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明皇帝和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继承法一样，没有那么多宗室拖累，大明能续到19世纪吗？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奥斯曼帝国继承法的一些关键特点，以及它与明朝继承法的根本差异：
奥斯曼帝国的继承法（早期）： 早期奥斯曼帝国并没有严格的长子继承制，而是采用相对“自由”的继承方式。当苏丹去世后，他的儿子们（王子）会争夺王位，通常是获得支持最多的王子继位。这种制度带来了“王子战争”（Kafes制度前的时代），虽然残酷，但也确保了最强壮、最有能力或最有政治手腕的继承者登上王位，避免了幼年或无能的皇子继位可能带来的混乱。
苏丹后宫与宗室权力： 奥斯曼帝国确实存在宗室成员，但其权力与影响力与明朝宗室有着本质的区别。奥斯曼苏丹拥有合法的妻妾，但能够对帝国产生政治影响的往往是后宫的女性（如瓦利德苏丹——太后）和少数有实权的王子。一旦王子继位，其他王子通常会被监禁或处死，以防范他们挑战新苏丹的权威。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潜在的权力斗争者。
明朝的继承法与宗室问题： 明朝在早期继承时，虽然也存在一些争议，但总体上倾向于长子继承。然而，明朝的宗室问题在于：
庞大的宗室规模： 明朝实行的是相对宽松的宗室册封制度。皇子、皇孙等都可以被册封为亲王，并拥有大量封地和俸禄。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成员数量急剧膨胀，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宗室干政与权力荫蔽： 许多宗室成员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政权，但凭借皇族身份，在地方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形成一股股地方势力。他们依靠朝廷俸禄，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同时又依附于中央权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瓜分了朝廷资源。
“藩王之乱”的阴影：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大肆分封藩王，这在他死后一度埋下了隐患，尽管后来通过夺位和加强中央集权得以缓解，但宗室的潜在威胁感始终存在。
缺乏有效的控制机制： 明朝未能建立一套有效机制来限制宗室的增长速度、吸纳其过剩精力，并阻止其对政治和社会产生过度的负面影响。
现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大明能够借鉴奥斯曼帝国的一些继承和宗室管理理念，会发生什么：
1. 继承法的改革（模仿奥斯曼的“能力优先”或“兄终弟及”）：
废除严格的长子继承制，转向更灵活的继承模式： 想象一下，如果明朝不再死守长子继承，而是允许能力更强的皇子继位，甚至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允许兄弟之间（特别是长兄去世，次兄或幼弟能力出众）进行平稳过渡。
可能的好处：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年幼或无能的皇帝继位造成的政治真空和权力斗争，确保国家由相对成熟和有执政能力的人来领导。例如，如果太子早逝或能力平庸，而另一位皇子能力出众，且得到朝臣和军方支持，那么他更有可能顺利继位。
潜在的风险： 这种制度如果没有严格的规则约束，极易演变成奥斯曼早期那种残酷的王子战争。为了避免血腥内斗，明朝需要建立一套更精细的规则，比如明确由皇太后或辅政大臣在特定情况下指定继承人，或者规定只有少数几位皇子有资格竞争，并且要有明确的淘汰机制。
如何避免“AI痕迹”：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明朝历史上某个关键时期，例如明成祖朱棣夺位之后，为了巩固皇权和吸取教训，逐步建立起一套新的继承惯例。这种惯例可能不是明文法典，而是通过实际操作和政治惯性形成的。
2. 宗室管理的“奥斯曼化”：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明朝最大的症结所在。如果大明能模仿奥斯曼帝国对宗室的管理方式，那么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
严格限制宗室成员数量和俸禄：
“兄弟同室”或“集中监护”： 想象一下，在明朝早期，当有新的皇子诞生时，除了法定继承人之外的皇子，可能不会像明朝那样被封为亲王并拥有庞大的封地，而是被安置在皇宫或专门的皇家园林中，接受统一的教育和监视，类似于奥斯曼的“Kafes”（笼子）制度，但可能更侧重于教育和培养，而非完全的禁锢。
“兄终弟及”的严格执行： 当皇帝去世，确定了新的继承人后，其他有竞争力的皇子（如果制度允许）会被严格限制其活动范围和政治参与。甚至可能如同奥斯曼那样，选择性地处死有威胁的兄弟，以绝后患。
如何避免“AI痕迹”： 我们可以设想，这种制度的推行，可能是由某个强有力的皇帝，例如明仁宗或明宣宗那样提倡仁政，但同时又拥有足够权威的君主，看到宗室日益膨胀的危险，而试图进行改革。他可能会颁布一系列“宗室管理条例”，例如限制宗室的生育数量，或者规定只有嫡系皇子才能继承亲王爵位，旁支皇子只能享受固定俸禄，不得册封亲王。同时，朝廷会严格控制宗室的封地，甚至收回部分封地，集中管理。
剥夺宗室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严禁干政： 模仿奥斯曼，宗室成员不得参与朝政，不得招募私兵，不得与地方官员勾结。一旦发现干政行为，将受到严厉惩罚，甚至剥夺爵位。
财政统一管理： 宗室的俸禄由中央统一发放，不再允许其自行收取租税或享有免税特权。这可以大大缓解国家财政的压力。
如何避免“AI痕迹”： 我们可以描述一个场景：某位明朝皇帝，面对日益严重的宗室问题，可能会效仿一些古老王朝的某些制度（即便不是直接模仿奥斯曼，也可以是其他朝代的经验），例如通过“削藩”来解决地方藩镇问题，将其思路应用到宗室管理上。他可能会利用科举制度中的一些公平原则，来设计宗室的选拔和管理机制。
如果这些改革能够成功实施，明朝续命到19世纪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大明真的能够做到以上几点，那么续命到19世纪并非不可能，甚至有更大的机会。原因如下：
财政压力的缓解： 明朝后期财政枯竭是其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能够大幅削减对宗室的供养，并将其财产和俸禄用于国家建设和国防，将极大地改善财政状况，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内外的挑战。
政治的稳定性增加： 庞大且不受约束的宗室不仅是财政负担，更是潜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如果宗室问题得到有效控制，朝廷可以更集中精力处理国家大事，减少内耗。
人才的合理利用： 无法在政治上施展抱负的宗室成员，如果能被引导到其他领域，例如军事、学术、工程等，可能会成为国家的宝贵财富。奥斯曼帝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将某些有能力的王子或管理者纳入帝国体系中。
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增强： 一个财政充裕、政治稳定的国家，在面对后金（满清）、倭寇、荷兰等外部威胁时，能够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抵抗。如果明朝能够避免内部的长期动荡，其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将远超历史上真实情况。
避免党争的蔓延： 历史上，一些宗室成员会依附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成为党争的工具。如果宗室被剥离出政治舞台，党争或许会集中在士大夫阶层，但其破坏力可能会相对减弱，因为没有了皇权继承的潜在操纵者。
然而，这并非万能药，仍然存在挑战：
改革的阻力： 任何对既有利益集团的改革都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宗室成员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要动他们的奶酪，需要超乎寻常的政治魄力和手腕。
制度的执行力： 即使制定了再好的制度，执行起来也可能走样。明朝后期官僚体系的腐败和低效，很可能让这些改革措施难以真正落地。
文化和观念的差异： 明朝作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其“亲亲”的宗法观念根深蒂固，与奥斯曼那种更为“血腥”、“功利”的帝国管理方式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强制推行过于严苛的宗室管理制度，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不满。
外部环境的变化： 即使明朝内部稳定，外部世界的变化，如工业革命的兴起，也会对任何一个帝国构成挑战。如果明朝未能及时跟上技术和军事的变革，即使内部管理再好，也可能难以抵挡西方的冲击。
结论：
总而言之，如果大明能够借鉴奥斯曼帝国在宗室管理上的某些“残酷”但有效的经验，特别是能够严厉限制宗室的规模和权力，剥夺其政治和经济特权，并建立一套更具竞争性和效率的继承制度，那么它确实有可能续命到19世纪。这样做可以极大地缓解财政压力，提高政治稳定性，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内部危机和外部挑战。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假设是建立在对明朝制度进行颠覆性改革的基础上的。这种改革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强大的执行力，并且要克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历史上，明朝的灭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宗室问题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即使解决了宗室问题，如果无法有效应对农民起义、后金的崛起以及后来的西方殖民侵略，明朝最终仍有可能走向衰亡。
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明朝能够解决其“宗室拖累”这个巨大的内部包袱，它的生命力将会大大增强，续命到19世纪的可能性将显著提升，甚至可能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其作为区域大国的地位。这样的明朝，其历史轨迹将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版本截然不同。
网友意见
早期奥斯曼采用这种继承法，本身就是国家体制不正常，不成熟的一种体现，奥斯曼在1603年废止了这个制度，反而是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至于题主希望靠这个制度来给大明续命，那我只能说题主对奥斯曼的历史脉络一无所知了。奥斯曼废除了老继承法，采用了家族中最年长者继承的基本法后，反而续得比大清还长，这怎能是老继承法的“优越性”能解释的呢？
然后我再谈一谈奥斯曼苏丹到底在其政治制度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吧。早期的苏丹（1300-1453）其实只是各势力的一个共主，或者说，仅仅是个部落大首领的级别。苏丹靠姻亲关系，分配土地，分享战利品，维持对下属的一种松散的控制。可以说，这是种“有部落残余的，极不成熟的封建体制”。在这个制度下，首领的能力当然是首要的。强势的首领能带来充足的战利品，战利品能收买各地的小首领，小首领满意后才会同意效忠并出兵，抢到更多的战利品，维持良性循环。反之，如果早期的苏丹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则他的附庸会跳反到艾登，格尔米杨等其他突厥小公国。可以说，即使早期奥斯曼不玩这一套，自会有其他的安纳托利亚突厥小公国玩这一套，靠“自我养蛊”来实现疯狂扩张。
在迁都君堡后，中央的现金流更加充裕，苏丹开始扩充自己的常备军（Kapıkulu，意为“家仆”），加强devşirme 制度，这都是为了绕开旧权贵的“人才库”，靠自己培养人才队伍，来加强集权的举措。在这种集权的逻辑下，苏丹居于金字塔的顶端，从而形成一种上令下从的体系，旧精英则被边缘化，体制垄断一切资源和晋升渠道。
苏丹的子嗣则被派往各地担任总督，他们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证明自己的能力，为以后的王位继承战争做准备。然而这套玩法在苏莱曼时代就已经玩不下去了，自巴耶济德二世开始，王子们开始在父王在世时就早打，大打内战，以至到了塞利姆二世和穆拉德三世任内，只有一个王子被派往地方任职，可见，即使是在古典体制下，王室和上层也认识到旧体制是难以为继的。如此，到1574年时，靠武力争夺来赢得王位的制度已经在事实上被废除了，但杀害兄弟的制度仍然保留到1603年艾合买提一世决定不处决穆斯塔法为止。
以上是奥斯曼“古典时代”的权力结构，一般人对奥斯曼的“刻板印象”也多半来自这一时代。这个结构从买买提二世到苏莱曼，大约持续了一百年，然而，一百年的状况，显然是不能概括一个六百年国祚的政权的。
在古典体制下，政权是Osmanoğlu家族的延伸，而随着经济的货币化，包税制的推广和既得利益的稳定化，大量体制外精英（非军事阶层）通过货币经济积累了大量财富，开始谋求与其财富相称的权力和地位。同时既有精英出于强化自身权力的需求，开始收受贿赂，把这些体制外精英纳入军事阶层（askeri）。这些新精英被称为“外人”（ecnebis）。在这样一种循环下，新旧精英都在经济上不再依赖王权及其附带的俸禄，战利品和土地的分配，从而转型为相对独立的势力，并且开始威胁王权。穆拉德三世从曼尼撒坐船到君堡继承皇位时，宰相索科鲁帕夏有着一手遮天的权力，穆拉德王子在下船时甚至将信将疑，以为叫他继位是宰相的陷阱，在王子下船时，王子试图向宰相弯腰，被宰相制止，可见官僚的权力已经滋长到了何种地步。在一个官僚掌权的政权中，官僚们真的愿意为了王位继承争端而打一场内战吗？官僚又不是旧军阀，不靠王权分配土地和战利品获取资源，而是靠收下级和体制外的贿赂，再收买上层，招募党徒，形成政治家族和党阀攫取权力，再收取更多的贿赂，如此来维持良性循环。为了王位继承而大打出手，像以前那样武斗，显然是不符合新式精英的路数的。
老继承法的第一部分，竞争继承被废除了。然后是第二部分，即位后杀害兄弟。就1603年为何艾合买提继位时饶过了穆斯塔法王子（后来的穆斯塔法一世），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他的动机。一个很有可能的推论是，艾合买提即位时年龄尚小，没有子孙，为了防止奥斯曼家族出现绝嗣的情形，于是穆斯塔法被饶了一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继承法的确立，因为当时的君堡市民普遍知道艾合买提没有处决自己的弟弟，但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土耳其人自己的记载和欧洲外交官员的报告都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穆斯塔法并未被作为继承人宣传，而仅仅是宫廷的一个备胎。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617年，艾合买提一世驾崩，穆斯塔法一世即位，这是奥斯曼历史上第一次由前任苏丹的弟弟继承王位。但他次年就被政变给赶下台了，当时的记载普遍认为穆斯塔法的神智不正常，但这并没有实锤证据，很有可能是伪造的历史。内廷势力认为穆斯塔法太弱势，把奥斯曼二世扶上王位。但穆斯塔法并未被处决，后来还短暂的重新登上过王位。奥斯曼二世意图处决自己的弟弟，但由于未能得到大教长艾斯阿德的教谕，未能得逞。过去，新苏丹杀害兄弟，是从来没有被教法学家驳回过的。更早以前甚至根本不征询教法学家的意见。而艾斯阿德是个权力很大的教法学家，曾经否决过买买提三世在埃及征收的特别税，迫使萨菲耶太后罢免其处理捐建清真寺事务的代理人。穆斯塔法一世能够登基，也和他有很大关系。
那为何教法学家能获得如此大的权力，或者说，为何王朝内部事务开始受到教法的规制呢？不处决新苏丹的兄弟，对教法学家以及其他庭外势力，又有什么好处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也是奥斯曼帝国经济转型的结果。早期帝国的法律体系是高度地方化的，这种地方法被称为Kanunname。然而随着市场和货币的统一，跨地区贸易的盛行，这种地方法逐渐被淘汰了，教法学家对沙里亚法的解释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统一法律。同时，如前文所言，经济货币化也导致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模糊化，过去的军事阶层（askeri）与平民（re'aya）的区分不再有什么实际意义。于是过去规制平民的教法，开始进入统治阶层，教法学家也相应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第二个问题，庭外势力为何乐见备胎的存活？从权力斗争的角度上讲，一个存活的王子，是对苏丹的有效威慑，时刻制衡苏丹不要胡作非为，不要搞什么大一统暴政，我们随时有个备胎能顶替你。从普通群众的认识上讲，则是群众不再认为苏丹理所当然的拥有绝对权力，即“苏丹也要按照清真的基本法行事”。这两种考量，都是王权让位于更大的统治阶级的结果。
以上就是奥斯曼帝国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转型，王权让位，统治阶级更加广泛，身份的模糊化，法律的教法化，根源都在经济的货币化，继承制度的变化也这一系列转型的一个体现。这种转型，在传统的奥斯曼史叙述中，常被视为奥斯曼衰落的根源，但这其实是“后世的建构”。晚期奥斯曼帝国和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走的都是中央集权加独裁现代化的路线，在历史建构上，自然要支持王权，把苏丹们捧成改革先锋，把各种社会力量打成反动派，这种翼赞史观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与史实还是有很大偏差，而这就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具体可见 奥斯曼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路径——Partners of the Empire 述评（上）
最后，唔，我没有谈一下明代，因为我实在不懂明史，我就随便暴论几句吧，我觉得杜车别的明史范式虽然放在明朝很扯淡，但放在中期奥斯曼，似乎是相当合适啊，教法学家对应东林党，阉党在奥斯曼也确实是翼赞王权的先锋；杜车别支持皇权，反对文官清流，而事实上明代没有能有效制衡皇权的势力，反观中期奥斯曼，制衡王权的力量非常强悍。感觉杜车别是不是可以转行土史2333······掩面而逃
参考资料：The Second Ottoman Empire: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后记: 这个回答的表述其实我现在是不太满意的，我在新文章里给了更详细的解释https://zhuanlan.zhihu.com/p/33274795
《兴盛与危机》指出历代王朝的中后期改革的规律：越到后期，改革力度越低，越受到守旧势力阻碍，改革效果越差。
也即，王朝能动用的调节力量越来越小，既得利益势力越来越大。
这个过程是正反馈、恶性循环、指数增长的。自耕农被兼并、王朝税收减少，大地主出现、门阀垄断官僚体系，这些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发展到不可控制——然后引发王朝末期战乱，人口剧减，重新分配土地，归零、初始化调节。
哪怕王朝的调节力量有所增加，但既然限定条件(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没有根本改变，王朝续命时间也不会有显著的增长。清朝是封建王朝的最高阶段，调节和镇压机制较为有效——最高力度的缓解和镇压却最终遭到了最大的反弹，激起了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封建王朝的最高续命水平，也仅有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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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卫凌贞@Kuang
@付有地
假如时间无限，也不考虑资源问题，中国会不会发生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
我认为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中国这个文明体的可能性低于其他。中国有逐渐成熟的王朝中央调节机制，维持了稳定性，从而牺牲了突变的可能性；西欧没有这样的负反馈调节，所以有了更多的方向和可能，再加上一系列机遇、资源、技术积累，从而产生了突破。
不过，这是两种文明类型，并没有高低之分：
欧美撞大运成为世界主宰，看上去固然美好，但我们还需要看到更多的同类民族没有撞大运，甚至灭亡。“绝大多数突变是有害的”“突变有利还是有害，取决于环境”
中国虽然有较低的突变可能性，却维持了历史传承，维持了巨大文明、庞大人口、较多的脱产人口，难以被迅速同化或灭绝。这样的民族虽然转型缓慢，却可以产生极为庞大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各种体量优势和历史传承，进入《共产党宣言》提到的现代民族国家阶段以后，具有后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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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
不可逆转的土地兼并；
不断的王朝末期战乱、初始化调节；
王朝末期，战乱的直接破坏和能供养的脱产人口的减少，导致历史、文学、工艺、科技每每遭遇断绝的危险，仅举文学为例，张若虚的作品几乎全部失传，李白十不存一，杜甫诗文都曾差点断绝；
——如果“李杜文章”都不能“万古传”，那这个华夏还是华夏吗？
——照这样下去，他们的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失传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小农生产方式下，整个文明的低熵程度是有限的，正如虚构文学中的永生生命的记忆是有限的；
农业生产方式会导致不可逆的水土流失；技术水平停滞不前，迟早会消耗掉所有的浅层矿产……
反复的战乱，有限的文明记忆内存，不可逆的资源消耗……“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状态”，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同样有效。不是社会状态、生产关系的飞跃，就是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
妙极，妙极！
我看弑亲继承不够，不如学习黑叔叔，把年迈的国王一起弄死，避免他昏聩
乌干达的安科尔土著
弑亲继承，贵族共和摄政，一应俱全，可称有德之人乎？
继承人检查，弑亲继承，可谓武德？
维多利亚湖南的苏库马土著，选王协商，可谓武德？
班图人，儿童选拔，耶里切尼，可谓武德？
好，问题来了，黑叔叔为什么没有大杀四方，平欧虏征中东？我看有些人CK2玩多了，在继承制度上的分析能力比黑非洲班图土著还差了
资料引自《东非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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