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土地改革之前封建大地主势力是如何影响日本军国主义的道路的?

回答
明治维新,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将日本从一个封闭的封建国家推向了现代化的轨道。然而,在这看似翻天覆地的巨变之下,旧有的封建势力,尤其是那些手握大量土地的地主阶层,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却同样深刻的方式,影响着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

一、 土地改革前的“封建大地主”:权力与财富的继承者

需要明确的是,明治维新并非一步到位地消灭了所有封建残余。尽管“废藩置县”打破了旧有的藩阀统治,但土地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地租改革”(即土地改革)——是在维新后才逐渐展开的。因此,在土地改革真正落地之前,那些在封建时代积累了巨额财富和土地的“封建大地主”,依然是日本社会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这些人,往往是过去的藩主、家臣,或是因各种原因(如政府政策、市场运作)而聚集了大量土地的个人。他们的财富主要体现在广袤的土地和由此产生的稳定租金收入上。这种经济上的优势,直接转化为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力。

二、 土地改革前的封建大地主如何影响日本军国主义?

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前,封建大地主们通过多种渠道,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铺设了道路:

1. 财政支撑与国家建设的“压舱石”:
地租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在土地改革前的明治初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虽然开始推行新的税收制度,但旧有的土地和租金体系并未立刻被完全取代。封建大地主们作为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其缴纳的地租(尽管性质有所变化)构成了国家初期财政的重要部分,为明治政府进行现代化建设、军事改革提供了基础性的资金支持。
抵押与融资的提供者: 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们,其土地本身就是宝贵的抵押品。他们可以以此为基础向银行或政府融资,进一步投资于国家发展和工业化。这种间接的财政贡献,虽然不是直接的军事投入,但为国家整体力量的提升打下了基础,而这种力量的最终走向,很容易被军国主义所利用。
军费的“缓冲带”: 在国家需要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或战争时,这些大地主们因其稳固的经济基础,更能承受因战争带来的经济波动和税收压力,甚至可以被要求提供更多的物资或资金支持。他们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冒险提供了“经济保险”。

2. 政治影响与保守主义的“基石”:
对政府决策的渗透: 封建大地主们,尤其是那些在旧幕府时期就与权力阶层有联系的家族,通过其经济实力和在地方上的声望,能够影响地方官员,并通过参议、贵族院等政治平台,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
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与阶级结构: 作为既得利益者,封建大地主们倾向于维护一个相对稳定、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他们对激进的社会改革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更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地位。
“忠君爱国”思想的拥护者与传播者: 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他们会积极拥护和传播“忠君爱国”的思想,将天皇视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将效忠天皇和国家视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这种思想正是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在乡村地区和地方社会中推广这种价值观,为日后的军国主义宣传打下了群众基础。
支持强大的中央集权: 强大的中央政府,尤其是一个能够对外扩张、维护国家荣誉的政府,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一种保障。他们可以从国家对外征服和殖民中获得新的经济机会(如土地、资源),并且对外战争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更容易掩盖国内的阶级矛盾,巩固他们的统治。

3. 军事动员与社会控制的“后备力量”:
兵源的提供与动员: 拥有土地意味着拥有人力资源。在封建时代,地主们有权役使或征发农民。虽然明治维新后实行了征兵制,但这些大地主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仍然是国家动员兵员、物资的重要环节。他们可以影响当地居民对征兵的态度,甚至将其子弟送入军队,以此来提高家族在国家中的地位。
社会控制的网络: 封建大地主在地方上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网络。他们通过租佃关系、宗族关系、地方惯例等方式,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当地民众。在军国主义抬头时期,这种网络可以被转化为支持战争、宣传仇恨、镇压异议的力量。
军官阶层的来源: 一些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子弟,凭借家族的经济和人脉资源,更容易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等军事院校,成为军队的中高级军官。这些军官在军队内部,往往会继承和发扬其家庭背景所推崇的保守、集权和扩张主义思想。

三、 土地改革的“变奏”:封建地主势力的演变

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改革(例如《地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租的征收方式,将地租转化为以地价为基础的固定税收。这虽然削弱了部分地主对租户的直接控制,但却使得他们成为了更纯粹的土地资本所有者,其经济实力并未被根本动摇。

相反,一些精明的大地主甚至能够通过改革,将土地所有权合法化、商品化,进一步巩固和扩张其财富。他们通过投资工商业,与新兴的财阀(如三井、三菱)形成联盟,或者保持独立的政治影响力。

总结:

在明治维新后土地改革完成之前,日本的封建大地主势力,凭借其庞大的土地财富和深厚的地方影响力,成为了支持国家建设、维护保守秩序、传播“忠君爱国”思想的重要力量。他们为日本军事扩张和军国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稳定的财政基础、政治上的支持和潜在的社会动员力量。

可以说,他们并非直接的“军国主义分子”,但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与日本走上军事扩张道路的趋势是高度契合的。他们是旧时代秩序的受益者,也同样乐于看到一个强大、能够对外扩张的日本来保障其既得利益,并进一步提升家族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成为了军国主义思潮和政策推行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助推者。这种影响,是隐秘而深远的,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上一个重要的“土壤”和“基石”。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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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至战后初期一百年里,日本有一个极其特殊的阶层,叫做“寄生地主”。

啥意思呢?也很简单,传统地主确实雇人干活,但他们自己也要干活,而且他们平常住在农村里,深度参与农村事务;但寄生地主不是这样,他们住在城市里,到时收租,平常也不掺和农村事务。

寄生地主一开始很少,大部分都是城市商人帮着藩主老爷开垦新田,然后藩主老爷就允许商人在新田雇人收租。但问题是,江户幕府的农业政策是有个红线的:1698年《永佃令》要求,小作(小农)耕作一块土地只要满20年,就是这块土地的“永小作”,地主不能随便收回土地;即便小作已经交不上租子了,地主也不能收回土地,顶多是逼着他把土地耕作权转给别人。很明显,“永小作”成为德川时代一个土地制度bug,结果就是德川时代的农民其实过得还算滋润,只要能挺过前20年劳累命,总体上都有土地(事实上)的所有权。

但地主也就惨了,毕竟这么一来,开垦新田的投资收益事实上也就20年,商人顶多做一票生意就走人了。寄生地主只会零零碎碎产生一些,很快就会消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治维新以后,1875年2月内务省《小作地处理纲要》做了规定:“永小作”分为两种解决办法,要么农民买下这块土地,变成自耕农;要么重新计算年份,耕作再满20年以后,你再想办法买下这块土地。如果没钱买,你就直接变成一般佃农,失去土地(事实上)所有权。当然,这个政策的实行并不全面,事实上到大正时代的1920年,日本“永小作”还占有2.7万町步(1町步差不多1公顷),但相比之下已经属于耕地面积的零头了。

“永小作”消失以后,“寄生地主”自然有利可图。这时候就有两条成长路径了,一种是城市里的有钱人跑来农村买地,成为寄生地主;另一种是农民赚了钱去城里买房,全家转移到城市生活。随便举个例子,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家族,明治维新以前一直是农户,后来靠着贩卖种子、卖农具赚了点钱,马上转去做了生意,后来他家一边开百货店做生意,一边买地租出去种,基本上就是典型的寄生地主了。

1920年,日本寄生地主一共有934644户,粗算100万户;日本全国人口5600万,粗算1100万户,那这帮人事实上占了9%。也在1920年,日本拥有选举权(直接国税年缴3日元以上)的人口(25岁以上男性)一共是占全体人口的5.5%。后来日本虽然从1928年开放男性普选,选举人口比例增加到20%左右,但这5.5%的人却早已占据着日本各行各业的命脉,这就让他们拥有很强的引导能力。

前面提到岸田家出身,实际上老一辈日本世袭政治家很多都是这么来的。安倍(山口县酱油商人),河野(神奈川某村长),津岛(青森县大地主),福田(群马县某町长)都有着类似家庭背景,孩子送去大城市上学以后得到知识的提升,立刻获得跻身政界的本钱,最终开创属于自己的名门。何止政治家,大文豪也都来源于此。夏目漱石出生于东京西侧的地主家庭;太宰治是上面提到的津岛家的六儿子;川端康成父母早逝,但家中始终也不缺地不缺粮。经济产业方面更是如此了,看看涩泽荣一,去年《势冲青天》的蓝本基本上是按照他的回忆录拍的,他小时候的生活主线是陪着爸爸下乡收经济作物。。。。

很简单的道理,只要能送孩子出门读书、而不是在家务农的农家,总体上都是不太需要有人干农活的,也就是寄生地主。

那么好,寄生地主与他们的后代如何影响军国主义呢?这就要说到军国主义思想是怎么产生的。

军国主义思想并不是一种无来由的东西。20世纪初期,日本为了解决明治维新遗留的国家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展开大量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大正民主”浪潮中,无数观点涌现出,包括经典民主主义,英美自由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右翼国粹主义,甚至回归前工业时代的农本主义。昭和军人关于总体战/国家工业体系/全民总动员的设想事实上也综合了许多当时社会上的主要思想,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各种主义的有利点。

这一点,之前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写书评的时候提到过:

昭和军人批判“民本主义”有着让“帝国滑向民主国深渊”的嫌疑,但也承认国家发展需要照顾到国民总体利益;他们反对欧美自由主义主张的“个人主义”,但也认可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充分竞争是提升国家产业能力、科技水平的重要基石;他们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对于君主制的否定,但也认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劳资关系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无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投入生产;国粹主义者虽然只是民间人士,但“天皇之国”的宣传模式却能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支持军队在海外扩张建立新秩序;农本主义的思维模式确实很古老,却是许多出身农村的底层士兵日常所思所想。

——有一点没写进去。昭和军人甚至能容纳女权主义你敢信。后面大政翼赞会建立以后,下面专门有一个大日本妇人会(1942年成立),其中一位理事是1920年代争取女性集会权的市川房枝,后来工作内容就是组织女孩子们竹枪报国了。市川奶奶后来很受赏识,还当了大日本言论统制会的理事,一个女权主义者跑去审查别人的言论,这个矛盾感大家体会一下。

换言之,军国主义并不是军部一意孤行搞出来的东西,而是集合日本社会各式各样派别观点的最大公约数,这才能让他们获得精英阶层,尤其是寄生地主与后代的支持。

我们当然要谴责军部一次又一次对华侵略,但也要注意到,日本国会议员对于侵略行为总体是支持的。侵华战争开始以后的日本国会基本上按照军部要求通过各项战时法律,当然你也可以说,军部营造了暗杀议员的恐怖气氛,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国会议员也要借机通过自己的法律法案,为自己的地盘、政党争取更多政治权益。至于国家会不会因为走了军国主义道路而出现什么问题?那是首相的事儿。

正因如此,二战结束美军到来以后,许多议员都被清算了,给了一个“公职追放”处分。这玩意儿并不是美国人瞎搞的,他们当时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光靠一个军部是不可能搞出这么大动静,必须也必然有这么一群知识分子和议员的配合——但很快由于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前后“公职追放”全都解除,这些人又堂而皇之回到日本国会,而他们曾经的问题,也大都被推给了军部。

反正军部也是死老虎了,不踩一脚白不踩。

再拉出来市川房枝奶奶。她二战后摇身一变,重新成为女权主义代表,“公职追放”结束以后,1951年当选二战后开放女性选举权后的女性议员。至今仍然是日本女权运动史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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