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唐中后期的宦官可以如此跋扈以致能废立皇帝，明朝宦官权倾朝野却仍受制于皇权？
同样是身处皇家深宫，同样掌握着影响政治走向的巨大权力，为何大唐中后期的宦官能够肆无忌惮到废立皇帝，而明朝的宦官虽然权倾朝野，却始终无法挣脱皇权的束缚？这个问题，绝非简单的“皇帝强弱”就能解释，其背后牵扯着更为复杂而深刻的制度设计、历史惯性以及权力运作的微妙平衡。
大唐的“失控”：制度的真空与权力欲望的膨胀
要理解唐后期宦官的跋扈，我们必须回到制度的源头。
1. 宦官制度的演变：从服务到实权
唐朝初年，宦官的地位并不高，主要承担侍奉皇帝、太后的日常起居，以及一些低级的宫廷杂役。然而，随着皇权日益集中，皇帝对身边亲信的需求也愈发强烈。特别是那些长期生活在深宫之中，与外界隔绝的皇帝，宦官成为了他们最直接、最信任的耳目和执行者。
2. 兵权的旁落：禁军的“宦官化”
真正让宦官权力失控的催化剂，是禁军的掌握。唐玄宗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设立“神策军”，并任命宦官担任将军，统领军队。这在初期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兵权，防止地方将领拥兵自重。然而，后来的皇帝为了拉拢宦官，巩固自己的统治，进一步放大了宦官在军事上的权力。
到了唐肃宗时期，为了平定安史之乱，他将神策军全权交由宦官掌握，并赋予他们招募、训练、调动军队的权力。这无疑是将一把锋利的双刃剑递到了宦官手中。当皇帝需要军队镇压叛乱或巩固权力时，宦官便成了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一旦皇帝体弱多病、政务荒疏，或者子嗣年幼，宦官就有了干涉朝政、甚至掌控兵权的天然优势。
3. 监军权的滥用：制度的漏洞
唐朝实行“监军制”，即派遣宦官随军监视将领。这个制度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将领谋反，但随着宦官权力的膨胀，监军逐渐演变成了指挥权。宦官不仅可以监督，还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情况，甚至在战时直接指挥军队。一旦战局不利，宦官往往会将责任推给将领，进一步巩固自身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这种“乾纲独断”的监军权，使得将领们反而畏惧宦官，生怕被其诬告。
4. 皇位继承的“代理人战争”
唐朝皇位继承制并非一成不变，父死子继固然常见，但兄弟相传、甚至是父子之外的亲属继位也时有发生。当皇帝病重或驾崩，而太子年幼或地位不稳时，掌握兵权的宦官就成了关键的“拥立者”。他们可以凭借手中的禁军，拥立自己中意的皇子继位，从而在新的皇帝面前获得极高的恩宠和权力。久而久之，宦官们尝到了“立储”的甜头，甚至将废立皇帝视为家常便饭。例如，唐德宗时期，宦官李辅国拥立唐代宗，然后又逼迫唐代宗杀掉太子，改立他人。这种直接干预皇位继承的行为，使得宦官的权力凌驾于皇权之上。
5. 政治派系与宦官的联盟
唐朝中后期，士族门阀的衰落和新官僚阶层的崛起，导致政治派系林立。宦官往往会与某些政治派系勾结，成为他们争夺权力的棋子。这些派系为了自身利益，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宦官，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和资源，使得宦官的势力更加根深蒂固。
明朝的“驯服”：皇权的自我强化与制度的严密锁链
与唐朝的宦官不同，明朝的宦官虽然也曾一度掌握大权，甚至出现过像王振、刘瑾、魏忠贤这样的权臣，但他们的权力最终仍然无法摆脱皇权的控制。这得益于明朝皇帝吸取了唐朝的教训，以及更为严密的制度设计。
1. 宦官制度的“初心”：防范武将与士族
明朝建立者朱元璋，深谙权力的危险性，对武将和士族出身的官员抱有很深的戒心。他设立宦官制度的初衷之一，便是利用这些没有家庭背景、无法形成自己羽翼的宫内人士，来制衡朝中大臣。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对皇帝的忠诚度相对较高，而且他们不具备科举背景，难以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2. 严格的宦官管理：阉割、教育与层级分明
明朝对宦官的管理极为严苛。首先，只有经过阉割的男性才能成为宦官，这从根本上消除了他们繁衍后代、形成家族势力、与外戚勾结的可能性。其次，明朝对宦官的教育和培训也极为重视，他们从小就被送入专门的机构进行学习，包括文字、算术、礼仪等，这让他们能够胜任宫廷管理、文书处理等工作。
更重要的是，明朝建立了一套森严的宦官层级体系。从低级的“小黄门”到高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层层递进，但最高级别的宦官也只能在皇帝面前服从命令，其权力来源始终是皇帝的恩赐。皇帝可以通过控制宦官的升迁、赏罚，来维持其忠诚和服从。
3. “内官”与“外官”的清晰界限：严防死守
明朝在制度设计上，极力拉开“内官”（宦官）与“外官”（文官）的界限。宦官的主要活动范围被限定在宫廷内部，他们的职责是服务皇帝、管理宫廷事务、司礼监掌印等。虽然他们可以参与一些朝政，但不得担任实际的行政职务，更不允许参与军队的直接指挥。
4. 皇帝的警惕与制衡：防患于未然
明朝的皇帝们，尤其是早期和中期的皇帝，对宦官的权力扩张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们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制衡宦官的权力：
“分司”制度： 司礼监虽然权力很大，但会被分成多个部门，并由不同的太监分管，避免权力过于集中。
内阁与宦官的制衡： 明朝设立内阁作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内阁大臣往往是文官出身。皇帝会利用内阁来牵制宦官，反之亦然。当宦官过于跋扈时，皇帝可能会倚重内阁；当文官集团权力过大时，皇帝又会利用宦官来加以制约。
“三司”制度： 在一些重要的军政机构，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皇帝会设置不同的宦官首领，并互相制约，防止一家独大。
严惩不贷的例子： 明朝历史上，也出现过严惩跋扈宦官的例子，例如明宪宗时期对汪直的罢黜，以及明武宗时期对刘瑾的处死。这些案例起到了震慑作用，使得其他宦官不敢过于放肆。
5. 皇权的自我强化与绝对统治
明朝的皇帝，特别是朱元璋之后，致力于强化皇权。他们通过废除丞相制度，将权力直接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使得皇帝成为整个国家权力的唯一源头。在这种绝对的皇权之下，任何试图挑战皇权的力量，包括宦官，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6. 宦官的权力来源始终是皇帝的“恩赐”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明朝宦官的权力，其性质始终是皇帝的恩赐和授权。他们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没有军队的掌控，更没有独立的政治身份。一旦皇帝决定收回这些恩赐，或者采取措施限制他们的权力，宦官便会迅速失势。他们能够跋扈，往往是因为皇帝默许或纵容，一旦皇帝改变主意，他们的好日子便会到头。
总结：制度设计、权力基础与历史的教训
唐朝中后期宦官能够废立皇帝，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关键的军事力量，并且在皇位继承的真空期找到了权力运作的契机。制度上的漏洞，例如神策军的宦官化和监军权的滥用，为他们的跋扈提供了土壤。而明朝宦官虽然权倾朝野，但他们始终受到制度的约束，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其权力来源完全依赖于皇帝的恩赐。明朝皇帝通过严密的管理、权力的制衡以及对历史教训的吸取，成功地将宦官的权力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使得他们始终无法真正挑战皇权的至高地位。
简而言之，唐朝的宦官是“骑到了皇帝头上”，而明朝的宦官更多的是“皇帝手中的刀”，虽然有时这把刀很锋利，但最终的挥动权仍然在皇帝手中。这种差异，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和权力运作规律的一个深刻洞察。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宏大了，因为它和一个中国制度史的超级问题相关，那就是内廷和外廷关系的演变，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则是中国政治史的核心命题，即君权的人身属性和君主的制度属性是如何协调的。这两个问题实在不是我一个业余人士敢说半句的。
不过以我的粗浅认识而言，宋代在中国古代的宦官专政问题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宋代，内侍，也就是宫官的政治身份急速虚化，已经失去了在正式官僚行政中的地位，因此，内侍专权从此不再是一个正式的制度问题（童贯是个例外，他的政治身份取得并不来着传统的内侍体系），因此，宦官废立皇帝也就从制度根底里不再可能。因此，宋代无宦官专政，实际上是中国官僚政府制度化真正开始成熟的标志，皇帝尽管依然拥有绝对权力，但是它只有在“祖宗之法“所规定的成宪之内才有效，尽管并没有所谓成文宪法，但是皇帝与朝廷，也就是官僚共同体互相依存却已经是一个共识，朝廷无内廷，那么作为朝廷头等大事的废立自然也不会和宦官发生关系。
明代并没有超越这一点，实际上明代的宦官问题和汉唐宦官专政本质上并不相同（當然，漢唐閹禍的程度差距很大，漢代對於內宮外戚等皇帝近旁的依賴遠大於後世，此後從晉到隋唐的政制改革就是在反思漢制的基礎上進行的），第一，它来自明代皇帝在官僚体系之外保留的一系列特殊权力，首先是财政权，皇帝有直接从地方取得内帑的权力，这在中后期形成了宫使问题。第二，它来自军权，明代军制是一笔糊涂账，从制度上讲，明代军户直属五军都督，而五军都督对皇帝个人负责，因此军户隔离于朝廷之外，这使得中后期厂卫势力非常突出，而厂卫本质上是属于皇帝私人的（但是明代和唐代宦官掌禁军不同，后者实际上是将皇帝的军权委托给内廷的结果，而前者上，宦官始终只能掌握极小一部分半正式的军队，其实包括锦衣卫在内都不能说被宦官掌控了，真正的军户总权后来越来越虚化，其实变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中期以后总兵官崛起，军户将领地位急速衰退，也就消除了宦官掌军最后的隐患），因此内官也获得相对独立于官僚行政体系的政治权力。这两点是明代宦官问题的根本，但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只能间接影响以皇帝为首脑的朝廷行政，所谓废立一开始就完全不可能，因为作为一个制度实体的内廷在明代实际上并不存在。
所以，宋对于唐政治问题的反思是非常深刻而全面的，废藩镇只是其中一环，对于皇室自身而言，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废内廷，可以说两者都成为后世明清两朝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得到了相对完整的继承，也因此，如汉唐那样猖獗的宦官废立在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实际上也不可能真正出现。清代从始至终，内廷都没有被赋予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权力，所谓阉乱问题更是完全没有可能。
所以总的来说，从唐到清，阉政从肆虐无度到基本不是问题，是在总结唐代政治问题的基础上，中国传统的皇权官僚制度不断成长的过程，而宦官无法参与废立正体现了皇帝废立本身从帝王家事逐步制度化的过程。（不得不承认，明代朱元璋的皇明祖训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从此皇位继承有成宪可依，大大减少了传统王朝面临这一问题的巨大政治风险）
但宦官宋后失去行廢立的可能，他們对政治依然可以有间接而特殊的影响力，宦政之惡不在於那副器官，而在於政出於側近，出於密室，出於宮闈，在官僚體系之外另闢通道而不受監管（清代的督撫密旨雖然也是直達天聽，但是督撫依然是官僚，在晚清軍閥化之前始終受著整個體系的監控）。
多說幾句，明政之坏与皇帝肆意使用宦官，在官僚之外再叠加一套私人政治权力渠道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现在有些人因为要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指桑骂槐，就开始捧阉党（閹黨雖然不是閹人，但起於閹政，這一點和他們是不是士大夫沒有關係）是非常愚蠢的，愚蠢之处自顾炎武黄宗羲以来就反复说明，只是今人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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