余各封建王朝远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不可否认的是，奥斯曼统治阶级的内讧是非常激烈的，在36位苏丹中有17位曾被废黜，宫廷喋血事件更是经常发生。不过，它的政策还是较为宽松的。在君堡陷落以后（为克此城土军损失数万人），多数民众也只是被卖为奴，并没有被处死。至少在19世纪以前，奥斯曼很少大肆屠戮和平居民。而“剃发易服”、“文字狱”也不曾在奥斯曼出现，巴尔干半岛的宗教、文化传统也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有人拿亚美尼亚事件说事，也不知道他是生活在哪个世界线才好意思举这事例。他那文章满篇梦呓，着实有趣（那些言论根本就不值一驳）。亚美尼亚事件确实令人不堪回首，但和大清的行为比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
刻薄的政权寿命不足三百年，宽容的政权可以维系六百余年：也许这一事实本身就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第三，在思想建设上，奥斯曼也要比清朝更胜一筹。
19世纪中叶，巴尔干半岛兴起了民族主义思潮，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土耳其当局推出了“奥斯曼主义”，宣称全体国民一概平等，号召全体臣民以“奥斯曼人”的身份爱帝国爱苏丹，试图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奥斯曼认同”。
其后，因为“奥斯曼主义”的失败，“泛Islam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又先后崛起。当然，无论哪种思潮都没能挽救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之后，它还是黯然崩溃了。不过，由泛突厥主义发展而来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还是在一战后成为凝结人心抵抗外来侵略的有力武器。在率众打败协约国干涉军建立共和国之后，穆斯塔法·凯末尔仍然利用土耳其民族主义推行世俗化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至于大清王朝，则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构建什么共同体认同。在现实中，大清当局推行了 “首崇满洲”之策，但从来没能进而抛出一套旨在推动“满洲认同”的理论，甚至没能对“首崇满洲”之策加以诠释（解释为什么旗人应该具备优越地位）。在武昌起义前后，甚至连东北的旗人都在张榕等人的领导之下发动反清革命。可见，在晚清时期，甚至连旗人都对清廷缺乏认同感。
既然如此，大清王朝更不会有如“奥斯曼主义”一般试图统战全体臣民的“大清主义”思想了。在现实中，清朝统治者从来就没有宣布全体国民一律平等，更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共同体认同。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把“大清”和“中国”割裂开来，宣称什么“保大清不保中国，保中国不保大清”。
总体来看，大清王朝在思想建设上几乎毫无作为，而奥斯曼帝国尽管在思想建设上有些反复无常，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就“构建身份认同”这一点来说，显然奥斯曼更高明。清朝不知构建国民的身份认同，有小聪明却缺乏大智慧。
第四，大清过于倚重“皇协军”，而奥斯曼基本只靠“皇军”打天下。
在入关之后，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吴三桂和洪承畴等明朝降将充当了屠杀同胞的急先锋，为大清混一天下立下首功。而后，在平三藩、镇压白莲教起义等一系列军事活动中，绿营兵都堪称主力。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八旗军和绿营兵都已经不堪重用，于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崛起（这两支武装都脱胎于汉族团练）。从本质上说，降将系列、绿营兵、湘淮军都是“皇协军”，都是仆从部队，都算不上清朝的嫡系武装（与之对应的，包括汉军在内的八旗兵则是“皇军”，从理论上讲是大清朝的核心军事力量）。可是，在打江山和保江山的过程中他们却都是绝对的主力，甚至是主导性力量。如果它们不曾存在，那么清朝能否入主中原都是未知数。
至于奥斯曼 ，则完全依靠名副其实的“皇军”平天下和守天下。无论是耶尼切里（禁卫军），还是西帕希（骑兵，相当于欧洲的骑士），都是绝对服从于苏丹一人的，都是苏丹一手经营的亲兵。在奥斯曼的大部队中，仆从武装当然也是存在的，但很少担当主力，很少在大规模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基本只发挥边防军的作用。
第五，二者的战绩也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清朝由关外一隅而悉数攻取中原、江南、闽越之地，可谓战功赫赫。但如前所言，清朝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伪军部队夺取天下的，其成功带有相当的偶然性。清朝能征服称雄中亚地区的准噶尔汗国，也算是巨大的成就。但若深入挖掘，我们可以说准噶尔其实是在内讧和天花的双重打击下走向覆灭的。事实上，在国力鼎盛的乾隆年间，清军在与缅甸、安南和廓尔喀等小国作战时已经非常吃力， 难于取得重大进展。至于晚清时期抵御外侮的战绩，更是为天下人所共知。演绎了“八里桥雄风”的清朝正规部队，就表现而言甚至远不如装备极其原始的非洲土著祖鲁人。
从英军阵亡人数看，大清的确是全球战斗力最弱的国家。
与费拉不堪的大清朝相比，奥斯曼绝对称得上是武德充沛。还在14世纪后半期，奥斯曼已经与来自欧洲多国的封建主们作战，并在科索沃、尼科堡等战役中接连获胜，初步在东南欧建立了霸权。15世纪初，它曾经遭遇短暂的挫折（被来自中亚的跛子帖木儿打败），暂时失去对外扩展的势头，但很快就实现了振兴。在1453年攻克君堡以后，它又迅速征服了埃及、北非和伊拉克等地，成长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虽然如此，奥斯曼还是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无论是东方的萨法维王朝（伊朗），还是北方的俄罗斯、波兰，抑或是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威尼斯，都曾与它发生过长期而激烈的冲突。奥斯曼虽然居于四战之地，却有足够的精力包打天下，并且在与各路强敌交手的时候很少落于下风。清朝能调动的军队一般只有数万人，而奥斯曼则经常出动十几万人征伐各地（其实它的总人口从来没有达到清朝的十分之一）：二者的战争动员能力还是有差距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是二国都城的境遇。自1453年奠都起，直至1923年帝国覆亡，君士坦丁堡在近500年间从未有过失陷的记录。至于大清王朝，则在40年间（1860年和1900年）上演了两次京师沦陷的惨剧。北京的圆明园距海四百余里，还是免不了被殖民强盗劫掠一空；君堡的多尔玛巴赫切宫是如假包换的海景房，却屹立至今风华依旧。
就武功来看，清朝还是逊色很多的。仅在发生于1877年的普列文战役中，奥斯曼军队在奥斯曼·努里帕夏的指挥下就令俄军死伤数万人。至于清军，在五次反侵略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消灭的敌军合计也不会超过万人。
最后，两大帝国灭亡以后的史实也值得我们玩味。
奥斯曼灭亡前后，爱国热情高涨的土耳其人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在一战名将凯末尔的领导下与协约国干涉军（以希腊人为主）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迫使敌人放弃了旨在瓜分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收复了大量失地。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布成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清朝灭亡以前，东北（清朝故地）的众多满族志士也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使得清朝统治者退回关内立国的计划化为泡影。因为缺乏民众基础，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清朝灭亡20年以后也只能在外来侵略者的一手操纵下以“天子投东瀛”的方式建立一个伪“满洲国”。在日本人的卵翼之下，溥仪胆战心惊地做了13年傀儡皇帝。而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之后，仅仅过了2天伪“满洲国”政府就宣布解散了。
奥斯曼灭亡以后，其精英在民众的支持之下驱逐顽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而且该国一直号称地区强国。清朝灭亡以后，原本居于统治地位的满洲贵族甚至得不到关外旗人的支持，只能在外来势力的干预下于清朝故地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不能不说，二者的差距确实不小。
同样是“病夫”，一个可以培养出奥斯曼·努里和穆斯塔法·凯末尔这样的硬汉，另一个却只能培养出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对法兰西（其时已被普鲁士打残）卑躬屈膝的曾国藩、甲午战争中在面对日军挑衅时只敢避战自保的李鸿章和在京师沦陷时只会搞“东南互保”却不曾派一兵一卒北上勤王的督抚群体。二者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要归于精英的素质大不相同。
综上可见，同为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大清要远逊于奥斯曼。
与奥斯曼相比，大清当然也有其长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奥斯曼的36任苏丹中，17位遭到废黜；而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自努尔哈赤到慈禧太后，几乎每一代掌权者都堪称权术大师。单从帝王素质来看，大清似乎要远强于奥斯曼。
在帝王素质高出很多的前提下清朝的寿命还要远远短于奥斯曼，这一现象其实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可以推断出来，清朝的凝聚力不会很强，清朝的社会矛盾应该相当尖锐，清朝的各阶层成员并不见得能发自内心地认可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简单地说，清朝的制度建设存在严重问题，其统治看似非常精细，实则漏洞百出。太平天国起于一隅之地却可以迅速席卷天下形成燎原之势，这一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一份列表（反映世界上每世纪最强大的国家）可以作为参考，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明、清与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对比。
14至16世纪，明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应该是实力相当的，明朝略占优势，曾经登顶。
17至19世纪，清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相比更占一些优势，因为清朝2次上榜，奥斯曼只有1次。
当然，奥斯曼帝国如果整体与清帝国比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毕竟17世纪以后奥斯曼已经走向衰落）。奥斯曼帝国横跨7个世纪，有4次入榜，其中3次第2,1次第3；清朝横跨4个世纪，有2次入榜，1次第3，1次第4。
补充一些关于奥斯曼人口增长的数据，该国在其统治后期人口增长是很快的的。事实上，人口增长绝不只是大清的基本艺能。
1800-1914年，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人口年增长率约为1％，其中19世纪后期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19世纪前期。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00-1914年，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从650万人增至1470万人；伊拉克的人口1860年仅120万人，1914年达到320万人。另据资料统计，1800-1900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口从30万人增至240万人，巴勒斯坦的人口从30万人増至60万人。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瘟疫和灾荒的减少，是导致人口增长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分布出现明显的变化，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呈持续上升的趋势。1800-1914年，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从40万人增至110万人，伊兹密尔从10万人增至30万人，安卡拉从20万人増至40万人，贝鲁特从0.6万人增至15万人，耶路撒冷从1万人增至8万人，巴格达从5万ー10万人增至15万人，巴士拉从0.4万人増至2万人。另据统计，1850~-1900年，阿勒颇从7万人増至9万人，海法从0.1万人增至05万人，雅法从2万人増至4万人，大马士革从5万人增至8万人。此外，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游牧人口与定居人口也经历着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农田的扩大与牧场的减少成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现象。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游牧部落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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