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三大政策中的富国强兵为何使日本走向军国道路？

明治维新，一场深刻改变日本历史进程的变革，其三大政策——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如同三条并行不悖的河流，共同汇入了日本近代化的洪流。其中，“富国强兵”无疑是那条最汹涌澎湃、也最引人侧目的主流，它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是日本迅速崛起的基石，也最终将这个岛国推向了军国主义的深渊。

要理解富国强兵何以导致日本走向军国，我们得先剖析这个政策的内核与时代背景。

一、 何谓富国强兵？

“富国强兵”并非一个孤立的口号，它是明治政府面对严峻国际形势和国内挑战，为实现国家独立与发展而制定的核心战略。

富国（殖产兴业的延伸）： “富国”的首要目标是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摆脱过去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模式，发展现代工商业。这包括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建立近代化工厂（如制铁所、纺织厂），发展交通运输（铁路、蒸汽船），改革财政税收制度，鼓励资本主义发展。其本质是让国家拥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来支撑一切建设，也包括军事力量的建设。

强兵（军事现代化的核心）： “强兵”则直接指向军事力量的建设，而且是建立在西方模式之上的“近代化军队”。这意味着要废除旧的武士阶级特权，建立一支全国统一的、职业化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具体的措施包括：
征兵制的确立： 这是“强兵”最直接的体现。打破了旧有的世袭兵役制度，将服兵役的义务扩展到全体成年男性国民，从而组建了一支庞大而相对廉价的军队。这不仅增加了兵源，也通过军事训练将国家理念灌输给普通民众。
军事制度的仿造： 日本明确以普鲁士（德国）陆军和英国海军为蓝本，引进其军事理论、组织架构、武器装备和训练模式。这使得日本的军事建设能够跳过漫长的摸索期，迅速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
陆海军的独立发展： 陆军以普鲁士模式为核心，注重陆上作战能力和精锐指挥体系；海军则以英国海军为榜样，强调海上力量的优势和远洋作战能力。两者共同构成了日本现代化的军事骨干。

二、 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

日本之所以如此迫切地推行富国强兵，其深层原因在于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到来，如同敲响了日本闭关锁国时代的丧钟。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被迫开放港口，割让领土，丧失关税自主权。

“国破山河在”的危机感： 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都亲身或亲历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强大力量及其对亚洲国家的侵略。他们深知，如果日本不能迅速强大起来，很可能就会沦为下一个被瓜分的国家。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是推动富国强兵最直接、最强烈的动力。

与西方国家“平等对话”的诉求： 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是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而要实现这一点，仅仅依靠外交辞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足以令西方列强刮目相看的军事实力。这是一种以实力说话的生存逻辑。

三、 富国强兵如何一步步走向军国？

富国强兵本身是中性的，它描述的是国家发展的方向。但当它被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并与某些社会心理因素结合时，就可能发生变异。

1. “国家至上”的思维定势：
明治维新时期，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大力宣扬“国家至上”和“忠君爱国”的理念。天皇被塑造成国家的神圣象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甚至高于家庭和地区利益。这种将国家利益绝对化的思想，为将军事力量服务于国家扩张提供了思想土壤。

2. 军事现代化对国家资源的绝对掌控：
近代化军队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和人力。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不得不优先保障军事部门的资源分配。这导致殖产兴业的成果，很多时候被优先导向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产业，例如重工业、机械制造、造船业等。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军事扩张的附庸。

3. “以军制民”的体制倾斜：
在明治维新时期，军人阶层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许多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决策，都出自军队高层或与军事部门联系紧密的政治家之手。例如，山县有朋在担任参谋总长期间提出的“国家安危论”，就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国家安全观，强调通过对外扩张来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军事部门的权力不断扩大，甚至开始影响内政，形成了一种“以军制民”的趋势。

4. 对外扩张成为“强兵”的必然逻辑：
当一个国家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将其视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依靠时，为了继续维持和发展这种力量，或者为了证明其存在的价值，自然而然会产生对外扩张的需求。
资源掠夺：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其工业化进程需要大量的煤炭、铁矿石、石油等战略物资。中国的东北地区、东南亚等地，就成为了日本获取这些资源的理想目标。
市场争夺： 随着日本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已不足以消化其过剩的生产能力，因此需要对外开拓市场。
地缘政治考量： 日本夹在俄国、中国、西方列强之间，为了保障自身安全，它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缓冲区，或者通过控制周边地区来消除潜在的威胁。例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就是日本为了争夺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这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自信心和对外扩张的欲望。
意识形态的驱动： 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一种“优越感”和“使命感”开始滋生，认为日本是亚洲的领导者，有责任将西方文明的“先进模式”带到亚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替代西方列强在亚洲的地位。这种被称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便是军国主义思想的直接体现。

5. 教育与宣传的渗透：
明治政府通过教育系统，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和尚武精神。教科书、军事训练，以及各种媒体的宣传，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国民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参军被视为一种光荣的义务，为天皇效忠、为国家牺牲被视为最高尚的品德。

总结来说，富国强兵本身是日本在危机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务实选择。 它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日本的现代化，使其能够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然而，当这种“强兵”的目标被无限制地放大，当国家利益被绝对化，当对外扩张成为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手段，当军事力量的逻辑渗透到国家政治的各个层面时，富国强兵便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军国主义的深渊。 从甲午战争的胜利开始，日本的国策重心逐渐转移到军事和对外扩张上，每一次军事上的胜利都进一步巩固了军国主义的地位，最终将日本引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结局。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演变过程，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富国强兵”政策，正是其中最核心、也最具导向性的那个环节。

网友意见

谢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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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考试很多，实在没有时间细讲这个问题，所以就简要的答几句权当抛砖引玉了吧

私以为单单的军队数量和军备预算在20世纪初并不能说明一个国家是否是军国主义当道。军国主义的一个最重要表征是国家经济和外交政策全部以军备扩张为主导，发展到极端即为军官团（用日语来讲就是军部）利用政治手段或者干脆政变，强行架空甚至是取代文官政府。所以我对

@匂宫出梦

回答中的部分观点是持保留意见的。

@稻叶藤花

的回答中提到了日本在明治时代军事扩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点我还是非常赞同的。一战之后，旧战争的经验被总力战——这一战争的新姿态全部摒弃，新的国际秩序排除了武力作为国家扩张的合法性，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们在这一时期对军队有了重新的认识(当然也有战后萧条的原因)，即国防取代扩张成为了军队的立意所在。缩小常备军数量，通过发展经济提升国力、提高战时动员能力成为了新时代的主流，而正是这个思想确保了文官政府前所未有的稳固。

军国主义，则是国家转型失败的结果。单以旧日本帝国为例。宪法中统帅权的神圣和独立确保了军人在国家中不可抹杀的特殊地位，而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还没从殖民中吸饱血的财阀们，怎么可能在欲望最强时善罢甘休屈服于“国际秩序”。在侵略中尝到甜头的国民们自然渴望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旧日本帝国天皇制准确的说应该是以天皇和明治宪法为核心的多元联合。直到战败，无论是陆军、海军还是政党政客、宫廷重臣，任意一派也没实现真正意义上独裁，而是在乖离中又相互依存。陆海军坚决拥护“统帅权神圣”的明治宪法(但双方更多时候根本穿不到一条裤子里去)，政党和宫廷派把宪法中的“宪政”和“万世一系”奉为圭臬，国民也广泛认同该体制的正统性。30年代末，陆军的实力膨胀虽仍不能使国家陷入一元化支配，但还是导致了其对政权间接统治，此时其他各方深感自身的无力，又出于之前的各种纠葛耻与陆军为伍，在一片明哲保身的气氛中，于是开始对国家的前途抱有强烈的旁观倾向（就像次元舰队中刻画的米内光政那样）。

@稻叶藤花

所提到的五一五和二二六，我想这都不是影响旧日本帝国命运的决定性因素，灭亡的种子早已埋下，政治平衡被打破后的旧日本帝国迅速陷入了以陆军为主导的癫狂之中，短暂的“辉煌”甚至来不及孤芳自赏，便伴随着恶魔之花的绽放和凋零而昙花一现。我想，这个国家的历史留给后人更多的则是思考——无论是对于一国之统治者，还是针对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个体。

军国主义的形成，正是走向战争之路的缩影，两年多前在仔细研究过这段历史之后，我曾经多少次动笔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洋洋洒洒数千言感觉还只是略搔皮毛，一个国家的兴衰败亡，想讲清楚没有几本书的篇幅是不够的。写书很乏味而且也没人愿意关注，所以我才决定采用制作视频的方式。嘛…这些是题外话了

最后，留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吧，日本军国主义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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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忙，更新会在放假后重开，学生党精力有限，还请各位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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