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尖锐矛盾是怎么被伊藤博文消除的？
要理解伊藤博文是如何“消除”这些矛盾的，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他并非如魔术师般瞬间挥手就能让一切烟消云散。更确切地说，他是通过一系列深思熟虑的政策、精湛的政治手腕和对时局的敏锐把握，逐渐将这些尖锐的矛盾化解、引导，或是将其影响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当时最突出的矛盾之一，便是旧武士阶层与新兴国家机器之间的摩擦。维新革命的主力正是这些来自萨摩、长州等藩的武士，他们曾是封建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但新政府成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来源发生了剧烈变化。一方面，废藩置县、取消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以及对旧幕府体制的彻底否定，使得许多武士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另一方面，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常备军和官僚体系，需要吸收大量人才，但并非所有旧武士都能适应新的规则和要求，有些人仍沉溺于过去的荣光，难以接受新政府的领导和改革。
伊藤博文处理这一矛盾，采取了“收编”与“安抚”并重的策略。他深知这些武士的能量，如果不能妥善安置，很容易成为反抗力量。因此，他积极推动建立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将大量有能力的武士吸收到军队和政府部门中，让他们在新体制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同时，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压力，政府也出台了“士族授产”政策，例如提供贷款帮助士族从事工商业，鼓励他们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对于那些仍然心怀不满、甚至爆发武装起义的旧武士，如西南战争，政府也毫不犹豫地予以镇压，以雷霆手段巩固了中央的权威。但这并非是简单粗暴的镇压，而是伴随着对改革必要性的反复强调，以及对改革成果的广泛宣传，试图从思想上瓦解反对的声音。
另一个核心矛盾，体现在中央集权与地方旧势力之间的博弈。废藩置县虽然推行了，但地方的旧藩主、豪族以及他们多年形成的势力网络，依然是潜在的挑战。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张感到警惕，并试图保留一定的自主性。伊藤博文对此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一方面，他坚决推进中央集权，通过统一税制、统一司法、统一货币等一系列措施，削弱地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也很注重与地方精英的沟通和协商，将他们纳入中央决策的视野，例如通过各县的参事会，让他们感受到参与感，从而减少对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伊藤博文在制定宪法方面，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他深知，缺乏一个明确的法律框架，政府的统治基础是不稳固的，也容易被地方势力抓住把柄。于是，他领导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这部宪法，虽然带有德国模式的痕迹，强调了天皇的至高无上，但它也为国家权力划分、政府机构运作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秩序的构建。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定宪法，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国家体制的合法性，也为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部分矛盾提供了一个“游戏规则”。
此外，新旧经济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矛盾。明治维新鼓励资本主义发展，扶植了官营企业，但与此同时，原有的农业经济基础和手工业也受到了冲击。一些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时代的洪流中举步维艰，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通过鼓励发展铁路、邮政、电信等基础设施，推动工业化进程，这在客观上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带动了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政府也尝试通过一些社会救济措施，缓解贫困问题，尽管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但它们至少表明了政府对社会稳定性的关注。
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日本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在对外开放，西方文化涌入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日本的独特性，同时又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伊藤博文在这方面，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既强调“和魂汉才”，又积极学习西方，特别是德国的政治、法律和军事制度。他主张“脱亚入欧”，但并非全盘西化，而是有选择地吸收，以“和魂”为本。他通过各种方式，如派遣留学生、引进西方专家、推动教育改革等，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引导国民形成了一种既开放又具有民族自信心的身份认同。
可以说，伊藤博文并非简单地“消除”了矛盾，而是通过制度的建设、政策的实施、以及高超的政治斡旋，将这些尖锐的矛盾进行了“管理”和“引导”。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深知改革的艰难和阵痛，因此他采取的策略往往是渐进的、灵活的，并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用他的政治生命，为日本新政府的稳固和发展，铺就了一条相对平稳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上仍然充满挑战，但那些足以让国家分崩离析的尖锐矛盾，在他的手中，被有效地控制和转化了。
网友意见
首先，明治维新的社会矛盾不是被伊藤博文消除的，而是日本明治维新从肇始阶段就存在“西化”与“复古”这一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思维，这对思维互相锁在一起，成为日本走向近代化国家的基石。这也是历来不被中国启蒙派重视的一点，某种意义上，清代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完成改革，不是因为不够“西化”，反而是因为不够“复古”。
1.明治维新的思维基础
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一句“王政复古”（1868年1月3日）爆发时刻、亦即退反江户幕府的戊辰战争（1868年）开始前的一幕经典场景。
当日晚上六点，参与推翻江户幕府残余势力的明治维新志士与藩主群体聚集在京都御所的“小御所”之中，大家开始商讨未来如何应对退位将军德川庆喜。这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占了出来，这就是对“王政复古”运动不甚满意的土佐藩原藩主山内容堂。他认为，虽然江户幕府已经不在了，但国家稳定还是需要德川庆喜，应该建立以德川庆喜为“议长”的国家议会体系，话到激烈处，山内容堂还骂了一句：
“如今这是什么事？三四卿拥着幼冲天子，要搞什么阴谋？”
虽然江户幕府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德川庆喜在先前已经宣布“大政奉还”（而且“大政奉还”的建议还是山内容堂提出来的），那就等于是也要结束江户幕府专权。这个时候的退位将军德川庆喜就不再是一个反面人物，而是应该争取到新政府这一边，争取把国家局势稳定下来。
而且更有趣的是，当时山内容堂的想法反而是“小御所会议”的主流。因为参与会议的五大藩之中，除了萨摩长州是激进的倒幕派之外，尾张、越前都是德川家亲藩大名，土佐藩山内容堂也与德川庆喜的关系很好，所以如果会议顺利的话，德川庆喜很有可能被迎回新政府体系。
但对于这一点，京都的青年倒幕派公卿岩仓具视却非常不赞成。此人在幕末时期一直想方设法与江户幕府作对，甚至于“王政复古”诏书也是他申请下来的，所以一旦迎回德川庆喜，那么他的政治地位将会很难保证。于是这个时候岩仓具视做出一番非常有名的“训斥”：
“圣上乃不世出之英才，意在建大政维新之鸿业。今日之举皆是依宸断（天皇的决断）而为，（山内容堂）竟敢妄言我等拥幼冲天子而窃取权柄，这是何等无礼！”
注意这段文字并未出现“天皇”二字。日本在第62代村上天皇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里天皇都不叫“天皇”，而是以居住地或者陵寝名称为“某某帝”、“某某院”，直到1840年光格天皇去世时才刚刚改正回来，幕末高层还以往日习惯以“天子”、“圣上”相称，这也多少凸显出天皇在过去历史中的存在感很低。
至迟从平安时代（784-1192）中期开始，天皇对政权的影响力就大幅缩水，进入幕府时代以后，天皇完全不像中国皇帝一样拥有绝对权力；到了幕末，虽然京都朝廷重新成为国政一极，但天皇依然要受到公卿集团掣肘，尤其当时的明治天皇睦仁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便更没办法反对。《王政复古大号令》本身是岩仓具视主导，所以山内容堂所谓“三四卿拥着幼冲天子”，实是对当时局势的最好解读。
山内容堂之所以诘责岩仓具视，重点在于他依然处于上千年的“虚君”传统影响下，想当然认为岩仓具视也会受到“虚君”影响，承认“王政复古”是自己主导。谁承想岩仓具视却拉出“宸断”作为大义名分，而山内容堂坚持的“公议政体”在名义上也要以天皇为中心，这就陷入自相矛盾；加之岩仓具视毕竟是公卿，自然可以声称任何举动都是“宸断”。
于是，岩仓具视便打破了日本一个延续上千年的不成文传统：天皇不亲政。
政治上讲，岩仓具视非常高明，只要拉出“天子”权威，任何阻挡者便是“朝敌”。事实上戊辰战争爆发前后，当旧幕府与新政府两军交战时，岩仓具视便为新政府军争取到象征天皇名分的“锦之御旗”，这就让旧军背上“逆贼”之名。在军政双方压力下，德川庆喜大败，沿海路逃出。新政府军不到一年时间里平定半壁江山，并在明治二年（1869）夺取北海道，统一日本四岛。
但这也给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巨大的逻辑定式：王政复古这个意在推翻幕府、建立新政权的思路以“恢复皇权”作为旗号，以天皇所谓“叡虑”（即天皇的想法）作为评定正邪的标准；这就意味着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把“复古”与“革新”两个看起来截然不同的理念锁在一起。
整个明治时代便不由得光怪陆离起来：一方面日本积极西化，民间开展启蒙运动与自由民权运动，乃至讨论宪法、建立国会，一副“脱亚入欧”之感；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皇国”思维却愈发严重，从中下层官僚蔓延到一般民众，进步与后退、西化与复古彻底搅在一起，让这场“革新”从一开始就无法彻底消灭传统，而只能通过强化传统来获得改革的合法性。
当然，仅就明治维新而言，“革新”、“西化”与“复古”锁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好。毕竟某种理念可以在象牙塔里面一争高下，但到了具体治国理政层面上，必然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能偏用偏废任何一种理念。一旦“复古”与“革新”这对相反思维锁在一起，那么每个利益群体都会从现有的改革措施中找到自身位置，促进大多数人支持改革，这对于国家在变革期稳定发展大有裨益。
每逢改革，多数人都会注意改革措施如何、改革理念如何，却唯独忽略了“改革成本”。“复古”理念其实虚无缥缈，根本没人说得清公卿、幕府出现以前的日本国家体系如何运作，但“复古”却能够给重视传统价值观的群体带来尊重感；而在一次次改革进程中，传统价值观群体一定受到冲击最大，“复古”就会成为降低、乃至抵消改革成本的重要方式。
2.伊藤博文所面对的政治势力背景
通过明治维新前十年的斗争与战争，日本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于是这个时候在日本国内也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政治派系。
第一个是大家最熟悉的，即以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核心的“萨长主流派”。但一直以来，很多人都会简单地把这些人理解为“出身于萨摩、长州的人”，但实际情况远比这个简单的“出身论”要复杂得多。事实上“萨长主流派”的传承标志是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两人的私交（更远还可以延续到大正昭和时代的西园寺公望-牧野伸显-近卫文麿-吉田茂等人），而其建构基础却是以原先供职于江户幕府的“幕臣”群体为主，这些人拥有丰富的实际治国经验与人脉体系，他们或是进入实业方面（比如“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或是进入外交界（比如与沙俄谈判领土的原幕府海军负责人榎本武扬），或是进入到具体的职能部门（比如“日本税制之父”前岛密），总之这个主流派成为日本行政体系的重要基础。
这个“萨长主流派”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即“萨长军阀”，以“日本国军之父”山县有朋（长）、西乡隆盛的两个亲戚西乡从道、大山岩（萨）为核心，这个分支以军队为主，他们的传承体系更多是以出身及门阀为标志，包括很多人提到的“长州陆军”、“萨摩海军”这种说法也是这么来的。但本质上，由于山县有朋非常坚持武官不能干政的原则，这个分支的发展在明治时代相对独立，也与后来的昭和时代军部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个是题主提到的自由民权运动。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源于1871年“废藩置县”政策，在藩时代，各地高级农民、商人与藩主家族之间存在一条非常明晰的管理纽带，藩内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而是认为自己是“XX大人的家臣（领民）”。所以整个国家无论出什么事，高级农民与商人不会直接找江户幕府，而会先与藩主商议，那么很多问题就能在藩这个层面解决掉。但由于1871年“废藩置县”政策的出台过于迅猛（事实上从动议到实行只用了十天时间），导致藩主群体整体移居到东京，那么各地高级农民与商人就突然要全部面对位于东京的中央政府，这就导致他们对这个陌生的、以“萨长”官员为主流的政府非常不信任，再加上明治政府初期的腐败非常严重，这些人就急需一个能够代表自身呼声的政治组织。
一部分政治家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机会。在1873年征韩论政变、1881年议会政变结束后，土佐藩的板垣退助、佐贺藩的大隈重信这两个曾经参与推翻江户幕府的维新志士在政府中失去地位，于是他们便在民间成立党派，利用各地高级农民与商人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要求开设议会、建立一个能够监督明治政府的机构。他们名义是“为民争权”、“争取自由”，实际上却是要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
第三个是“宫中”派，他们倡导明治维新之前的“尊王”论，要求实现“天皇亲政”。这个群体历来不受关注，因为他们的成员都不是如同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的相关记录也长期在一些私人书信之中，很少受到关注。
所谓“宫中”集团，狭义上说是担任过“宫中顾问官”职位的官僚，但广义上讲，是以明治天皇身边的“侍补”（帝师）群体、以及天皇本人信任的一些非主流派高级军官组成的政治团体。在探察近代日本历史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宫中”集团。主要成员是熊本藩国学者元田永孚、土佐藩尊王论者佐佐木高行，以及四名被“萨长军阀”疏远的武将。这些人的主要特点也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没能加入到“萨长主流派”之中，甚至遭到边缘化与排挤，所以反而团聚在明治天皇身边，把天皇的名义权力与自身残存的实际权力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派别。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华族（明治维新以前的旧公卿、旧大名、旧寺社家主在明治维新以后统称为华族）也加入到这一派别之中。
所以伊藤博文在1880年代的主要任务，就是稳固“萨长主流派”势力，确保明治政府行政体系高效运行，同时尽可能稳固自由民权运动与宫中集团两方面的政治要求，而前者要求开设国会，模仿英国建立宪法制度；后者要求尊重天皇权威，建立符合“天皇亲政”理念的宪法制度。
3.伊藤博文的欧洲考察与归国改革
1882年3月到1883年8月，伊藤博文前往欧洲各国学习宪法经验，求他山之石以解决自己国家的实际问题。
在维也纳，伊藤博文遇到了一生之交洛伦兹·冯·施泰因教授。与欧洲其他自由派思想家有所不同，施泰因却是一个偏于保守派的学者，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不能脱离现有的社会形态而孤立存在，这让他在欧陆学者之中、尤其是在维也纳这个自由主义勃兴的城市成为异类。但也正因如此，他的出现也让伊藤博文喜出望外：伊藤博文并不需要一个浪漫主义的空中花园，他更需要一个拿来就能用的理论抓手。
施泰因的主要学说是“国家人格说”，即把国家类比为人，认为国家也应该拥有自我意识（Ich）、意志（Wille）、行为（Tat），其中国家的自我意识的代表为君主（天皇）、意志的代表为立法机关（国会）、行为的代表是各大行政机关（各省厅），三者之间需要保持平衡，才能以“国家的自我意识”为基础，将“国家意志”体现为“国家行为”。用更为通俗的话来说，三者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我们是谁”，“我们要什么”，“我们怎么做”的问题。
这一点在施泰因看来，建立宪法最难的事情并不是确立条文，而是如何将国家“意志”化为国家“行为”，即在“行政”（Verwaltung）方面如何下功夫；而伊藤博文处于官僚体系顶点，自然也关注行政权的定义与实施，双方自然一拍即合，形成了极为良好的互动关系。伊藤博文也最终明白，立宪并不仅仅是撰写一部宪法，更要建立起法治国家，那就需要完整的行政体系来支撑，而代表国家意识的“天皇”、代表国民意志的“国会”，都不应成为行政体系运转的障碍。
所以，伊藤博文可以容纳“宫中”集团用来构建国家的“自我意识”，也可以容纳自由民权运动人士组建国会来构建国家的“意志”，但这两者都要有其明确的边界存在，这才能保证明治政府的行政不会受到阻碍与延缓。
1884年开始，伊藤博文首先兼任宫内卿，对宫内省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天皇作为国家统治机器的管理职能与天皇作为普通人的管理职能分开。为了获得“宫中”集团与华族对于改革的支持，伊藤博文在1884年7月一次性授予500多名华族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随后将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总计350万日元的政府股份无偿划归皇室财产，在当年就给日本皇室带来了23万日元的利息收入。
所以明治时代一个很具有戏剧性的场景便出现了：1884年8月7日上午，292名授爵者进入皇宫参拜，集体向着“皇祖神灵”宣誓效忠，表示“永世扶翼皇室尊严”；到了晚上，292名华族之中的263人又携夫人参加了极为盛大的西式晚宴，天皇睦仁、皇后与四大世袭亲王夫妇均身穿燕尾服，出席宴会。很明显，天皇与“宫中”集团乃至华族并不排斥西式礼仪，但他需要让伊藤博文体现出一种尊重传统的态势，这才能让他以及他身边的“宮中”集团放心：明治维新无论怎么改革，都不会伤害他们的利益。
有了这一层保证，伊藤博文就更能顺利规制天皇的管辖事项。1886年9月，伊藤博文与明治天皇达成“机务六条”。第一条规定：“内阁会议除非首相邀请，天皇不得参与”，等于是明确了天皇只能听取汇报，而不能参与内阁讨论过程中。第二条规定：“天皇若垂询国政，只能召见对应的国务大臣及次官”，阻止天皇身边的“宫中”集团成员介入到国政决策之中。最后一条规定：“大臣若想汇报主管事项，即便天皇生病也可进入内宫拜见”，这就从根本上封锁了明治天皇直接影响政府施政的全部可能性。
4.明治宪法的建构
明治宪法所有看似矛盾的点位，都是在这一层复杂的政治关系上建构起来的。
首先，明治时代的宪法性文件并不止有一部《大日本帝国宪法》，与其同时通过的1889年《皇室典范》也具有着一定程度的宪法性意义，在二战以前两者也被合称为“典宪”。注意，“典”在“宪”前，也就是说皇室典范的地位在名义上还要高于宪法。在1947年以前，日本许多法律法令的来源都不是基于宪法，而是以皇室典范为上位法。
为什么会有这种构建？事实上伊藤博文的目的就是要确保皇室事务独立运营，与政治事务彻底分开。毕竟宪法容纳了国民选举而成的国会，而且日本国会也模仿英国议会，具有独立的法律提案权与表决权，不完全是一个政府法案的协赞机构，那么为了让代表国民“意志”的部门不与代表国家的“自我意识”的天皇有所接触、推翻明治政府，伊藤博文就专门设计了这一套复杂的制度，那就是：
国家“自我意识”的代表者天皇，归属《皇室典范》管辖；国民“意志”的代表者国会，归属《大日本帝国宪法》管辖。双方均无法伸手参与另一方的事务，那么明治政府的执政地位就从根本上得以保证。同时，如果议会想要废除天皇制，不好意思，你虽然可以提出法律议案，但你的提案只能针对宪法下的问题，天皇制的问题属于《皇室典范》管辖，雨女无瓜。
如此一来，“复古”的支持者自可以在天皇制方面找到慰藉，“西化”的支持者也可以在议会体制下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无论怎么样，最终你们的嘴炮都还是要靠“萨长主流派”组成的政府来完成。
那么，还会有什么社会矛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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