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同为拉美右翼军棍,为什么斯特罗斯纳、魏地拉、特鲁希略、加尔铁里没有像皮诺切特一样获得经济自由派的追捧?

回答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触及了拉美右翼军政府在历史和经济政策上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军头与经济思潮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要理解为什么皮诺切特在经济自由派中“独树一帜”,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他与其他几位军政府领导人(斯特罗斯纳、魏地拉、特鲁希略、加尔铁里)在几个关键维度上的差异。

1. 经济政策的“彻底性”与“芝加哥学派”的影响:

这是最核心的 G点。皮诺切特政府之所以受到经济自由派的追捧,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而且这些改革受到了当时全球经济思想界最前沿的“芝加哥学派”的影响。

皮诺切特与芝加哥男孩: 皮诺切特上台后,确实引入了一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智利经济学家,被称为“芝加哥男孩”。他们的理念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大幅削减政府开支,控制通货膨胀,私有化国有企业,开放市场,鼓励外国投资,解除价格管制,减少贸易壁垒。这些政策在短期内虽然伴随着社会阵痛(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但长期来看,为智利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经济自由派人士,尤其是那些信奉自由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将皮诺切特的改革视为“教科书式”的成功案例,是市场力量战胜计划经济的明证。

其他军头在经济政策上的差异:
斯特罗斯纳(巴拉圭): 尽管斯特罗斯纳是一位长期的独裁者,并且他的统治时期也鼓励外国投资,但他的经济政策更倾向于“国家主导发展”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其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力度远不如皮诺切特。他的经济模式更多地依赖于农业出口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伊泰普水电站),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依然较大,并没有彻底拥抱自由市场的理念。他更多的是追求经济增长和国家强大,而非经济自由化的理念本身。
魏地拉(阿根廷): 魏地拉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国家重组进程”期间,其核心是反对共产主义和左翼势力,同时强调国家安全和稳定。然而,在经济上,他并没有像皮诺切特那样彻底地进行市场化改革。阿根廷在魏地拉时期,虽然也面临高通胀和经济衰退,但经济政策的调整往往是权宜之计,缺乏系统性和长期性。更重要的是,阿根廷的经济政策常常受到军方内部不同派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难以形成像智利那样清晰的经济自由派路线。后来加尔铁里政府更是搞了“马岛战争”,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
特鲁希略(多米尼加): 特鲁希略在经济上,虽然也吸引外国投资,并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他建立的经济体系带有强烈的个人和家族控制色彩。他的经济政策更像是为巩固其个人统治和家族财富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一套系统性的经济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他倾向于国家对关键产业的控制,并且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谋利,这与经济自由派的核心理念是相悖的。
加尔铁里(阿根廷): 加尔铁里是魏地拉之后的又一位阿根廷军政府领导人,他的任期内最著名的事件就是马岛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是灾难性的,也在经济上对阿根廷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围绕着如何应对战争的财政需求以及战争失败后的经济混乱展开,完全没有经济自由化的空间和导向。

2. 政治合法性与“民主转型”的叙事:

皮诺切特在统治后期,尤其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的主流叙事中,被塑造成一位“结束了社会主义混乱,并为智利开启民主转型奠定基础”的领导人。虽然他的统治是军事独裁,但他通过设计全民公投和后来的修宪,为智利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框架,为后来的民主选举铺平了道路。

经济自由派的“隐性共识”: 经济自由派在追求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倾向于接受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即使这个秩序最初不是完全民主的。他们认为,强大的市场经济可以为未来的民主化提供物质基础和内在动力。皮诺切特的智利,虽然初期镇压反对派,但在其统治后期,确实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定和可预测的经济和法律框架,这为一些经济自由派人士所欣赏。

其他军头面临的“合法性困境”:
斯特罗斯纳: 他是一位长期的独裁者,但他的统治更多地被视为传统的“强人政治”,而非旨在“改革”或“转型”。他的巴拉圭,在国际舆论中,更多的是一个被孤立和相对落后的国家,缺乏像智利那样被包装成“经济奇迹”和“政治稳定”的叙事。
特鲁希略: 他的统治以残酷和个人崇拜著称,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其政治上的极端压迫和家族式统治,使得他很难获得尊重经济自由派的青睐。他的统治更像是一个被个人意志支配的体系,缺乏“制度性”的吸引力。
魏地拉和加尔铁里: 阿根廷军政府的统治伴随着大规模的人权侵犯(“肮脏战争”)以及经济上的波动和最终的马岛战争失败,使得他们的执政记录充满了争议和负面评价。经济自由派很难将他们与“有序的经济改革”和“长期的经济繁荣”联系起来。

3. “经济学原理”的信奉程度与理论实践:

经济自由派,特别是信奉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他们更看重的是经济政策是否符合其“自由市场”的理论框架,以及理论实践是否能带来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提升。

皮诺切特的“理论实践者”形象: 皮诺切特政府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私有化和市场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一次大胆的实验”和“成功验证”。经济自由派人士看到的是,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阵痛”后,智利经济实现了增长,出口多元化,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这些都印证了他们所信奉的经济学原理。

其他军头的“实用主义”或“非主流”经济政策:
斯特罗斯纳: 他的经济政策更多是基于实用主义和发展主义,目标是国家发展和抵御邻国的潜在威胁,而不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纯粹信奉。
特鲁希略: 他的经济政策更像是为维护其权力服务的“工具性”经济,虽然也促进了发展,但其非市场化的控制和个人利益的优先,使其与经济自由派的理论框架有很大距离。
魏地拉和加尔铁里: 阿根廷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后期的马岛战争,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军政府的统治和民族主义情绪,经济上的考量更多是为了支撑军事行动,而非推动自由市场。

4. 国际环境与“意识形态标签”:

在冷战背景下,皮诺切特政府的强硬反共立场,以及他所推行的市场化经济模式,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被视为对抗苏联模式的成功典范。

“冷战英雄”与经济自由派的结合: 很多经济自由派人士,本身也秉持着强烈的反共产主义立场。皮诺切特作为一位坚定的反共独裁者,加上他推行的市场化经济,使得他在西方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都获得了一定的支持,而经济自由派恰恰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皮诺切特的经济改革与国家的“现代化”和“自由化”联系起来,尽管这种“自由化”在政治上是高度受限的。

其他军头在国际上的“孤立”或“非主流”形象:
斯特罗斯纳: 他的巴拉圭,虽然不是被严厉制裁的对象,但也不是西方国家推崇的“民主盟友”。他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未能引起全球经济自由派的广泛关注。
特鲁希略: 其统治的残酷性使得他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即使有经济成就,也很难被主流的经济自由派所欣赏。
魏地拉和加尔铁里: 阿根廷军政府的“肮脏战争”和马岛战争的失败,使其在国际上尤其是西方世界声誉扫地,经济政策自然也无法获得好评。

总结来说, 皮诺切特之所以能在经济自由派中获得“特别的青睐”,并非偶然。这得益于他政府 彻底推行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改革,而且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效,并被西方世界塑造为 “克服了社会主义混乱并为民主转型铺平道路”的叙事。相比之下,斯特罗斯纳、魏地拉、特鲁希略和加尔铁里虽然也是右翼军头,但他们的经济政策 缺乏这种理论上的彻底性和系统性,更多是实用主义或为巩固统治服务的工具,同时他们在政治合法性、人权记录以及国际形象方面也存在显著的负面因素,这使得经济自由派很难将他们视为自身理念的成功实践者和推广者。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对皮诺切特的经济政策的评价,至今仍充满争议。许多批评者指出,其改革以牺牲社会公平、加剧贫富分化以及大规模侵犯人权为代价。但从经济自由派视角来看,他们更看重的是其经济改革的“效率”和“市场化”程度,而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或“忽视”其政治上的弊端。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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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网络目前有四大经济神话:

白人南非,巴列维伊朗,北洋民国,皮诺切特,都是用某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来掩盖整体的经济失败【或严重夸大其经济成就】

说白人南非,就只提六七年代的经济腾飞,忽略1980年之后的经济滞涨,然后把一个鼎盛时期人均只有美国四分之一不到的国家吹成南半球第一发达国家,详情参见

南非是发达国家吗? - 陈明阳的回答

说巴列维,就只提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带来的爆发性增长,却忽略巴列维实际执政近20年后【巴列维1941年登基,1953年完全执政】,1970年伊朗人均也只有350美元,同期苏联1700美元,美国5200美元,即便是靠卖石油大发横财,1979年伊朗人均也只有2200美元,还不如同期的南斯拉夫【3100美元】,依然低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2500美元左右】,同期苏联4500美元,美国12000美元,即便巴列维垮台,伊朗陷入两伊战争,依靠高油价伊朗在1986年人均也达到4000美元,只不过后来油价走低就又被打回原型,巴列维时代所谓伊朗的光辉发达从来都是无脑穆黑的意淫,巴列维的所谓现代化成就其实和沙特没有太大区别,都只是浮在油价之上的幻影

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大陆执政时期都热衷于国家干预经济,不符合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口味,所以北洋民国就成了某些右派的标杆,说北洋民国,就只提1912-1920年的“一战”景气,最爱引用的就是许涤新先生的研究: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中华民国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然后拼命给大家树立北洋盛世的光辉形象,但他们不会说的是,许涤新在之后就指出,随着一战的结束,中华民国经济再度萧条,1920-1926年经济的连年负增长,1921-1926年工业生产指数年均-4.5%,经济奇迹不复存在,民族工业遭受重创。引用研究引用一半也是醉了。

至于皮大帅,从不提智利本就是传统的南美经济强国,从不提智利好到逆天的资源禀赋,拼命吹嘘皮诺切特上台后,在1976-1981年、1984-1989年,智利分别出现了两次连续6年的5%以上的人均GDP高增长。但实际上,皮诺切特上台的1973年,智利人均GDP是1622美元;在皮诺切特下台的1990年,是2388美元。整个18年增长了47%,年均只增长2.17%,实际上,智利历史上人均GDP首次落后于拉美平均水平就发生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

这四大经济神话背后全部是极右翼在鼓噪,捧白人南非是为种族歧视张目,捧巴列维是无脑穆黑的天真狂想【尽管巴列维本人依然是个穆斯林】

“巴列维王朝反伊斯兰”——一个虚假的政治神话 - 中亚细亚的夜空的文章 - 知乎专栏

,捧北洋民国和皮大帅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热衷的伟大事业,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尽管巴列维和白人南非的经济政策其实并不符合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要求,但不知怎么的,皮大帅的粉丝也往往热衷于给白人南非和巴列维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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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可以扩大一下:一个冷门人物,如何能在网络上“焕发新春”?

这里有三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民科眼里的特斯拉、皇汉眼里的冉天王、右狗眼里的皮大帅

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呢?

1.从大范围来看都不是高知名度人物。

一提到科学家,连小孩子都能说出牛顿、爱因斯坦的大名,居里夫人、霍金更是成了各种励志典范。特斯拉的名气比起他们要低很多,绝不会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提到古代抗击异族的武将,岳飞在民间的知名度应该是最高的(部分是由于各种小说、演义的影响,杨家将道理一样)。岳飞以外,卫、霍也都是大名鼎鼎。冉闵?说实话,东晋十六国那段历史,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不熟悉的。

至于皮诺切特。我从来不觉得中国的智利史爱好者有很多。一个边角旮旯的国家的独裁者而已,拉美、非洲缺的就不是“考迪罗”和独裁者,一抓一大把。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冷门人物作为代言人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

①最初宣传时,刻意展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知识渊博(尽管之后已经烂大街了);

②起到筛选目标受众的作用。比如岳飞,绝大部分汉族人可能都会赞赏他,但对冉闵就不一定了。所以,选择比较极端的冉闵为代言人,会迅速排除掉讲“民族团结”的温和派,只留下想“杀胡”的皇汉。还有皮诺切特,把他把左派扔到海里的事像美谈一样津津乐道,能排除掉那些支持市场经济但不愿意为杀人叫好的温和派,留下铁杆右棍。

当然,这些人物,他们本身也要搞过一些大新闻,一点基础都没有,脑残粉想吹也吹不出来,但又不能太出名。

2.在造神运动中,他们的“事迹”(无论真假)能为目标受众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

特斯拉:制造通古斯大爆炸,史上最牛天才——被封杀至今,被爱迪生等既得利益学阀/财阀打压

冉闵:杀胡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没有冉闵汉族就要灭族了

皮大帅:独裁英雄;智利皮诺切特搞私有化改革,异议者一律铁腕镇压,工会领袖们被装到麻袋里从直升飞机上往海里扔。私有化之后呢,结果就是智利成为唯一一个摆脱了拉美化陷阱、经济一枝独秀的南美国家,看到这段真浑身冒爽;就算真做人体实验了又如何,他们上台了拿几千万几亿人做实验。

特吹→民科,冉吹→皇汉,皮吹→右狗。选中了目标客户,熟悉他们的倾向和心理,实现了精准投放,让目标受众赞不绝口,高潮连连。从结果来看,这三个都是成功的宣传案例。


回到楼主的问题。按照我上面的说法,似乎斯特罗斯纳、魏地拉、特鲁希略、加尔铁里都符合这些条件,但为什么没有皮诺切特出名呢?

首先,这要看宣传者的水平了。众所周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国内拜市场教徒言必谈及的两大教主,而这两大教主都曾高调地为皮诺切特背书。国内的皮粉,基本都是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那里知道这号人的。(如果有谁不是经过这个途径,而是因为原本就爱好拉美历史尤其是智利史,在读通史时第一次知道了皮诺切特,这个概率大概相当于在读《明史》时首次知道了织田信长)。

其次,右派是最讲究优胜劣汰、成王败寇的

楼主列举的加尔铁里,他干的最大的事是马岛战争,这件事的轰动性比他的国内政策大得多。结果是,阿根廷被英国撒切尔政府打得屁滚尿流。但事情就是这么巧,撒切尔夫人偏偏也是个右派,还是个成功的右派。既然如此,加尔铁里也配姓右?

还有特鲁希略(多米尼加),这个又过于冷门了。而且,此人被暗杀了,被暗杀证明了什么?证明他还不够狠,还不够黑,他“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证明他是loser,连美国都放弃的loser。右派最讨厌loser。

至于斯特罗斯纳(巴拉圭)、魏地拉(阿根廷)这几位,名气不如皮诺切特,但比特鲁希略还是要高些。他们虽然在内政上也强力反左、外交上也强烈亲美,但其经济政策不像智利皮诺切特那样有“旗舰”作用

打个比方,中国的珍稀物种绝非只有大熊猫一种,但为什么大熊猫知名度那么高,还经常被送到这国那国搞外交。因为它有典型性,有代表性,是“旗舰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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