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第一世界，为什么美国的福利不如欧洲，工作量也比欧洲大？
一、 福利体系的根本差异：自由市场 vs. 社会民主模式
这是最核心的差异点。
美国：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优先
理念根基： 美国文化深受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其建国理念强调个人自由、机会均等（但并非结果均等），以及限制政府干预。“美国梦”的核心在于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财富和成功。
福利模式：残补式福利 (Residual Welfare) 或市场导向型福利 (MarketOriented Welfare)
政府角色： 政府提供的福利被视为对市场失灵或个人无法负担情况的“补充”或“安全网”。福利项目的覆盖范围相对较窄，目标人群更集中于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如低收入者、残疾人、老年人）。
医疗保健： 这是最显著的例子。美国没有全民公立医疗保健系统。绝大多数人通过雇主提供的私人保险或自行购买私人保险来获得医疗服务。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如Medicaid和Medicare）主要覆盖低收入人群、老年人和残疾人。这导致医疗费用高昂，且存在大量无保险或保险不足的人群。
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 主要指退休金制度，强制性储蓄，部分程度上是个人或家庭的责任。
失业救济金： 相对而言，美国失业救济金的金额和持续时间通常比欧洲国家短，且领取条件可能更严格。
带薪休假/产假： 美国联邦层面没有强制性的带薪年假或全职带薪产假/陪产假规定。这些往往由雇主自行决定，因此存在很大差异。
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社会民主和集体主义优先
理念根基： 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和西欧大陆国家，普遍受到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强调社会团结、平等、国家对公民福祉的责任，以及通过集体力量解决社会问题。
福利模式：普遍主义福利 (Universalist Welfare) 或社会福利国家 (Welfare State)
政府角色： 政府被视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主体。福利项目是国家责任的一部分，旨在覆盖所有公民，而非仅仅提供“安全网”。
医疗保健： 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拥有全民公立医疗保健系统。资金主要来源于税收和/或强制性社会保险费。无论收入高低，所有公民都能获得普遍、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尽管医疗资源分配可能有所不同。
社会保障： 包括慷慨的养老金、疾病津贴、残疾津贴、失业救济金（金额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等，这些都是广泛覆盖的社会权利。
带薪休假/产假： 大部分欧洲国家有法律规定最低带薪年假（通常为46周），以及长期的带薪产假和陪产假，以支持家庭发展和工作生活平衡。
教育： 公立高等教育通常是免费或学费极低的，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公平的起点。
根本原因总结：
哲学和历史： 美国强调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的历史渊源，使其福利体系更倾向于市场解决和个人责任。欧洲国家则经历了更频繁的社会动荡和更强的集体主义传统，导致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角色。
政治经济学： 美国工会力量相对较弱，企业在政治中的影响力更大，倾向于支持低税收和更少的政府干预。欧洲许多国家工会力量强大，社会党和工党在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推动了更广泛的社会福利。
社会契约： 欧洲国家普遍存在一种更强的“社会契约”，即公民同意支付较高的税收，以换取全面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二、 工作量和工作文化：灵活性 vs. 稳定性
美国的工作量和工作文化之所以普遍比欧洲大，同样与上述福利体系和文化理念紧密相关。
美国：高强度、高回报的“工作至上”文化
驱动力： 在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驱动下，美国社会普遍将工作视为实现个人价值、经济成功和社会地位的关键途径。“职业倦怠”并非主流文化，而是努力工作、追求卓越的象征。
绩效导向： 美国工作场所强调绩效和效率。雇主往往愿意为高绩效员工支付更高的薪酬，但也对工作产出有更高的要求。
“工作狂”文化 (Workaholism)： 在许多行业，长时间工作被视为敬业和忠诚的表现。加班不一定有加班费，但被视为提升职业竞争力的机会。
职业流动性高： 美国劳动力市场相对灵活，人员流动性高。这既带来了机会，也增加了不确定性，促使人们努力工作以保持竞争力。
福利依赖于工作： 由于福利（如医疗保险）往往与雇主挂钩，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重要福利，会更倾向于努力工作，甚至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
缺乏强制性休假： 如前所述，美国没有法律强制的带薪年假和产假，这直接导致许多美国人休假时间比欧洲同事少。即使有休假，也可能因为担心工作积压或错失晋升机会而选择少休或不休。
欧洲国家：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WorkLife Balance) 和员工权利保护
驱动力： 欧洲国家普遍推崇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人们更重视家庭、休闲、文化活动和个人兴趣。工作被视为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手段，而非全部。
法律保护： 严格的劳动法律法规保护员工权利，包括合理的工作时间、加班限制（通常有加班费或补偿性休假）、带薪休假、病假等。
工会力量： 强大的工会能够为员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合理的工时。
社会支持体系： 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如慷慨的失业救济金、育儿假）降低了人们对失去工作的恐惧感，也使得他们更愿意在工作之外享受生活。
工作效率而非时长： 许多欧洲公司的文化更注重工作效率和成果，而非单纯计算工作时长。在规定时间内高效完成工作被鼓励。
“数字下班”（Digital Detox）： 在一些国家，有法律规定下班后公司不得联系员工，以保护其休息时间。
根本原因总结：
优先事项不同： 美国更优先追求经济增长和个人成功，个人工作投入被视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欧洲国家则更侧重于公民整体福祉、社会公平和生活质量，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法律和监管差异： 美国相对宽松的劳动法允许企业在工作时间、休假等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也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而欧洲国家的法律则更严格地规范了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保障了员工的休息权。
社会保障的稳定性： 在美国，个人往往需要通过高强度工作来维持“基本盘”（如医疗保险），因为福利与雇主紧密绑定。而在欧洲，即便失业，基本生活也受到社会保障的有力支持，这减轻了人们对失去工作的焦虑，使其能够更从容地对待工作。
三、 经济结构和税收体系的差异
尽管同为第一世界，但两国经济结构和税收体系的细节也影响了福利和工作模式。
美国：
税收： 相对于许多欧洲国家，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率普遍较低。高税收被视为对个人努力成果的限制。
经济结构： 更侧重于服务业、高科技、金融等领域，这些行业往往竞争激烈，对人才的需求也更强调产出。
欧洲国家：
税收： 通常实行较高的累进税制，包括高所得税、高增值税（VAT）等。这些高税收是支撑其庞大福利体系的基石。
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多样，部分国家在制造业、社会服务业等方面也有强大基础。其福利体系的设计也考虑了不同行业和职业群体的需求。
税收与福利的关联： 高税收是欧洲国家提供广泛福利的必要条件。欧洲公民普遍接受较高的税负，将其视为集体利益的投资。而美国社会在这方面的共识度较低，许多人认为高税收会抑制经济活力和个人创造力。
总结
美国和欧洲国家在福利和工作强度上的差异，并非简单的好坏之分，而是不同社会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选择上的体现。
美国： 以个人主义、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为核心，强调个人奋斗和机会，因此福利体系相对精简，主要作为安全网；工作文化鼓励高强度、高回报的追求，以最大化个人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欧洲： 以社会民主、集体主义和强政府责任为核心，强调社会公平和生活质量，因此福利体系广泛而全面，覆盖所有公民；工作文化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有法律和文化层面的保障，保障员工的休息和个人发展时间。
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也面临各自的挑战。美国模式可能产生更高的创新和财富增长，但也可能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和更多无保障人群。欧洲模式可能提供更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更高的生活质量，但也可能面临高税收、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
网友意见
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区别：欧洲人有一种随机致富的观点，而美国更相信个人努力致富。
随机致富当然也有不少理论和现实论据支持。比如有本书叫《随机致富的傻瓜》（Fooled by Randomness），大意是说股票市场高度有效，最终赚钱亏钱随机的，巴菲特也是随机产生的。其实股票市场随机的，其他市场也是随机的。录取金融、生物、计算机挺随机的，加入阿里、腾讯、华为随机的，毕业的时候经济好还是不好随机的，但这些怼几十年后的财富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既然财富获得如此随机，类似中彩票，那么高税收不会打击工作热情，这是欧洲高税收高福利的理论基础。
其实也有它的好处。比如法国数学非常牛逼，就因为它强制拉平了数学、金融、码农的收入，不像美国很多数学好的去搞金融如西蒙斯或码农如比尔盖茨，因此法国数学能留住人才，美国就不能了。
美国就完全另一套逻辑，比较唯心主义，强调个人努力的作用。当然，很多美国富人其实信欧洲那套，比如巴菲特说“能出生在美国已经是一种幸运，如果出生在非洲再努力也白搭”，所以他也比较爱搞慈善。但美国总体上保守主义比较强势，会反对高税收高福利。
当然，美国既得利益群体的每次让利都是社会巨变时期，比如南北战争黑人获得自由，二战之后黑人获得选举权，大萧条增加了很多工作、生活、退休福利，美国民主党在争取普通人权益方面比较给力，共和党一般是反对这些福利的。
欧洲不大一样，已经严重左倾了，哪怕勒庞那种所谓的欧洲极右，也会争取更多福利保障，跟美国很不一样。
特简单的问题。全世界就三种模式，平等模式，自由模式，和平等自由模式。
欧洲是平等模式。平等模式类似中国前几年搞的拉峰平谷，把领导工资降下来，把职工工资提上去，好处是职工满意了，两极分化不再加剧，坏处是劳动积极性降低。所以拉峰平谷还有个名字，叫吃大锅饭。
美国是自由模式。自由模式就类似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多劳多得，多劳多得劳动积极性会提高，社会财富会增加，但问题是，人的能力是存在天然差距的，自由竞争虽然总量增加，但具体到个人头上，增加不是平均的。时间久了，社会就会两极分化，产生矛盾。
中国是平等自由模式。提供基础保障，但牢牢把控一切社会资源。你饿不死，但要想过好，你就要拼命。你可以尝试一下，你什么都不干，你向所在社区或村委会求助，社区和村委想尽办法，也要给你找个饭碗，不会不管你的。这时的中国有点像欧洲。但哪怕你拼劲全力，你996，全年无休，过高品质生活也极难。因为资源是掐死的。如果都能达成，社会就没人拼命了，那不行。
因为欧洲比美国更民主。
民主和公有制（国有不是公有）是一体两面。所以欧洲会表现出更多的社会主义特质。
美国是资本主义，欧洲是特色的社会主义。
回头看一看北美十三州的历史就知道，这个国家本来就是一批崇尚奋斗的人组成的。
一、他们也可以留在英国（或者德国、爱尔兰），靠偷、抢度日，甚至从这些自发革命走向自觉革命。但是他们听说，北美有很多无主土地，可以随便开荒，于是，就上船了。
二、在北美，各教派其实分地盘组成了聚居区。这就形成了竞争。看谁日子过得好，就证明了他们对上帝的认知正确。
三、独立战争，其实就是走私犯抗税。跟中国历史上的盐贩子造反差不多意思。关于钱，不要你们伦敦的老爷来封我的顶；自然，也就不要求伦敦的老爷来保我的底。
WASP（及精神昂撒人）喜欢标榜“美国特性”（或曰“伟大平凡的民族性”），认为美国人比欧洲人更热爱自由，更depend on your own （不靠政府，不吃福利，不养懒汉）。但所谓的“美国特性”（州权，社区自治，小政府，反对高福利，不养懒汉）很大程度上是种族矛盾的结果，而不是美国的欧裔和欧洲、加拿大、澳新的欧裔有何先天不同。——尤其是同为昂撒五眼的澳新加，英语民族、欧裔移民、地广人稀、“大农村”，这些条件和美国并无本质区别。
19世纪上半叶的“州权”，主要的核心内涵（之一）就是奴隶制——蓄奴州有自主决定选择奴隶制的自由，联邦不得干涉。
奴隶制被废除后，“社区自治”又成为种族隔离的制度抓手。（南方）白人的社会体系（包括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从物理上到制度上都将黑人隔绝，黑人仍然在事实上被排除在美国的共同体边界之外。
从19世纪末的工潮（想想看“五一节”是纪念哪国工人运动的），到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再到罗斯福新政，美国社会的“大政府”化、“国家干预”、“福利社会”进程，和西欧国家是大体相当的节奏。美国底层也和西欧底层一样“仇富”、“不患寡而患不均”（这还真是人类天性，不是什么“中国人的劣根性”），对节制资本、劫富济贫、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当然是欢迎的。尤其是内战后相比北方白人更失落、普遍更贫困的南方白人底层，对于资本家（多在北方，很多是犹太人）有刻骨的仇恨。直到今天，南方红脖子们对建制派精英和“纽约价值观”也有刻骨的仇恨。
但上述的一切，是建立在系统性地将黑人排除在外的基础上。为了减小“新政”的阻力，罗斯福及北方政治势力和南方政治势力进行了一系列妥协。很多政策，联邦政府只负责给钱、给资源，管大框架、大方向，但具体的分配权，实施细则的制定权，则属于地方政府。种族隔离的南方州夹带了大量私货，对黑人的福利权进行了压制甚至剥夺。
冷战开始后，两大阵营争夺“普世价值”的制高点，种族隔离成为苏联攻击美国的重要把柄。出于“统战”需要，美国主流社会开始改变对黑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的态度，逐步将他们接纳为共同体的成员，所谓“美国从新教徒的以色列，变为了世界的罗马”。
民权运动，就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种族隔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黑人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平等权利。但与此同时，南方白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对“鄙视链”的坚守，可能也是人性的刚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部分含义，是：我觉得你应该和我差不多，你凭啥比我好这么多？同样地，如果“我”觉得你就是很low，就是应该比我差，但你却和我一样了，那我也无法接受。
尤其是对于社会底层群体，对（地位低于己族的）“异族”的优越感，是维持生活信心的重要源泉。而一旦这种优越感被外部力量强行抹平，便会迸发出巨大的仇恨，做出各种疯狂的损人不利己的自杀式攻击行为。
种族隔离被废除后，南方白人以“不能让黑人享受到（白人建立的美国的）福利”为宗旨，逐步取消了很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关闭了大量的公立设施，宁愿自己也享受不到。饿死（实际利益受损）事小，失节（黑人和自己平起平坐）事大。
共和党洞察到南方白人的这一微妙心理，开发出“南方策略”：用“狗哨”的方式，以保守主义话术包装种族主义内核。当然这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套路，内战前“州权”就是“奴隶制”的狗哨，民权运动前“社区自治”就是“种族隔离”的狗哨，而种族隔离被废除后，“小政府”、on your own、“不养懒汉”成了新一代心照不宣的种族主义狗哨。
在底层白人政治力量的加持下，“保守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版图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小政府”、“低福利”成为政治正确。也由此出现很多奇特的现象：明明是社会底层的红脖子，却喜欢支持减税、减福利、降公共服务的各类“新自由主义”（按照中国的叫法）政策。参不透个中种族主义内涵的论者，喜欢归因为所谓的“美国特性”（“伟大平凡的民族性”），好像美国下层民众的觉悟极高，宁愿自己利益受损、生活品质下降、付出各种大大小小的牺牲，也要勒紧裤腰带支持富人的“新自由主义”建设，展示美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优越性。
对此，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出身于南方，年轻时是坚定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后来为获取政治利益而支持民权运动，对白人底层民众的微妙心理有深刻洞察）评论一针见血：“If you can convince the lowest white man he's better than the best colored man, he won't notice you're picking his pocket. Hell, give him somebody to look down on, and he'll empty his pockets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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