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欧洲的前殖民地，为何南美/拉美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差距这么大？

　　首先说明，这个问题是极其宏大和复杂的，毫不夸张地说，足够一千个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博士毕业了，在过去一百多年间也已经耗费了无数聪明头脑的心力，在目前的我国，大半个拉丁美洲研究界都是靠拉美现代化问题养活的。因此，如果有人说要在一个知乎回答里就把这个问题鞭辟入里地解释清楚，或者说找到根本解，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所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都是一种理论（theory），是对概念以及概念之间因果联系的阐述。在评价一种理论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标准是看它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强弱，解释力越强，一种理论就是越优良的。在自然科学领域，人类已经提出了很多解释力很强的理论，例如人人皆知的万有引力、达尔文进化论等。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绝大多数问题都不可能用一种视角、一个理论来解释清楚。如果说社会科学问题如同一片亟待照亮的黑暗，那么每一种理论都是一支打向这片黑暗的光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强度，照亮不同的范围，并且为后来的光束开辟道路。当然，有些光束打歪了，有些光束似明实暗，许多光束彼此之间存在差异和冲突，但是这正是社会科学的特点，我们需要的是广博和包容的视野，普遍联系的能力，以及不断分辨和纠正的过程。自然科学的门槛窄、高而且长远纵深，社会科学的门槛平、矮但近乎无限宽广。

　　因此，我既不打算，也不可能做到试图把题主的问题彻底解释清楚。本回答的内容是，对“拉丁美洲为何不发达”这一问题提出导论性质的整理，并提示一些思路上的要点。

　　本回答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避免单一要素决定论。（基本逻辑）

　　2.在关于对拉美不发达问题的讨论当中，有两个主要的解释维度，其一是外源/内源之争，其二是殖民的遗产/现代的失败之争。（核心内容）

　　3.在看到拉丁美洲的同一性的同时，重视其内部差异。（补充要点）

　　在人文社科领域当中，入门者往往会很喜欢使用单一要素决定论思考问题，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我们需要尽力避免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单一要素决定论不实用，如果单一要素决定论真的能够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问题，那么学者们真的是高兴还来不及呢。然而现实是，单一要素决定论除了易于理解之外，并没有其它优势，它对于问题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太过有限。

　　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曾经提出过在社会科学问题当中判别两变量因果关系的三条经典原则：

　　1.在出现的时间或逻辑顺序上有明确的先后，因在先，果在后。

　　2.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3.能够排除第三方变量的干涉。

第三方变量的干涉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共变的干涉，其二是中介的干涉。两种干涉路径如下图所示：

　　在共变的干涉当中，两个强相关的变量同时依赖于第三方变量的影响。当第三方变量被控制时，强相关作用就会消失。

　　在中介的干涉当中，被预设为原因的变量唯有通过一个相关的第三方变量才能对被预设为结果的变量发挥作用。当第三方变量被控制时，强相关作用就会消失。

　　在对于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归因是个极其困难的过程，因为我们往往难以判断是否忽略了至关重要的第三方变量。而单一要素决定论往往会犯这种错误。

　　我们所知的几种经典的几种单一要素决定论包括技术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种决定论、宗教决定论。在现实问题当中，这些决定论大多只能满足第2项，部分地满足第1项，基本满足不了第3项。以技术决定论为例，技术的发端可以超前于时代，可以对社会生产力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技术在社会当中的扩散和应用却要受到无数因素的影响——只有社会需要技术，技术才能为社会服务。例如在17世纪的东亚，船只技术完全满足远洋航行的要求（在1609年时，三艘日本船曾载着西班牙官员罗德里戈.维韦罗穿越太平洋前往美洲），但是包括东亚在内的整个非欧洲世界在这一时期都没有体现出对远洋航行的热情，这足以说明各种“第三方变量”在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的判定上能够产生明显的中介式干涉效果。再以带有地理决定论色彩的“资源诅咒”理论为例，这个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偏差观察的结果，例如石油的发现在荷兰引发了“荷兰病”，却并未在挪威引发相同的问题；钻石资源的丰富导致了塞拉利昂的内战，却带动了博茨瓦纳经济各项产业的发展；自然资源丰富显然并不能仅靠自身就带来政治衰败或产业依赖。

　　在日常生活和网络论坛当中，许多人都非常喜欢拿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一旦发现一组强相关关系（往往是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便不假思索地拿来当做因果关系（同时也是无可辩驳的宇宙真理），全然不考虑时间逻辑顺序因素和第三方变量的存在。但一个有素养的社会科学学习者必须牢记，相关不能取代因果，更何况很多人观察到的相关还是在主观抽样偏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具体到拉丁美洲发展问题上来看，避免单一因素决定论是必要的。处处都存在驱使我们舍本逐末、因小失大的陷阱，个人价值观、教育、传媒时时刻刻都在对各种因素做出加权，让我们重视一部分，轻视另一部分。人的认知局限性让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这些因素加权的倾向，因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兼听则明、保持谦虚、接纳考虑多种因素，以求建立系统的、有价值的认识。

对于拉丁美洲不发达问题的探讨，从19世纪积累至今已经有了大量的结果。总体来说，各种解释归因的理论流派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其一是外源/内源之争，其二是殖民的遗产/现代的失败之争。即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西欧和北美的持续控制和剥削，又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拉丁美洲各国自身建设的失败。一般来说，外源的归因会同时倾向于强调殖民遗产；内源的归因则会同时倾向于强调独立后拉美各国国家建设的失败。以下是分别对这两种归因解释的简单梳理：

1.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外源解释/殖民的遗产

有很多人相信，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西欧和北美发达的根本解释。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拉丁美洲是欧洲和北美强盛的唯一缔造者，而是说明，我们能够在拉丁美洲身上找到关于今日世界秩序形成的几乎所有历史线索。欧洲“发现”了美洲，“发明”了美洲，并且把哥伦布的航行当做是现代世界的开端。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是欧洲经济世界的外壳，只有把欧洲和美洲（乃至更广阔的世界）放在一起来观察，才可能找到有价值的答案。

　　北美和拉美的差别是不同的结构和历史的遗产，拉丁美洲是被按照经济边缘的原则建设起来的，它们一开始就注定要为中心效劳，接受国际经济分工强加给它们的角色。它为欧洲提供货币、原材料、农业消费品和市场，命运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欧洲。

　　应该怪罪西班牙或葡萄牙吗？该也不该，英属北美是英国的北美，但西属美洲是全欧洲的美洲。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美洲白银充当了欧洲把资本主义结构传播到亚洲的润滑剂；巴西的黄金通过《梅修恩条约》（1703）后的英葡贸易源源不断地流向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燃料，并且为英国的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石；1848年美国在新征服的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黄金又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出了一把力；巴西和加勒比的蔗糖则是16-18世纪贸易的一个轴心，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羞于承认，糖浆是美国独立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法国革命前夕，欧洲从西属美洲获得的财富超过从印度获得的六倍。欧洲的这个宝库不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独自建成的：西班牙这个农业国就算调动全部力量也不可能担当得起这个重任，或者说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占有西属美洲，法国人勒.波蒂埃.德.拉.海斯特洛瓦在1700年说，西印度消费的物品必须从全欧洲取得，法国即使建设再多的制造厂也不可能单独满足它。原则上只有西班牙人才能够参与西属美洲贸易，但是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实际上只是全欧洲制造业的中转站：1689年，在欧洲运往西属美洲的27000吨合法商品中，有1500吨来自其宗主国西班牙，其余的均是主要来自于欧洲其它国家的的制成品；1704年，塞维利亚商业裁判所承认只有六分之一的贸易货物来自西班牙；贸易利润甫一返回西班牙，便被运送散发到欧洲各地。此外，西属美洲还存在长时间、大规模的走私活动，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都是走私好手，还得到了西班牙殖民地的商人以及受贿官员的配合。欧洲合力建成了西属美洲，也获得了属于他们的报酬，英王查理二世在1676年说：“全欧洲都能见到西班牙的白银”，正是这些白银刺激了北方制造业的发展，并为东方的贸易和殖民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贵金属。

　（图：1784年驶入加的斯海湾的船只国别及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利益瓜分的格局。）

　　如果说不读欧洲就读不懂现代世界，那么可以说不读拉美就读不懂欧洲。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已经是一块空前驳杂的大陆了，各种土地所有制（从大庄园、种植园到印第安人村社），各种劳动力制度（从奴隶制、农奴制到雇佣工人）、欧洲历史上的各种文艺风格和思潮（从文艺复兴到新古典主义）都同时存在于拉丁美洲，它和欧洲是一体两面的，是一个关联的整体。正像是马克思尖锐的提法所说的一样，“欧洲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赤裸裸的奴隶制为基础”。

　　政治独立能够让拉丁美洲逃离边缘地带的位置吗？答案是不能。早在18世纪前，以及具有决定意义的18世纪期间，它就已经处于双重的依附地位了。北美只要挣脱和英国的联系就可以获得自由，但是拉美需要做的是挣脱和整个欧洲的联系，这是做不到的。诚然，继续在国际分工中扮演边缘的角色也能够带来繁荣——在经历独立后半个世纪的混乱后，拉丁美洲迎来了1870-1930年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时期，多国在自由派寡头的领导下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但在1929年左右遭遇了重大的打击，因为经济边缘的自主性是最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开始普遍尝试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但是新的工业政策导致了新的问题——工业发展仍需要大量进口、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及大量失业、贫富分化加剧、依赖国家保护的企业效率过低。进而，1970年后的普遍危机把拉美再度拖入了低谷。

　　只有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十分注重区分“增长”（crecimiento）和“发展”（desarrollo）的区别，前者只代表收入或者经济总量上的进步，而只有结构上的提升才配被称作“发展”。1914年前后的阿根廷（以及它的微缩复制品乌拉圭）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时该国依靠农产品出口的繁荣，人均国民收入和德国与荷兰持平，超过瑞典和瑞士，居民的生活水平很高，但是随着大萧条后危机的到来，阿根廷的经济和政治都进入了不稳定的周期。这一时期的阿根廷毫无疑问属于增长度高而发展度低的国家，而拉丁美洲整体也是一个由于结构上的缺陷，其经济的自主性或说“发展”水平严重不足的地区。

　　现实当中，出于不同的目的，人们喜欢制造对比——右派提及拉美，往往是要证明西欧和北美在体制、道德、思想、历史和种族上的优越性，证明拉丁美洲需要西方的价值，需要充当亦步亦趋的小兄弟，因为没有边缘的衬托，就没有中心的光芒；左派提及拉美，往往是把它当做受害者，用来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资本主义的腐朽，用拉美的失败来证明西方意识形态或体制的危害，因为不说明边缘的疾苦，就无法说明中心的罪恶。

2.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内源解释/现代的失败

　　在拉丁美洲，对依附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谴责由来已久，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外部力量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拉丁美洲独立后国家建设的失败才是不发达的原因所在。诚然，西班牙和葡萄牙遗留了重重的问题，英美等国也曾借用各种手段从拉美获得不道德的利益，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因自身的不作为犯下的错误又有多少呢！政府们本可以在教育上做的更好，用购买一架战斗机的预算就可以换来整个地区失学儿童需用的课本；它们也本能在工业化中国做的更好，避免让过高的保护率拖垮国有企业的效率；收入分配问题上更是如此，美国和加拿大可以用法律保障土地的产权明晰，并防止土地寡头的过度兼并，为何拉丁美洲就没能做到呢？种种问题的背后即使确实存在结构性的积弊和国际因素的作用，拉美各国自身的能动性也不应该忽视。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曾说，“我们拉美人一开始笃信宗教，后来则相信宪法，再后来相信国家，现在则相信企业。”这句话精辟地概括出自殖民地时期以来，拉美人对解决自身问题的求索历程——每一个时期都提出一种方案，每一个时期都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否定。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关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理论解释长期在内源/外源，殖民的遗产/现代的失败之间摇摆。其中贯穿着对种族、宗教、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的思考，各种因素长期共存、错综复杂，对于它们的梳理和求索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最后，请不要忘记，拉丁美洲也是一个内部差异巨大的地区——多米尼加共和国和阿根廷的国情与历史是不同的，巴西和巴拿马也是不同的。各个国家在殖民地时期的人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状况都是不同的，走过的资源出口和工业化道路也是不一样的。重视拉丁美洲的内部差异，不仅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问题，也是一种对于不同文化和国民的必要尊重。

　　另外，美国也不是一个绝对特殊化的国家。在独立时，该国整体也是个农业国，它的南部也是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它的联邦政府也经历了和其它美洲共和国一样的弱小时期，它也不是在独立后一朝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过分特殊化和泛化一样，都是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应该避免的一种先入为主的预设。

简单地说，高票说的煤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似乎远远不是万能的。由于我对加拿大经济史并不了解主要以美国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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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由很简单，因为工业革命虽然直觉上和大型蒸汽机、铁路、煤炭开采和钢铁制造联系起来，但是当时的经济增长，钢铁业、煤炭业和相关的交通业（这些可能需要利用煤炭提供动力）占经济增长的比例却很小，反直觉的并不算高

例如1800年的英国，其经济增长速度约为0.5%，但其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纺织业，比例超过60%；而与煤炭相关的产业只占1/4左右

所以很多人并不太理解什么是工业革命或者工业化过程。在历史上我们一般认为，纺织业是所有工业国家的必经之路，是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这是由劳动技能简单并且十分适合投入大量机器来提升生产效率。

美国也是如此，拿破仑战争时欧洲的长期战争和保护主义政策使得1810年之后，美国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到了1860年，其纺织业的工业化水平已经接近英国（Hughes，1970，美国工厂的人均纺锤数量约相当于英国的80%）。由于美国投入更多的原料——人均消耗原棉为英国160%，其生产效率大大超过英国。相比于美国的惊人成功，拉美地区国家在初级工业范围内几乎没有实现任何成功。

尤其是要注意此时美国并没有进行大规模工业化，也并未进行常说的“工业革命”。至1860年，按照创造市场价值来算，美国最大十个工业产业部分分别是棉花制品、木材、鞋制品、食品、男服装业、铁、机械、羊毛制品、客货车、皮革制品(Peter Temin, "Manufacturing", in Lance Davis et al.)。可见当时美国主导的产业是由纺织业构成的

虽然美国也有一定重工业，但其炼钢业相对也比较落后，使用燃烧无烟煤或木炭的小型熔炉和锻炉，主要依赖美国丰富的木材资源而非煤炭资源。而且炼钢业的产量也相当的少，直到1870年美国的钢铁产量也只有77千吨，这导致1860年前建造的铁路60%的钢铁是从英国进口的。

（注：但由于美国固有的“规模化特性”，美国的钢铁产业相比欧洲同行依旧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不管任何工业产业，美国总是拥有生产率优势）

所以南北战争前美国毫无疑问是没有进行大规模工业革命的，却依旧有大量的初级工业。美国也通过发达的初级工业进入当时最富裕的国家行列之中，此时他拥有不逊于欧洲的生活水平，正如英国在半个世纪前曾经做过得一样。但在此时拉美国家就没有实现美国这种经济成功，即使美国此时只是在这种初级工业领域大展手脚，这意味着在19世纪早期拉美地区已经远远落后与美国的步伐。

美国确实像高票所想象的一样，试图利用自然资源取得生产率竞争优势，在经济史中我们认为美国存在独特的“自然禀赋”。但在1860年前却并非如其想象的一样利用煤炭的优势来获得竞争优势，经济史中讨论的美国早期经济（1783年-1860年）利用的“自然禀赋“，通常指的是木材（Ibid 18-24）或者河流
（注：经济史研究认为美国拥有自然禀赋，最著名的为Habakkuk的论断，美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稀少的劳动力，这利于美国发展起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模式。但实际上当时拉美地区也适用于这一论断）

美国利用自然资源中最突出的一种原材料是木材，由于美国的这种资源相比欧洲是如此的丰富（拉美地区也同样拥有这种比较优势），所以在1860年前美国人总是试图利用木材来代替金属。这种经济模式的结果是，他的人均消耗木材数量是英国的5倍之多，大量原材料投入生产大大提高了美国钢铁业、纺织业等的生产效率，这也直接导致直到1860年美国的木材业创造的市场价值仅次于棉纺织业，为当时美国第二大工业部门。

既然使用木材如此便利，那么只有当后来市场足够扩大、铁路网络发展起来并且高质量的焦炭发现后，美国企业才会转向后者。这在经济学中很容易理解，通常一个产业只有在原有技术方向都无法改进，并最终在任何要素价格都无法盈利时，才会转向其他技术方向，这也是一句格言的意思：较老的技术总是在最后阶段趋向巨型化

同样的例子是20世纪时期，和自动化程度更高的美国产商进行竞争的的英国厂商，他们总是保持使用走锭精纺机，并试图不断改进它进行竞争，而并没有转向美国人使用的自动、环形纺织机。所以技术前进和利润总是高度相关的，美国企业在可以利用木材时总不会利用煤炭

《技术与美国经济增长》的作者Rosenberg对美国利用其“自然禀赋”的一个假说即是相关于蒸汽机在美国的使用。即使美国企业当时既能够制造低压蒸汽机，又能够制造高压蒸汽机，但实际中往往采用后者，但在英国则主要使用前者。这是因为虽然高压蒸汽机有消耗燃料更多的缺点，但美国可以提供足够的燃料。而燃料的主要来源既可以是木材、焦炭或者煤但在早期主要使用木材，甚至直到1910年美国的非动物能源中木材产生蒸汽依旧占比高达11%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自然资源使用是河流，实际上，河流作为能源的作用还远远超过蒸汽能源，直到1869年蒸汽能源才超过水力占据主导的能源地位，此时水力能源依旧占比例高达50%。所以说明在美国早期经济中煤炭的地位远远没有想象那么重要，至少和河流和木材相比远远不及后者重要，而拉美也有相似的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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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国实际上在早期并没有煤炭作为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是利用木材和河流作为“自然禀赋”进行生产力竞争，那么这一时期其经济表现如何？

实际上根据Bolt, J. and J. L. van Zanden (2014).的估计，美国在19世纪早期就已经有和欧洲相当的经济水平了，而拉美地区则经济水平相当的低。

Maddison估计至1820年，美国人均GDP约为1200国际元（加拿大约为900国际元），和当时的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相当，而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只有600、700美元，盛行奴隶制的巴西更是远远落后。即使Maddison的数据有所疏忽，但其研究的总体趋势已经得到了经济史研究的认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早在19世纪早期美国等北美地区相对拉美地区就已经有了经济优势。

（注：英国和荷兰约为1800国际元，而当时欧洲的平均水平约为1000国际元，这里说的“大多数欧洲国家”排除了经济发达的英国和荷兰）

不管怎样，追溯到19世纪最早期北美地区就已经有了经济优势，那时候美国的工业经济还相当原始，要知道1820年时期美国还根本没有铁路（1830年美国运营了第一条铁路）。那么19世纪，还没有以煤炭作为主要燃料的美国已经取得了对拉美地区的经济优势，这怎么解释呢？

再举一个反例就明白了，荷兰据称当时境内根本就没有煤炭，这确实导致了荷兰经济落后于英国，但是实际上19世纪上半叶荷兰的人均收入依旧增长了27%，逊于英国的45%，但并非远远被英国落下，荷兰依旧是当时欧洲最富裕的两个国家之一，远超过拥有更丰富资源的其他欧洲大国。

荷兰富裕程度远超美国，而这一优势至少保持到1880年，根据推测，荷兰的人均GDP在19世纪早期相当于法国、德国、美国的两倍之高。没有理由认为没有煤炭的荷兰会比美国、法国、德国富裕吧？更何况德国和法国在整个19世纪都没有追赶上荷兰的经济水平，这又怎么解释缺煤炭的荷兰如此富裕？

实际上Winifred Rothenberg关于新英格兰的农业劳动力市场研究就表明了，没有技术革新的情况下，市场推动和农业管理的优化已然提升了生产率，并解放生产率，使其从事其他行业——例如工业。美国在19世纪就已经对拉美地区取得经济优势，并非因为工业革命，而是因为长期的生产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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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简单说说我的看法。首先我必须强调拉美国家组成很差异化，既有新西班牙这种矿产等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有加勒比地区、巴西地区等以农业、农业制成品经济中心的国家。但总归来说拉美地区国家是一种出售原材料、天然资源和初级制成品的经济体，这种简化对于我们之后的论述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将其叙述为一个“整体”，而非一个差异化严重的地区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提到的实际上Acemoglu的《国家为什么失败》确实是我认为目前为止最好的解释方式，Acemoglu毫无疑问是一个经济史领域的天才完全可以参考他的看法；此外

已经解释了影响拉美和北美经济因素有哪；

说的比我简练多了....

最后，我强调这里我给出的原因是单单经济领域的，仅仅是造成现状的诸多原因之一。原则上我完全认同全球主义者的看法，绝大多数事件都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组合结果，而我单单只能给出一方面的解释

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早期的殖民制度更加适合长期经济增长，此外美国和英国经济联系更紧密，这有利于进口更多高质量的英国产品（如rail metal，可用于铺设铁路）。相比下拉美国家虽然和西班牙葡萄牙经济活动更紧密，但母国的经济水平在欧洲中都属于低等水平。这意味着西葡并不能够提供高级制成产品，相反其母国也从英国进口制成品，拉美国家就无法利用母国制成品来进行工业化活动

这个很好理解，最简单的例子，美国南方总是习惯于购买英国的蒸汽机，当时美国也喜欢购买质量更高的英国钢铁来进行建设，大家都知道到了1860年美国有足足3万英里运营的铁路，但是要知道其中60%都是“英国制造”，美国本土的钢铁行业在早期产量低并且质量也相对落后。相比之下西葡本国的制造业一直缺乏竞争力，从16世纪开始英国的制造厂商总是能在西班牙赚取利润。而拉美地区作为伊比利亚殖民地，很难从母国获得制成品，身为伊比利亚殖民地也被限制和英国进行贸易，无论如何贸易劣势导致拉美地区购买制成品的成本更高，也阻碍了其制造业获得竞争优势

相比下，我更加赞同的一个影响经济的长期因素是经济模式问题：拉美地区和北美地区的经济模式也截然不同，美国成功发展起了工业模式，但拉美地区却只能从事农业和资源出口业，拉美最富裕的地区智利和阿根廷也是主要依靠农产品出口获取利润。根本来说，我认为还是由于西班牙殖民者在拉美地区早期建立的经济模式长期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发展，这种根本性的经济模式很难改变。

经济学中，通常把拉美国家这类只进行天然产品生产或初级处理加工的地区称为“飞地”（早期的新英格兰同样属于“飞地”），美洲的“飞地”利用天然产品出口获取利润弥补国内缺乏工业的缺陷。新英格兰走出“飞地”的经济状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比起出口到英国，生产殖民地内部所需要的商品（或者预期中会增加的移民所需要的商品）可以获取更多利润。

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经济中心马萨诸塞湾——波士顿地区就是主要靠生产殖民地内部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将农产品出口到加勒比地区来进行商业活动。相比下拉美地区则大大依赖于资源出口产业，早期的制造业和后续作为弥补的产业保护主义政策缺失，导致了拉美地区很难改变其经济结构，导致了其经济无法像北美地区一样迅速发展。

虽然拉美地区也有北美地区相似的自然禀赋——资源丰富、劳动力稀少，适宜发展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我们知道劳动力稀少实际上意味着资本的稀少，这实际上并不利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Ames and Rosenberg认为美国的资本和资源相互互补弥补了美国的自然禀赋缺陷，实际上盛产自然资源的新西班牙本应该可以利用丰富的资金发展制造业，这点新西班牙实际上反而有优势。

拉美国家为什么没有这种自然禀赋，十分指的探究，经济史中也把自然条件相似的拉美和北美经济发展却截然不同当做一个重要研究问题。个人认为拉美国家没有利用和美国类似的“自然禀赋”发展出相似的经济模式，可能原因在于拉美地区总有富裕的原材料可以供出口，而这种原材料往往还非常有利可图，这点不仅在拉美地区似乎在美国南方也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高票认为是”地摊“的“资源诅咒”实际上存在的，既然拉美地区由于贸易劣势本身制造业的成本更高，这意味着通过出售成本更低的天然资源或者天然资源加工品，来赚取利润，比像母国、英国和北美地区进口商品更加理性。

全球经济中的各个国家总是趋向于进行拥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对于拉美地区，早期殖民者开拓了一种以出售天然资源为主的经济模式，这使得制造业成本上升（包含 机会成本）。在之后的早期经济决策者眼中，出售唾手可得的天然资源或者进行初级加工比进行成本高企的制造业更加有利可图，况且后者可以从其他经济体中获 得，更让经济决策者没有理由支持后者。

我们看到美国南方的经济模式也更趋近于拉美地区而非典型的“新英格兰”的模式，但美国南方可能更获益于其本身融入美国经济体，美国本身的交通、市场规模、市场联系以及技术获取的方便程度都大大高于拉美地区，至少拉美地区从来也无法获得“轧棉机”这种大大提升生产率的机器——它使得美国成为世界棉纺业的主宰。高效率的机器、资本密集型开发以及规模效应导致美国南方的棉花业在南北战争前20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1851-1860年的出口商品中30%以上为棉花，1860年棉花出口的总收入高达192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财政收入4倍之多。(Historical Statistics, series Ee 446-457, 570-571)

虽然当时英国75%-80%的材料依赖于美国南方，但这种伟大的经济成功实质上与半世纪后阿根廷和智利的农产品出口成功、之前的新西班牙的资源出口成功没有任何本质差别。

美国南方经济本身实质上依赖的是一种原材料和原材料初级加工的"农业经济"，倘若棉花需求一直旺盛那么南方自然可以永远享受”经济繁荣“。但是事实却非如此，Gavin Wright 已经指出了这是一种“误解”，虽然19世纪50年代棉花需求强劲，但之后就供给就迅速追赶上了需求，南北战争后原棉业利润锐减。

1840年-1860年棉花种植强劲扩张，导致西南中央区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平均水平（绝大多数时期南方经济发展速度都落后于北方），但是随着棉花供给增加，南方经济就迅速滑向了困境。实际上拉美国家等依赖原材料经济的国家发展历程大多都与美国南方的迅速繁盛和迅速衰落没有差别。幸运的南方受益于和美国的联系，之后融入美国本身的经济体系也改变了经济模式，但对拉美国家却永远没有这种幸运

在早期经济体系形成之后，拉美国家的状况就如同Acemoglu的《国家为什么失败》所说的那样了

这个问题太适合用Acemoglu和Robinson的《Why Nations Fail》（国家为什么失败）中的“制度决定论”来解释了。为什么？原因有三：

1. 这本书第一章的开篇的故事就切题无比。讲的是被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分割成两半的Nogales小城南北两边迥异的经济和治安状况——北边属于美国的叫Nogales, Arizona，南边属于墨西哥的叫Nogales, Sonora。这个小城简直是北美和拉美命运的缩影！

2. 北美和南美都曾是殖民地国家。Acemoglu和Robinson的分析框架干的就是这个事，专门分析前殖民地国家为啥如今发展迥异。从论文“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到“Reversal of Fortune”，再到专著《Why Nations Fail》，二人在这方面做了长足的工作，且颇具说服力。

3. 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经历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令人惊愕的逆转。直到1913年，阿根廷和美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为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撇不开经济增长模式和制度问题。

占坑。以上只是个引子，回头再来详细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